张曼菱:精神的框架,民族的脊梁

——2023年5月13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9 次 更新时间:2023-07-21 00:36

进入专题: 季羡林   闻一多   西南联大  

张曼菱 (进入专栏)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神框架和民族脊梁

这是我在疫情三年以后第一次出省,到了江南,特别高兴,我想起郑板桥的“四十年来画竹枝”,只是删尽冗繁而已,留下来的是筋骨、精气神;“画到生时是熟时”,我们还在,一拨朋友们更加直率,也更加善于思考了,这让我特别地受到鼓舞。江南不仅是锦绣之乡、风景之乡,确实是人文之地、气骨之地。

现在坐在这儿,我先说一下我讲座的标题“精神的框架,民族的脊梁”。一个社会要稳定,要安宁,要让人民有安全感、幸福感,它必须是有框架的,包括法律的框架、经济的框架、道德的框架等种种框架。

我本身是学人文学科出身的,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开始,我便关注人性,因为所有的框架都是由人来操作的。

那些义理你写在纸上一条一条的,就像我们每天走在路上看到的那些价值观标语,都是赏心悦目都是好的,但为什么还出现很多糟糕的事呢?所以我就想讲一讲精神的框架。

从我们古人,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里,其实可以发掘到非常优秀的东西。就拿西南联大来说,闻一多这拨文人在当年的抗战环境中也是在寻找这种精神框架。

我在四川见了马识途,他跟我说闻一多想办一个报纸叫《十一》,十一合起来就是“士”。他想重新再塑造那个时代的人格和精神,而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里是可以找到这个框架的。

《孟子·公孙丑上》讲到人有四端,就是四个开端,就像人的四肢,先是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才能行不忍人的政治。

所以他把“不忍”作为四端的起源。

不忍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比如你见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了,你立刻就想捞他,你捞他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你想跟小孩的父母搭关系,也不是因为你想在乡里造一个好名声,而是小孩的那种惊恐首先搅动你的心,你内心不忍,你不能看到他在井里挣扎,你不能看到他活活被淹死——孟子说这才是人的本心和初心。他说,为政者、为君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中国古人把那种残忍的人叫做忍人。孟子说,如果落在忍人的手里,就什么事都弄不成了。

所以,可想而知,我刚才说的那么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框架,必须基于这个“不忍之心”。

孟子又继续说,因为你不忍,所以你有“恻隐之心”,这就是仁。我们说“仁义礼智”,义就是因为你有了仁心才会有的羞耻之心,觉得“有些事我不做我就很羞耻,有些事我必须去做”。

因为你有了义这种羞恶之心,你就会有辞让之心,而不是“我见什么好的就都是我的,坏的都给别人”,这就是礼。因为你有了这种礼这份辞让心,就会有是非之心,那就是智。这样解释了仁义礼智,这就是人有“四端”。

关于精神的框架,古人一直说“外圆内方”,就是说我们自己必须是有框架的,有上线有底线,两边都有边界。鲁迅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走过来,就是因为有那么些拼死拼活地为民请命硬干的人。

我觉得这些人不是那种一时冲动的英雄,他们必有一个精神的框架在支撑自己。

我为什么要在开始讲述我的两本书之前提起刚才的这一番话呢?

我在一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时候,和清华的徐葆耕先生,也是我的合作者谈起来。他说:曼菱,你做这个东西,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就不是成功的。

什么问题呢?就是,五千年来,在这个地盘上,中华民族为什么打不散?各种天灾人祸、外族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一伙人就不散呢?就是要抱在一起呢?比如说,有一个邻居,你很讨厌他,但是日本人打进来,把他杀了,你必然愤怒,愤而起之为他报仇。同胞之心,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这么深呢?因为我们都共同在这个精神框架里,就是孟子说的这四端——仁义礼智。所以我们打不散,我们能够延续下来。

我觉得这种框架、这种精神也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要延续,不单是靠几个仁人志士拼命硬干、为民请命,我觉得要塑造符合这个时代也符合人民理想的社会的精神框架。所以我就这么来命题了。

季羡林先生的不忍之心与羞恶之心

我先讲几个故事。

我最近看到抖音上有一个小年轻讲季羡林——有朋友知道我和季羡林先生关系比较深,就把这些视频发给我。我看后就很生气:这个小年轻在表扬季先生,用一种什么角度呢?他说,季先生包办的妻子在国内,虽然他在德国又邂逅了一位非常知性的少女,最终他还是回来选择了这个妻子,而且始终不渝……之类的,是从这样一个角度。

抖音什么的有很多小段子、小故事,在民间传播,很多都是断章取义,我对它们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但正是这个事,恰恰触动了我,我要说一说季羡林先生的精神框架是什么。

我跟季羡林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从我的大学一年级开始。当时季先生看很多人围攻我,怕我想不开,就派人跟踪我,我们的联系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我拍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时候,要求采访他,但被他拒绝了两次。我为什么要去采访季先生呢?因为季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传人,他去学梵语、写文章,包括回国后的工作,都是陈寅恪先生推荐的。按理来说,季羡林先生应该是最适合谈他导师的人选,但他却拒绝了我两次,为什么?连他身边那个秘书都纳闷,说:曼菱本来是要什么得什么,但是这回却被季羡林先生拒绝了两次。

我马上感觉到,季先生内心里有一种障碍,有一种自责。于是后来我就说:先生,我不要求您谈西南联大,您就只谈陈寅恪。他才同意了。他给我讲了陈寅恪的家世,讲陈家三代爱国。从那时起,我才看到了季羡林的灵魂深处有一种负疚感——我们国内抗战那么残烈的时候,他是身在德国。留德十年,他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

他思念慈母,写的也是《诗经》。我一个师妹曾经跟我说,她想拍摄季先生的留德十年,我说:你要是拍这个,你想好没有,这段经历在季先生的人生里是一个负面的还是正面的?如果只拍这段的话,迎合的只是别人对异国之恋的兴趣。

他的国族情结,他深深的痛苦,你怎么拍得出来?如果你拍不出来,你就最好别拍。拍的话,大概率会变成一个流俗的跨国洋恋爱的影视片。我就阻止了。

实际上,季羡林是一个贫困的牺牲品。因为他家实在太贫穷了,母亲把他送去当养子,他才能够读中学。他的养父母又欠人家房租,这个房东有几个女儿,他跟小女儿比较好,但是人家要嫁大女儿。所以他只能默默吞下一个又一个贫困的苦果。

他清华毕业回去又回去教书,但受过清华熏陶以后,他不甘于这种生活。他注意到冯友兰搞了一个留学项目,马上就报名出国了。如果非要说他是为了妻子回国,好像是要把他塑造成一个道德完人,但是你看季羡林公开出版的《清华园日记》,里面骂教授、“看女生大腿”之类的都有,他不想当一个道德的楷模。

他从德国回来是有很多原因的,不要把他包装成是为了妻子回国、守在妻子身边。否则就完全不理解他是一个真实的丰富的人,一个即便受了苦难也要承担着民族的痛苦的人。他是怀着国族之心毅然回来的,并不是说他有一个妻子在这儿才要回来。

他回来以后,看到虽然抗战胜利了,但国家一片凋零,妻儿一片憔悴,因此他决心再不离开,因为离开故土本身就是痛苦。

在这样一个厚重、深沉的历史面前,国耻在他心中俨然已变成了个人耻辱。他曾经跟邵燕祥说:“我为我不是右派而感到羞耻。”季羡林身上充分体现孟子说的不忍之心、自知之心、羞耻之心。

如果他没有羞耻之心,他不会匆匆地从敌国赶回来,要为自己刚刚从抗战中喘息过来的祖国奉献一切;如果他没有孟子说的四心,就不会让他的妻子始终留下陪伴。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深沉的情怀,而不是简单的像抖音里说的那样。

闻一多先生的个人魅力与对学生的不忍之心

我再说一点不忍之心。

从道理上说,精神框架并不需要很多规范,其实就是“初心”。我采访过海内外两岸三地的很多联大学友,他们最钦佩的人,一个是梅(梅贻琦)校长,全力端着西南联大,维持着这所战争中的大学,毫无疑问是中国第一大学的第一校长;还有一个就是闻一多,无论左派右派,都热爱闻一多。

一个从美国过来的药学专家跟我说:闻先生高高的个子,眼睛放着光,远远走过来就是一股热气向你喷来。他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很多人也知道闻先生在山洞里唱歌的事——走得又累又冷的时候,忽然山洞里响起了一个男声,特别好听。

我听过闻先生儿子唱,应该是跟闻先生嗓子差不多,特别好听。闻先生唱的歌剧特别优美,大家一听都着迷了,也不觉得累了饿了,不知不觉就走出去了,天也亮了。当歌声停了的时候,大家还很遗憾。闻先生特别像红烛,红烛就是在最寒冷的时候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还要说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事情。北大有位叫季镇淮(北大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的先生,曾教过我,人家说他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虽然他讲课不是太精彩,但是学问非常大。

你看他的文集,他具有非常优秀的感受美的心灵,凡是好的事,他绝不会放过,就会记下来。他写过闻一多先生一个什么事呢?他们步行团走到某一个县,因为那个地方太小了,也太晚了,就买不到吃的,学生们没饭吃。

恰好县长听闻来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就摆了一桌宴席,要请闻院长和老师们赴宴。学生一听就闹起来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以校为家”,老师就像他们家长似的,突然老师要去赴宴,而他们还在饿着,就跟“弃儿”一样。

按照正常的道理来说,人家请的是老师,学生们没采购到吃的喝的跟老师们没有关系。但闻先生就有不忍之心,非常理解这些学生,知道这时候他们就像小孤儿一样,虽然只是一顿饭,他们会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闻先生站起来说:“我四十多岁的人了,我和大家一样,走了一天。首先,今天这种事情发生,不是谁故意造成的,不是说故意买不着菜,所以大家不要闹。第二,我不吃,我和大家坐在这儿,饿一夜。”学生一下就安静了,没话说了。其他的几位老师也表示不去吃,为了表示没去吃,就也坐在那儿,和学生一起饿一夜。

这样的胸怀,才奠定了西南联大能够与学生们同甘共苦,学生对老师的爱戴和敬爱才是真心的,发自肺腑的。

闻先生感觉到的是,这个国家、民族还有沦陷区的父母们把这些孩子交给了我们,如果仅仅因为一顿饭就让他们的心灵受到摧残,他们还会信任我们吗?我们再在课堂上讲课,再说这样那样的道理,学生们还会听吗?

闻先生这样的思和行,就是他“不忍之心”的体现。这个故事使我深深明白闻一多的魅力。为什么青年学子对他如此钦佩?因为“不忍之心”的感染是不分左中右的。

这事发生的第二天就迎来了“台儿庄大捷”,大家都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大家很高兴地上街游行,也满足地吃了一顿,透着师生同心同德的高兴。试想,如果那天晚上老师和学生就分裂了,那么这个胜利的喜悦恐怕也不会这么喜悦了。

在步行团路上发生的种种,为联大师生后来坚守在昆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们知道:我们是西南联大的学子,我们有老师是可以依赖的,我们是有精神框架的。

梅贻琦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他儿子说:他回来从不问“你们吃饭没有”,他也不知道家里人还饿着。他就全心管学校去了。

这两个故事就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不忍之心”,为什么说“人有四端”,这是构成精神框架的一个本源的文化和力量。

西南联大人所体现的真正精英意识

我补充一点,刚才张老师讲了西南联大和闻一多,闻一多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个诗人、学者。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其原因让我想起何兆武(清华大学教授)先生出的一本书——《上学记》。

我一直在琢磨何兆武先生提的一个问题。他们那时候烽火连天,在昆明经常跑警报,读书条件非常简陋,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却说那时候他们有一种幸福感。

我有时候想: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都有一种特别苦闷、烦闷的感觉,我们今天面对的生活条件、物质基础比西南联大那时候无疑是进步和提升的,为什么反而那个时代的人会有一种幸福感?一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有希望;二是因为,在当时的昆明那座城市里,同学和老师之间是非常平等、民主、自由的,彼此之间有信任、有善意,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也是何兆武先生反复谈到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回应一下曼菱老师刚才多次谈到的孟子的思想。

面对任何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一个民族的脊梁都是一种有力的力量,这也是知识人的文化情怀。我想起余英时先生在回忆录里谈到的,包括胡适也引用过的,说民国时期很多人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回到中国。

他们经常引用的一个比喻就是鹦鹉。这个故事说,有一只鹦鹉曾经在一座山上居住,后来离开了那座山,再后来那座山起火了,于是,鹦鹉就飞到一条河流旁边,用它的翅膀沾一点水滴,再飞很遥远的路途,飞到起火的山上扇动它的翅膀,让几滴水滴下去。其他百兽都嘲笑它,“蚍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后鹦鹉说,“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这座山,但我曾经在这座山上居住过,我有情感,我有共情,我有体验”。鹦鹉说“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就是它的不忍之心。我觉得这可能是那一代中国文化精英的共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精英和成功人士的区别,很有感触。

前些年在杭州参加的一个书院的暑期课程,当时晚上有一个夜沙龙,参加者多是来自海内外名校的本科学生,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我就问那些同学:“你们认为自己是精英的,或者以后会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同学,举一下手。”总共三四十个学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举手。他们说:“唐老师,我们不愿意做精英。”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大家觉得做精英是很羞耻的,因为精英就意味着会被人鄙视和嘲笑的。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精英”,比如士人、士大夫、士绅,他们更多承担了这个社会的公共文化责任,他们对弱势群体是有共情能力的,并通过行动来克服虚无,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就像基督教《圣经》里讲的,不但要做人世间的光,还要做人世间的盐——他们要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

而现在我们语境中的“成功人士”,往往是利用社会上的潜规则或者模糊地带来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扩展自己的利益,逃避要承担的公共责任——这些人被叫做“成功人士”。

今天回过头来看民国这些人物,胡适也好,傅斯年也好,很多人,包括地方上的一些实业家、企业家,做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我成为精英我就更多地具有对别人的支配权,在消费中获得自我快感”,而是要更多地帮助、扶持周边的社会共同往前走。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西南联大这代人,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一己利益,他们的格局、胸怀是不一样,因此他们就不会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天地自怨自艾。这是让我特别受触动的。

齐邦媛老师的《巨流河》出版以后,当时《东方早报》发表了一个年轻学者对她的采访,她讲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她说她的人生从来不抱怨也不诉苦,也从来不向别人解释她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决定。

比如很多人好奇,当年她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左翼青年,为什么在大学里别人都去参加学生运动和前进读书会,她还去听莎士比亚的课程,并且就她一个人修了这门课。

她说,“我不想总是跟别人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否则太浪费生命了。你认定有内在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你就一直坚持去做就好了”。

我们回头来看西南联大这一群民国知识分子和这一代文化精英,他们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当时很多教授文章发表之前,互相手抄互相共享。这和我们今天大不一样。

我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很多年轻学者不愿意提供会议论文,怕别人抄袭,PPT也严禁拍照之类的。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有这点心得体会,生怕被别人抄袭。但是你看那个时代的共享精神,完全不一样,格局不一样。

精神力量对于民族传承的作用

那时候的师生有“薪火相传”的责任感,一切力量就是要传递民族的火种。我在台湾淘了一本书叫《我们生命中的七七》,里面有一些细节很值得细细品味。在大陆所出版的书里,关于抗战时期中小学转移的基本没有,这本书就弥补了这样的空白。

中小学的转移也是很感人的,当然也很艰辛、很困难。中小学的学生都是些小孩子,老师中又没有大学者、大名人。名人有名人的气节,有名人的社会楷模作用,但是普通人的气节同样是高贵的——他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不亚于名人,但是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书里写到,当时大量的中学转移,中学生带着斗笠,穿着草鞋,走过家门口的时候,奶奶就跑过去抱住孙子不让走,母亲来就把奶奶拉开说,“国家就要亡了,这是国家的种子,不是我们的孩子了,我们要为国家留下复国的种子,让他们走吧。留在这儿,以后就只能学日文不准学中文了,就成奴化教育的牺牲品了,我们没法反抗,但是我们要把孩子送走”——多么悲壮啊!

抗战,包括文化相传,是整个民族的,不只是精英的事。国家把学生交到那些名师手里,名师们有责任保护好这批学生,对社会做出楷模。这就是为什么梅贻琦家里人饿着肚子他都不管,要管学生们。

而且,正是因为中小学没有断裂,所以大学才能连续八年招生。李政道就是在抗战中完成了中学教育又到了浙大和西南联大的,他的导师给吴大猷写信说,“我已经不能再指导这个学生了,他是天才,要把他送到更好的老师手里”。这是中国“士传”的精神,像接力棒一样把他传上去。

李政道怀揣那封信来到西南联大,吴大猷一看,也不认识写信的这个人啊,但信里说的话让他感佩。李政道的导师并不是想获得什么,就是出于一个普通的物理老师的心,觉得这个学生值得吴大猷教,应该由吴大猷来教。就是这种心。

前两天我在苏州的时候,我们校友带我去看了苏州中学。它的前身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所创的府学。

范仲淹回乡后,买了这块地,风水先生跟他说,“这个地方太好了,将来这个地上,你们家的子弟,肯定人才源源不竭”。

范仲淹一听,就想,这么好的地方,不能让我们家独享,要让这个地方的子弟都来读,让人才辈出。这也是“不忍之心”,不是说风水好了,范家就独占。我想,历代的地方官和民众也不忍心辜负范仲淹这番心意,也不敢随意拆建。

大家对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

范仲淹讲的又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出自“不忍”,想让大家一起来。不管是面对好事、坏事,自己都要有不忍之心,不然任何规定都规范不了人性的恶。不管东方法律还是西方法律,无论法律法规怎么完善,最后都约束不了人的根本,真正的约束还是要靠精神传承的。

为什么陈寅恪说“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他为什么相信,在战乱里,还要继续精神的学问?

他深信,只有中华民族发自于心的学问和精神,才能抵抗强大的危机、覆灭的命运,而不是空掉书袋。我们的文化在哪里?在心里。

西南联大学生兵的奉献和学者们的坚韧

一路上,很荣幸有很多人支持我、理解我。1998年,我通过云南省“人才引进”项目回到云南,我就提出要做西南联大的历史。

说来也有个契机,为了这个项目,我要到北京取得北大、清华的认可。

记得那天晚上正是澳门回归日,学生们都很兴奋,跑到天安门广场唱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把这个片段做进去。

我在2003年完成了《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纪录片,一共五集,当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探索·发现》栏目播出了,播出的时候一片轰动。

当时哈工大的校长给联大的北京校友会会长沈先生打电话说,他要求学校的学生的一定要看这部纪录片,西南联大的欧美同学会也非常激动,认为这个片子做了比较全的梳理。

北大一个师弟跟我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两位诺贝尔得主是不同台的,只有你把他们两位弄到一块儿。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因为他们都舍不下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对他们来说,就像母亲一样。所以当我在做这个纪录片时,

许多人听说我已经采访过李政道了,就愿意出来讲并帮我找这些老校友,这就是西南联大的魅力。

《西南联大启示录》完成的时候,网络还不发达,只选择了在央视播出,包括去台湾的那些校友,比如梅贻琦、蒋梦麟、胡适,都讲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启了关于西南联大的热议。

在云南,我拍这部片的时候,西南联大旧址上只有一个“一二·一”纪念碑,碑的旁边是个锅炉房,把那个碑熏得雾气腾腾。这个片子播出以后呢,省里专门拨款,立了西南联大遗址,并打造了联大纪念馆。可以说,是纪录片撬动了对这段历史的保护。

当年我做的那些采访是不可再生资源,当时很多人还非常年轻,有的如今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把它还给社会。

2003年这个片子做完以后,2008年两岸关系转暖,2009年我就争取到了去台湾采访的机会,我租了台湾台视公司的一个金牌摄制组,跟着我跑了半个月。我们把西南联大当时还健在的老校友找了一遍。

台湾有一个西南联大在台校友会,会长是柴之棣先生(2014年去世),他就住在连战的楼下。我找到了一位90岁高龄的学姐刘长兰,她是我整个采访中资历最老的。

她是1936年入学的,16岁考入北大。

既然是历史纪录片,那就要有一个历史的框架,不是随便找一个人东拉西扯。

既然我讲的是西南联大,那么,对于西南联大离开北京、南迁到长沙,然后从长沙转移昆明,这个迁徙途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关注;一位具体的西南联大人当时在哪儿,在这个环节里是什么角色,有着什么感受——我需要的是这些内容,我需要老校友们通过讲述来重建历史的框架。

做完纪录片以后,我又写了《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样就把在台湾新做的采访包含了进去。我还找到了一批当年从军的人,他们是为了抗日才从军的,从没想过今后会被划为哪一派。

我采访了一个叫刘孚坤的学长,他到台湾后也没有入国民党。抗战结束后,他就跟殷海光在军中组织了一个俱乐部,那时候他们天天骂共产党。

殷海光本来是国家主义者,后来也曾经被国民党重用,担任《中央日报》的主笔,但是到台湾后,他就转型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战士,也是为联大校友左中右都引以为傲的一个人。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这一生求真的道路是很曲折的。殷海光最后用他的生命找到了他所认可的真理。

刘孚坤学长跟殷海光是极好的朋友,从军队出来以后,他又重新回学校读书,后来到了北京。到了北大以后,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告诉他说“你快跑吧,因为‘镇反’开始了,要镇压反革命”,还说“反革命”名单里有他的名字。

于是他就连夜翻墙逃出北京,南下,然后就到了台湾。他并不是有心要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也看不惯国民党。

他的生活是比较窘迫的,好在他算是“荣民”,可以排队等着分房子,但还没有等到分房子就过世了,很坎坷。

当时他给我讲了很多故事,也给我念他的诗,真是个才子啊!

蒋介石曾经讲“十万青年十万军”,但学子们并不这么认为,因此学校里“左”“右”分裂得很厉害。梅校长就动员一些教授出来讲话。

当时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美军的资源和物资,说明文字都是英文的,如果会英文的学生都不参与翻译,这仗还怎么打?

梅校长出于保护学生的动机,一直不愿意学生们上战场,但是这时候必须让他们去了。许多教授也出来演讲动员。

闻一多先生讲得比较特别,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对国民党非常不满了,他说:“没事,去参军吧,然后把他们的武器夺过来,我们再保护自己。”

刘孚坤给我讲了很多从军的学生的故事,但是这些往事至今在公共历史上还是一个空白。1941年从军的清华学生后来曾经自费出了一本书《八百学子从军记》,我也曾经向许多出版社推荐过,但直到现在没有公开出版。

这些学生兵,分布很广,他们有的加入了远征军,有的参加了芷江受降,很多重大的历史他们都参加了……都是非常宝贵的回忆。

青年学子“投笔从戎”自古以来都是美谈,他们及其事迹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他们不应该被埋没。

文化传承与国族延续

小兵肚子里的民国故事很多,我也是这样。

我还是说回到刚才的话题——不忍之心。

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我们的大学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大学教授都是养尊处优的,闻一多家就有七个仆人,冯友兰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北京一座四合院,他们做学问的环境是非常舒服的,根本用不着忧虑什么的。

突然日本人打了进来,用飞机轰炸清华园,校园里的墙都抖动。

吴宓日记里有过很生动的记载,写他当时坐起来裹着被子,想着自己会不会被炸死。“生复何用?生复何用?”意思是“我活着有什么用啊?”虽然书生无力,眼见日本人在扔炸弹也没办法阻止,但内心里他想的不是怎么逃命,而是更宏大的问题:“我们为何如此被人作贱?”像吴宓这样的学者,他们有很高的西方文凭,随时可以回到英国去喝咖啡,但是他们没有别的想法,国难当头,要跟同胞一起共患难。

我在台北采访了冯钟豫先生,他是冯友兰的侄子,水利专家,是清华的学生。他说,在西迁步行的路上,不断地遇到伤兵,他们有的丢了一条腿,有的夹着拐,沿途乞讨。

遇到西迁的师生后,伤兵就告诉他们,哪里哪里又被日本人占了,士兵弟兄们都战死了,“因为我已经伤残了,因此排长叫我乞讨回家”。

这就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军队,虽然如此弱小,但他们没有什么怨言。

比起这些士兵,联大的学生们虽然也很苦,但真的幸福多了——学生们可以吃伙食,享受地方的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学子的心里能不自责吗?——享受了国家的待遇,还被保护着,而抗日英雄只能乞讨回来,他们都没有埋怨。

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可想而知当时的中国军队有多惨。

我再讲一个故事,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因为忍受不了日本人进入,忍受不了日本的铁蹄踏进故宫,觉得无力拯救国家,就以殉国为志。

一些外国人理解不了中国人这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神,觉得困惑:为什么中国军队,明明知道抵抗不过,非要战死到最后一个,这不是以卵击石么?但这就是“士”的气节,就是老百姓说的血气。

任继愈先生也曾跟我说,只要中国的民气还在,贫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让我感概的还有,当时学生们一路步行而来,免不了遇到土匪。但他们一说自己都是南下的学生,土匪就不抢他们了。

带队的黄师岳将军还跟土匪讲,“我知道弟兄们都不容易,落草为寇都是被逼的,现在国难当头,我介绍你们去抗日吧”。

很多土匪经他劝说,转为抗战部队了。中国老百姓当土匪也是无奈的,他们也是有血性的。那位黄将军是信任民气和血性的。

不忍之心,就是在民有民气,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气节。陈三立老人绝食而死,当时日本人还向陈寅恪送了宪兵队的请柬,邀请他赴宴。

日本人很明白一点:要把这些文化领袖先收买了,有了他们的名气作保,下面自然会有一些人跟着,就有了汉奸队伍。

所以,陈寅恪当夜决定逃离北京,他不想落在日本人手里,这是气节。

吴宓也明白这个道理:日本人侵入中国后,不可能与中国人各自相安,而是要把整个教育奴化,要亡国灭种。

这不是空说的。我在台湾就考察过,台湾就是断裂了51年。我在台湾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会议,一个教授就说,日本投降的时候,他父亲就哭了,因为他觉得他是日本人。

教授的爷爷给自己儿子一耳光,说:“我们赢了,我们是清朝”。

教授的爷爷还记得,但是不敢说,自己心里还是中国人。国族认同上就这样断代了,不敢教育后代了。

另外一个与会者说:“当时我姐姐也是这样,她也哭了——‘天皇怎么投降了?我们是天皇子民’,我哥哥也是给她一耳光,说‘我们赢了,我们要回归了’。”

我在花莲看过,日殖时期田地被划分成井字,中间最好的地块就是日本人种,周围的是皇民种的;而抵抗日本的华人,就没田种。

我雇的摄制组的那些青年很可爱,他们的父亲都是穿和服说日语的,因为当时日本已经统治那么久了。在当年,曾经反抗日本的台湾华人,漂泊到大陆,清朝却把他们捆起来送给日本人。

所以,他们也很悲愤,觉得清朝不要他们了。那些年轻人说:“张老师,我背唐诗给你听——床前明月光……”那些唐诗也都是我们大陆小孩背的。他们说:“我还会唱《满江红》”。还有一个说:“我会唱《苏三起解》”。

他们特别喜欢这些中国文化。他们说他们最喜欢什么,家里收藏了什么。实际上他们内心都已经回归中国文化了,在他们的血脉里有这个东西。

我一直很思念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也觉得,对我们的同胞还是要有不忍之心,用我们的文化热情相待。

我和他们有十五天相处,分别时,我的助理说“你回头看”,我就回头看,他们在车上含着泪唱着歌,他们说:“张老师,我们看着你的背影唱歌”。

因为他们把我看成大陆过来的一个老师,我每天和他们同车,坐在车上时,他们就给我讲那些中国文化的内容,我也告诉他们怎么说对,应该念什么。

他们是渴望获得主流文化的熏陶机会的。

刚才讲到,陈寅恪当时就离开北平了。

当时局势那么恶化,政府也没有具体规定哪条是文化人不能做的、做了哪条是汉奸,至于怎么做,就是个人的心灵选择。

陈三立老人都自尽了,和日本人势不两立了,也在告诉人们什么是红线、是绝对不能踏的。陈寅恪宁可父亲未葬就背井离乡。这种名门望族,立即就离开北平了。

这些大的事件,这些行为,也给北平城的文人一个警示:“陈家老爷子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了,绝不能有什么侥幸之心”。

所以,对于周作人,胡适等人都来劝他,但周作人最后还是“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大学知名学者里就出了这样一个汉奸。

闻一多自己真心觉得,“原来内地那么凋敝、那么贫困,我们都不知道,就喝喝咖啡,做一些什么诗,对得住谁?”他真正发生了自省和反省。

我们这个民族,不管是战争、侵略、被割裂、被沦陷,力量怎么反而越打越铁呢?反而打得我们知识分子又回到了人民中,又担起更多的责任,而没有一打就赶快跑到外国去喝咖啡。

这些知识人心里的力量更强大了,把自己习惯的生活都抛弃也可以,“我的根我得守着”。

这看似悖论:日本人打来了,怎么还发生了很多可喜的文化现象?日本人摧残了我们的教育,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这种苦难中打造了坚韧的精神。

有一位美国学者易舍强来做西南联大的研究,一个原因是,在欧洲,法西斯猖獗的时候,被侵略国采取的应对中,没有像中国著名文人学者一样积极转移、带着学生学子、保护文化种子。

首先要留种,留文化,不能亡国灭种,这种意识是中华民族最强烈、最自觉的,在平民的意识里也是如此。在欧洲那边,一些人想着,“要不然我就从军去抵抗”,当然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样的也有。

在所有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里,只有中国有这么巨大的文化团体、教育团体的迁徙,政府和民间都来保护支持,认为要留种——留文化的种子,这是国家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这就是我们中国特色、我们民族的性格、我们文明所给我们的意识。侵略者来了,我们先把我们的方块字保存好,不能被侵略者毁了,我们的孩子必须接受中文教育,文化上保种了才能保国。

精英的牺牲精神

士气很旺,绝不投降。

我给你讲当时一个飞行员的故事。他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张伯苓不是长得很高大吗,他儿子也是很高大。

当时的飞机就是很落后,张锡祜个头太高了,坐进机舱后就拉不上机舱盖,他只能不盖机舱盖了,在寒冷的高空里露着头。

按理说他的身高不适合当飞行员,就像个子太高了当不了宇航员一样。因为南开被毁得太惨,之前他就已经入伍了,后来驾机血染长空牺牲了。

张伯苓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死得好!”这就是中国的父亲。

在那种灾难中,学校都被毁掉了,张伯苓是含着泪说出来这句话的。他们为国为民族,这就是精英的孩子们。

西南联大人对昆明风气的改变

对昆明,对云南的影响,首先就洗尽铅华。

我小时候父亲跟我说,抗战时我们(昆明)那儿有很多绸缎店,而昆明很闭塞,人们习惯于夸富:今天这个老板娘出来戴一个金戒指走一圈让大家看,对面那个小姐不干了,明天又戴上另外一个什么项链之类的出来兜一圈……进行这种很无聊的斗富。

但是突然从北方来了那么一群人,而且是留洋的,他们的长衫却基本都不洗的,很脏,一些人胡子拉碴的,还有人说胡子等抗战胜利了再刮。

那些北方来的太太们穿着布鞋、蓝布的旗袍,拎着菜篮子。当时一看,他们都是高尚的人。龙云主席请他们吃饭,请到家里。

昆明市民就震住了,把丝绸赶快收起来,不敢穿了,说“国难当头,日本人快打来了,金戒指赶快摘掉”。

当地富家女孩也跟着西南联大人一样穿着阴丹布的衬衫。

富人也学着龙主席,请几个教授到家里吃饭,表示光荣。教授们到富人家,家长让小女孩出来,有十二岁的女孩一扭一扭的,是缠足,教授们一看,说“放掉”。

家长说习俗要求缠足,教授们说让女孩去上学,然后一下就把缠的足解放了。

所以,云南有很多“解放脚”,就是小脚已经裹了一阵又放了,虽然放不太大,但总是可以恢复自然,可以穿皮鞋了。

于是,一大批的年轻人就学西南联大人的样子,背着斗笠夹着书,朴素地冲来冲去。

当地风气马上为之一转,人们觉得这样很光荣,比如到处听演讲。我们的武成路原来有一排开店的,晚上关店时会上门板。

西南联大学人对市民有演讲,他们也很感谢昆明市民对他们的帮助,他们一演讲,老板们就赶快上门板关店,当时太阳还没落,伙计就在那儿上门板。老板要去听演讲,伙计也要去听演讲。

昆明的整个风气就扭转了。

联大师生自己洗尽铅华,社会上的人们也明白了——那时候谁穿丝绸就是耻辱,人们还把金的银的首饰赶快收起来。一时间昆明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我父母在那个年代正值青春,他们非常难忘。我父亲亲眼看到潘光旦在那儿打篮球。潘先生只有一条腿,夹着一个拐棍,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只有一条腿,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他就是要体现身残志坚这一点,这给很多身带残疾的青年人带来了一种自信——“不要自卑,一条腿怕什么,我照样去追篮球。”

我父亲也去看过闻一多写在门上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母亲是市女中的,她老师是东北流亡青年。

我母亲说她老师的鞋底是用麻绳捆着的,都分离了。老师给他们讲到东三省沦陷时声泪俱下,听讲的女生全部哭起来了。在游行的时候,市女中就紧跟西南联大的队伍。

有一张照片,闻一多背后穿花旗袍的就是我妈妈。她们那些女学生都是深受西南联大的影响。

“西南联大”四个字,就是我小时候父母告诉我的,也是一种光明。我父母他们后来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那团火和光都没有灭,好像缘分一样。

也是这个民族的血脉和文脉的流动。

布衣中的“士”之精神

我是做西南联大研究过程中写成的《中国布衣》这本书,父亲也在我写书的时候过世。

有朋友跟我说,《中国布衣》和《西南联大行思录》这两件东西其实是一个锅底,就像火锅的锅底。我的理解就是:同样的土壤,有的做成陶器了,有的做成瓷器了。

我的父亲是2000年末去世的。2000年8月时我曾经邀请了费孝通以及二十多位西南联大的老人到云南省,因为正好云南省召开第一届关于民族文化的大会,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举办。

费孝通是原副委员长,请到费孝通后当时的惯例是二十万元的酬报,我说这二十万我不要,给我二十个请柬,我请西南联大一些老人,他们很想来昆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受到重视,没有人请他们,他们都是比较贫穷的。而且我拍摄的纪录片,镜头需要他们重返故乡。

包括闻立雕、许渊冲、宗璞这些人,我都请来了。请来的第二天,开幕式的时候,许渊冲先生在会场上晕倒了。

领导把我找去,说:“哪儿找来的这些老人,晕倒了,出事了你负责啊?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对高龄老人的出场,现在很忌讳的。

当时有领导就对我说:“你不准回家,你就住在(老人们住的)宾馆日夜看守着他们。”

那些老人对云南是那么热爱,我也不忍跟他们说他们不能自由出席活动了。这时候我父亲正在病重,但是我父亲就说:“你去陪他们吧,他们都是为这个民族做过贡献的人。”我就记得父亲这个话。

原来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看我这个性格,就说:“你肯定是达官贵人的子弟,胆子特别大,什么都敢干,你爸是谁?”我说我父亲是无名布衣。我回去告诉我父亲,我父亲说“你回答得好,就是这样”。

那一年,我到北京来为我西南联大研究立项的时候,季羡林先生事先电话邀请我参加他的米寿。我就请我父亲写一幅祝寿的字——我父亲的字比我的好。

本来我父亲的字有专门装裱的,有他的整套的包装,他一般都是帮我装好。但是,那次我出发的时候,一看一张字在那儿,也不装也不裱,我马上就要上飞机了,让我拿到北京去装裱怎么来得及呢?——我马上就要去祝寿的。

我父亲跟我说:“我想过了,季羡林的寿诞毕竟是高朋满座,有那些名人字画,我的不合适摆在那儿。”他的字落款就是“张进德为小女所书”。我一听就知道他故意不装裱,我也没办法,就把字叠起来。到北京后,在季先生大寿日之前,我到季先生家,就把父亲的字拿出来,跟季先生说:“我父亲给您的祝寿字已经写好了,但是父亲说他的字不适合放在名人堂里去当名人之作。”季先生听了以后,用手摸着那幅字说了一句“不容易”。

后来季先生就说,“我自己来裱”。然后他就裱起来了。这幅字季先生就一直保存着,一直留在自己身边。等到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季先生给我写了“无名有品,无位有尊”八个字——没有名气,但是有品格,没有地位,但是有尊严。

我觉得,在社会上,有很多平凡人都是这样的,他们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也不愿意随便去钻进那些名人的地方,他们比很多名人有尊严多了,所以是“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季羡林先生在去世前,还叫人把这幅对联送到我的手里,交给我——有一天有人送来一个缎面的匣子,我打开一看,字装裱得非常精美,我知道这是季先生回报我的父亲,要交到我的手里。

这是他们的一段神交。季先生就说,他自己也是布衣。我父亲写的字,内容季先生很喜欢,季先生以此把我父亲视为同道。

我父亲一生最爱写的就是“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本来是诸葛亮的一句话,意思就是天气热了也别多开花,天气冷了也别掉叶子。我父亲特别喜欢这句。

季先生也很喜欢这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认识到:即使机会来了,也别见机会就上,你以为你可以戴个高帽子,或者看到有很多名人的地方你就挤上去,但并不是;不该去的地方就别去,你有你的尊严。

我记得父亲曾经专门跟我谈过一次。他说,“以后你别到处跟人说我是右派”。我说,“右派很光荣”。父亲说,“好也罢,不好也罢,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并没有被正式划为右派”。当然他也是因为言论被报复被流放,但是没有戴右派的帽子。

当右派光荣地复归到社会舆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右派特别有骨气、特别光荣的时候,父亲郑重地告诉我“你不要说我是右派”,不是因为右派好不好,而是要尊重事实。他的这些教诲,多么朴素,使我刻骨铭心。

我也想到我的浮躁,自己有时候是很爱出风头,在北大的时候有人就说我爱出风头,跳舞、唱歌什么的——当然那些都是玩,但是后来我就想起我父亲说的话。我是文学专业出身的,做西南联大研究,就要回归踏实、严谨的精神。

后来,我的工作有幸得到任继愈先生等人的表扬。我还是要感谢我父亲严厉的教诲,我随时想到:我是不是又窜到名人堂了?我该不该挂在那儿?不该挂最好别挂。“无名有品,无位有尊”,反过来就不好了——有名无品,有位无尊。

我们这代人反而很容易灰心。“四人帮”被粉碎后,我还被整了“反革命”的罪名。

当时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贪官污吏,没有什么好的。我对父亲说:反正我们得不到好处。我父亲就说:“你知道孙髯的长联为什么说‘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为什么他不说‘三春杨柳,九夏芙蓉’?应该是先春后夏,为什么他要说‘九夏芙蓉,三春杨柳’,他要把春放在末?这是表示新的开始,让你知道春天来了。”

后来我又参加高考了,复习的时候,父亲说“你这不是得到好处了吗?你还说你得不到好处”。我们知青返城后,他就不喜欢我们变得灰溜溜的、什么都怀疑。

之前因为政审被卡等原因,很多人觉得高考是假的、骗我们的,不会公平招生的,人家早就选定人了,我们考了也没用。

在我父亲激发下,我就想管它有用没用,马上再去考,结果就考了地方第一名,这是在1978年。前一年,即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是不错,但因为档案政审什么的,他们把我剔除了。

我接着在1978年再考,谁敢再拦我,我就拿菜刀上他们家去拼,不管结果会怎样我就又进了考场。我说,“三春杨柳”也要自己争的。

当然,自己心里首先要有杨柳,要知道杨柳是自己的,自己是有春天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九夏芙蓉,三春杨柳”这样颠倒来写,春天在后面,莫辜负。我父亲很反对灰败的东西。

问答部分

提问:

我们今天畅谈的民国时代的西南联大的精神,在当下怎么能够传承下去?

张曼菱:

这个问题相当庞大。我想还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框架。首先,要有教育的框架,教育涉及的问题很大、很多。

西南联大中西合璧,它是独创的,并不是纯粹模仿西方大学。西南联大所有的学生入学第一年都要读中国史——不管什么学科的学生。所以,才出现钱穆写的《国史大纲》。

钱穆先生个子很小,在长沙讲课时,教室里的那些高台阶,使他看起来很小。

他说:“中国史非常伟大,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讲,我也没有资格,但是我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爱这个历史。”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跳起来了。当时学生非常印象深。

给我讲这个事的学长跟我说,当时有一个歌就是“中国不会亡,就是不会亡,就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我去台北,他们还有人跟我唱起这歌。西南联大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学史、读史以明智。

现在我们说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读史以明智是不是素质?再比如,当时的清华重视通才教育和体育,学生体育不行就不能毕业,吴宓就是因为体育不行拖延了一年才毕业。他尝试了多种体育项目,后来就学游泳。

好歹在水里老师教他划拉,他总算能漂浮起来,也会划两下,这样就考核游泳项目,算他体育及格了。之后他才能够去留学,才能享受清华的公派留学待遇。

我到台湾去看了新竹清华大学,他们的足球什么的非常活跃。

清华强调体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所学校认为人的体质和意志是相关的,一个很弱的体质不可能有坚强的意志。

如果学生动不动就昏倒了——现在学生太阳底下做个操都有昏倒的——一挤就骨折了,这么脆弱,这么孱弱,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后代会怎么样?还行吗?而且他们还要养育自己的后代,他们的后代是不是更弱了?

我觉得西南联大提供的教育框架是值得现在社会学习的,它并不带有很多限制,而是面向育人、培养人的框架。

比如,当时的老师讲课,甚至在理科课堂上,那些同学们说,老师是开天窗,没有哪个老师是从头背到尾、把知识点什么的全部背完的。

有一位物理老师讲的东西,从来不在一本书上。他讲某个学说有某种著作,学生记一下,然后到图书馆查这本书。

他也不要求学生把这本书看完,因为学生一般还看不懂大师的全本著作,他就要学生看某一章之类的,跟他讲课有关的内容,比如热力学、电子学,在大师著作里学生已经可以看那一章了。

所以,图书馆里总是排满队。这位老师的方式叫做“开窗户”。

老师备这种课要费很多心血,而且他的目的就是给学生打开窗户,让学生明白:原来这种学说不是我们教科书本身编出来的,而是从各个大师的名著里——这里一个章节,那里一个章节——把它们集中起来的,作为我们这个年级的课讲给我们听,其实它是散布在系统的物理学里的。这样,学生一下子就游进了知识的大海。

当年有这么多优秀的教育框架、教育模式,我们现在是可以汲取的?再比如考试方面,西南联大是没有补考的,学生只要一科不及格就留级一年。它有的那种补考是指学生考试时候病了之类的,不能参加,之后再进行的补考,是指缺考了后的补考,不是指不及格后的补考。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必须认真学习课程。

西南联大还有教授治校制,由教授、教师兼任管理人员,负责各个系、学校教务方面的工作。这样在人员上很节省。这不只是因为战争,在北平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教师之间、教师对学校非常知根知底——那些教师人怎么样,学校事务中的哪些东西是多余、可以去掉的……由教师们做这些决定。这也是由内行的人来支撑这所学校。

同时,西南联大师生之间平等。没有那么多权威展现,学生不必唯唯诺诺的,见到老师可以畅所欲言。当时是那种坦率的纯粹的师生关系。

朱光亚说吴大猷当时家住在岗头村,吴的妻子常年卧病,非常体弱,要去医院看病。校长有部汽车,都是给教授们用,校长自己一般也不用。这部汽车就去拉吴大猷妻子看病。但是那种村子,路面有很多坑坑洼洼,汽车开不到家门口。

朱光亚身材高大,背着师母到村子外再坐车去看病,一路护送着。

朱光亚说,“我们去岗头村听老师讲课,学生先买点儿肉,到老师家听完课做做饭一起吃”。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同甘共苦。

对朱光亚,我也很感动。吴大猷当时要出去可以带两个人,一个是李政道,一个是他。他说,“其实我知道,在老师心中我还是不太达标,不太满足条件”。他觉得,比起李政道,自己的天赋各方面不太高,但吴大猷还是带上了他。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因为朱光亚厚道,老师挑人的时候也得挑厚道的,虽然那个学生不是太聪明,还没有表现出天才来,但是厚道,背着师母来去。这样的师生之间是相濡以沫的关系。

朱光亚后来成为一个国防科学的高端领导人、组织者。

说到当时师生间的氛围,再举一例。冯友兰写《贞元六书》,是献给蒋介石的。当时的学生就画了一幅漫画,说登龙有术:在漫画中,把《贞元六书》排成台阶,把冯友兰画成在沿着这些台阶一阶一阶地上,而蒋介石坐在上面。这是说冯友兰献媚了。

我采访学校的赵宝煦先生,他就是西南联大时漫画社的负责人。赵先生就说,贴完了这幅漫画后过一会儿,自己还在壁报栏那儿,刚好就看见冯友兰出现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有谁告诉了冯友兰,还是因为天气好,冯友兰就进校园了。

一进校园两边都是壁报,他就慢慢地走过去。赵宝煦先生说,“我就赶快隐身在另外一块壁报背后看,就看冯友兰走到那幅画他的漫画面前看了半天,摸着他的小山羊胡子——冯友兰特征很明显,有胡子,很好画。他看了半天,然后就走了”。

冯友兰走了以后,因为赵宝煦是壁报社的,他当然很关心老师的反馈。冯友兰走出去,碰见别人,人家就问他,冯友兰说“画得很像”。

这个漫画事件并没有在学校引起什么惊天大波,没有老师震怒,没有学校严惩,没有投诉。

当时抗战,冯友兰作为一个教授不可能去登龙,他并不是想要去谋官什么的。

反正学生看不惯他的做法,漫画体现的是学生的正义感——学生表达一下“我们看不惯这种向领袖献媚的人”。他也就一笑,更显出当时他哲人的风度、气度,“不会因为学生那么一画我就是那样的了”。

不管怎么样,当时的师生气氛还是很和谐的。

小结

抗战胜利,1945年台湾光复后,魏建功等人到台湾去,开展普通话运动,台湾的语言、文字从日语回归到汉语。

我采访过何兆武,跟他很熟。西南联大当时有一批毕业的同学跟着去光复,说当时台湾新印的报纸一版中文、一版日文,因为当时的台湾人根本看不懂中文,已经日文化了,报纸通过一边中文、一边日文的对照,把他们引向中文之路。

这就是文化的光复。

我的《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本书里也谈到西南联大在台湾的贡献。

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典型,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到西南联大的那些人才不少是从国外来的。

李政道就说,英国来了一个人,从香港等地绕道,一到达西南联大,吴大猷马上把这个人叫去,赶快让他讲英国最新的动态等。

可见,西南联大非常重视国际交流。所以,西南联大很难得的是,在坚守我们民族的本和根的同时,中西合璧了。

对西南联大那些人,你称他们是绅士,或称他们是君子,都可以,他们是君子、绅士一体。比如吴宓教授,在开着会时,如果进来一位女士,他就站起来,等人家坐下他再坐下,人家也不一定看见他站起来,然后再进来一位女士,他又站起来。这样表示他尊重女士。他们身上那些洋和中的因素,在无形中化合着。所以,他们本身根本就不存在否认哪一方、与哪一方对立的问题,而是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姿态。

进入 张曼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季羡林   闻一多   西南联大  

本文责编:Super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4628.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