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中国只有“动手派”和“袖手派”

——我编学术丛书的一点体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8 次 更新时间:2018-11-13 23: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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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  

  

八十年代的“学术热”与丛书编委会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团体的雏形,主要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出现。这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读书人乃至老百姓对于书籍的渴望,是现在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尤其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销量,简直跟文革时代卖新版《毛选》似的,读者从半夜就开始排队,等到新华书店早上一开门,玻璃柜台马上就被挤烂了,很多书几乎当场就决定再版,而我自己翻译的《马克斯·韦伯》,第一版的印数就过了10万册。

   在这种民间热情的推动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编委会文化”,一时间各种编委会满天飞,这显然是在特殊体制的夹缝中,适逢其时地产生出来的。如果不是横遭外力的阻断,这一初具雏形的制度也许可以顺势在民间逐渐成长起来。算起来,在林林种种的编委会中间,最有力量也最成气候的,还要数最早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后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我碰巧同时参与了这两者,所以,从那时起就不得不两相比较,因为虽说两边都属于读书人,但文化氛围、操作模式和价值认同却大为不同。

   后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由一批公认的“后起之秀”组成的,所以书卷气相对要更浓一些,也更跟我本人的追求更投合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所看到的学界的一时之选,有很多是在当时就已经被“选”出来的,并从此就在学界活跃了几十年。甘阳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外边还把我们当年的这批人,戏称为所谓“学界的太子党”,因为这些人都属于老先生的嫡传,比如甘阳是张世英的弟子,陈嘉映、王炜是熊伟的弟子,陈来是张岱年的弟子,陈平原、钱理群是王瑶的弟子,而我则是李泽厚的弟子,等等。

   当然说到根子上,这种丛书编委会的制度文化,还要溯源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创办。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制度变通,也相当贴合于当时的扭曲国情,所以一经发明就被广泛地效仿开来。我也从这个编委会里,学到了进行出版操作的能力,直接影响了我后来选择长期介入出版的事业。在当时,出版社具有微妙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事业单位,要执行上峰发下的红头文件,不能偏离官方的明文规定;另一方面,它又要把眼睛盯紧图书市场,以迎合广大读者的消费需求。正是这后一个方面,导致它必然急切地要寻找好书。由此一拍即合的是,这帮刚开始有点想法的学子,要么具有强烈的文化追求,要么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志,就正好结成一个松散的团体,来弥补自己有限的名气和影响力,加强自己跟出版社的谈判地位。正因为这样,编委会也就成了集结新兴知识人的一种灵活方式。

   在没有这种丛书编委会之前,我们如果想要发表点什么,都是盲人瞎马地向外邮寄,出版部门如果不愿采用,就会给寄回来。那时候总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既然是应当时的机运而生,那么处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相形之下就更难于安分,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自己能结成一个团队,依靠这个团队的叠加优势,也就有了跟出版社谈判的筹码。而最终达成的谈判结果则是,先由编委会负责选题与组稿,再由出版社负责终审和印行。由于这种足以造成“双赢”的形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所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之后,几乎所有的出版社也都“何乐而不为”,很快共同造成了图书市场的繁荣。

   到《西方的丑学》被编委会接受时,刚好赶上“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三批,尽管那个版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但当时第一版印数却是4万册,第二版的印数加到了9万册。不过,尽管现在说起来都难以置信,可是在第一版印刷的时候,我只收到了两千多块钱的稿费,而第二版的大规模加印,也只额外再付给我八十多块钱。那时候出版社的付酬标准,是基本稿酬加上印数稿酬,而后者几乎就等于零。最少的时候,我甚至拿到过五毛多钱的印数稿酬。

   现在想想,会觉得历史给我们开了玩笑——这辈子就当了一回“畅销书作家”,还没有拿到畅销书的稿酬!试想那时候的图书,选题的视野多么狭窄,翻译得多么急就,制作得多么粗糙,而结果却卖掉了这么多。可我现在主编的各种丛书,不要说选题和翻译都精心多了,还都花了很多心思来做设计,书里书外的纸张也好多了,却往往只有几千册的销量。反正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物质性报酬总是很少,好像冥冥中只能忍受“命穷”。

  

中国只有“动手派”和“袖手派”

  

   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有三个主要的山头:“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和“中国文化书院”,这中间的最后一个,我是到了九十年代,才在名义上加入了的。1985年,“走向未来”丛书接受了我的《西方的丑学》,刘青峰又给我看了金观涛所写的一段话,大意是必须把我纳入编委会。可我当时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仍然在外地教书,而编委会的其他成员都在北京,但我已为丛书做出了很多贡献。不过,我很快也就负笈京城了,而且凭着山东人的爽快热情,承担了很多后期的工作,因为那时“走向未来”编委会中的很多人,都开始进入机要部门工作了。

   几乎就在同时,我又参加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它的主要成员是甘阳、刘小枫、苏国勋、陈嘉映等人。我们最早是想把它交给工人出版社出版,而且已经在那边推出了一本《爱的艺术》。后来,正赶上有位沈昌文,从人民出版社领出来一个“三联书店”的副牌子,其实什么资产都还没有,好像还分得了几十万的负资产(债务),他就把这套书的出版计划给拿走了。而正是这套书,以及我们这批人的加入,奠定了三联书店后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动议,构思于我在社科院读博士期间。当时南京大学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率先合作,办了一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在全国范围内都算是领先的,而南大正好又是我的母校,所以我自然就会在那边,接触到了很多中国研究的著作。那时候的中国真是相当闭塞,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海外竟然有那么多汉学家,其研究水准竟然又那么高,所以第一次向出版社介绍时,有人的反映竟是“外国人哪能懂得中国?”除了坐落在南京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还有坐落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它还叫北京图书馆,里面有个西文新书陈列室,那里也有不少最新的汉学著作。正是这些著作逐渐说服了我,让我想到应当把它们介绍给国人,于是就试着做起这套译丛。

   当时,无论在甘阳的还是在我的口头上,都把“文化:中国与世界”称为“大丛书”,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则是“小丛书”,是我本人的小小的“自留地”。当时还根本不能想象,在突然遭到天翻地覆之后,这套汉学丛书反而熬成了“大丛书”,甚至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在熬到这一步的过程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大概换了五、六任老总,而按照一般的常规,新的老总在走马上任之后,总会倾向于地把旧的项目关掉。可无论如何,我自己总算还有足够的耐力,把这个丛书给硬挺下来了。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忧虑了,就像一滴墨水滴到吸水纸上,它逐渐地往外扩散浸染,已经由点到面地扩及整个纸面,使得整个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友。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在已变成了国内最大的丛书,它的规模到底多大呢?如果没有同样由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即使把这套汉学丛书的总数除以2,它大概也还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它现在已有170种左右,而后续筹划出版的书目,早已经超过200种,并且每年都会有一批书面世。

   正因为这样,它也帮助改变了丛书的概念。过去人们所理解的丛书,往往是有一批既定的书,想到要把它们打包推出。比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它积攒了多少代知识分子的成果啊!或者像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他发现了一批方向相似的好书,便将它们集结起来出版。正因为这样,以往省里负责出版的领导,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便说“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得差不多了吧?”但到了去年,江苏人民社成立60周年,在纪念会上大家转而认识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停地出版,这让我们改变了丛书的观念。”而我对此的回答就更加干脆:“为什么要中止这样的丛书呢?它已经是展示国际汉学成果的主要窗口了。要知道,全世界五分之四的汉学家,其实都集中在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他们总在不停地发表研究成果,所以如果让我每年只挑几本,那么永远也不会做完这项工作。”

   时间来到1990年之后,我还侥幸留下的一张合同,让我还能沿着八十年代的余脉,编出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算还在艰难地延续着前边的故事。

   刘苏里看出过这一点,他发现1990年以后编书编得好的,都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宿将,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南北二刘”,因为当时刘小枫在中山大学,而我在北京。无论有多少差异,至少在继续编辑丛书的做法上,他和我都是继承了八十年代的传统。而后来的年轻学者,恐怕就不太懂相应的技术细节了,比如怎么去说服一家出版社,怎么跟它去起草和商定合同。而每逢跟出版社商量什么,我却总能让它的老总发生兴趣,因为他们会发现我是真懂出版。

   八十年代的年轻学者,当然享有过很多的好处,不过也有个很大的局限,就是往往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突然间什么都懂了。可是,面临八十年代的社会运动,我们却突然痛苦地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知识结构很有缺陷,而这又跟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有关。

   现代的文科,并不仅仅指涉文、史、哲,不然就会像缺了一条腿。可后来的残缺情况是,我在本科进入的是南京大学政治系,所学的却是哲学专业。这是因为,这里的“政治”并不是政治学,而是官方所说的政治课,所以里边才能有哲学专业,后来甚至又分出一个经济专业。当年的院系调整和关停并转,导致了一个简单化的结果:政治学系、法学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等,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由此就相应地导致了,即使我们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想要从其中挣脱出来,都没有一个工具性的抓手,没有相应的思想装备。比如说,当我们思考各类社会运动时,当然需要具有这样的背景:对于查尔斯·蒂利的社会运动理论,或者查尔斯·泰勒的社会想象理论等,全都在学理上有所了解,否则就很难避免盲人瞎马。

   而恰逢这个时候,当时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创办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它名义上是香港版,但实际上却是在大陆编的,而我、陈来、林毅夫、梁治平、樊纲、黄平等人,都受邀成为了编委会的成员。当然,这里所用的“社会科学”概念,还是在沿着官方的正统定义,因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人类知识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科学”一语在中国,被看作了全部文科的代名词,然而它又仅仅包括文、史、哲,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社会学、人类学,而政治学和法学,也基本是服务于官方政策的。即使我们当初恢复了对于西学的编译,也基本上只是译介了从老先生那里接过的文史哲,而对更广义的文科少有涉猎。

   有了上边的这些心结,邓正来有天到我这里喝酒,大家都喝到了兴头上,也顿足捶胸地说到了这种遗憾,我就对他说:“沿着这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咱们再编个‘中国社会科学文库’吧,把另一半视野恢复起来。”他像考试似的问我:“那你先开个书单?”而我也借着酒兴答道:“开就开!”但是照我们在饭桌上的约定,这个书单是应当由我来开,由他来落实。

我当时已经背着“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的包袱了,不再想增加自己的负担,总不能在背上了迻译海外的“中学”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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