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中国只有“动手派”和“袖手派”

——我编学术丛书的一点体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3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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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  


八十年代的“学术热”与丛书编委会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团体的雏形,主要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出现。这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读书人乃至老百姓对于书籍的渴望,是现在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尤其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销量,简直跟文革时代卖新版《毛选》似的,读者从半夜就开始排队,等到新华书店早上一开门,玻璃柜台马上就被挤烂了,很多书几乎当场就决定再版,而我自己翻译的《马克斯·韦伯》,第一版的印数就过了10万册。

在这种民间热情的推动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编委会文化”,一时间各种编委会满天飞,这显然是在特殊体制的夹缝中,适逢其时地产生出来的。如果不是横遭外力的阻断,这一初具雏形的制度也许可以顺势在民间逐渐成长起来。算起来,在林林种种的编委会中间,最有力量也最成气候的,还要数最早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后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我碰巧同时参与了这两者,所以,从那时起就不得不两相比较,因为虽说两边都属于读书人,但文化氛围、操作模式和价值认同却大为不同。

后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由一批公认的“后起之秀”组成的,所以书卷气相对要更浓一些,也更跟我本人的追求更投合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所看到的学界的一时之选,有很多是在当时就已经被“选”出来的,并从此就在学界活跃了几十年。甘阳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外边还把我们当年的这批人,戏称为所谓“学界的太子党”,因为这些人都属于老先生的嫡传,比如甘阳是张世英的弟子,陈嘉映、王炜是熊伟的弟子,陈来是张岱年的弟子,陈平原、钱理群是王瑶的弟子,而我则是李泽厚的弟子,等等。

当然说到根子上,这种丛书编委会的制度文化,还要溯源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创办。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制度变通,也相当贴合于当时的扭曲国情,所以一经发明就被广泛地效仿开来。我也从这个编委会里,学到了进行出版操作的能力,直接影响了我后来选择长期介入出版的事业。在当时,出版社具有微妙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事业单位,要执行上峰发下的红头文件,不能偏离官方的明文规定;另一方面,它又要把眼睛盯紧图书市场,以迎合广大读者的消费需求。正是这后一个方面,导致它必然急切地要寻找好书。由此一拍即合的是,这帮刚开始有点想法的学子,要么具有强烈的文化追求,要么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志,就正好结成一个松散的团体,来弥补自己有限的名气和影响力,加强自己跟出版社的谈判地位。正因为这样,编委会也就成了集结新兴知识人的一种灵活方式。

在没有这种丛书编委会之前,我们如果想要发表点什么,都是盲人瞎马地向外邮寄,出版部门如果不愿采用,就会给寄回来。那时候总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既然是应当时的机运而生,那么处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相形之下就更难于安分,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自己能结成一个团队,依靠这个团队的叠加优势,也就有了跟出版社谈判的筹码。而最终达成的谈判结果则是,先由编委会负责选题与组稿,再由出版社负责终审和印行。由于这种足以造成“双赢”的形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所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之后,几乎所有的出版社也都“何乐而不为”,很快共同造成了图书市场的繁荣。

到《西方的丑学》被编委会接受时,刚好赶上“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三批,尽管那个版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但当时第一版印数却是4万册,第二版的印数加到了9万册。不过,尽管现在说起来都难以置信,可是在第一版印刷的时候,我只收到了两千多块钱的稿费,而第二版的大规模加印,也只额外再付给我八十多块钱。那时候出版社的付酬标准,是基本稿酬加上印数稿酬,而后者几乎就等于零。最少的时候,我甚至拿到过五毛多钱的印数稿酬。

现在想想,会觉得历史给我们开了玩笑——这辈子就当了一回“畅销书作家”,还没有拿到畅销书的稿酬!试想那时候的图书,选题的视野多么狭窄,翻译得多么急就,制作得多么粗糙,而结果却卖掉了这么多。可我现在主编的各种丛书,不要说选题和翻译都精心多了,还都花了很多心思来做设计,书里书外的纸张也好多了,却往往只有几千册的销量。反正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物质性报酬总是很少,好像冥冥中只能忍受“命穷”。


中国只有“动手派”和“袖手派”


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有三个主要的山头:“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和“中国文化书院”,这中间的最后一个,我是到了九十年代,才在名义上加入了的。1985年,“走向未来”丛书接受了我的《西方的丑学》,刘青峰又给我看了金观涛所写的一段话,大意是必须把我纳入编委会。可我当时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仍然在外地教书,而编委会的其他成员都在北京,但我已为丛书做出了很多贡献。不过,我很快也就负笈京城了,而且凭着山东人的爽快热情,承担了很多后期的工作,因为那时“走向未来”编委会中的很多人,都开始进入机要部门工作了。

几乎就在同时,我又参加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它的主要成员是甘阳、刘小枫、苏国勋、陈嘉映等人。我们最早是想把它交给工人出版社出版,而且已经在那边推出了一本《爱的艺术》。后来,正赶上有位沈昌文,从人民出版社领出来一个“三联书店”的副牌子,其实什么资产都还没有,好像还分得了几十万的负资产(债务),他就把这套书的出版计划给拿走了。而正是这套书,以及我们这批人的加入,奠定了三联书店后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动议,构思于我在社科院读博士期间。当时南京大学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率先合作,办了一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在全国范围内都算是领先的,而南大正好又是我的母校,所以我自然就会在那边,接触到了很多中国研究的著作。那时候的中国真是相当闭塞,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海外竟然有那么多汉学家,其研究水准竟然又那么高,所以第一次向出版社介绍时,有人的反映竟是“外国人哪能懂得中国?”除了坐落在南京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还有坐落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它还叫北京图书馆,里面有个西文新书陈列室,那里也有不少最新的汉学著作。正是这些著作逐渐说服了我,让我想到应当把它们介绍给国人,于是就试着做起这套译丛。

当时,无论在甘阳的还是在我的口头上,都把“文化:中国与世界”称为“大丛书”,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则是“小丛书”,是我本人的小小的“自留地”。当时还根本不能想象,在突然遭到天翻地覆之后,这套汉学丛书反而熬成了“大丛书”,甚至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在熬到这一步的过程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大概换了五、六任老总,而按照一般的常规,新的老总在走马上任之后,总会倾向于地把旧的项目关掉。可无论如何,我自己总算还有足够的耐力,把这个丛书给硬挺下来了。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忧虑了,就像一滴墨水滴到吸水纸上,它逐渐地往外扩散浸染,已经由点到面地扩及整个纸面,使得整个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友。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在已变成了国内最大的丛书,它的规模到底多大呢?如果没有同样由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即使把这套汉学丛书的总数除以2,它大概也还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它现在已有170种左右,而后续筹划出版的书目,早已经超过200种,并且每年都会有一批书面世。

正因为这样,它也帮助改变了丛书的概念。过去人们所理解的丛书,往往是有一批既定的书,想到要把它们打包推出。比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它积攒了多少代知识分子的成果啊!或者像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他发现了一批方向相似的好书,便将它们集结起来出版。正因为这样,以往省里负责出版的领导,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便说“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得差不多了吧?”但到了去年,江苏人民社成立60周年,在纪念会上大家转而认识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停地出版,这让我们改变了丛书的观念。”而我对此的回答就更加干脆:“为什么要中止这样的丛书呢?它已经是展示国际汉学成果的主要窗口了。要知道,全世界五分之四的汉学家,其实都集中在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他们总在不停地发表研究成果,所以如果让我每年只挑几本,那么永远也不会做完这项工作。”

时间来到1990年之后,我还侥幸留下的一张合同,让我还能沿着八十年代的余脉,编出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算还在艰难地延续着前边的故事。

刘苏里看出过这一点,他发现1990年以后编书编得好的,都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宿将,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南北二刘”,因为当时刘小枫在中山大学,而我在北京。无论有多少差异,至少在继续编辑丛书的做法上,他和我都是继承了八十年代的传统。而后来的年轻学者,恐怕就不太懂相应的技术细节了,比如怎么去说服一家出版社,怎么跟它去起草和商定合同。而每逢跟出版社商量什么,我却总能让它的老总发生兴趣,因为他们会发现我是真懂出版。

八十年代的年轻学者,当然享有过很多的好处,不过也有个很大的局限,就是往往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突然间什么都懂了。可是,面临八十年代的社会运动,我们却突然痛苦地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知识结构很有缺陷,而这又跟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有关。

现代的文科,并不仅仅指涉文、史、哲,不然就会像缺了一条腿。可后来的残缺情况是,我在本科进入的是南京大学政治系,所学的却是哲学专业。这是因为,这里的“政治”并不是政治学,而是官方所说的政治课,所以里边才能有哲学专业,后来甚至又分出一个经济专业。当年的院系调整和关停并转,导致了一个简单化的结果:政治学系、法学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等,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由此就相应地导致了,即使我们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想要从其中挣脱出来,都没有一个工具性的抓手,没有相应的思想装备。比如说,当我们思考各类社会运动时,当然需要具有这样的背景:对于查尔斯·蒂利的社会运动理论,或者查尔斯·泰勒的社会想象理论等,全都在学理上有所了解,否则就很难避免盲人瞎马。

而恰逢这个时候,当时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创办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它名义上是香港版,但实际上却是在大陆编的,而我、陈来、林毅夫、梁治平、樊纲、黄平等人,都受邀成为了编委会的成员。当然,这里所用的“社会科学”概念,还是在沿着官方的正统定义,因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人类知识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科学”一语在中国,被看作了全部文科的代名词,然而它又仅仅包括文、史、哲,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社会学、人类学,而政治学和法学,也基本是服务于官方政策的。即使我们当初恢复了对于西学的编译,也基本上只是译介了从老先生那里接过的文史哲,而对更广义的文科少有涉猎。

有了上边的这些心结,邓正来有天到我这里喝酒,大家都喝到了兴头上,也顿足捶胸地说到了这种遗憾,我就对他说:“沿着这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咱们再编个‘中国社会科学文库’吧,把另一半视野恢复起来。”他像考试似的问我:“那你先开个书单?”而我也借着酒兴答道:“开就开!”但是照我们在饭桌上的约定,这个书单是应当由我来开,由他来落实。

我当时已经背着“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的包袱了,不再想增加自己的负担,总不能在背上了迻译海外的“中学”以后,又背上迻译海外的“西学”吧?可惜,在此后的几年里,不管是邓正来还是别人,都没有把这个事推动起来,所以我最后还是看不下去,咬咬牙还是这摊事接了过来。正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后来我才感慨地说,别看表面上分为这派、那派,可实际上,中国只有“动手派”和“袖手派”。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其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对理论有一种渴望,而到了九十年代,则对理论显示出一种眩晕。这是因为,在1990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较为一致。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出了国,而等到他们纷纷回来以后,就分别推销自己学到的理论,可一旦每一个回国的人,几乎都带着一个新的理论,就会让人目不暇接了,所以难免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

对于由此而产生的理论眩晕,我不赞成完全沿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走,那只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但我也不赞成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因为这只会让我们的头脑更加简陋。最拒斥理论思维的人,往往就会被最差的理论所俘获,而他还对此懵然不知。比如,现在很多做史学研究的人,都是被从日本传来的实证史学所俘获,却不知那也只是西方理论的一种。因此,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加强对话的基础上,既不迷信理论,也不害怕理论,而要在驾驭理论的基础上,争取迎头赶上。


“时间久了,老实人是不吃亏的”


在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还不必考虑翻译版权,很多译著在翻译完了以后,直接就送去出版了,很少有人会想到要购买版权。到了199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情况就突然发生了变化,要译书就要先购买版权,这让我们这批八十年代的丛书编委们,有些猝不及防。本来,我们跟一些出版社已经商量好了,准备合作出版一批译著,这时候却突然发现,版权的问题还都无法解决。而当时的情况是,出版社尚未普遍养成购买版权的习惯,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家出版社率先去购买,都意味着它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也许并非出自其本意,但美国政府为保护知识产权所施加的压力,其实比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本身,更直接有效地帮助促成了西学图书市场的萎缩。80年代的“学术出版热”,曾得益于一个很有利的“后发性优势”,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时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在译介西学时不必向原出版社联系购买翻译版权。

但90年代以来,恰恰是那个被大陆政府批判为从事“文化渗透”的西方,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为了经济上的蝇头小利,反而主动出手帮助抑制了大陆民间的翻译工程。中国的西学研究,即使在“南巡”后的普遍复苏气氛中,也未能遏止下滑的势头,很大的原因要归咎于此。就目前图书市场发育和联系购买版权的情况而言,最让人头痛之处,还不在于增加了那一丁点儿出版成本,而在于西方的版权持有者们,也许还嫌政府替它们争得的收益太小,干脆就懒得回信洽谈这笔生意,遂使许多好不容易说服出版社接受下来的选题,终于只能胎死腹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好多西学原著都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只能靠二手引述来略知大概。

而及早地重视这方面的问题,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主动性。那些跟我合作得比较久的出版社,也正是那些最早重视版权问题的出版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版权科就是为我们建的。一般的流程是,选题和书目先由我们决定,再由版权科负责联系版权,而一旦成功再共同物色译者,最后再由责编去进行编辑,可以说是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如果我现在看上了一本外文书,准备把它列入“人文与社会译丛”的计划里,就只需要用手机拍个封面,把它传给出版社的相关编辑,这个雪球就会自动滚下去了。

在选书的时候,我自己当然也会看走眼,不过绝对不会故意选错书,只不过有的时候,用原版读来觉得很深奥,译成中文后又有点后悔,觉得它也不过如此。曾经有位朋友翻译了一本汉学著作,想把它挂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名下,还允诺说等书出版了,对方可以请我到德国访问半年。我还是要依例先看书再说,还提醒他不要把两件事弄混了,干扰了我的客观阅读心态。审读完稿件以后,我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见,大意是书的选题不错,但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地修订加工。结果,那位汉学家虽然同意我的看法,却一个字也不想改,转头就把书交给别家出版社了。后来自然也就听说,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因为“学术水平如何高”,而被德国人请去访问了。这对出版社本身当然只有坏处,所以算是“穷庙富方丈”。

其实只要时间拖得足够长,老实人就终究是不吃亏的。一些明显投机的同辈人,虽然在“死了都值”的心态下,也曾经蒙混到一些浮名,可眼下 ,市面却越来越小,甚至上网一搜竟全是骂名。而出版社跟我的关系,却是越来越如鱼得水,一直都愿意接受我选择的书,这就是因为几十年来的实践,让他们感到放心。

刚刚从芝加哥大学回来,那里有一家全美最好的书店,而在访问芝大的这一个月里,我至少去了那家书店十次,几乎整天坐在那儿看书,可到最后也只选中一本书,准备把它引介到国内。这才是我的工作常态,由此才保证了丛书的水准。当然话也说回来,这样做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却又导致了美国的汉学研究,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声誉,年轻学子们大概以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全是高水平的,而实际上,在“不出版,就灭亡”的压力下,那边的垃圾书也很多,只不过未入我的法眼罢了。


“中国需要一场大规模的阅读运动”


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曾经出现过一种理论的眩晕,那么到了眼下的阶段,则是普遍表现出了理论的疲惫乃至厌恶。

在八十年代,西学译著的销量经常能有数万册,而到了现在,则一般只有几千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西方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去魅”。对此,我还有一个切身体会,在“东方学”的著作被引入中国之前,有人开口闭口总在援引萨义德的理论,而形成了鲜明反差的是,等到这本书的汉译本真的出版以后,以前那些大肆宣扬“东方学”的人,反而缄口不谈了。究其原因,大概这些人根本没读过萨义德的任何书,充其量也只是看了几篇书评,甚至只是道听途说了萨义德的观点,然后,他们就把它变成几条干巴巴的条文,拿来到处生搬硬套。而等“真经”被翻译出版以后,再胡乱搬弄它就要露怯了,而又没有定力去真正研读它,所以干脆就掉头不顾了。

在当下的国际学术界,新的理论总是层出不穷,这也导致了人们望洋兴叹,干脆懒得再去追踪阅读。比如,“人文与社会译丛”把埃里克·沃格林的《历史与秩序》的前三卷都给翻译出来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如果这搁在八十年代初,大家得为之疯传多久啊!可现在,人们对于这样的大部头,而且还是研究古典西方的,却明显显得有点疲惫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大声疾呼地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全民重新阅读的过程。比如以赛亚·伯林无疑受到了堪称例外的追捧,然而他毕竟是个承前启后的人,也是个思想漩涡中的人,那么,他的思想先驱到底有哪些,他的学术后劲又究竟有哪些,他的思想对手又到底分几支?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而只有顺藤摸瓜去研读下去,西学的内在脉络才会慢慢向我们展现。

在西方,不同的理论之间存在相互的辩论和制衡,而在中国,则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解毒剂,所以才导致某些理论的一枝独秀,这样一来,它的某种倾向也就被过分夸大了。比如,为什么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到了中国,反而更明显地暴露出其弱点呢?当然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大家都想龟缩到狭小的天地,用这种“免于……”的自由来保护自己。然而,个人的基本自由若想不被伤害,那是有其前提的,它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规则,和广阔的社会空间。相反,要是大家都不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不去磨合出这样的规则,社会空间就反而会塌缩下来,导致每个个人的自由都难以保障。

此外,光把西学的著作读完还嫌不够,还需要让西方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的价值观念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寻找到一条属于中国的路。有些人天性就不会读书,所以一旦他好不容易摸着了一本,自以为读出了一点味道,那么就干脆决定,自己此生只相信这一本了。这是把读书能够获得的自由,由于自家的偷懒和无知,反而糟蹋成了必然,把读书能够获得的上进,也干脆糟蹋成了下坠。这种人的心智,往往还不如干脆不读书的人,因为他被一个偏颇的理论给永远地捆住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急需一个大规模的阅读运动。阅读的范围一定要尽可能广泛,而不能当领导的喜欢哪本书,大家才去抢着读哪一本。实际上,每个人的阅读都有其独特性,而这样的独特经历,也正是每个心智的独特轨迹,绝不能由任何别人来取代。同时我们也要牢牢地铭记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盛行后殖民反思的时代,真理并不会只在哪个文明自身的文本中,而应当产生于各个文化的互动中,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相信,西方思想家绝不会掌握了人类的全部真理。说到底,还得靠我们去开拓自己的头脑,从而在同其它文明的不断对话中,让它想出新的人生解决方案来。


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


从民国时期开始,虽然北大跟清华都有自己的国学研究机构,可二者的学术风格却截然不同。具体来讲,尽管两边都是属于学贯中西的,但清华国学院却更偏于内部取向,而北大国学所则更偏于外部取向,而后来渡海过去的台湾“中研院”,则主要是继承了后者的治学风格。由此,这种西式风格的国学研究,就带来一个根子上的问题,它根据现代西方的学科划分,把中国传统的“四部”学问,强行划归到“七科”的类别里。这样一来,中国固有的学术脉络就被打散了,很难再照原样传承下去。

在当今西方的强势话语规则下,我们在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时,往往会被追问这样一类尴尬问题:你们中国有哲学吗,或者你们中国有文学吗?如果照直了回答“没有”,那就会显得太过简陋,好像你的文明根本就没开化。但如果硬着头皮说“有”,拿出来的东西又肯定削足适履,是把中国的思想(或艺文)先强行掰开,再硬性塞入西学的分类科目中,其表现肯定还是不如西方自身,因为我们的先辈,原本就没沿着所谓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美学的套路去展开运思和论说;反过来说,西方人又正好借着我们由此表现的逊色,找到了暗中支持其欧洲中心论的理由。

所以,我们就首先需要明确,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分为inside和outside两支。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伟大文明而言,它可不是太平洋上的哪个小岛,那上边不具备本土的学者,而只有等到外来者闯入之后,才能展开对于当地文化的研究,从而,对它的研究就都属于outside的视角。中国则完全不同,它无论从时间和空间而言,其规模的量级都要大得多,也同样具有自己的知识界,由此,也就和研究中国的外部视角,天然地构成了二水分流。

问题却在于,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压强实在太大了,所以导致在科举被废除之后,只有留洋的读书人才最吃香,而外部的视角也在这样的压力下,被强行塞进了设在内部的机构中。这当然并不是说,外部的研究视角就一定不好,否则的话,我也不会花这么多年时间,去专心地引介西方的学术成果,然而,我决不赞成中国学者也仿效外部视角,否则说起话来就难免要拿腔拿调。所以,较为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中国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西方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而更全面的观察和更深刻的学理,则要在两者的对话与共识中产生,由此才能构成更上一层的“中国学”。

中国学者对于母文化的研究,本应更具有天然的优势与创意,由此才会真正受到外部的看重。然而很可惜,现实的状况却刚好相反,很多学者只被西方流行的学术潮流牵着走,这当然会影响中国学界自身的成就。我有篇文章叫《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就是在率先挑明这方面的问题:本来该由具有现实经历的中国学生,来坦率诚实地告诉他的美国老师,他们在哪些问题上完全是想当然的,根本不符合中国人的鲜活生存经验;可现实的情况却是,人们为了产生出获取高分的论文,就强行把中国经验塞进了西方公式,由此他们在迎合了其西方导师的同时,也是恣意地强暴了其同胞的感受。


“空前的‘危’和‘机’是并存的”


我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进退比较迟钝,所以在评职称、申请基金的问题上,反应都比较糊涂。在社科院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副研究员,一做就做了整整十年,尽管我本人也是挺努力的。直到调离之后,我才弄明白规则,原来在提升为研究员之前,先要毛遂自荐地写封申请信,把自己正式地推销出去。而我既然不懂这个,正好高级职称的名额有限,所里也决不会提醒我,乐得把我算作自动弃权。弄到后来,所里甚至院里的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说:“刘东怎么还是副研究员啊?”我听了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不公平,就说明这不是我的错误,而是所里的领导太过外行,而且,我的努力总还受到了公认,所以也就随他去吧。

这种木讷,当然算我一个个人的短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想要摆脱外在的桎梏,要避开外部权力的瞎指挥,那么在职称、基金、杂志等级这类问题上,也许就需要木讷迟钝一些,我这可以算是“难得糊涂”吧?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当权者的那些瞎指挥,既突如其来又无事生非,可以比作不大不小的地震,而在这种不大不小的地震中,致死致残的却都是机灵鬼,本来摇晃几下就过去了,可他们却直接选择跳楼,反而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而我呢,反正也不怎么听会,发下什么表格也顺手一扔,所以,即使主编的丛书不算成果,我也糊里糊涂地就挺过来了,只要内心认准了它们重要,就决不会轻易放弃。

所以,如果认定了什么不好,那么我也会跟从自己的感觉,也马上就会做出行动。比如,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引进过程中,我自己判定好坏的标准,也发生过很多次变化。一开始,是以为西方人帮我们澄清了很多难题,可后来却发现,那些汉学家的理论框架也很芜杂,可以同时把中国说成长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需要补的和需要泻的,需要保守疗法的和需要马上开刀的,而最后才搞明白,西方的汉学家都各执一套自选的理论,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弄懂这些理论,然后才能弄懂他们所要解读的中国。由此,在我自己的内心中间,那套“人文与社会译丛”,也就必然要呼之欲出了!

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什么是让人欣慰的,那就是当专注于做某件事时,人生会无意间显得略长一些。从最早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东方杂志》,到现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中国学术》杂志、清华国学院,还有我晚近创办的“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大学之忧丛书”和“艺术社会学译丛”,当自己专注地做这些事时,会觉得事情根本做不完,于是,也就生出了不断劳作下去的动力,没有时间去伤春悲白发。由此,自己出门去讲演的时候,也就经常会闹出一个笑话:初次见面的听众会对我说——“你怎么还这样年轻呀?原以为你早已是老人了呢,从小就是读你的书长大的!”

人们寻常会觉得,做编辑就像竹筒倒豆子,倒完了腹中就空空如也,但我对此却有相反的经验,发现好的编辑到头来并不吃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选题已有200多种了,而我本人作为主编,读过的书则远超过此数,而且读得也要相对认真,这就给自己铺垫了知识储备。另外,在从事编辑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政治上的原因,某些章节并不适合翻译,这就使编辑比一般读者,了解到更多吃紧的细节。

再如,《中国学术》杂志的难度很大,所以每逢召开编辑会议的时候,学术讨论的气氛都很紧张。既然我们要把它办成国际级学刊,而且它也一直由哈佛燕京学社支持,这就促使我们对每篇稿件都严格要求,时刻保持一个严苛的创新标尺,尽量筛选出最优秀的学术文章。于是,如此之高的学术标准,自然也就会使得杂志的编辑们,也自然养成了写作的习惯,即从眼低手低、到眼高手低,终于成长为眼高手高。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学术》编辑部,也是个最出优秀学者的地方,而它早期的许多年轻成员,也都顺利成长为挑学界大梁的人。

主编丛书的工作,做到后来会越来越顺手。我现在,简直是有了自己的编辑车间,每年总要有二、三十本书的产出,差可算作一个业余的出版家了。屈指算来,除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这两套国内学界最大的丛书之外,我还在主持“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和“艺术社会学译丛”。此外,清华国学院里还有三套丛书,即“清华国学丛书”、“清华国学书系”和“讲学社丛书”,也是实际由我在主持。另外,在清华大学自己的出版社,我又专门为它设计了五套丛书,包括一套“中国艺术史译丛”,一套谈论生态史的“同一颗星球丛书”,一套研究高等教育“大学研究丛书”,一套光荣榜般的“清华文库”,还有一套更具挑战性的英文丛书,叫作Chinese Intellectual in Two Centuries。可惜这件事后来无疾而终,而前边所讲的那几种设想,最终也都花落别家,交给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等。

进一步说,在编、读、写的过程中,也在挑战自己心智的极限。我希望,至少我本人的研究和讲学水平,能和祖国的国力增长同步起来。其实,如果能更加平心地观察,那么中国大陆有很多学术优势,经常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比如,可以拿大陆和台湾做个对比:在那边,如果没有“国科会”的批准,如今的台湾已很少有人翻译,而“国科会”每年只批十来个翻译计划,还不如我以一己之力所引进的多,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相对于台湾学者,享有由一个巨大的汉语共同体所带来的优势。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优势,即使遭遇过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这批学人才终究熬了过来。“中研院”的王汎森曾经问我:“《中国学术》每期大概印多少册?”我说:“大概只能印个几千册,这种杂志实在是太专业了。”没想到,对我显得太少的这几千册,对他来说却是多得难以想象,因为台湾的专业刊物,往往也就印个一、两百册,这跟我们打印博士论文的数量,或者印制论文抽印本的数量,恐怕也没有本质的差距了吧?

无论如何,我的这种信念并不是空穴来风。剑桥的阿兰·麦克法兰教授,刚给《中国学术》写了篇《片段:时间观念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当一种文明处于支配地位并进行扩张时,单线的进步论和目的论色彩的理论,也就会油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对抗成为主题,并且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处于相对平等状态时,那样的论调又会随之式微。回想晚清、民国时期,西方文明正处于飞速扩张中,所以老先生很难不误以为,所谓世界潮流无非就是西潮,而所谓的进步也只意味着跟上西方的发展,甚至就连在梁启超、王国维在早年时,也都是在以西方为模板,千方百计地挑中国文化的毛病。而现在,西方文化如果不是处于衰落,至少也并非一枝独秀了,所以整个世界也包括西方人自己,也都在怀疑西化是否真有普世价值。

就这一点而言,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尽管还是有很多糟心问题,但相对而言还是幸福得多了。我想,自从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后,从林则徐到恭亲王,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康有为,再从梁启超到陈寅恪,这几代人到了辞世的时候,心情都必定是很压抑的,而他们也只能在近乎绝望的心境中,离开这片尚未有起色的故国。而相形之下,情况到今天已经大大反转了。事实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国家,曾以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数,和如此之大的国土面积,并以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持续不断地起飞了这么多年,所以,这对整个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眼下只怕还很难进行精确计算,要到很久以后的未来才能看清。即使纵观整部世界史,大概也只有英伦的几个小岛,在早期工业革命的那个年代,曾有过如此爆发式的发展,而后来它就成为了日不落帝国,逼得全世界都讲它的英语。

由此看来,尽管也绝对不可否认,我们要克服的问题还很多,有的甚至还是相当顽固和致命的,然而空前的“危”和“机”,毕竟是并存在一起的,如果对这一点视而不见,那么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成心的,总之是不全面和不公正的。

(此文曾以《绘制西方学术界的知识地图》为题发表,重新修改之后,改题目为更合本意的《沿着八十年代的心力所向》,收入2014年11月出版的《近思与远虑》一书。此次在我的《沿着八十年代的心力所向》和《中国学术出版的现状》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整理、审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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