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从“传说”到寻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02 次 更新时间:2023-07-20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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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进入专栏)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我第一次听到,是从父亲的口中。

幼年时,父亲牵着我的小手,来到金马碧鸡坊,先讲这两座牌坊的天文奥妙:

据说,每过一个甲子,金马与碧鸡各自倒映的日影与月影就会对峙,方向相反,形成对接之奇观。

牌坊下面密布许多铺子:丝绸店、刺绣店、鞋帽店、首饰店、杂货店、小吃店。有小孩子爱吃的叮叮糖,也有耍猴的。街上也不乏衣帽光鲜的行人。

虽然有如此精妙的古建筑,也说得上是丰衣足食,人们的生活却十分平庸和闭塞。

父亲说,人们注意的中心,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争豪斗富:

今天这家的小姐在衣襟上绣了一片花出来招摇,明天那家太太一定会穿上满花的旗袍出来,把她比下去。

地方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没有多少外面的消息。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没有开阔的眼光,精神非常狭隘。

在离昆明不远的大理城,富豪之家还发生过这样荒谬的事情:一家大户把冬天室内取暖用的梨炭买光了,另一家为了压倒对方,居然烧钱取暖。

浑浑噩噩,不知何为“国家”、“民族”、“时代”。

其实山城也有过惊世之举。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秘密赴滇,与云南当政者唐继尧联手,发动“护国起义”,从金马碧鸡坊浩然北伐,扭转乾坤。昆明城中留下了正义路、正义坊和护国桥、护国路。

然而除了这偶尔的亮相,昆明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

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

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其中有几位,蒋介石见了也得让三分。在京城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

可是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我们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像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乡,好像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嫌弃。

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

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那些太太,很多也是留过洋的。人家就是一袭阴丹布旗袍,拎着菜篮子,自己操持家务,走在街上,对人彬彬有礼,仪态大方,满城的人谁不称道、敬慕?

显见出那些珠光宝气、搽脂抹粉的小城女子自感羞愧了。“一下子,那些绫罗绸缎都收起来了,不好意思穿了。国难嘛。”

时任省主席的龙云礼贤下士,请联大的教授到家中来,为自己讲课,了解时代与世界形势,请教为政、为人之道。龙公馆经常是高朋满座,客雅茶香。上行下效,城里富裕人家都以请联大的先生来家里做客为荣。就连地方上的乡绅们也争着用轿子来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将先生接到了家里,自然是全家人都要叫出来与先生见面的。女孩子一扭一扭地出来了。

先生一皱眉。说:“怎么还缠足?放掉放掉!”

乡绅说:“已经订婚了。”

“还小还小。”

于是请教,怎么办?

先生说:“上学上学。”

许多女孩因此得了一双“解放脚”,即先缠后放的脚,她们也穿了一袭阴丹布的旗袍,夹着书包走入学堂。

云南地方州县上,历来有宴请读书人的习俗。大户人摆宴,席间一定要有几位儒雅之士坐在首位,这宴席才算是有场面。人们也听一番高谈鸿论,得些启蒙。

就这样,一席饭解放了一个家庭,一大批青年从此转变了他们的命运。

城里城外,随处可见那些穿着木板鞋,背着斗笠的青年学生。他们打工助学,高谈阔论。

而令人兴奋的是: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

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讲文学,也讲优生学。

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那种争富夸豪的小家子风气为之一扫。好学、忧国、知天下、求进步,渐成潮流。

这是一座古城苏醒的故事。

 

我父母的青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大批北方文化团体和大学转移来云南。昆明也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父亲把那段了不起的历史,化为了一个孩子能够听懂和记住的故事。

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年轻职员,满怀着富国强民的热望,做了西南联大的一名门外弟子。这是他一生中最罕有的阳光雨露,滋养着他,不畏后来坎坷之路。

父亲经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他亲眼看见,在联大的篮球场上,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独腿的潘先生说,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他很敬慕闻一多先生贴在门上的一联:“鸟兽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与而谁与?”

父亲性格孤直,终身不渝。在他最孤单的时候,这警世之联支撑着他。他甚至要我也学闻一多,将此联写在门楣上。为的是让那些找上门来又不是同类的人自觉地走开。

刘文典跑警报的名言,也是父亲所乐道的。

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你跑是为了什么呢?

言下之意,当人珍惜自己的生命时,要明白自己有什么价值。这警句,自我知道后,就成为终生考问自己的题目。

城北黑龙潭,有忠义节烈的薛尔望墓。他举家赴池,而不臣服于清朝。黑龙潭水因此分为两端。就义之池永泛清波,另一端则为浊水。可见昆明人喜清恶浊,性情鲜明。

联大校歌的词作者罗庸先生曾专门撰文写过黑龙潭。强虏威逼,在联大人心中激起了共鸣。

昆明还有一个莲花池,传说陈圆圆投水自尽于此,也有说是出家为尼了。陈圆圆墓碑不见联大人所考与撰,想来时局与文人处境,都没有了注意乱世红颜的心情。战争令文化简约,不似太平时的枝枝蔓蔓。

我曾经从家中翻出一本旧而黄的小书,封面上印着火炬,一只伸出的手,怒吼的声音仿佛隔世可闻。一打开就有两句话,令我非常喜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那是当年“一二•一”运动时候印制的《荣哀录》,父亲一直珍藏。

 

资料图。作者提供

我母亲当年还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

她说:“老师是东三省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帮和底是分离的,用麻线绑在一起。讲到日寇侵占国土,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时参加游行的人最多。”

在“四烈士”遇难后,母亲她们曾经化了浓妆,去宪兵的鼻子下面散发传单。后来展出的“一二•一”运动纪念,有张老照片上面,穿花旗袍的那个女生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的前面。

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在怎样的环境中度过,决定他一生应对逆境的姿态。我父母一生中屡遭厄运,而自强不息。一种与黑暗抗争的精神永远支撑着他们。

边地知识分子生活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质朴中,他们是靠信仰,而不是靠潮流多变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朴素的公理、是非观念和纯净的语言,一直保存在我的家乡故土中,就像群山中的野杜鹃,不会被那些“中心地区”传来的倒行逆施所铲除。边地生活始终给人一股“春风吹又生”的力量。

当西南联大的史实记录一度在大陆社会生活中绝迹时,它的传说却保留在我父亲这类人的口口相授中,而化为了我的童年梦境,伏下了我追溯历史的渊源。

 

在命运的冥冥驱使下,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那是一个令中国社会充满希望的时代。

我们这一批因恢复高考而进入北大的学生,与那一代经历过“五四”启蒙的老先生们幸运相遇了。跨过半个世纪,他们等来了薪火传人,我们则找回了历史前进的起点。在风云际会的北大校园里,年同祖孙的“隔代亲”,结成思想与个性的同盟。而中年的教师们亦如兄长,提醒我们那些挫折与教训。

这一代大龄学子,带着历史的伤痕和时代之重负,将求学当作了寻求“报国之路”的历程。

那个时代,国家领导人正从华国锋转换到胡耀邦。北大那时候的当政者韩天石、马石江正好是抗战时期“一二•九”学潮的领袖人物。这两位领导对青年学生的理解和信任,尤为突出,难能可贵。

上下同心,老少联盟,打造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活。民主与改革的风在校园劲吹。我就读时的北京大学,也可以称得上是“内树学术自由之风气,外来‘民主堡垒’之美誉”。

沉睡和失落已久的北大精神、“五四”风范、“兼容并包”的校训重现历史身影。我们77级、78级学子捐资为蔡元培校长铸就铜像,屹立于未名湖畔。

在那段时间里,活跃而宽容的校园精神使得新生事物仿佛雨后春笋,使校园美不胜收,使未来充满进取。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中的生活。就在这座校园里,我和同学们创造了第一次民主竞选,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世纪最强音。

凡是度过了那一段大学生活的人,是不会愿意苟安于重返混沌和倒退的。北大是一代人的精神圣地,在我读书的岁月里,这座校园与“五四”相衔接。我们的灵魂在这里得到沐浴和提升。

然而毕业之后,在我们身后的校园却一天天地变得令人难以辨认和匪夷所思。我常常不愿意听到人们提起北大的现状,许多事情似乎是对这座神圣学府的挖苦和讽刺。只有那些没有忘记北大传统的人,才被我称为“导师”和“学友”。

我们这批北大学子,曾经自以为是“继往开来”,可是在这个转向的时代中,却成了“末代人”。令人忧心如焚的,不只是一个北大的现状,中国大陆整个高等教育在迷失。

一百年之前,那些苦心引进国际大学机制,打造了北大、清华和诸多大学的先人,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封建顽固的中国办起现代大学?

为了引进世界新潮,为了给这个腐败的社会注入活力与新风,为了鲁迅所呐喊的:“救救孩子!”

就在辛亥革命前后,代表新教育新思想的中学和小学也在全国各地涌现。封建科举随着王朝逝去,私塾时代结束,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下一代。中国早期的大学,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载体:“科学与民主”是大学的普遍精神。

大学的本质是启蒙,而不是愚昧;大学的灵魂是思想,而不是驯服。

但大学的光荣与骄傲、职责与使命,今天已经被人们忘却。

“大学”的普遍意义,在当今似乎只剩下那张一纸文凭。

中国有这样的传统意识:国家有“国脉”,学校有“学脉”。精神的力量与思想的火花,不会一挫而止,还会不断地再生于新的时代。那些最富于生命力和进步性的东西,都是一定要东山再起的。

在沉寂中,我问自己:我们从哪儿来?又会向何处去?

有一个召唤,将我的童年、故乡、家庭和我的大学时代贯穿一气。这就是远逝的那座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段历史与我们77届、78届的北大生活、理想是相通的,它也与我的家训、父母的生命相通。

我渴望从历史中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

 

1998年我回到云南,并得到了家乡相关部门的支持,开始寻访西南联大学人。

从此,我结识一批见地非凡、人品卓越的校友。他们厚朴正直、讲人格、求正义,可谓是“历尽苦难,痴心不改”。这些学长们成为我的老师和挚友。

我父母所景仰的那一代校长和导师们已经仙逝,能够讲述早期联大事的亲历者已经稀少,早期学生几为凤毛麟角;许多重要的过程缺失亲历者,有的只能靠子女一辈的来回顾。

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可谓是西南联大历史的见证人。他对我叹道:“这一工程启动迟了几年。”“今天能够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都属于西南联大第二代。”

2001年在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期间,我采访从台湾来的联大校友姚秀彦女士。从她那里,我开始知道西南联大师生为台湾岛的开发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2009年秋天,我登上台湾岛,一一寻访和祭扫了梅贻琦校长、蒋梦麟校长、胡适校长、傅斯年校长的陵墓,终于可以向他们献上一束年深月久的秋花了。岛上那些健在的西南联大校友,弥补了联大口述史在台湾方面的空白。老学长们坦诚而热切;那段被隔离的历史,对我是一个新的视野。

前后十余年来,我采访联大校友计约一百二十位,俱作了录音录像。

西南联大前后招生八千余人,毕业者两千多,很多人因为贫穷和战争辍学、流失了。10多年来,直到跨越两岸,我所寻访到不过百余人;而实际整理出来问世的,又只是采访量的十分之一。

2003年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播出和出版。任继愈先生曾经撰文,说它是“集腋成裘,蔚为大观”。

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近900分钟的光盘成品问世。

2010年《西南联大启示录》在三联书店重版。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支持下,我终于对这些正在消逝的活人史料完成了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过程,使之得以保存和传播了。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坏的东西积累太多,好的东西若隐若现。

我是在做父亲曾经做过的事情——把西南联大这段历史,用故事的方式,讲给我们的后人。

从我开始踏入这个领域,就受到校友聂震宁的关注与支持。他不断敦促我“抓紧出书”。

书,是对我这个寻觅过程的总结和交代。

《西南联大行思录》的书名是任继愈先生2004年为我题写的。当时我正患眼疾,受到先生的勉慰。今终于完成。幸甚!

2012年7月15日 昆明 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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