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社会思想丛书”与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65 次 更新时间:2023-08-21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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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  

在思考“社会思想丛书”涉及的范围时,一直牵动我相关思绪的,是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

第一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围绕着“我思”与“他思”的关系。照我看来,夫子所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在人类思想的进取过程中喻指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一副头脑之“学而时习”的过程正是它不断汲取“他思”的过程,因为在那些语言文字中结晶的正是别人先前进行过的思考;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汲取中,这副头脑才能谋取相应的装备,以期获得最起码的“我思”能力。可反过来讲,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思考力,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运思,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颖结论,就同样也要付诸语言文字,再把这样的“我思”给传达出来,又转而对他人构成了“他思”。——事实上,在人类的知识与思想成长中,这种不断自反的、反复回馈的旋转,表征着一种最基本的“主体间性”,而且,也正是这种跨越“代际”的“主体间性”,才支撑了我们所属的文明进程。

正因为这个缘故,思想者虽则总是需要独处,怕被外来的干扰打断,可他们默默进行的思考却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事情,从来都不属于个人的事业。恰恰相反,所有的“我思”都无一例外地,要在交互的思考中谋求发展,经由对“他思”的潜心阅读,借助周而复始的“对话性”,来挑战、扩充和突破心智的边界。正因此,虽然有位朋友好意地劝我 “五十岁之后,就要做减法”,我却很难领受这类告诫。毕竟,我心里还有句更要紧的话,正是夫子就此又说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这种杜鹃啼血的心劲儿,就不要说五十岁了,纵是活到六十岁、七十岁,也照样会不稍松懈地“做加法”,以拓展“我思”与“他思”的继续交融。

这意味着,越是活到治学的后半段,就越是需要更为广博的阅读和更为周备的思虑,来把境界提升得更为高远。事实上,正是这种内在的企求,才支撑了我多少年来的夜读,以便向知识的边界不断探险。因此,与朋友对自己的告诫不同,我倒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文科要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乃至语言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人类的事务原是整体,而人类的知识只能分工前进。这样一来,到最后你们才能明白,在所有那些学科中间,你只要少懂得一个,就势必缺乏一个必要的视角,而且很可能就是那种缺乏,让你不可能产生大智慧。”

第二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围绕着“个人阅读”与“公共阅读”的关系。自从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乃至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我就一直热衷于这种公共的推介。这或许与天性有关,天生就热衷于“野人献曝”,从本性上就看不惯“藏着掖着”:“以前在信口闲聊的时候,曾经参照着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也对照着长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讲过自己所看到的治学三境界……而我所戏言的三种情况,作为一种不太精确的借用,却在喻指每下愈况的三境界,而分别属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脱’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刘东:《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不過,这个比喻也有跛足之处, 因为我在价值的选择方面,从来都没有倾向过佛老。因此,又要把这第二主轴转述一下,让它表达为纯正的儒家话语。一方面, 如果从脑化学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我们从事的教育,看成在“催化”着乐感元素的“合成”:“先要在自由研讨的氛围中,通过飞翔的联想、激情的抗辩、同情的理解和道义的关怀,逐渐培训出心理学上的变化,使学生在高度紧张的研讨中,自然从自己的大脑皮层,获得一种乐不可支的奖励。只有这样的心理机制,才会变化他们的气质,让他们终其一生都乐学、悦学,从而不光把自己做学问看成报效祖国的严肃责任,更把它看成安身立命的所在。”(刘东:《这里应是治学的乐土》)可另一方面,一旦拿到孟子的思想天平上,就此又马上逼出了这样的问答:“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梁惠王下》)——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前面所讲的“个人”与“公共”的阅读,又正好对应着“独乐”与“众乐”的层次关系。

无论如何,只有经由一般学理的共享,熔铸出具有公共性的“阅读社群”,才能凝聚起基本的问题意识,奠定起码的认同基础。缘此更应认识到,正因为读书让我们如此欢悦,便不应只把它当成私人享乐。事实上,任何有序发展的文明,乃至任何良性循环的社会,都来源和取决于这种“阅读社群”。缘此,作者和读者之间或者学者和公众的关系,就并不像寻常误以为的那般单向,似乎一切都来自思想的实验室,而是相互支撑、彼此回馈的。正如我曾在以往的论述中讲过的:“一个较为平衡的知识生产体系,似应在空间上表现为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先由内涵较深的‘学术界’居于核心位置,再依次扩展为外延较广的‘知识界’及‘文化界’,而此三者须靠持续反馈来不断寻求呼应和同构;所以,人文学术界并不生存和活跃于真空之中,它既要把自己的影响逐层向外扩散,也应从总体文化语境中汲取刺激或冲力,以期形成研究和实践间的良性互动。”(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接下来,第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毋宁是更苦痛和更沉重的, 因为它围绕着“书斋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这根更加沉重的主轴,才赋予了这套丛书更为具体的特点。如果说在“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中已然心怀苦痛地写到了“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那么,又目睹了二十多年的沧桑剧变,这心气便觉得更加“鼓荡难平”了。既然如此,虽说借助于前两根主轴,还是在跟大家分享阅读之乐,可一旦说到了这第三根主轴,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就收紧了。无论如何,“书斋”与“社会”间的这种关联,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冲击着自己书房的深重危机感,都只能用忧虑、愤懑乃至无望来形容;而且,我之所以要再来创办“社会思想丛书”,也正是想要有人能分担这方面的忧思。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如果我们拿“学术”来置换他所讲的“艺术”,再拿“社会”来置换他所讲的“世界”,也会得出一个大体相似的句子。也就是说,“做学问”跟“搞艺术”一样,既可以是超然出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也可以是切身入世、救民于水火的。至于说到我自己,既然这颗心是由热血推动的,而非波澜不起、死气沉沉的古井,那么,即使大部分时间都已躲进了书斋,却还是做不到沉寂冷漠、忘情世事。恰恰相反,越是在外间感受到了纷繁的困扰,回来后就越会煽旺阅读的欲望——而且,这种阅读还越发地获得了定向,它作为一种尖锐而持久的介入,正好在瞄准千疮百孔、沉疴难起的社会,并不是离开人间世更遥远,而是把注视焦点调得日益迫近了。

虽说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曾被我老师归结为“思想淡出,学术淡入”,但我一直不愿苟同地认为,就算这不失为一种“现象描述”,也绝对不属于什么“理性选择”。不管怎么说,留在我们身后的、曲曲弯弯的历史,都不能被胡乱、僭妄地论证为理性。正好相反, 毕竟是藏在内心中的、刚正不阿的理性,才至少是保守住了修正历史的可能。正因为这样,不管历史中滚出了多少烟尘,我们都不能去浑浑噩噩、和光同尘。——绝处逢生的是,一旦在心底守住了这样的底线,那么,“社会生活”也便从忧思与愤懑的根源,转而变成了“书斋生活”中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正是鼓荡在内心的、无休无止的忧思,不仅跟当下的时间径直地连接了起来,也把过去与未来在畅想中对接了起来。事实上,这套丛书将稳步迻译的那些著作,正是辉煌地焕发于这两极之间;而读者们也将再次从中领悟到,正如“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所说,不管在各种科目的共振与齐鸣中交织着何等丰富而多样的音色,这种“社会思想”在整个的文科学术中,都绝对堪称最为响亮的“第一主题”。

只要中华民族尚有可堪期待的未来,就总要有一批能潜下心来的“读书种子”。——若没有这样嗜书如命的“读书种子”,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指望还能拥有一茬又一茬的、足以遮阳庇荫的“读书大树”,并由此再连接起一片又一片的、足以改良水土的“文化密林”。

正所谓“独立不迁, 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惟愿任何有幸“坐拥书城”的学子,都能坚执“一木犹可参天”的志念。

(“社会思想丛书”,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三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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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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