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论《古今图书集成》的文学与文体观念

——以《文学典》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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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一 类书与文学批评研究

   在学术史上,类书的地位颇为尴尬。首先,其归属甚为模糊,或为经部,或为子部,或为集部。《四库全书》把类书列入子部,然《四库全书总目》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其次,馆臣以清代流行的考据学眼光去看类书,认为:“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裨贩,实学颇荒。”在他们看来,类书对于学风与文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比较消极的,其好处仅仅在于保存了一些古籍,“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书“不可谓之无补”。 [1]

   20世纪以来,类书与文学的关系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闻一多先生在《类书与诗》 [2]一文中,首次集中讨论了类书与初唐诗歌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台湾学者方师铎的《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 [3]在此研究思路上进一步探讨类书与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在闻一多先生开创的“类书与诗”基础上,不断深化与拓展对类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尽管如此,类书与文学的关系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学术界对类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关注较多,而对类书与文学观念、文学批评的关系似乎关注较少。在思想史研究领域,葛兆光先生早就提出,类书“是思想史的绝好文本”,他指出:“各类中无意识地堆垛的各种通常共享的文献,恰恰就是我们测定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水准的材料。” [4]笔者非常欣赏和认同葛先生的高见,这种说法同样揭示出类书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笔者认为,虽然类书代表的是集体意识,但类书中的文献往往是有意识地排列与分类的。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些意识正反映出文学与文体的思想观念。与一般的文学批评专论或专著不同,类书不主一家,其批评观念更能代表当时的集体意识与普遍知识。因此,通过类书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具有相当独特而且是无可代替的意义。

   类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主要从类书的分类体系以及对前代文献的取舍标准两个方面得以体现。类书的分类可以反映出古人的知识体系观念。虽然,诗文评与文学总集更集中地体现编著者的文学观念,但综合性类书中文学部类的设立不仅能够反映出“文学”在古人心目中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其编排次序与体例也体现出当时的文学与文体学观念。比如“文学”相关部类(文学、文章、儒学)的内容,自然反映出对“文学”内涵的理解,与今人视为文学文章学材料的归属都不尽相同。另外,这些部类中的文体归属与文体划分,更直接反映出当时人的文体分类学观念。不少类书会有意识地收入文学评论材料,这些资料的排列次序与门类归属也能够体现当时的批评标准。选择就暗含着一种价值评价,或者说就带有批评的成分在内。知识分类的背后是一个整体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有传统与固有的框架,但在对知识类目的设置、具体文献的选择上,多少又反映出某些观念。 [5]古人也认为有些类书的文献取舍反映出编纂时代的文学风尚。如四库馆臣就认为,明代俞安期编纂《唐类函》一书只选唐以前的典故而不及唐代之后,反映出明人的文学风气:“明李梦阳倡复古之说,遂戒学者无读唐以后书……安期编次类书,以唐以前为断,盖明之季年,犹多持七子之余论也。” [6]可见,类书对文献的取舍标准确能反映当时的文学观念。

   通过类书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在研究上又存在特别的难度:我们如何判断与把握某一类书独特的观念与意义?

   类书作为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其文学观念是隐在、潜藏、难以捉摸的。在诗文评中作者明确标举自己的文学主张,在选本中编者所选的作品代表其美学理想,而类书的内容或只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传统的固有框架中的人类知识而已,与编者的审美理想未必有直接的关系,毕竟类书是以“全”为标准的。因而对类书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不能单纯就选入材料的内容衡量,应与文章选本的有意去取区别开来。

   古代类书的编排体例、基本内容、程式分类有传统或承袭性,有大量的文献是必选的、经典的。所以困难的不是说明一种类书体现什么观念,而是体现什么新观念;如何判断这种观念是代表编者的新观念而不是出于类书的惯例。这就需要我们了解类书的承袭性,追溯体例的渊源,才能看出其新意。类书的文学观念研究,关键是要在了解类书传统与共性的基础上把握其独特性。《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后期类书,既是集大成之作,又具有独特之处,故本文拟以《古今图书集成》为研究对象,并以其《文学典》为中心进行研究。

   二 《文学典》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编纂、蒋廷锡校订。 [7]该书编纂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起至雍正四年(1726)修订完成,费时20余年。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字数约1.6亿字,图片一万余幅,引用文献达六千多种。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是典型的亦经亦史、亦子亦集的大型类书。就编纂体制而言,该书虽然对前代类书有所借鉴,又重新发凡起例,架构出更为精密的知识体系。其结构严谨、分类细密,汇编、典、部及下列各项编排经纬交织,且条理清晰。在《进<汇编>启》中,陈梦雷提及受皇子胤祉之命:“三《通》、《衍义》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大光圣朝文治。” [8]此书的编纂目的是建构一种古代中国人大至“天德王道”微至“虫鱼草木”的对于自然与社会巨细无遗、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全书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每汇编之下再分若干典,共计32典。每典之下再分若干部,全书共计有6117部。汇编、典、部这三级分类通常被称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经目”。每“部”之下,大致又分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10个细目,称为“纬目”。

   《文学典》属于《理学汇编》,共49部,具体又可以分为“文学总部”(1部)与“文体分部”(48部)两大部分,以下分而论之。

   (一)《文学总部》共136卷。依次分为:

   1、《总论》12卷。《总论》所收文学批评材料的内容极其广泛,而其中所论多为具有一定经典性,议论正确、有指导性的理论文献。《古今图书集成•凡例》云:“《总论》之所取,必择其纯正可行者。圣经中单词片句并注疏,皆录于前。盖立论要以圣经贤传为主也。至子、集中有全篇语此一事,必择其议论之当者。论得其当,虽词藻无足取,亦在所录。即一篇中所论不一事,而数语有关,亦节取之。”(1.14)也就是说,《总论》部分所录文献体现了编者所认可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经典“圣经贤传”,另一部分是在子、集中,选择“议论之当者”。《文学总部》的文学评论资料也定然是《古今图书集成》编者视为“纯正可行”、“论得其当”者,即是编者所认同的文学观念。从《文学总部》所收内容来看,以论为主,主要是经部、子部文献,还有部分集部文献,而不收史部。经部中的《易经》、《礼记》、《左传》及其注释文献,主要是“文”、“文辞”、“言辞”的相关论述及注疏。如《易经》“小畜卦”之“文德”、“贲卦”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的“物相杂故曰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语:“《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总部》中子部文献占了绝大部分。自王充的《论衡》开始,大量收录子部关于“文章”的论述。《文心雕龙》占了一卷,除了论文体的篇章之外,从《原道》至《序志》共收了30篇。洪迈的《容斋随笔》至《容斋五笔》占了一卷以上。宋代的笔记与诗话收录最多,差不多占了《总部》的一半篇幅,这一部分内容相当复杂,或谈道说理,或评人论文。《总部》以顾炎武《日知录》为结穴,收录数量亦较多。从《文学总部•总论》所收文献可以看出古代“文学”内涵的渊源所自及其发展:从先秦儒家经典到汉代的扬雄、王充、晋葛洪乃至刘勰与颜之推等,从经学意义上的“文”逐渐向文章学的“文”演化发展。

   2、《文学名家列传》106卷,在共260卷的《文学典》中,占了很大比例。《文学名家列传》收录作家传记资料的数量和内容之丰富在此前中国古代典籍中是绝无仅有的。据初步统计,《文学名家列传》按时代汇集了自周至明4541位文学家的传记资料。《文学名家列传》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家辞典”。其来源是历代史志及子书。比如“杨慎”一人的小传,便同时使用《明外传》、《名山藏》、《艺苑卮言》、《四川总志》四种文献。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文献最丰富,且最有价值的是明代部分,收入1767位名家列传,附录226位。这部分以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作家小传为主,而且还收录大量晚明文献,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文学名家列传》收录四千余人,但还有不少“文学名家”并没有收录进去。如曹植、阮籍、嵇康、陶潜、范成大、辛弃疾等人没有就单独立传。陶潜另列入《学行典》“隐逸部”《名贤列传》中,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文学典》中《陶潜传》不在《文学名家列传》部中,而在第一三○卷“文学总部《纪事》一”却收录了《陶潜传》。曹植、阮籍、嵇康、范成大不入《文学典》,却列入《字学典》的《法书名家列传》中,也令人费解。 [9]

   3、《艺文》11卷。《文学总部》中收录文集中文学评论材料最多的是《艺文》纬目。《古今图书集成•凡例》云:“《艺文》以词为主,议论虽偏,而词藻可采者,皆在所录。篇多则择其精,篇少则瑕瑜皆所不弃。”(1.15)《文学典•艺文》所收文献特色就在其文学性。与《总论》、《杂录》纬目不同的是,《艺文》并不收录子部著作、笔记或诗话中的材料,只收录文集中的全篇作品。所谓《艺文》即是收入“集”中的独文成篇的文章,其收录标准基本是按萧统的《文选》形成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传统。我们现今视为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书信、诗文集与作品的序跋、作家碑志、行状等材料,基本都可见于《文学总部》的《艺文》,其中包括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萧统《文选序》等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还有许多像杜甫《戏为六绝句》、杜牧《读韩杜集》等论诗、论文的作品。《艺文》编选原则与《文选》相同,不收史书,但是收录了正史中的各种文学传论、传赞以及作家传论、传赞,如《史记•屈原贾谊传赞》、《后汉书•文苑传赞》、《南齐书•文学传后论》等。《总论》和《艺文》合起来,大致就是一部相当齐备的《中国古代文论选》了。

   4、《选句》不足一卷,附于《艺文》之后。按《古今图书集成•凡例》:“凡丽词偶句,或以对待见工;近体古风,或以警拔见赏。其全篇即无可观而瑕不掩瑜,单词片语亦不可弃,况一时为佳句,日久遂为故实。故有选句之录。”(1.15)古代关于诗文的名言佳句甚多,然《选句》一部篇幅甚小,未成一卷。所选仅自《汉书》至唐诗,此部文献显得过于单薄,不能反映出中国文学史上有关谈诗论文佳句名言的实际情况。

   5、《纪事》3卷。其文献性质亦为记录性,来源主要是史传与笔记。《纪事》与《文学名家列传》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纪事》大致以人为目、以时为序、以事为本,记录与作家的相关事件。《纪事》还记录一些文学现象、流派风气等。如收录《史记•田敬仲世家》中关于“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与“齐稷下学士复盛”之事(卷一三○),收录《癸辛杂识》“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叙述南宋乾(道)、淳(熙)至咸淳年间文风气变化:从淳厚的“乾淳体”到奇诡的“变体”、“文妖”(卷一三二)。这些记录皆可作为《列传》以人为主体制的补充。

6、《杂录》4卷。《杂录》的文献性质为评论文字。按《凡例》说:“圣经之言,多入《总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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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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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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