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 次 更新时间:2016-07-02 23: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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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判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注:相比而言,海内外史学界对于判的研究较为重视。参考向群《唐判论略》,《华学》杂志第2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究其原因,大概因为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本身的研究就比较少,判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不过从更为开阔的研究角度看,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尤其在唐代,判文是兼应用性与文学性于一身的特殊文体,颇受朝廷、士人与民间社会重视,它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人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判辞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一、判与唐代的选士制度和文化风气

   判文盛行于唐代,其文体的形成应该有一个历史过程。判文起于诉讼之事,有所讼必有所判,然最早判案不一定形诸文字,形式上可以“片言折狱”,简单明了。只有当判案要求以格式化、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形式对事情处理情况予以准确记录时,具有文体意义的判文才真正形成。但是我们很难准确无误地确定判文文体形成的时代。吴讷《文体明辨序说》:“古者折狱,以五声听讼,致之于刑而已。秦人以吏为师,专尚刑法。汉承其后,虽儒吏并进,然断狱必贵引经,尚有近于先王议制及《春秋》诛意之微旨,其后乃有判词。唐制选士,判居其一,则其用弥重矣。”他从先秦的折狱开始追溯判的起源,这是很正确的。但“其后乃有判词”一语非常模糊,未能断定判词究竟始于何时。汉代判辞已经出现,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过尚未有明确的判文文体体制。由于文献所限,我们不敢妄断判文产生的确切年代,但还是可以说,至少在六朝的中后期判文已经出现了。可惜唐代以前的判文留存不多,《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仅收录三道。分别是《全后魏文》卷五十五封君义的《判窦瑗表改麟趾制母杀父条》、《全隋文》卷二十高构《武乡儿姓判》、卷二十五柳彧《高颎子应国公弘德申牒请戟判》。现以封君义的《判窦瑗表改麟践制母杀父条》为例: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我劳悴,续莫大焉。子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在情一也。今忽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心未忍,访古无据。母杀其父,子复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杀。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其子将欲何之。案《春秋》“庄公元年”不称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齐襄,与杀公而不反,父杀母出,隐痛深讳。期而中练,思慕少杀。念至于母,故经书三月夫人逊于齐,既有念母深讳之文,明无雠疾告列之理。且圣人设法,所以防淫禁暴,极言善恶。使知而避之,若临事议刑,则陷罪多矣。恶之甚者,杀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独求削去。既于法无违,于事非害,宣布有年,谓不宜改。从这道判来看,主要还是以儒家礼法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语言形态上虽多四言之句,略讲文采,但语言总体还是比较朴素的,其它两道就更是质木无文了。唐前判文现存极少,仅从这些判文来看,在语言上与唐代的拟判讲究骈化文采的倾向差异较大,但与真正案判的差异并不明显。总之,唐前判文与唐判的差异主要在于与拟判的比较。唐代之前,判文应该早已成定体并且已经受到上层社会重视,判文的写作也成为衡量士人才华的一个重要方面。《隋书》卷六十六《高构传》说高构善于断案,所以隋高祖非常敬重他,曾对他说:“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这大概是现存文献中较早评论判文的记载。从隋高祖对于高构的赞语来看,隋代人已经开始看重判文写作的才能。

   唐代判文之所以兴盛,与唐代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唐代由礼部主持科举考试,及第者才具有作官的资格。吏部则负责委派官职,唐代的士子及第后,要经过吏部考试即省试后才能授官。吏部考查的主要内容是所谓“身”、“言”、“书”、“判”,唐人杜佑谈到唐代铨选制度时说:

   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询其便利,而拟其官。(《通典》卷第十五《选举三》)所谓判,即以地方狱讼案件或经籍所载的史事为案例,让应试者加以分析,写出判词,以此检验应试者从政的能力和素质。每道判少则五六十字,多则二三百字,要以对仗工稳的骈文写成。在吏部“身言书判”考试中,判是至关重要的,其水平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士子的前途命运。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七“选举十”按:“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以判之尤切。”判文之所以会被如此看重,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它反映出人才的一些重要素质。“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可以此觇之。”(《文献通考》卷三十七“选举十”)也就是说,判文的写作不但必须熟悉法律,而且要了解社会民生,具有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总之判辞之所以作为铨选的文体,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看来,它可以反映出士子在“临政治民”方面的综合素质。

   由于士人对于试判的重视,试判的难度也就愈来愈大。据杜佑说,唐代判试出题经历三个阶段:“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最初的判试是从地方一些真实的案件挑选出来作为考题;由于参加考试的人越来越多,以地方案件为题又显得浅近,难度不够,“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于是便从经书古籍中选用一些事情,假设案例,令士子判断;后来这些经书古籍还不足以难倒一般士子,所以只好“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出”(注:见杜佑《通典》卷第十五“选举三”。)。唐代的试判题目越来越难,越来越偏,所试的案例,也由真实走向虚似。

   判文水平的高下,直接影响了士人的前途命运,由于应试的需要,许多士人便先背诵了大量的判文,以备考试时可以套用。《朝野佥载》卷四记载武则天朝试判的情况:

   周天官选人沈子荣通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颇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硙,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硙,乃是蓝田,今问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沈子荣预先背诵了二百道判文以备考,第一年试判判题虽然与准备的判文很相近,却因为判案中的人名不同而不敢落笔;第二年又因为试题中案例的地点与所准备判文不同而无法照样画葫芦,可谓笨拙之极。这篇笔记其实已是非常夸张的笑话,但它正说明早在武则天时期,士子为了通过铨选,已经采用预先背诵判文的方法。在唐代试判过程中,很早就出现作弊行为,有的甚至让他人代写,于是朝廷开创了在考试中“糊名”的制度(注:杜佑《通典》卷第十五“选举三”说“有试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滥,不可胜数。武太后又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但是试判作弊行为依然存在,有时竟出现几份完全相同的判文答卷(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判”云:“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奏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为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后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唐代许多士子在吏部考试前都对判文作了大量的练习和背诵。有了这种需要,大量批判范文和预作之文,也就应运而生了,有些出色的拟判便在士子中流传开去,互相传诵。白居易的“百道判”均为他应吏部“拔萃”考试前夕的练习之文,是标准的科场判文体式。白居易《与元九书》:“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不管是为了抄袭还是为了练习,总之应试的目的刺激了唐代社会判文的大量出现。

   唐判的兴盛,一方面是受到科举考试的刺激,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风尚与价值标准也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唐人眼中,判的写作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史书和笔记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旧唐书》记载杜审言的一段故事:“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卷一九○《文苑传》)杜审言自己判文写得好,就认为足以让苏味道看了“羞死”。他之所以如此狂傲地自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试判和判文水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官场也往往以书判作为评价官员的能力的重要标准。《大唐新语》卷八: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娴书判。”……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邀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裴琰不判则已,一判惊人。“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思维与写作之敏捷,正是作判的理想境界。

   还有一些逸事可以从侧面说明判的重要。《朝野佥载》卷六记载当时吏部侍郎李安期铨选的故事: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好机警……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这个选人以骑马摔伤脚来作为书写不好的理由,的确可笑。而李安期读了他拙劣的判文,“顺水推舟”地讽刺他不但外伤,而且还内伤。这则著名的笑话原本是以士人拙迂可笑和李安期的机警幽默相映成趣的。通过笑话,可以看出当时铨选对于书判确是相当重视的。

   判文兴盛的原因应该放在唐代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来研究。判文本身的功能就是裁定事理,辨明是非,既用于司法,也用于处理公务甚至日常生活琐事。自六朝以后,骈文兴盛,至唐不衰。虽然唐代古文运动对骈文有所冲击,但骈文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的动摇。判文就语体而言,大致应列入骈文一类。所谓判,实际上近似于以骈文写成的短论,判的文学性,也同样表现在用典、辞藻、骈偶等语言形式上。判作为文体,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一方面,它是文人走向仕途,实现自己价值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艺,另一方面,判体的骈偶形式,非常适合文人表现自己的文学语言能力。也就是说,判文可以反映出士人学问识见、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判是兼“立功”与“立言”于一身、应用性与文学性并举的特殊文体。这是其它诸如诗赋类纯文学形式所不具备的文化特性。

  

   二、唐判的体制

   判文文体虽然在唐代以前早已形成,但唐前遗留下来的判只有寥寥数道,究其原因,或者因为唐前尚未有大量的形式讲究的拟判,而实际的案判在语言形式上又比较质实粗糙,与唐人的审美标准有距离故留传得少。到了唐代,情况完全不同。现存唐代文献中判的数量非常多,仅是《全唐文》、《文苑英华》两总集中所收的判就约一千二百多道。此外,敦煌文献中也有不少的判词(注:敦煌出土的《文明判集残卷》和《麟德安西判集残卷》,收录近三十首较完整的判文,多为拟判。为伯希和掠走,现藏法巴黎国立图书馆,分别编号为P.3813和P.2754。)。而从宋代的书目文献中,可以看出在宋代尚保存有大量唐代判文集子。宋人对此相当重视,如郑樵《通志》把判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独立的文体,这种观点反映在其文献目录的分类之中,他在卷七十“艺文”八专门设立“案判”一类,并录有:

百道判一卷 骆宾王撰 又一卷 唐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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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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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9年06期第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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