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 次 更新时间:2016-06-29 2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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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宋代文章总集具体而准确地反映出宋人的文体观念以及相关的文学观念。从新、旧文体的衍生、变迁来看,唐宋新文体的出现、定名、传播和接受,正是通过宋代文章总集的编录得以集中体现。一些文体的边缘化、演变、增殖以及文体内涵的变化,也在文章总集的编纂中反映出来。从“古文”观念来看,宋代文章总集编纂体现了宋人以散体文为主,但不特别排斥骈体文与辞赋的“古文”观念。面对秦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两种传统,宋人特别推崇唐宋尤其是宋代古文,这反映出他们对当代文学强烈的自信心以及对文章实用性的追求。而将子部和史部加以分体并纳入文章总集的做法,既具有对文章文体重新分类的意义,同时也扩展了文体学与文学经典的范围。从编纂体例来看,宋人文章总集大致有以体叙次、以人叙次、以类叙次和以技叙次几种类型,以体叙次采用《文选》模式而有所突破,以类叙次采用功能归类法,皆体现出宋人实用的文体观念。

   【关 键 词】宋代/总集/文体观念/文学观念

  

   宋代文章总集非常繁荣,远超前代。《宋史•艺文志》载总集435部,10657卷,其中主要是宋代的文章总集。宋明目录所载的宋人总集,有三百多种,还有大量的总集虽然未著录于目录,但仍有序跋流传。①宋代是中国文学与文体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宋代文章总集具体而准确地反映出宋人的文体观念以及相关的文学观念,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特别的研究视角。当然宋人别集同样具有文体学研究价值,但由于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才性与习惯,一般来说,别集所包含的文体类别远不如总集全面。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这个时期综合各体的文章总集为对象,讨论其文体观念兼及相关的文学观念。

  

   一、唐宋新文体的确认与传播

   文体是人们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工具。文体的生灭盛衰,具有深刻的文学史意味。从六朝至唐宋,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中,还体现在具体的形式嬗变上:旧文体的淡出,新文体的出现,都是文体史与文学史发展的重要标志。关于唐宋文体新变,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②本文要补充的是:唐宋新文体的出现、定名、传播和接受,集中地反映在宋代文章总集的编录之中,它们为我们理解文体史与文学史的发展提供了新颖的角度和有力的证据。对于唐宋文体研究可以有多种路径,但是不夸张地说,宋代文章总集既是唐宋新文体最为具体而准确的总结与标志,也是唐宋新文体传播的最重要方式。而这一点,却往往被人所忽视。

   从挚虞《文章流别集》与萧统《文选》开始,文章总集形成一种分体编录的体例。唐代流传下来的文章总集很少,但是从《文馆词林》残本来看,体例与《文选》相似。③另外,《古文苑》世传为唐人所编,真伪莫明,宋人章樵《古文苑序》谓:“《古文苑》者,唐人所编,史传所不载,《文选》所不录之文也。歌、诗、赋、颂、书、状、敕、启、铭、记、杂文,为体二十有一,为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④观其编辑体例,近乎《文选》。北宋文章总集的编纂方式有多种,但《文选》模式即以文体为纲,以事类为目的方式占了主流。⑤宋人几部重要文章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大致采用《文选》的编排体例。这些总集与《文选》相比,反映出从六朝至唐宋文体的具体变迁,也透露出唐宋人文学观念的新变。

   北宋前期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⑥全书1000卷,其中以唐代作品收录最多,约占十分之九。《文苑英华》把所收作品分为38体。姚铉编《唐文粹》100卷,⑦所收作品文体分为三十余类。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150卷,⑧所选文分61类。把这几部有代表性的宋人文章总集与《文选》的目录进行比较,就透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宋人的文体观念与文体史信息,以下略加论述。

   首先,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在六朝非常盛行的文体在宋人总集中已被边缘化了。比如《文选》所收录的“七”体,是汉代至六朝极为流行的文体,在《文选》中的文体次序处于赋、诗、骚之后。但隋唐以后,已很少人用这一体裁写作,因此,宋人几部文章总集不再独立设“七”体,正反映出“七”体在当时文学创作中,已经不再是强势文体。又如《文选》有“符命”,《文心雕龙》有“封禅”,可见这是当时的重要文体,但唐宋以后,它们在总集中的作品数量与重要性都明显下降了。⑨

   其次,我们从文体类目的细化可以看出同一文体的演变和增殖。如《文选》有“诏”,《文苑英华》分为“中书制诰”与“翰林制诰”,“中书制诰”下列子目20类,“翰林制诰”下列子目10类,《宋文鉴》成为“诏、敕、赦文、御札、批答、制、诰。”这些变化折射出唐宋以来朝廷文书制度的嬗变。有些文体的名称虽然相同,其内涵却大大扩展了。《文选》“序”收录书集与诗集之序。唐宋时期新出现了大量用于赠别的“序”,古代多有长亭祖送之宴会,宴会赋诗,因赋诗而有序。当送别者关注点从作诗转向作序,就有了赠序。这种赠序兴盛现象及时地在总集中反映出来。《文苑英华》收“序”40卷,其中专门标出“饯送”、“赠别”。《唐文粹》有“序”8卷,亦有“饯别”类。《宋文鉴》“序”有8卷,虽然未明确分列书序与赠序,但收录不少赠序作品。

   再次,从宋人总集所录文体与六朝相似文体的比较,也可以看出文体内涵的历史变化。《宋文鉴》卷125-127收录“杂著”。徐师曾说:“按杂著者,词人所著之杂文也;以其随事命名,不落体格,故谓之杂著。”(10)“杂著”之名,应从《文心雕龙•杂文》而来,但是,《文心雕龙•杂文》主要是指对问、七、连珠等几种文体。而《宋文鉴》的“杂著”则不收这几种文体的作品,所收的刘敞《责和氏璧》、王回《告友》、《记客言》、王令《道旁父老言》、刘恕《自讼》等文,都是随笔性的散体短篇。骈文中心时代《文心雕龙》的“杂文”大体是指有韵之文,而古文中心时代《宋文鉴》的“杂著”,则特指散体短篇,其内涵已产生明显的变化。

   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宋代文章总集中反映出来的唐宋新文体,从这些新文体的兴盛与传播,可以见出文体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

   从宋人总集的编录,我们可以看出唐宋一些新文体从萌发到定名的过程。如“题跋”一体便是肇始于唐代而定名于宋代。《文章辨体•题跋》:“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然其辞意亦无大相远也。故《文鉴》、《文类》总编之曰‘题跋’而已。”(11)《唐文粹》有“序”8卷,含书序、赠序,而“传录纪事”类下有“题传后”小类,有皮日休《题叔孙通传后》、司空图《题东汉传后》;另外,柳宗元《读毛颖传》则附于韩愈《毛颖传》后,俱见卷99,然都不称“题跋”。可见在唐代只称为“题”、“题后”,尚未称为“题跋”。题跋之称,始见于宋人总集。《宋文鉴》卷130以下两卷为“题跋”类,共46篇,有欧阳修《跋放生池碑》、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等文。

   《文苑英华》等宋人总集与《文选》相比,明显多出传、记二体。在《文选》产生的时代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叙事与述人的功能基本是由史传来完成的,(12)所以只有少数文体如碑文涉及叙事与述人的功能。但是自从唐宋古文兴盛以后,出现文、史合流的倾向。文章学内部越来越重视叙事性,叙事性文章也大为增多。具体反映到文体之上,便是记体与传体的高度繁荣。

   关于记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记》说:“《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13)《文选》、《文心雕龙》皆不载记体文章,至唐宋记体大盛,宋人文章总集中收录大量记体文章。《文苑英华》有记体37卷,《唐文粹》有“记”7卷,《宋文鉴》有“记”8卷。唐宋的记体略有不同,唐代的记为纪事之文,而宋人喜欢杂以议论。吴讷《文章辨体•记》:“《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西山曰:‘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议论。’后山亦曰:‘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14)宋人以叙事为记的正体,议论为其变体。“记”之中的山水游记、亭阁记、书画记等,都是唐以来盛行的文体,宋人总集中所收甚多,文学史多有论述,此不赘言。然《文苑英华》中“厅壁记”共10卷,在记体之中所占分量最重,值得注意。唐代以来厅壁记大兴,朝廷百司乃至州县官署都有壁记。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5“壁记”条谓:“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厅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则壁记之出,当是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15)可见自唐代以来,壁记是朝廷与地方官员所喜爱的文体,是考察唐宋官场政治制度、政治风气与官员政治理念的重要材料。

   如果说记体以叙事为主,传体则以人物为中心。《文心雕龙》有《史传》篇,认为传本为翼经之作。(16)《文选》有史论,但不收史传。《文苑英华》卷792以下5卷收录30篇“传”。《唐文粹》不收正史之传,然在卷98“传录纪事”类下有“假物”(读传附)、“忠烈”、“隐逸”、“奇才”、“杂伎”、“妖惑”等小类的“传”体文章,“假物”类有韩愈《毛颖传》等,“忠烈”类有沈亚之《李绅传》等,“奇才”类有李商隐《李贺小传》等,“隐逸”类有陆龟蒙《江湖散人传》等,“杂伎”类有柳宗元《梓人传》等,“妖惑”类有柳宗元《李赤传》。《宋文鉴》卷149、150收录17篇“传”。唐宋以来文坛盛行的“传”体实始于史学,然文章学的“传”体与史学的“传”体又有明显差异。徐师曾《文体明辨•传》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音骨)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17)顾炎武《日知录》卷19《古人不为人立传》条亦云:“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 《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蝜蝂》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18)徐师曾、顾炎武所言或有争论,(19)但他们指出文章学中的“传”与史学的“传”分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史传作者为史官,传主为贵人名士,所述为其较完整的生平。而文传作者为文人,传主多为小人物或失意者,或为自传,或“仅采其一事”,或为有寄托之寓言或游戏笔墨,与“稗官”文体相似。考之宋人文章总集,以上所言基本属实。顾炎武所说“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不知具体何指。《宋文鉴》卷149收司马光所撰《范景仁传》、《文中子补传》,确近乎史传,在宋代的文传之中,显得比较特殊。事实上,《隋书》与《宋史》分别有王通与范镇的传。不过,司马光本身就是史官,故不可谓之“侵史官之职”。

因篇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体命名方式之一,如“七”体即因《七发》而得名。又如任昉《文章缘起》所列文章名都是因圣君贤士之名篇而得。宋人王得臣《麈史》说:“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至韩、柳、元结、孙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类;又作‘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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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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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9年2期第190~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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