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李光摩: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9 次 更新时间:2016-07-02 23: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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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李光摩  

   《四库全书总目》曾在论及明代士风变化时总结说:“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多侈谈卓老(李贽),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陈继儒),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卷一三二“杂家类”存目)这段话固然反映出《四库》馆臣对于晚明士风与文风因轻蔑而略有偏颇的态度,但它指出晚明社会风气与文人思想的特点以及当时“小品日增,卮言叠煽”这种文学现象所产生的历史氛围,却是相当准确的。因此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晚明小品可以说是我们认识晚明文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个性的形象资料。

  

   古代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使人成为能够安贫乐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自从宋代以后,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许多文人以儒学的圣人人格作为人生修养所追求的目标,力求获得尽善尽美的人格。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晚明文人追求独特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有规范性的完美人格的兴趣,他们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狂狷癖病的文人才子人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在他们看来,有弱点有缺陷的个性才是真正的优点。张大复有《病》一文说:

   木之有瘿,石之有鸲鹆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见贵于世。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传形;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吾每与圆熟之人处,则胶舌不能言;与鹜时者处,则唾;与迂癖者处则忘;至于歌谑巧捷之长,无所不处,亦无所不忘。盖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怜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与为友,将从其少者观之。(《梅花草堂笔谈》卷三)

   所谓“病”就是超越正态、世俗、平庸、乡愿的“真”和“奇”,“病”者,才有特点,有个性,有锋芒,才有出类拔萃之处。故“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而张大复如此多病,可谓“大佳”了。张大复这种观念非常有代表性,晚明人喜欢不同常态的“病”“癖”“痴”“狂”,故抱怨“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

   有“病”,才有个性,有情趣,有锋芒,有不同世俗之处。这是晚明文人普遍的看法,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书》中认为:“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林和靖对于梅,米芾对于石,都有一种痴迷执着的爱恋之情,故成名士。因有“殊癖”才有个性,有理想,有追求,有忘乎一切的执着之情。同样,张岱也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琅嬛文集》卷四《五异人传》)“无癖”“无疵”之人不可作为朋友交往,因为他们缺少“深情”“真气”。晚明人推崇的是突出而又真实的个性,“癖”与“疵”其实就是那种不受世俗影响,没有世故之态的人格。人有“癖”有“疵”,才有执着的深情和真实的个性。蚌病成珠,文人之“病”则成为一种不同世俗的情致。晚明程羽文在《清闲供》的“刺约六”中详细论及文人的六种“病”以及这些“病”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这六种“病”是癖、狂、懒、痴、拙、傲:

   一曰癖。典衣沽酒,破产营书。吟发生歧,呕心出血。神仙烟火,不斤斤鹤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颇颇竹君石丈。病可原也。

   二曰狂。道旁荷锸,市上悬壶。乌帽泥涂,黄金粪壤。笔落而风雨惊,啸长而天地窄。病可原也。

   三曰懒。蓬头对客,跣足为宾。坐四座而无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闭门。病可原也。

   四曰痴。春去诗惜,秋来赋悲。闻解佩而踟踌,听坠钗而惝恍。粉残脂剩,尽招青冢之魂;色艳香娇,愿结蓝桥之眷。病可原也。

   五曰拙。学黜妖娆,才工软款。志惟古对,意不俗谐。饥煮字而难糜,田耕砚而无稼。萤身脱腐,醯气犹酸。病可原也。

   六曰傲。高悬孺子半榻,独卧元龙一楼。鬓虽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为面皮作缘。病可原也。(《香艳丛书》三集卷二)

   他们不理生计,不修边幅,傲对权贵,蔑视众生,多愁善感,行为古怪。这些“病”,其实正是文人名士的个性和习气。他们的感情与脾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处世方法,都与正常的俗人俗事不同。不同于世人,故称“病”。文人的生活情趣,都是由这种种“病”所生发的。有了病,才有诗意,才有意趣,才有不同寻常之处,这里所写,也正是对于种种“病”的赞歌。

   晚明文人的精神受到当时思想界风气的浸染,他们的文化品格多少都有心学的影子。王阳明心学崛起于明中叶,而盛行于晚明,这种理论强调人的意识、主观精神的巨大作用,主张内省,由程朱的先验的伦理本体转向心理本体,带有一种反传统的精神。这种理论给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吹进了清新的空气,起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儒与禅,原来就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自宋元以来,儒学本身受到禅学的更多影响。尤其陆九渊、王阳明一派,更是与禅宗有血肉关系。“狂禅”之风恰是从陆王的“心学”那里来的。不过,陆王“心学”的理论归宿是正心诚意,而到了李贽等人,则主要发扬了禅的诃祖骂佛的反传统精神,对于传统道德、儒学权威等等持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蔑视一切世间礼法。他们的风格狂放执着,惊世骇俗,其思想行为对于传统的伦理纲常与思想文化具有一种巨大的破坏性,故人们称之为“狂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论及“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明中叶之后,文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加强,形成一种个性与世俗环境的冲突,如祝允明、唐寅等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对晚明文人有极大的影响。袁宏道曾赠给张幼于一首诗,诗中有“誉起为颠狂”之语,大概张幼于对“颠狂”二字的评价不满,袁宏道给他写了一信,信中说,“颠狂”两个字,其实是一种很高的赞词:“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他引经据典来说明颠与狂的价值:“狂为仲丘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求之儒,有米颠焉。”实际上,孔子并不推崇“狂”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狷都违背了中庸之道,偏于一面,过于偏激。中郎借用孔子大旗来高度评价了“颠狂”的品格,接着说:“不肖恨幼于不颠狂耳,若实颠狂,将北面而事之,岂直与幼于为友哉?”(《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张幼于》)可见“颠狂”不但是晚明文人喜欢的人品,而且是一种推崇的理想。

  

   对于现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从中得到乐趣,本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然而世俗社会往往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没有更高的精神和审美追求;高洁的文人又往往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视物质享乐。唐宋以后,文人与士大夫意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物质享乐的同时,寻求精神的享受,创造了一种以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晚明小品则充分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正如屠隆为人们描绘最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娑罗馆清言》)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占尽人间一切便宜。晚明小品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出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情趣相当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或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有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

   清供、清玩、清赏这类生活情趣,自宋代以后就开始了,如宋代的林洪就著有《山家清供》《山家清事》一类的书,但到了晚明,清玩清赏清供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就像沈仕《林下盟》中所说的,当时文人日常生活的“十供”是:“读义理书,学法帖子,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奕棋。”(《说郛续》卷二十八)费元禄说士人的“游道”有三,即“天”“神”“人”,其中人的游道是“抗志绝俗,玩物采真”。(《晁采清课》)在晚明人看来,玩物不但没有“丧志”,而且能够“采真”,所谓“采真”就是获得人生的真谛。“玩物采真”四个字言简意赅地反映出晚明人清玩清赏的哲学。所谓清供、清玩和清赏其本质便是把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艺术化,在日常生活中营造或寻找一种古雅的文化气息和氛围。从山水园林、风花雪月、楼台馆阁,乃至膳食酒茶、文房四宝、草木虫鱼、博弈游戏、器物珍玩等事物上,获取清玩清赏的文化精神。晚明这类书籍很多,如屠隆的《考槃余事》、《山斋清供笺》、高濂《燕闲清赏笺》、陈继儒《岩栖幽事》、王象晋《清寤斋心赏编》、文震亨《长物志》、《清斋位置》等。

   生活环境有多种多样,有在山水之间者,有在乡村者,有在远离车马的郊居者,但对于多数的士人来说,其生活环境却是“混迹廛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世俗生活也越来越喧嚣。于是,有必要在“廛市”中营造一个优雅清静的艺术环境,像陶潜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吴从先在《小窗自纪》中以清言的形式非常精辟地谈论说:“幽居虽非绝世,而一切使令供具,交游晤对之事,似出世外。”于是人们大可不必车船劳顿,或艰难跋涉去游山玩水,寻幽访壑,在日常生活之中,在自己的庭院、台阁、居室,水石、草木、蔬菜、门窗阶栏、书画古玩、坐几椅榻、车舟等等,都可以构成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比山水园林,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平和,也更为温馨,是人们最为寻常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的生活环境。这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美学意识。

   程羽文的《清闲供》是一部相当细致和别致地表现文人日常生活艺术的小品文。《清闲供》中的“小蓬莱”条说,蓬莱之所以是仙境,因为它虽处俗世,却隔谢了人世间的嚣尘浊土。对于士人而言,心远地自偏,“即尘土亦自有迥绝之场,正不必侈口白云乡也”。关键是自己建构一个清逸宁静的生活环境,下面便是程羽文对于生活环境的一些标准:

   门内有径,径欲曲。径转有屏,屏欲小。屏进有阶,阶欲平。阶畔有花,花欲鲜。花外有墙,墙欲低。墙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竹尽有室,室欲幽。室傍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桥,桥欲危。桥边有树,树欲高。树阴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细。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宽。圃中有鹤,鹤欲舞。鹤报有客,客欲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却。酒行有醉,醉欲不归。(《香艳丛书》三集卷二)

   在这里,程羽文别出心裁地用顶针的修辞方式来写,这并非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体现了一种美学观念,即以这种环环相扣的语言建构了一个诸种要素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大体上构成了一幅当时文人理想的生活场景,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文人的生活美学观念: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与大自然的融合,以体现一种清雅的情调。

晚明有不少关于文人清玩的小品。所谓清玩,主要是指古钟鼎彝器、书画、石印、镌刻、窑器、漆器、琴、剑、镜、砚等。屠隆《考槃余事》一书中讲述了对于书版碑帖、书画琴纸、笔砚炉瓶和日用的器用服饰之物的鉴赏艺术。而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说》论骨董的类别、特点、形态和品赏方法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人们古玩清赏的文化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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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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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1997年06期第6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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