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先秦盟誓及其文化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6-07-02 23: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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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先秦盟誓文是古代文体史初始阶段有代表性的应用性文体,它经历了从口头形态向文字形态发展的过程,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实用特征:以神权维系社会诚信,以天谴神殛警诫违约失信者。明誓文的文化意蕴要比文学意味丰富得多,它反映了早期社会中人们关于神权与强权、蒙昧与理智、诚信与猜疑的诸种意识,盟誓文是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

   中国古代文体史的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套用西方的文体分类学的框框,削足以适履。比如先秦的盟誓之文似乎从未进入现代的文学史家们的法眼,但它却是先秦时代常见的应用文体之一,而且代有其文。《文心雕龙》有《祝盟》之篇,尔后其他文体学家同样注意到此文体,一些重要的文学选本也选入盟誓之文。(注:如《文章正宗》、《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总集都收录盟誓文。)本文以先秦的盟誓之文为主要对象,研究其文体体制及文化意义。

  

   盟誓是从原始的诅誓咒语发展而来的,个体与个体或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出于某些目的而缔结某种协议,为了互相取信,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对神灵作出遵守诺言的保证。盟誓的出现,是基于人们对于神祇的共同敬畏。只有这样,神祇才可能成为各方所承认的见证人和监督者。盟誓的内容就是共同约定对不守信者,神祇将降下灾难,予以惩罚。盟誓的威慑力,正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神灵共同的崇拜与敬畏观念,盟誓给参盟者造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与心理压力。在未有文字以前,最早的盟誓自然只能是口头形式,文字产生以后盟誓才逐渐发展成比较完整的文本。

   在春秋时期,战与盟是诸侯之间经常使用和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诸侯与诸侯、大夫与大夫、个人与个人之间契约的执行,主要是靠盟誓来制约的。在此背景下盟誓也就成为诸侯之间一种非常重要和常用的活动,打开《春秋》三传,触目皆是诸侯之间的会盟与背盟的行为。(注:参见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四《盟会例》、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卷二《会盟》,两书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渊鉴类函》卷一百五十六《礼仪部三•盟会》等文献。)“盟”字在《左传》出现640次;在《公羊传》中出现162次;在《穀梁传》中出现172次。“誓”字在《左传》出现22次;在《穀梁传》中出现1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出现。(注:参考李波等主编《十三经新索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据该书统计,在《十三经》中,“盟”字共出现997次,“誓”字出现92次。)“盟”字的使用比“誓”字频繁得多,这是因为“盟”实际上往往包含了“誓”的内容。

   诸侯之间的盟誓,正是社会发展到某种特殊阶段的产物。《春秋》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穀梁传》释:“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日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范宁说:“五帝之世,道化淳备,不须诰誓而信自著。”(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1980年版,第2370页。下引范宁语不再出注。)“夏后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孟津之会,众所归信,不盟诅也。”“二伯”指齐桓公、晋文公。《穀梁传》认为,此处特别记载盟的日期,是含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诸侯之间的盟,正是彼此之间互不信任的产物。故范宁解释说:“世道交丧,盟诅兹彰,非可以经世轨训,故存日以记恶。盖春秋之始也。”所谓“世道交丧”,是由于分裂与战争的出现,人际关系产生欺诈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正是因为“世道交丧”,才产生盟誓文体。因此,范宁在解释《穀梁传》时把盟诅的出现作为春秋时代开始的标志,《穀梁传》对于《春秋》笔法的阐释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对于诰誓、盟诅等文体产生以及交质子等行为的时代性分析,却是有道理的。除了《穀梁传》隐公八年的记载之外,《公羊传》桓公三年也称:“古者不盟,结言而退。”也就是说古人不用歃血盟誓,但信守诺言,协定讲定了就告退。他们都认为在春秋以前,天子与诸侯之间,有约定的誓言,但无诅盟。

   古代文体学家也普遍接受这种历史观念,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说:“在昔三王,诅盟不及,时有要誓,结言而退。”他认为在夏、商、周即三王时代,人们之间互相信任,彼此遵守诺言。所以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协议一经商定就执行,不需用诅咒加以约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盟》与刘勰所言相同,他进一步认为在三王时代人们之间也有誓言,但仅仅如此,并不涉及以鬼神来惩罚的诅咒。诅盟的出现与兴盛是因为人们之间缺乏忠信,才需要借助于鬼神。“三代盛时,初无诅盟,虽有要誓,结言而退而已。周衰,人鲜忠信,于是刑牲歃血,要质鬼神,而盟繁兴,然俄而渝败者多矣。”其实盟誓在春秋时代之前应已出现,但是作为形态成熟的官方文体并在国与国之间大规模应用,应在春秋以后。古人之所以提出这种历史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诰誓盟诅文体产生的特殊时代性。

   据《周礼•秋官》记载,当时专门有“司盟”之职,主管盟书及其礼仪。司盟所管范围甚广,邦国之盟是其大者,此外百姓犯法违约,使其盟诅,誓不再犯;保存百姓之间买卖、借贷的券契副本,以备出现争议时验证;狱讼当事人先必盟诅,保证所供为事实,如有虚假将受罚。可见先秦盟誓使用范围是相当广的。从现存文献看来,三代也有誓师之文。正如《周礼•士师》说:“誓,用于军旅。”是出征时告诫将士之辞。通常为了师出有名,首先要声讨讨伐对象的罪行,再表示齐心协力参加战斗的决心。这种誓与盟誓本质是不同的,它虽然也以神祇上帝作为众人实施行动的监察,但其所誓是同一集团或同盟为了统一完成某一目的壮大声威所作的。春秋的盟誓与先前的盟誓最大的不同,是采用了诅盟,并且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形式。从单纯的诺言到制度化的盟誓,标志着人类之间的信任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只好借助于外在的力量即鬼神崇拜的介入来消除这种危机。“盟”的形式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春秋初期,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对付第三国或另外的军事集团,同盟国内部的关系还是比较平等的,春秋中期以后,出现由盟主来主盟的局面。(注:参看徐连城《春秋初年“盟”的探讨》,载《文史哲》,1957年11期。)

   盟誓与古代巫术之诅咒有密切关系。《尚书•无逸》:“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是说如果统治者变乱先王正法,百姓内心怨恨他们,在口头诅咒他们。孔颖达疏云:“诅祝谓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谓之祝;请神加殃,谓之诅。襄十七年《左传》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诗》曰:‘侯诅侯祝。’是诅祝意小异耳。”盟往往包括了诅的内容,但盟与诅又不同。《诗经•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诅尔斯。”《传》曰:“民不相信则盟诅之。”孔颖达疏曰:“盟大而诅小,盟诅虽大小为异,皆杀牲歃血告誓明神,后若背违,令神加其祸,使民畏而不敢犯也。”所谓“三物”也就是豕、犬、鸡,以三牲来求神降祸于对方,这就是诅。(注:有人认为,豕、犬、鸡的使用也有不同等级。参见孔颖达说。《十三经注疏》第455页、1266页。)《左传》隐公十一年记郑伯让每百人拿出一头猪,每二十五人拿出一条狗或一只鸡,用来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当诅用于正规场合以求神对不守诺者降祸时,实际上也就是盟了。即盟与诅往往合二为一。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春记季武子将作三军,“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

   盟誓的本质是用外在的、强制的、带有威胁性的形式来维持彼此的诚信,其产生的前提恰是彼此缺乏诚信,因为彼此诚信则不须诅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祝盟》篇所说:“信不由衷,盟无益也。”“忠信可矣,无恃神焉。”如果缺乏诚信,诅盟作用也不大。《穀梁传》僖公五年曰:“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尊则其不敢与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是说诸侯尊敬周王世子,不敢与周王世子会盟,因为凡是结盟,都是由于彼此之间不相信任,只好通过结盟的方式,约束双方的诚信。各诸侯国当然不敢对尊敬的周王世子表示不诚信之意了。“盟者,不相信也。”此句深刻地揭示了盟誓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基础。《左传》昭公三年谓“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也就是说,因为不和协的缘故,才乞求在尊神面前明白宣誓,以求天意保佑。既然盟誓是一种在彼此之间不信任的基础上强行取信的文体,这种文体的内部就必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先天缺陷,而盟誓所体现出来的复杂的文化意蕴也正是根于此。

   从理论来说,当时人们之所以盟誓,正是认为盟誓是非常郑重之事,是有约束力的,应该遵从,这也是人们使用盟誓的初衷。《左传》成公十一年“齐盟,所以质信也。”《左传》襄公九年:“盟誓之言,岂敢背之。”《左传》昭公十六年:“世有盟誓,以相信也。”《左传》哀公十二年,子贡说:“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可以说,盟誓正是当时人们消除彼此之间信任危机所能采用的最理想的方式——尽管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先秦诸侯之间的盟誓,是非常庄重神圣的仪式。盟与誓形式上有所差异,盟用牲而誓不用牲,只是约言而已,所以盟比起誓要更为郑重正规些。《礼记•曲礼下》云:“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莅牲曰盟。”郑玄注:“坎用牲,临而读其盟书,聘礼今存,遇会誓礼盟亡。誓之辞,《尚书》见有六篇。”孔颖达疏曰:“约信曰誓者,亦诸侯事也。约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辞共相约束,以为信也。若用言相约束以相见,则用誓礼。故曰誓也。”“莅牲曰盟者,亦诸侯事也。莅,临也。临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若约束而临牲则用盟礼。”盟誓是重要的礼制,故有负责此类礼仪的人员。《周礼•春官宗伯•诅祝》谓当时有“诅祝”者:“诅祝掌盟、诅……,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贾公彦疏曰:“作盟诅之载辞者,为要誓之辞,载之于策,人多无信,故为辞对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国之信用。”《周礼•秋官•司盟》谓当时有司盟之官:“司盟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所谓“载书”也就是指盟辞。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下》疏时所说更为具体:“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从上述诸说法看,盟礼最主要的仪式是杀牲歃血而在神灵面前发誓,以神灵为盟誓之证。这些神灵大致可分为上帝诸神和其他自然神如日月山川之类。盟礼的过程大致是先掘地为方坎,在坎上杀牲,杀牲时先割牲耳,盛于珠盘,取牲血,盛于玉敦。由司盟蘸血写盟书,并宣读盟书。主盟者先微吸牲血(或以血涂口旁),然后由参盟者依次为之,这叫歃血。以歃血形式来取信,正是原始社会人们对于血的宗教观念的残余。在盟誓的礼仪中歃血的次序是以尊卑为序的,《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吴国与晋国争着要先歃血其实就是争当盟主地位。又《国语》晋语八“宋之盟,楚人固请先歃。”也是意在争盟主地位。为什么要杀牲,除了歃血之外,还另有含义。依孔颖达说:“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违,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春秋左传正义》卷二)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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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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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1年01期第102~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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