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论墨子的文学观念 ——兼论孔墨文学观念之异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17-11-08 12: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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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洲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墨子受孔子思想影响,其文学观念中有与孔子文学观念相近的内涵。然而,由于其所处阶级立场不同,核心价值观念有别,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憧憬很不一样,因而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也就有颇大的差异。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却抽掉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将文学变成"出言谈"的手段或工具,大大压缩了孔子文学观念的内涵,但同时增加个人言论创造作为文学的新内容,又使文学的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墨子的文学观念不强调情感和审美,也与孔子的文学观念区别开来。

  

   关键词:墨子  孔子  文学观念

  

   墨子是继孔子而起的又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国,比孔子生活年代略晚。据《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他主张兼爱、非攻、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尚贤、尚同、天志、明鬼,创立了墨家学说。和孔子一样,墨子招生授徒,游说诸侯,希望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众多追随者。所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而他的学说的影响,贯串了整个战国时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以致战国中期的孟子愤愤而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直到战国末年,墨学与儒学仍然是世之显学。作为显学的儒学和墨学,对"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自然也受到儒学和墨学的濡染。

  

   韩非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孔丘和墨翟也被现代学者视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1]。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不能不首先探讨孔子和墨子的文学观念,即探讨他们对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做什么"的基本认识。关于孔子的文学观念,笔者已进行过初步探讨,而关于墨子的文学观念,尚无人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做一清理,以就教于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墨子》。《墨子》一书并非墨子自著,而是先秦墨学的集成。其中既有墨子弟子记录的墨子的学术思想和行事之迹,如记载墨子讲学活动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篇,以及反映墨子思想学说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也有墨子后学所著的后期墨学著作,有的可能晚在战国后期,如《经》、《经说》、《大取》、《小取》、《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敌祠》、《杂守》等篇。本文讨论的既然是墨子而非先秦墨家的文学观念,自然以墨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为依据,而不涉及后期墨学著作。

  

  

   墨子与孔子的学术思想存在差异,其文学观念自然有别,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自从孟子谴责"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之后,儒、墨的学术思想的差异可能被人为地放大了。

  

   实际上,儒、墨学说的共同点或相同点还是不少的。韩愈就曾指出:"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集·读墨子》)侯外庐等也指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究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和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认识,显得分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仍遵循着西周的传统。"[1]即是说,就思想基础、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而言,孔、墨是有许多共同点或相似点的。

  

   同样,就文学观念而言,孔子、墨子也有一些共同点或相似点。

  

   首先,孔、墨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相近。孔子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是"法先王",即继承和弘扬先王所创造的传统思想、文化、制度、文献,他所法之先王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孔子曾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当然,他之所以效法尧、舜、禹、汤主要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肯定,而他真正落实的效法对象还是文、武、周公所创立的西周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即他自己所宣称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墨子也同样主张"法先王",他说:"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墨子·耕拄》)"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墨子·贵义》)墨子所效法的先王同样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墨子·贵义》)又说:"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为暴者可得沮也。然则此尚贤者也,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也。"(《墨子·尚贤下》)不过,墨子所法先王的落脚处不是文、武、周公,而是尧、舜、禹,且主要是禹,即所谓"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推崇夏禹,谓"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引),强调的是其尚贤、兼爱、交利、俭朴、勤劳、刻苦的精神,与儒家的礼乐文化相去甚远。所以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韩非子·显学》)

  

   其次,孔、墨对文学形态的理解也有一部分相同。在孔子的文学观念中,文学包括先王之遗文。因此,孔子十分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学习,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论语·八佾》)孔子以文为教,其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等先王遗文,他要自己的儿子孔鲤学《诗》,并告诫:"不学《诗》,无以言。"又要孔鲤学《礼》,并提醒:"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充分说明孔子对先王传留的文献的重视。墨子也不例外,他也十分重视对先王传留的文献的学习,因为其中有他所需要继承和弘扬的思想精髓,他说:"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兼爱下》)墨子出行时常常会随车带上许多书籍,当弟子弦唐子询问他为什么带上这许多书时,他的回答说是:"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墨子·贵义》)正因为他重视读书,所以他在论述自己的学说思想时,常常引用《诗》、《书》来作为立论的依据,以加强其说服力。有人统计,通行本《墨子》中计引《诗》11条,说《诗》4条,引《书》40节[2]。可见《诗》、《书》是墨子法先王的基本文献。

  

   再次,孔、墨都强调文学的应用,并不以为文学只是书本知识。孔子重视《诗》的学习,更重视《诗》的应用,他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显然,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所关心的不只是对《诗》的文本的学习,最重视的是对《诗》的具体的实际的应用,即其社会实践价值。墨子也同样认为,文学不是用来作为谈资和装潢门面的,而是用来改善社会政治和规范社会行为的。他说:"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喉)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墨子·非命下》)因此,他要求他的弟子要有针对性地宣传他的思想和学说:"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当鲁阳文君问:自己的两个儿子一好学一好分人财,不知该选谁为太子时,墨子回答:"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同上)所谓"合其志功",就是要将其人的言行及其社会效果统一起来考虑,以避免片面性。在墨子的文学观念中,不仅强调其社会实践,而且重视其实践效果。在墨子看来,文学不能只存在于书本或停留在口头,只有施于刑政、利于万民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墨子·天志上》)他所理解的天志是"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墨子·天志中》)。显然,他"为文学出言谈"的落脚点是"国家邑里万民刑政"。他批评告子说:"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墨子·公孟》)又批评公孟子说:"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同上)而君子不听治则国乱,庶人不从事则国贫,这是墨子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公孟子所说的丧礼在儒家那儿也是文学的应用,而在墨子看来这既不是天子的听治,又不是庶人的从事,不能治国也不能富国,因而不是对文学的正确应用,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害无益的。这里虽然有墨子对儒家厚葬久服的丧礼的不满,但也反映出墨子对文学必须施于刑政、利于万民的强烈诉求。

  

我们说孔、墨的文学观念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只是就其思想基础、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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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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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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