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7 次 更新时间:2016-07-02 23: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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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文章借用西方文学的“正典”(canon)研究为视点,讨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通过对经典的形成、经典的品质、经典的类型、经典的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的梳理,该文尝试呈现古代文学经典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及其在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从更宽广的现代学的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为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古典资源之一。

   【关 键 词】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现代学

  

   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那本讨论西方经典的名著《西方正典》一书中曾经写道:“中国古代文学十分丰富,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我们西方的文学传统并不一样,对它的准确的翻译传播也很不充分。”[1](P531)在布鲁姆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与西方的文学传统不同,但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与传播。的确,中国古代文学悠久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经典纷呈的历史。古代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进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何为经典与经典教化、经典阐释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其他问题差不多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中国古代也很少像西方那种形而上的、有体系的理论研究,多数是针对具体文本对象展开的,以褒贬轩轾的方式确立学习模拟的对象,在此过程之中凸现文学经典及其阐释。古代文学经典及其阐释方式都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一部分。

   和布鲁姆笔下的西方经典一样,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也是现代学不容忽视的传统资源之一。近现代世界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心性体验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但又不是与传统的遽然断裂。如何重新理解传统,如何协调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差异张力,从传统或经典之中寻找矫治现代病症的合理资源,也成为现代学反思的重要内容。

   因此,从“正典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加以研究,其意义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古代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研究疆域。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脉络和现代语境之中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固然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和历史具体性,但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调整和补充西方经典研究的盲点和缺失,和西方经典学一起构筑更合理、更完善的经典学研究的学术结构,同时也为共同面对和处理现代学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借鉴和思考。

  

   一、从经典到文学经典

   和西方的荷马、《圣经》一样,在中国历史的开端之处,早期的一些典籍获得了备受尊崇的地位。当然,这样的地位并非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都无一例外地经受了一个更后时代的文本筛选、整理和价值阐释、追认的复杂过程。最初的刻写文献主要记载先王正教典章制度的史实,限于条件数量也不很多,在地位、价值上都处于相对平等、平行的位置。随着文献数量的增多,有必要从中选出一部分、特别是记载着圣人与帝王之言行的那一部分来加以突出和强调,它们被称为“典”。《尔雅•释诂上》说“典,常也”,所以这部分的典籍也被赋予了恒常不变、权威可法的含义。从战国时代开始,有6部典籍被挑选出来加以特别的称述,又经过孔子的删述,最终被汉儒确认为至高无上的“经”,即“六经”或者“六艺”。当然,经典的形成过程远非文本删选这样简单。经典也不仅指儒家的主要著作,像陆德明的《经典释义》也同时包括了《老子》、《庄子》。这里我们着意注重的是“六艺”经典和文学经典的关系。

   我们试以《离骚》为例,当能从一个侧面更具体地看出“经”典与文学经典之间关系的种种复杂性,以及评价标准之间的交错和划界的艰难。早在汉代,《离骚》已确立了其经典的地位,讲论六艺群书的汉武帝、汉宣帝先后表示过对它的偏爱,淮南王刘安为之作传,王逸为之作注,特别是刘向和司马迁更誉之为可与日月争光的不朽之作,但他们更多地还是从体兼《诗》之风、雅的立场来评价。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离骚序》,他认为体兼风、雅的评价太高,但同时认为“其文弘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从而建立了一个从宋玉、唐勒、景差到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先后相续、不断以《离骚》为宗的“辞赋”传统。班固的评价看似与司马迁等相反,其实在坚持《诗》之风、雅的立场上依然是一致的,但他又的确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离骚》的经典意义注入了新的内涵。直到文学相对自觉的齐梁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再次就《离骚》及其相关问题加以系统讨论,指出《离骚》在“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词”等4个方面“同于《风》《雅》”,符合《诗经》的传统,但又在“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4个方面“异乎经典”,违反了中庸与节制的经典原则。虽然站在宗经的立场上刘勰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但最终还是认为:“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刘勰实际上继班固之后进一步表明了《楚辞》与《诗经》的分合:《楚辞》是一部特异的非经典性诗集,屈原创造了一个与经书模式不同的新的诗歌类型,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一个“自铸伟辞”的文学性经典的诞生[2]。

   对于经典与文学经典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以下几点总结:第一,先秦儒家经典中的一部分具有文学性,随着后世文学意识的加强,这一部分在保留原有的经典地位之外,同时获得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如《诗》。以此为孳乳,古代文学经典的一部分承“经”典而来,如诗。第二,与“经”典截然不同,古代文学经典另有一部分是从文学内部产生的,如承楚辞而来的辞赋。第三,因为经典与文学经典是不同系列的,当文学经典出现后,经典仍存在而且笼罩着文学经典,正如《文心雕龙•宗经》所说:“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第四,《诗》与《离骚》虽然同样是文学经典,但两者相比,《诗》又高于《离骚》,《诗》是尽善尽美的,而《骚》却是可以挑剔的经典。刘勰论《诗》为《宗经》,论《骚》为《辨骚》,其地位不同是不言而喻的。

   顺便指出,同样是最初的经典,《诗经》和《圣经》、荷马史诗等在与后世文学经典的关系上、在对后世文学经典的影响方式上都值得进一步加以比较研究:《诗经》等经典与其他文学经典在历史上总是形影相随,而“伟大的代码”《圣经》和“永恒的荷马”虽然也是西方文学经典再三致敬和回溯的源头,但《圣经》成为神圣的不断走向封闭的“圣典”,和其他不断走向开放的文学经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3],荷马史诗也并不构成对其他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

  

   二、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

   对经典形成的研究是经典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不仅仅是刻写于竹简、书页之上的实体存在,更多地存在于作家与批评家、读者共同的阅读、阐释、接受与创造之中。研究文学经典一定程度上就是研究其形成的条件和形成的过程。

   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条件,包括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典范作家的写作实践,后起作家的宗奉模仿,批评家与批评专著的推崇或者诋毁,某一时期社会风气、审美心理的变化和流行,经典作品本身的素质,甚至偶然的运气与机缘等等。这些条件之间的组合、变化促成了经典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而独特的条件之一,是通过选本即通过对作品的删述、汇编和价值阐释,达到形成经典的目的。如《文选》对“六朝文”,《古文关键》、《唐宋八大家文钞》对“唐宋八大家”等经典地位的形成,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起西方的理论阐释,选本的重要和独特之处更为明显。此外,如评点、引用、类书的采用、史书经籍志(或艺文志)、目录学的记录与评价等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自身特色的几种经典形成方式。

   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通常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候这个过程比较顺利,也相对简单,有时候却十分漫长而复杂。此外,经典的形成还包括了对某些经典的解构或追认、某些经典在性质上的改变等等更为复杂的情形。

   经典的形成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在一些经典的地位常常因为时代不同而处于沉浮动荡之中,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经典。如谢灵运曾在六朝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认为是最高的经典之一,但宋代后其地位明显下降,这里面有经典的解构过程。和谢灵运的遭遇适相对照,陶渊明在当时只有昭明太子等少数人知赏,而宋代以后一直到今天都被认为是经典,则又属于被“追认”的经典的著名例子。经典也可能穿越各个不同的时代,形成自古至今都公认的经典,始终保持其崇高地位。如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在汉代就屡受称引,并被《史记》与《汉书》录入书中,成为史学的经典。《文选》首次在集部中选入《过秦论》,作为“论”体之首篇,这是使其从史学经典之后又成为文章经典的关键与标志。唐宋古文兴起,它又一直是古文家所推荐的经典,同时,骈文家也把它作为经典。假如一个作品在历史的发展中历久不衰,成为擅场历代文坛的经典之作,那么个中的缘故就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了。从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出各个时代审美取向的共通之处,也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经典之作需要具备何种要素。

   在以上初步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尝试以汉赋的最高经典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篇为例,将几个不同的层面结合起来,继续推进我们对于经典形成的条件和过程的有关思考。

   从政经制度的层面看:西汉中期,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战国的分裂、秦政的暴虐仿佛已被推距得十分久远,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力量达到鼎盛,“大汉气象”——汉代人那种征服世界的恢弘气度,孕育着也呼唤着“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从古代知识理念体系的层面看:“独尊儒术”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从《七发》与《子虚》、《上林》的“讽”的部分的文本对照也能清楚地看出来。《七发》的“要言妙道”还不脱战国时代各家各派的学说,《子虚》、《上林》则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显示出与大一统政经制度相一致的大一统理念体系和文教制度。从个体—群体心理体验结构的层面看:文学的主流是辞赋,对汉赋也出现了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但对立的双方都一致地以儒学观念为共同指归,《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不过,在个体心理体验结构方面,却也存在着与群体心理的差异之处。武帝尚文,汉庭作者鼎沸,形成了所谓“文人”阶层,但文人的地位并不高,战国时代纵横之士的豪情和理想让位于汉家天子侍从甚且倡优的生存处境。从具体作品的内在质性、结构形态的层面看:《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成熟的赋体以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为特征,上下左右、东西南北、春夏秋冬等等铺陈务尽。这也成为赋体的规范。

   这样4个层面,即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及其相应的文教制度层面,个体—群体对于生活世界和生存境遇的感知、体验等心理结构层面,具体作品的内在质性、结构形态层面,构成了一个对于经典形成条件的相对完整的阐释框架。当然,汉赋只是我们讨论经典条件的“理想类型”,不是说其他所有经典的条件都要从这4个层面来阐释。4个层面也只是阐释的框架,不是框框。

这4个层面的阐释框架事实上也同样适用于对于经典的形成过程的研究。经典的形成条件和过程两者之间有所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经典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伴随着经典的形成条件的消长变化或重新组合。如汉大赋之后,赋继续演变、发展为抒情小赋、骈赋、律赋、文赋等等不同的形式,也各有其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但这又不仅仅是具体作品的内在质性、结构形态层面的演变、发展,也涉及到政治、经济制度等层面上各个时代与汉代的不同。再如以上所说的谢灵运与陶渊明之间经典地位的先后易位,主要也在于在社会风尚、审美意识和对于“自然”概念的理解等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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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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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4年06期第1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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