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杨奎松 黄道炫 李里峰:土地革命七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5 次 更新时间:2014-05-19 20: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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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编者按:5月3日东方历史公众日现场,举办了以“斗地主:土地革命七十年”为主题的思想论坛,发言嘉宾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道炫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系主任李里峰教授,点评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高王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杨奎松教授。以下为发言嘉宾的演讲实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关于土地革命的误解与真实

   发言人:黄道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发动土地改革的传统逻辑

   今天讲的话题是“土地革命”,一讲到土地革命,我会想到个人经验。讲个人经验是很麻烦的事,做历史有个体经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但个体经验要和资料结合在一起理解。所以我讲个体经验只是我曾经的一个经验投射到研究中,而这个投射和我后来读的资料结合在一起,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在一个很偏僻的村庄。那个村庄没有一户地主也没有一户富农,一百多人。大队也是这个状况,不过有两户富农,700多人。所以我小时候很困惑地主是什么样的,生活多年没有见过,我们公社只有两户地主,非常稀少、凤毛麟角,很少见到。“地主”这个概念只是我看书、看电影时存在的,现实中不知道地主是什么样的,也没见过斗地主这样的场景。我生活在中央苏区江西赣州,而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的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吊诡的话题——中央苏区这么大的村庄、这么大的公社只有两个地主,整个县城没有地主。土地革命,按照经典逻辑的理解是:由于过度集中的土地状况,造成农民和地主的矛盾,造成土地分化,如此才会给土地革命爆发提供基础。这是我们传统的理解。传统逻辑和我的个体经验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带着这个差距我去做研究。工作中我经常询问我的同事和朋友,请他们告诉我当地的状况,大部分人的个体经验和我的经验相似。这样的经验使我对传统的逻辑、说法多多少少有些怀疑。

   后来去中央苏区直接研究这个问题时,这个疑问成为我开展研究的一个最早的切入点。在2004、2005年间就利用一些资料,时间段集中在1949到1950年,当时中共为了进行土改,在各个省做过一些大规模调查,自己做的调查。这些调查材料,按参加过这种调查者后来的讲述,仍然是就高不就低。即使根据中共自己所做的就高不就低的调查材料,也没有办法证实传统的土地剧烈分化造成土地革命的基础逻辑,所谓5%的地主富农占据了80%的土地,其实是没有办法证实的,这些材料被证实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五十,对此高王凌教授有研究。国外学者七、八十年代开始做这样的工作。

   随着这些年这么多研究者的不断积累,我们再去探讨这个话题时,我想我们不太需要再去怀疑“5%的地主富农占据80%的土地”的表述问题,这一点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怀疑或者解释。当然现在有些研究者抱着学术创意的角度,重新找案例说明占地状况在某些地方很严重。但我认为这不动摇通过这么多材料和经验所得到的结论。

    

   土地作为革命话语

   如果我们基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土地的状况起码在中央苏区、在我所接触的地方,5%—8%地主富农占地20%—30%,大部分占有的土地是更多的中农或者贫农,土地还算是比较分散的状况。如果我们能接受这样的结论,或者这个结论现在看起来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如何理解中共一直所表述的“土地革命”话语?所以首先多多少少要解构一下“土地革命”。若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1927—1937年的革命,最早的表述应该是“苏维埃革命”,现在看到的当年文本,所有的文本都是“苏维埃革命”的表述。之所以会出现“土地革命”的话语,更多是为政治和思想斗争服务,党对苏维埃革命的定义做了调整,后来在我们党史表述中变成“土地革命”。所以名词来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产物,这里面把苏维埃革命改成土地革命,多多少少带有重新解释党史(1927—1937)的目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土地革命”的表述未必一定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状况。当然这只是从名词本身去解构。做历史的人知道,最重要的不是看理论、名词而是看事实,事实是:土地状况不足以支撑今天的解释。

   若要寻找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撑“土地革命”的解说?说到这个话题,要从中共话语系统里理解。大家知道,中共是一个保持着共产主义理念的政党,当然很多人会说共产党是农民党,斯大林有自己的解读。但我的感觉是,中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特点非常强烈。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基础,表现为追求平等、反对剥削。在马克思主义里,这种反剥削主要是针对资本,资本的运作主要是工业资本。但中国因为工业的高度发达,基本是一个农民社会,中共需要寻找一个可以替代资本、又可以表述为剥削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在中国所对应的其实就是土地。所以我们去看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会觉得很有意思:1926年底和1927年初写过两篇文章,一个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个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阶级的分析和农民的分层,在毛的思想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随着苏维埃城市革命在中国被迫转入农村,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方向基本成为中共的主要方向。所以在农村寻找革命话语、剥削体系、平等的理念和实践,我想土地是替代资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然这仍然只停留在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和中共本身的实践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即使我们说土地不像曾经表述的那样集中,所谓7%、8%的地主富农占据了20%、30的土地。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必须要记住,即在广大的江南地区(后来我发现华北地区也一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公田。公田一般是族田,还有庙田、社田,毛曾对这个专门做过研究,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公田在赣南地区占20%左右,江南地区(江苏、浙江)有30%、40%,福建地区占30%左右。20%、30%的公田加上地主富农占地20、30%,总共拿出将近一半的土地平分时,对于农民的意义没法衡量。土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这是命根子。如果有50%的土地拿出来做这样的平分,最早的平分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给农村,还有复杂的收归国有,但最终落实到农民手上。有50%的土地平分对于农民的利益确确实实有很大影响。

   有了这三个因素,既符合中共的理念,又有政策需要,且和60%以上的农民利益相一致的状况之下,中共自己有理由相信这个政策会得到农民的支持,所以土地革命的描述以及后来的土地改革持续进行,和这些分不开。

    

   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

   在很多政策上,尤其在土地政策上,我们发现十年内战时期和三年内战时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如果要找时间点去比,三年内战时期和十年内战初期作比较会有很大变化,但十年内战的土地政策是不断调整的,当调整到33、34年进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后,这时期的土地政策和三年内战时期差不多,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政策,我都觉得没有像我们想象的有那样巨大的差距。所以后来我觉得左的政策可能并不是影响中共在这两个时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三年内战会成功,十年内战会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八年抗战。如果这两个时期没有太大差别,那八年抗战时期差别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8年会经历很多变化,41年和42年、38年和40年、43年和45年都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实现了减租减息,我一直认为这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相似度。这个阶段总体来说是土地改良时期,既不是十年时期的土地革命,也不是三年时期的土地改革,而是改良时期。

   八年抗战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应该是最有成绩的,对于农村的休养生息,对于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整,对于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拉近。当然这个拉近有很多原因,不是土地政策一个点。相对来说,这个时期应该是中共做得最成功的时期。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八年抗战局限于陕北这一小块地区,甚至陕甘宁都有待不下去的危险,1945年就有几千万人口的状况,我想这种发展大家看得见。但这个结果也不能说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土地政策所造成的,可起码,8年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没有给中共拖后腿。十年内战时期,土地革命政策没有给中共加分,这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面临着成功学里的问题:中共的成功。中共的成功是在三年内战时期实现的。考虑中共的成功,八年抗战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必须得接受三年内战完成了这个使命。既然成功了,现在所有的解读都会指向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土地,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共是通过土地革命获得了民众,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思维逻辑,也是世界各国所免不了的一个最重要的解读,任何其他解读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我想说,即使是苍白无力的说法还是要说。我们知道1946年,在与国民党谈判基本要失败的状况之下(对此杨奎松老师专门写过文章探讨其来龙去脉),中共果断地不顾抗战时期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去发动土改。5月开始有这个指示,年底左右在各地大规模推行。中共在战场上奠定大局是1949年初,1946年底到1949年初两年时间就已经完成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政策尤其涉及到经济问题、土地问题这样一个大东西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发酵很困难,何况中共还面临着不断地夺取地区的任务,夺取地区以后,刚开始还要有一个缓和政策,而不是直接搞土改。所以这个发酵在很多地区会只剩下几个月时间或者一两年时间。这样的时间到底有多大作用?蒋介石也知道他需要在土地问题上做一些变化,这是历代统治者要做的问题,为什么蒋没有去做?是因为他对后果有顾虑。当时中共土地会议时,董必武有一个发言,具体分析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利和弊,讲得很详尽。利的方面,在当时中央土地会议里不需要讲太多,这已经是中共确定的政策,讲了五、六条大框架,讲弊有十几条,包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农村稳定,包括对于甘肃农区,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后来中共夺取政权、全国稳定下来后,实行土改尚且还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去解决问题,何况在战争时期,难度更大。所以要再去回想一下中共土地革命在这三个阶段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我说的这些,只是在说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效果,成败的问题也许不在这里,那成败的问题会在哪里?中国社会很不健全,在传统社会里民众基本没有发声的能力,但中共在这点上给了民众以不一样的权力和地位,这是中共很成功的地方。但不仅是建立在民众不能发声的社会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体系里,民众能够对这个政局、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影响,多多少少我会需要打一个问号。当然我们在传统社会里,也在讲吊民伐罪,但他们真的是吊民吗?我们对吊民伐罪多多少少有质疑。

   赣南地区土地极端分散,中国土地是在分散状况之下,赣南的土地更加分散,社会也是自给自足,跟外在社会不接触的社会。在这个体系下,中共更多是武力介入,而赣南是自卫体系,和华北地区完全不一样。在这种体系下,中共介入后,民众基本跟着中共或者说别无选择而跟着中共。如果有选择也有可能会选中共,但当时是别无选择。如此状况下,成败基本靠力量,随着国民党不断稳固,像滚雪球的推进过程,中共基本没有其它机会,这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一个结果。最早我研究时,认为左的路线会造成民心失去是中共失败的关键因素,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因素真的没那么重要。

我刚才举的是两个内战时期的例子,是对我所认为的武力是一个关键因素的表达,包括后来的三年内战时期,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可中共难道仅仅依靠武力就可以成功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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