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20-03-08 19: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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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进入专栏)  

  

   史学界一直认为,19世纪有着一个“经世派”,其渊源可上溯到17世纪。但18世纪呢?对不起,似乎于“理学”和“考据学”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学”或“派”了。本文打算论证,18世纪存在着一派“经世家”(或曰“经济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人口和人口对策,涉及范围极为广泛,极具特色,不但与其他时代颇有不同,也不比19世纪的后人来得逊色。[1]

  

   为此,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18世纪有没有这么一个“群体”(如果我们不使用不令人喜欢的“学派”一词的话)?

  

  

   论说起来,我们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是儒家所谓“经世学”的定义问题。

  

   《大学》上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句话几乎把儒家的基本主张和取向都概括了。其上半句即所谓“内圣”,下半句即所谓“外王”(借用《庄子》的话)。用《论语》上的话说,即“修己安人”。[2] 前者讲“修身”,后者讲“治世”,此外还有一个“文”的方面(或曰“博文”[3])。宋人所谓“体”、“用”、“文”,[4] 即构成了后世所谓“理学”、“经世学”与“经学”(“考据学”)这三个方面。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内部关联。[5] 如,欲“治世”不能不“正人心风俗”,欲阐明“经世思想”亦不能不“引经据典”。因为儒家讲“入世”,与佛家“出世”不同,所以“经世”成为最重要的一点。[6] 但是,“经世学”的定义一向却并不是那么清楚和确定的。[7]

  

   最早的“经世之学”,具体说来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梁启超论到清代最讲“实学”的颜(元)李(塨)学派时说,习斋主张习行六艺,即孔子以前教学成法,谓道不出五伦六艺以外,如事轨次序为礼,鼓舞相从为乐,挽强中之为射,乘马随徒为御,计件于册为书数。然自古以来,不能不有所变化,故谓“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并非一定要学唐虞三代时的实务。其内容,照习斋最喜欢说的,亦不过“兵农礼乐水火工虞”罢了。[8] 又说: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用。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故乾嘉已降,此派(颜李)衰熄。[9] 章太炎也说,“凡言六艺在周为礼乐射御书数,在汉为六经。此自古今异语,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无为甘辛互忌”。[10] 说明它在各个朝代是不一样的,也不能不随时代而变化。

  

   自“六艺”废,“经世”更无专学专科,所存与之有关者,曰刑名、曰钱谷、曰河渠、曰钱法、曰漕运、曰盐铁、曰赋役……,如是而已。其名目繁杂,散乱支离,随时变易,并没有一个总的名称,能与“经学”比肩相抗。如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梁启超自谓受影响最早最深,又为顾亭林极推重者,——其中《田制》、《兵制》、《财计》诸篇,竟无能以专学名之。故称梨洲,仍为王学大师,[11] 而非其他某某学大师云,——不但时无此名,亦不知当用何名?这是极可注意的一点。

  

   于是在儒家的“道问学”中,当时能称名家的,只有“经”、“史”,以及后来形成的“子”学几家而已。以《四库全书》所分,不外四部四十四类:[12]

  

   经部:易、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子部:儒家、法家、医家、农家、天文历算、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家、道家

  

   集部:(略)

  

   能够归入“经世学”的,寥寥无几,皆零散分置于各“子目”之下,而不能更上一层。

  

   近代以前,“经世之学”无以名家,这是我们研究清代经世学派首先要弄清楚的一点。其时中国又无所谓“重商学派”、“重农学派”,也无今日之“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种种名目。前期诸老不说,其实就是龚、魏等人,昔日不过称之为“今文学家”,也不是所谓“经世学派”。

  

   因此,当时人人可谈“经世”,却不必为“专门家”。如梁启超所谓清代“中叶以后四大潮流”,一、皖南学派,二、浙东学派,三、桐城学派,四、常州学派,[13] 其代表人物皆有经世之作,而并不以“经世”名家。

  

   清代学术,除“理学”、“经学”外,不能成“学”、成“家”,这是难以构成“经世学派”的重要原因之一。[14]

  

   清代学者,除“理学”、“经学”外,不能构成所谓“潮流”,这也是“经世学派”不能彰显的一个原因。如梁启超曰: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其他则附庸耳。又曰: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15] 他不及焉。

  

   所以我们欲研究“18世纪经世派”,就不能不予其重新定义,并划定它的学术范围;亦不能徒以“显”、“晦”,而论其短长。

  

  

   再一个需要置疑的,是在17世纪明清之际,有没有一个“经世学派”?其次,在继之而来的18世纪,是否由“经世”而转入“考据”,转入“遁世”和“逃避政治”?这也是关乎清代学术思想演变的一个大问题。

  

   首先,17世纪的所谓“经世学派”,可能至多只是少数人的一个“运动”,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理学”,甚至是所谓“道学家”。[16] 早先说到明末清初诸老,也不外朱学、王学中人,而不能以“经世学家”相标榜,不管他做出了多少“经世”的学问(颜元等则属例外)。最著者如顾炎武,如黄宗羲,在梁启超眼里,一属“经学家”,一属“理学家”中“阳明学派”,如是而已。[17]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关于清代思想与宋明儒学传统的关系,自来有两种不同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把它当作对理学的全面反动。据说,梁启超与胡适持此说最力。[18] 认为清初诸大儒所“反”的,是“理学”,是“空谈”,而且主要是对“王学”的“反动”。[19] 第二种则持相反的见解,[20] 以为从儒学的“内在理路”而言,清学与宋学并非“邈不相接”,不过是“战场”的“转移”,是它的一个发展;[21] 它于理学并非“反对”,也许不过是一种“相对”关系而已。[22]

  

   到18世纪,“理学”与“经学”,“宋学”与“汉学”俨然成为对立之局,学术也有了“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变。[23] 梁启超说:乾嘉学派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以达到他们“实事求是”的目的。所谓“经学”,本是针对“理学”,所谓“著书”,乃是针对“讲学”,都属于“致用之学”,或曰“穷经致用之学”,而非相反。当时学风,“由空返实”,“有从事上求实者”,“有从书上求实者”,要之皆“求实”之学也。[24] 所以后来也有“六经”皆经世之学的说法。二者之间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不管怎样,清学不能说是出于对“经世之学”的反动,这一点恐怕也是需要辩论明白的。

  

   所谓“经世”往往又表现为一种类似“学风”的东西,或是代表某种学术倾向,如清朝皇帝一再强调的“务实”精神,而无论“理学”、“朴学”中皆有空疏、不务世事一派,也有务实、经世的一面(如阳明之赫赫事功)。故钱穆说,东林“忠义”,顾、黄“经济”,实皆一脉。[25] 无论“经世”与否,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学术风气。

  

   故一般认为,17世纪大概只有一种“经世”学风(或“经世思潮”),而不能括称之为“经世学派”。[26]

  

   明清之际讲究“致用”的硕儒诸老,与后来学者不同的还有一点,即皆为“在野派”。其所主张,明知当世已不能用,而有待于来者,既不必为之“负责”(此与“上条陈”者大为不同),复思想深刻,无所避忌,畅言之下多异乎寻常。[27] 至有清末民初始能畅行者,[28] 可以说带有一定的“革命性质”。但任何学派,不能不由盛而衰,也不可能长此一路“持不同政见”不止,[29] 所以到了18世纪,代“在野党”而生者,就出现了一个“在朝派”,[30] 其所思所言之内容,自然也大有改变(也不复如诸老硕儒那样引人注目)。

  

   到18世纪,为士林所重的是怎样一些人呢?他们与17世纪遗老有何不同?又与“在朝”诸公有何异同?

  

   据研究,18世纪(在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不同于政治官僚,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但影响巨大。他们厌恶政治参与,因为清代的文禁是政治性的,很少涉及思想学术领域,对这些人来说,学术生涯遂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选择。据说,与宋、明官绅重视士途超过学术建树截然相反,清代士绅渴望成为考据专家。于是学术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出现了一批职业化的学者。他们一般都入仕为官,但主要兴趣仍在学术研究之上,一旦可能,便立即辞官,把生命中的大好时光奉献给经史之学,并以此博得个人声誉。[31]

  

   这些士人既与同时一心谋求仕途的官员有别,也与前辈学者的不仕有所区别。他们构成了18世纪中特殊的一群。这一点,于我们理解18世纪的“经世派”大有关系。于是考据学家成为享有盛誉的高尚人士,对比之下,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庸俗官僚”就黯然失色了。[32]

  

这样,“考据学家”就成为一种新的职业,不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教师,他们有特定的技能、取向和职业范围,而不同于已有的官僚、绅士及学术外行,并与之区别开来。比较而言,他们不具政治色彩,需要安定的环境,和(官方或半官方的)大笔的资助。与过去的说法不同,考据学派不是在清廷的打击下,而是在朝廷的“赞助”下形成的。政府还通过修书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考据学派。仅内务府赞助或主持编纂的书籍即达150余种,内容囊括儒学的各个领域,大部分由武英殿出版。官方编纂的书籍有《明史》、《十三经注疏》、《古今图书集成》、历朝《实录》,以及《四库全书》等等,仅后者即聘用了360多位学者,雇用7000多名文书,——在这个书目单中还应加入各种“钦定”图书(如农书大全《授时通考》等),以及各地大量的地方志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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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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