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9岁的金岳霖建议我国宪法应专设一章谈主权问题，这应该是其早年受到好友张奚若先生《主权论沿革》研究的影响。这一建议，也是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法政印迹
“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这是1931年金岳霖先生在哈佛大学进修时，对谢非教授所说的话，引得对方开怀大笑。作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1926年金岳霖在清华创建了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讲授的课程中就有逻辑。
享有“金逻辑”美誉的他为何自诩教过逻辑却没有学过呢？答案就是金岳霖的专业背景。鲜为人知的是，他最初学商学，并很快转为政治学，曾受过政治学系统的学术训练，此后却发生了从政治学到哲学的重大转向，逻辑学更主要是自学的成果。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边教边学”。
学术转向的路径
金岳霖（1895－1984）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之家，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4年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在宾大起初他学的是商业，后因不感兴趣而转学政治学。理由按照他给其五哥信中所述，“簿记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这是他专业上的第一次转变，在彼时年轻的金岳霖看来，相比与财会之学，法政之学更符合他的抱负理想。
在1917年获得宾大学士学位后，他又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分别于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论文为《州长的财政权》，于1921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为《托马斯·希尔·格林的政治思想》。
关于金岳霖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时间，其年表、传记等皆记为1920年，理据应该是出自其博士论文序言所附的时间（1920年9月）。但按照同样毕业于哥大的何炳棣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的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的要求是博士论文应该是出版成书或者已有出版保证才能正式颁发学位，同时根据《清华同学录》中关于金岳霖的记录，严谨地说，金岳霖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应该是1921年。
从他留学的专业上看，政治学是其学术研究的主业，更具体而言，从硕士阶段到博士阶段，金岳霖在政治学的领域中，研究重心经历了从形而下的政治科学（政府研究）到形而上的政治哲学（思想学说）的变化。从此，他在形而上学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了哲学之道。根据其自述，“在1918年到1920年这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然是基本事实”。
在完成美国学业之后，1922年他前往英国游学，彼时罗素的《数学原理》、休谟的《人性论》两部巨著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休谟，更使其彻底地告别政治学，进入到哲学领域。他也成为了罗素和休谟的研究专家，在后来的教学和科研中，可以看到以这两位学者为主旨的课程和论文。
曾身兼哲学、政治两系教职
有意思的是，虽然金岳霖的研究重心已经转向哲学，回归清华后的工作重点自然也在哲学系，但1927年清华刊物上的两则资料显示，他曾短暂参与了政治学系的工作。
一是其代替因故不能返校的钱端升上《比较政治》课程的信息。“现开课已逾两周，各教授均先后返校。闻现请假者，仅有3人：陈文波先生南归未返，期功课已请人代授。邱大年先生因病未痊，继续请假，但已来函指定自修功课。钱端升先生因母丧，恐日内不能回校；闻比较政治已请金岳霖先生代理，欧洲近百年史，或将请刘崇鋐先生暂授云。”
另一个是其曾任政治学系教授的记录。当时清华政治学系的教授只有4位，分别是余日宣（主任）、钱端升、刘师舜、金岳霖。开设的专修课程有五类，分别是入门：政府、民本政治原理；政治思想：西洋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国家学；政府：中国政府、日本政府、俄国政府、英国政府、美国政府、中国地方政府、英美地方自治、西洋地方政府、西洋市政管理、国家的联合政党；法律：法律概论、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行政法；国际：国际公法、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史、中俄日外交史、中英外交史。可以推测，金岳霖承担了政治思想类的课程。
出现这种代课、兼课的现象，与当年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向现代大学转型的学制改革不无关系。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改变之前专门培养留美预备生的教育模式，1926年设立十七个系，其中就有政治学系。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在向大学改制的过程中，伴随学生人数和课程科目的增加，对教师的需求同样在提升。在建系初期师资匮乏、人员流动性高（例如赵元任先生离开清华去了中央研究院）的情况下，具有清华背景的金岳霖回归母校，在创办哲学系的同时，发挥原来的专业才能，身兼哲学、政治两系教职。等到政治学系步入正轨之后，他逐渐淡出，回归哲学尤其是最喜欢的逻辑学。
这种友情襄助也体现了金岳霖的学人公心和古道热肠，他在学界的人缘颇佳。金岳霖家的客厅被称为“湖南饭店”，在20世纪30年代，直到“七七事变”前，每逢周六的时候这里便是朋友们聚会的场所。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陶孟和、周培源、陈岱孙、费正清、费慰梅等人都是座上客，谈笑有鸿儒，可谓当时学术沙龙的特色一景。
这种好客之道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得以保留。当时清华哲学系学生钱耕森回忆道：“他往往利用节假日请同学们去他家做客，招待得很热情，常常请我们吃他家厨师自己精制的可口点心，临走时还给每个同学用大报纸捎回一包点心慢慢吃着玩啊！”点滴细节，可以折射出当年“湖南饭店”的特色。
三篇政治学论文
金岳霖关于政治学的专业论文目前可见只有3篇，皆是英文，分别是1918年硕士论文《州长的财政权》、1920年博士论文《托马斯·希尔·格林的政治思想》和1939年发表在《天下月刊》第9卷第3期的《论政治思想》。《天下月刊》是1935年至1941年期间由吴经熊、温源宁等人主编的一份重要英文刊物，主要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东西方的相互了解。
金岳霖的英文能力出众。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中曾赞誉道，“12年的国外生活让他的英文水平炉火纯青”。在费正清众多的中国朋友中，似乎只有金岳霖得到这种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金岳霖反对中国留学生论文写关于中国的题目，理由是导师无法指导。他对胡适先生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颇有微词，认为胡适很可能是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金岳霖的硕、博士论文都是研究外国问题，更具有挑战性，难度更大，这也体现出他的学术风骨。
《州长的财政权》通过梳理、分析美国各州宪法关于财政权的条款和法规关于预算的规定，认为美国州长缺乏财政权，并探讨其背后的政治理念，提出“将来应当有一个所有3个部门进行合作而不是互相制约的政府”的设想。
《托马斯·希尔·格林的政治思想》研究将德国政治思想引入英国、最初被赞赏而后被谴责的英国学者格林的政治哲学，凡十部分，包括序论、形而上学的和伦理学的背景、自然权利学说、格林和他的先辈、国家的基础、国家干预原则、国家干预原则的适用、国家干预原则的适用（续）、格林的影响和结论。金岳霖通过介绍时代背景、分析学理基础、梳理思想谱系，辨析不同思想家的异同等，以客观公允的立场指出格林追随者的溢美和批评者的不实，最终总结格林哲学的长处与不足。这篇论文是中国学界关于格林研究的先驱之作，其中对奥斯丁、霍布斯、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梅因、白芝浩、边沁、布莱克斯通、斯宾塞、密尔、康德、孟德斯鸠等名家学说的引述也可以看到他关于欧陆和英美政治哲学传统的深厚学养。
放弃政治学但不乏政治见解
金岳霖为何放弃政治学，转向哲学和逻辑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政治的失望，1926年他在《唯物哲学与科学》一文中有清晰的表达，“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 就国际而言，他留学美国那年，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远离战场，但毕竟身处西方世界，加上一战后他在欧洲各国的游历，对世界政治可谓有相当的了解。就国内而言，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曾给他带来巨大打击。他在回忆录中谈到，曾在房东家“临街走廊上大哭了一阵”。
其后又有清廷复辟、军阀割据混战，民主政治理想落空。内外结合，尤其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态度，应该同样令年轻的金岳霖失望至极。因此即便1918年他还曾和张奚若、王伯衡等发起成立中国自由主义者同盟，发表反对日帝宣言，发起创立《政治学报》编辑社等，但在巨大的现实落差前，原来以为的“万人敌”政治学不免让他意兴阑珊了。
毅然决然转行到更有兴趣的专业领域，并不意味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即便他留洋多年，是货真价实的名校博士，但学术真正能够传世，靠的是著述的质量而非外在的光环。他在年幼时就表现出来的在逻辑学上的天赋，例如其曾发现“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的谚语会推导出“朋友如粪土”的谬论。
天赋之外，金岳霖认真执着、方法自觉是成功更加重要的因素。例如同事陈岱孙先生曾回忆金岳霖在上午这一精神最饱满时间里除了上课外，就是写作，绝不会客；例如他在抗战时期完成了《知识论》，却在一次躲空袭时丢失，数十万字的书稿只能重写，一直到1948年年底才完成；例如他在1934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方法自觉的重要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他的《论道》和《知识论》两部代表著作皆体现了他立足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考和探索。
他虽然很快离开了政治学，但并不代表其脱离了政治。贺麟先生认为金岳霖属于道家，具有政治眼光，有政治见解，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1983年，89岁的金岳霖建议我国宪法应专设一章谈主权问题，这应该是其早年受到好友张奚若先生《主权论沿革》研究的影响。这一建议，也是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法政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