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金岳霖先生参加了我的婚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3 次 更新时间:2024-01-26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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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肖静宁(小轨)写在前面:时光流入2021年,我痛失终身伴侣、痴心爱人杨工已近4个年头。这些年的元月是我独处最为惆怅的日子!现以他的这篇“金岳霖先生参加了我的婚礼”来寄托我对他无尽的思念与依恋。此文是《燕园结缘》系列之三,它最能体现伟大时代赋予的个人命运是何等美好!系列之一、二早先在“杨祖陶爱思想学术专栏”已相继发表。在此,我再次对“爱思想网”表示由衷的谢意!



小轨一点也没有想到,仅仅一次到北京大学燕南园58号汤家的礼节性拜访她心中的偶像——乐黛云(代子),一个在所有事情之外的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我对她一见钟情。她刚刚动了大手术,因全面学习苏联,教学计划有很大的改变,休学三个月就复学了,从58级(53年入学)掉到59级(54年入学),身体状况,学习压力,适应新的班级,继续要求进步诸事等身,那有一丁儿可能与必要来谈个人问题呢?何况我们的显然易见的差距是这样明显,我是老气横秋,20多岁被人称为“杨公”(我改为“杨工”)。小轨不管在58级或59级都是政治热情高涨,十分活跃。她曾作为班级或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多项有意义的令人羡慕的社会活动。仅举几例:

(1)入学不久,电影“白毛女”上映轰动全国,还在沙滩的北京医学院学生会邀请白毛女的主演田华、陈强和主创人员与大学生见面、演讲,小轨担任司仪(现在称为主持人)一次次将活动推向高潮;

(2)1954年初夏首批志愿军归国,小轨与同学代表去火车站迎接,挥舞着小彩旗,不停地唱着李焕之春节序曲填词的歌:

志愿军凯旋归来了,

让我们向你们问声好,

朝鲜战场上打胜仗,

保家卫国立功劳!

然后与志愿军一道到北京饭店举行联欢会。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朱德元帅,陈毅副总理……;

(3)1954年与同学金文一道去怀仁堂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献花。后来部分国际代表来北医联欢,小轨又深情地朗诵了歌颂刘胡兰的诗歌:“吕梁山上一片蓝,彷佛那战斗的烟雾还没有消散……”;

(4)1955年元旦与学校同学代表到彭真市长家拜年,自然而亲切的汇报交谈;

(5)1957年春末,与同学邱雪珂(外号美人鱼,高干女儿)二人作为北医学生代表去北京机场迎接苏联元首伏罗希洛夫访华,那天阳光明媚,非常近距离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参加迎接的大学生们真是激动万分!

小轨除了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外,学习非常努力,对自己要求很严,样样争强好胜,在体育方面也不甘落后。医生开证明让她免修体育课,她不仅上好体育课,还额外地成为在班上为数不多的首批获得“劳动卫国制体育奖章”(预备级)者之一。而且还争取参加了1955的大学生体育大队方阵,十月的北京还是很冷的,快要进入东长安街时就要着运动员装(白色短袖衫和白色短裤)了,她对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的鼓动工作非常欣赏,问:“冷不冷?”大家高声回答“不冷” !她们的体育大队就这样意气风发地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小轨对生活的热爱深深激励着我。

上世纪50年代初、中期高校的教学秩序还是很好,学生学习很自觉,很认真。小轨1953年入学,第一学年成绩是很优秀的。因住院手术掉了一班,学习苏联,期末考试全部改为口试——五分制(优、良、中、劣),争取得5分是她的目标。至今保存着的记录着她的大学成绩的“北京医学院学生计分册”上基本上都是5分,偶有4分。她曾津津乐道的给我讲口试的情况,说口试与笔试不同点是笔试可以抓住重点问题,是不是真的理解老师是不很清楚的;而口试要求全面掌握,真正搞清楚。例如,生理学考试题目有300来个,忽视一些冷题是不行的。口试开始在准备室先抽出考试题目,可以有半个小时之内的准备,写出自己的回答提纲,然后进入考场,面对面地向老师回答,老师可以当即提出问题让你补充。她特别说到“解剖学”考试,那可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旁边台子上一具尸体用白布单盖着,回答问题你是要在尸体上实战兑现的。成绩是当场给出的,老师在记分册上签名。小轨的一学年的两次解剖学都是优,解剖学与别的学科不同,那是靠胆量(有时晚上独自在尸体房操作)和不怕福尔马林的浸蚀勤奋取得的。

我对小轨的一见钟情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响,而是在我看来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有时是难以克制的理性的过程的,仅靠万般热情是不行的。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耐心,是因为我被她深深的吸引了,痴心不改。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外在条件——汤家如我自己的家,汤家上上下下对我视如亲人,那种关爱体贴远远超出了我与汤用彤先生的师生关系,也远远超出了与汤一介、乐黛云的同学、同事关系,还有四姑奶奶,小弟汤一玄,乐黛云弟弟乐光启都是那样自然亲切地相处。我与小轨不仅在汤家相识,而且我们友谊的每一步的进行与进展都是和燕南园汤先生家密不可分的。而最终小轨是从汤家出嫁成为我的新娘的。我反复问自己,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幸运?怎么会有这样多的贵人相助?而这样的恩情我却完全无从报答……。

我能与小轨最终走到一起,说来真是一种缘份,其中代子的作用是最最关键的。代子对小轨的影响之深刻、深远是难以言表的,小轨对代子的信任、钦佩、崇拜是无可比拟的。小轨每讲到代子总是那么深情,一点细节都不会忘记。小轨与代子是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病房相识的,1954年秋季开学不久,代子因“甲状腺功能亢进”先入院,小轨因“支气管扩张”随后住进同一病房。代子是北大中文系青年助教;小轨是医学院大二学生(后因手术掉了一班)。代子比小轨不过大3、4岁,还没有问清姓名,作为老师的代子就称学生为“小鬼”(我改为小轨)了。给小轨印象最深的是她20岁在医院度过的生日。入院不久,代子在不经意间问及小轨的生日,万万没有想到,在近一个月之后的生日当天早上,小轨在自己的枕头下面发现一个字条上面写着“祝小鬼生日快乐!”,还有生日礼物——一条好看的小手帕。这令小轨格外惊喜和温暖,感到这位大学年青老师是这样令人亲近,这样与众不同!这是她平生最难忘的一次生日。小轨把自己和自己家里的情况在几天内都说给代子了。后来代子与小轨又转到同一外科病房。代子比她先动手术,她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手术室外等候的人很多,有一对年龄比较大的夫妇(后来才知道是哲学宗师汤用彤先生与夫人)在不安地徘徊着,她当时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只是觉得代子家庭的美满幸福。代子与小轨手术后相继出院了,代子给小轨留下了地址——北京大学燕南园58号乐黛云,一再叮嘱要小轨到她家去玩。小轨是1954年11月15日出院的,学校让她住进了专门给病号安排的一个房间。她到1954年岁末才到汤家去拜访。

哎呀!小轨说代子从未向她透露过她优越的家庭。后来在乐黛云的作品中看到她在初嫁汤家时对这个家庭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界线”。小轨到大学已就读一年,也到北医一些老师家里去过,但都是多层公寓楼,从未见过大教授住的别墅。燕南园是原燕京大学时留下的别墅群之一,除了燕南园,还有燕东园,都是“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大教授的住处。当时流传着知名教授不一定住在燕南园,而住在燕南园的一定是知名教授。燕南园58号在燕南园中是最大的、环境最优雅的一幢。主人是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学贯中、西、印的一代哲学宗师,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为“哈佛三杰”。汤用彤先生是我的恩师,我还是经常去的,但那两个月特别忙,代子住院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更没有去医院看望代子,这是我长久以来引为内疚的地方。

在小轨看来,燕南园58号条件太好了,沿着石径,穿过小树林可以看到58号的明显标志,前后都有花园绿地,还有休息的长椅,这个长椅见证了我与小轨之间的友谊的发展。这幢小别墅很是别致,小轨后来对我说,她在南京、上海都是住的弄堂亭子间,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的房子,内部结构宽敞舒适,布局合理。从前门进入,左边是一个小电话间,一个内走廓贯穿到后花园,右侧是一个大客厅,整齐地立放着接近天花板的书柜书架,一看就是学问大家特有的气派,客厅后接餐厅,再接橱房,橱房的灶台很大,两个灶之间还有烤箱,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想像的。橱房还有门通外面的院子,院子里有三个附属间,这是给服务人员用的,配有公共的卫生间。再回到内走廊的左侧依次有四间带有卫生间的卧室,成倒L形排列,汤用彤老先生与师母在最靠内的那一间最大的。所有的房间都有天然采光,客厅与相对的卧室之间是一个植有树木花草的大天井。小轨第一次在汤家见到汤先生、汤师母,马上想到他们在北大附一院手术室外的情景,感到这是一个特有知识、修养、非常和睦的大家庭。

小轨在看了代子的照片后,不禁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发现代子不事张扬,她事先完全没有提起过她辉煌的得意的经历。她这么年轻已是大学教师,光荣的共产党员,她曾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苏联——多么令人响往的地方!

她在列宁巨大塑像前的照片充满虔诚的革命理想与信心,她回国后在北大民主广场向万余师生作访苏报告,多么意气风发!原来在患病前,她是那样美丽,朴素而高雅,小轨第一次看到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生日礼物,是代子20岁时母亲送给她的一个相册,从她出生到20岁的照片。她生长在落后的贵州,抗战时期也到乡下躲避,并没有饱受战乱之苦。记录着她的成长历程的照片,令人非常羡慕与喜爱。每一张照片都有鲜明的文字说明。小轨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一岁时的照片,旁边写着:从小就有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是的,圆圆的大眼晴,很有福相的脸,小嘴微倔着,实在是可以预见到她将来一定是一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因为疾病给代子的形象带来很大的变化,小轨曾不经意地看到一个条子上写着,我才23岁,这么难看的眼睛,这么难看的身材。不,代子,你永远是美丽的!你的人格的魅力,你的才华,你的气质,使你永远是当代最美丽的女性。代子是优美的女中音,知道小轨也喜欢唱歌,还教她了一首新疆民歌——秋蔓蒂,小轨也是至今不忘记。

玟瑰丛里有一支秋蔓蒂,

秋蔓蒂花开清香又美丽,

你站在许多美人里。

姿态真稀奇,

好象一支秋蔓蒂长在玫瑰里,

美丽的,思念的,

我的言语不能够表达心意。



汤家的汤一介是我的同学,名副其实的一介书生,天资聪慧,喜爱思索。他从哲学系毕业后,起初在市委党校上班,在郑昕先生任系主任、我作系秘书时,我曾多次向郑先生建议,说汤先生年纪老了,校务繁忙,学术也需传承,汤一介又有做学问的基础与才能,能调回北大哲学系就好了。由于郑先生的努力,调动进行得很顺利。一介的一表人才,风趣幽默,是我们这一群年青人中的快乐的中坚,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他与代子真是天生一对。小轨有一次问代子,你们是不是初恋?她说不是,“我有一打,他起码有十个”。原来是这样!他们能走在一起真令人羡慕不已!太出众了。小轨说汤家的人都特别有修养,个个温文尔雅,感情很深,从不大声说话,她在汤家呆那么久,就没有听见过有什么争执,彼此非常尊重。一介每次从外面回来,除了向老人请安,马上就问丹丹(他们的女儿)呢,把她抱起来亲热。为此,后来,小轨多次说我:你就没有这样的温情。汤先生曾经中风过,行动比较迟缓,小轨看到,汤先生在家里是一分钟也不能离开汤师母的。她清楚地记得,汤先生个子不高,偏胖,穿一件极简单的中山装,第一颗扣子是松开的。他跟着孩子一样叫汤师母为“姆妈”,如果一声听不到就会连着叫,小轨这时就会赶紧去找来汤师母。汤先生和师母文化上的差异这样大,却能如此恩爱一辈子,这令小轨十分难忘和感动。小轨因为生病结识了代子,她第一次到汤家,而我已经好多时日没有去看望汤先生了,我怎么在这同一天去汤家呢?我碰上了汤家的新客人——一个大手术后病愈待复学的大学生,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难道真的有一种叫缘份的东西吗?小轨后来问我,你见到我时已经是大学讲师,27周岁了,同龄的汤一介已经作父亲了,就没有人为你张罗过,你就没有考虑过?真的都没有,家里也没有过着急。是呀,如果不是那一天碰到小轨,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这平生第一邂逅对我太奇特、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在我的生命历程里越来越显示出来了。汤家条件确实很好,而且他们上上下下对小轨都很热情和亲切。虽然谁也没有向谁说起,好像代子、一介、汤师母都看出了我的心事,对我百般关爱,为我创造一切机会与条件,而且非常注意不开玩笑。开始小轨来北大不多,我就请代子写信、打电话约她来。1955年上半年谭柘寺之游,是代子建议、由我筹办的,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游玩,那时要借一个照相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方设法才借到了,135型的照片很小,只有一寸大小,要放大才看的清。还有带的食品卤菜都是我以极大的兴致想尽办法准备的。小轨与大家在一起玩时特别开心,无拘无束。当我与她单独在一起时几乎不说话,很是别扭。这使我非常不安。看来还是要大家在一起自然交往,而不可能一下子与小轨建立特殊的关系。代子总是充满热情,带着我们一道去颐和园玩,1955年,有一次一介的弟弟正在给靠在湖边一块大石头上的小轨拍照时,代子突然把我推了过去,我们的第一次户外照就这样拍下的,照片非常精彩,我是多么感谢代子啊!小轨的同班挚友周家璧在改革开放后的2000年用电脑扫描技术将照片放大又发给我们,并且作了一首词:

昆明湖泛舟,春光漫枝头;

碧波映情侣,江山秀美人风流;

岁月悠悠去,夕阳正当头;

更惜今日情,彩霞满天笑晚晴。

当年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建立了“北京大学生合唱团”,由著名指挥家郑晓瑛执棒。小轨是经过严格的测试选拔入围的。这样,她星期日常常要练唱而不能来北大了,这让我感到日子很不好过。后来得知有一个教师合唱团与大学生合唱团的活动地点在一起,教师合唱团的指挥是哲学系毕业的池超波,通过他,五音不全的我也就参加了。合唱团活动的地点是在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5 月中旬在地质学院礼堂演出时,多么意外,在人群中我一下子看见了她那发辫,那白色的蝴蝶结,绿色的连衣裙,我好激动!是她!刚好她掉过头来也看见了我。演出结束后,我们一起到了五道口商场,那里是一个综合性的商业点,还有照相馆。那天我们穿的都比较整齐,我大胆地提出我们照个相吧,小轨同意了,过几天取回照片,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照相这样好,自然、大方。代子、一介、汤师母看了都说好。小轨那么美,妩媚,比她本人更温柔。这次照相的成功,我心中不知有多高兴,视为“里程碑”式的进展。晚上与一介谈了很久,我说我是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心灵来争取小轨的了解与友谊,她的友谊给了我从所未有的巨大推动力,一介为我高兴,也要我不要得意忘形。

小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生活的热爱,代子说她热情、聪明。有一次在代子那里看到一本青年修养的书——《人要怎样才算美?》代子对着我说,像小轨这样最美。我们的相处中有几个关键的事,都是汤家的恩情所致。1955年暑假小轨没有回上海去看母亲,她在汤家住了三周,独自一间屋子,可以学习,我每天都来汤家。我们接触就较多了,常常坐在后花园的长椅上谈话,直到深夜,也没有人干涉我们,有时我们在未名湖、临湖轩谈到深夜才回来 ,门总是留着的,想想那时我们是多么不懂事啊!这样就进一步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当假期快到了,学校打电话催她回去参加迎新工作,我是多么地失落啊,汤师母就慈祥地安慰我,说是学习任务要紧。小轨有很多的优点和可爱之处,但是,她有情绪不稳定、易波动的缺点,争强好胜,爱面子,有时脾气较急燥。代子看出来了就对我说,脾气不好,以后也够受。但是我决定面对她,慢慢帮助她克服。

经过在汤家度过的暑假的接触,我与小轨的相处比较自然些了,我们每周都有书信往来,小轨还第一次寄了一张很小的全身照片给我,照片后面写道:“杨工同志:祝贺我新学年的开始吧!小轨”。这让我心中感到无比的欣喜,做什么都格外有劲。但是小轨还是不让我到她学校去找她,有时骑自行车送她回学校,在离北医校门不远处就让我回头了,我一直目送她进入学校到消失在视野之外为止。小轨复学一个学期与新的班级融入的挺好,还当上了团支部宣传委员。但我与她在一起时多数时候还是谈不起来,有一次讲到她要订支部工作计划,我后来问她党支部对你有什么意见,她说你问的太生硬了,我不想回答。她说她有时心里很乱,学习不集中,我们差距太大,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她说的是心里话。我想与一个大学生谈对象,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她的学习好,不能要求像假期那样在一起。我用极大的克制力冷静地处理工作与个人情感的关系,努力克服急燥情绪。她不是每个周末都能来北大的,而我是多么地想念她啊!有一次听说她来到北大,我赶紧来到汤家,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回去了,对着一个汤家的小男孩客人钟克仁大声说:“怎么客人走了都不知道?”我真的有点失态了。

我与小轨的友谊在汤家上下的关爱下,得到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大家都看的出来,可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彼此表白过。我们写的信也是完全可以公开的,只有我的几万字的日记记录了我与小轨交往的心路历程,她在1956年6月才看到我已记了一年多的日记,她看到我的一片真心,她说她无法阻挡我的情感的攻势,但是她对感情的进展存有很大的矛盾,因为她怕影响学习,怕我不能等她4年毕业,怕自己会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我反复强调我一定要帮助她成为一个优秀的白衣战士。我要用全部力量爱护她,同她一块儿前进。我最害怕的是她对我的冷淡,我是真的受不了,我有时真的想大哭一场。一有风吹草动我就乱了,都是靠代子对小轨的善意的帮助与开导才排除了我们友谊中的障碍。代子觉得把小轨托付给杨工是最可靠的,她对小轨说,一个人能得到另一个人的如此纯洁、深度、执着的爱恋是值得珍惜的,很难有第二个人能如此的;杨工虽然还没有在组织上加入党,他一直是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至于不同专业,杨工不是那么能说会道,不是那么帅,那么高大,这是外在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由于小轨对代子非常信任、信服,使得小轨在处理个人感情问题上变得成熟和理智了。

为小轨的21岁的生日的来临,我早早地就想送她一件有意义的礼物,我专门骑自行车进城去了。小轨多次讲到对少年英雄刘胡兰的崇敬与热爱,1954年11月1日她被推进手术室时没有亲人在旁,只有代子为她祝福。她当时拼命地想到刘胡兰,是刘胡兰给了她力量!因此寻找到一尊刘胡兰的塑像就是送给她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了,我很高兴终于在王府井买到了王朝闻塑的汉白玉刘胡兰像。小轨很高兴,很喜欢。50多年过去了,这尊刘胡兰像还屹立在我们的博古架的花丛之中,成为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的见证。有意思的是,我家的刘胡兰像还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一个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问:“怎么还有土八路?”是的,这是最珍贵的。去年岁末,武汉大学杰出校友、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一个业余的摄影爱好者独具眼光拍起照来,记下了塑像与主人的动人故事。



小轨的21周岁的生日过后,离元旦也就不远了。小轨不能来北大时,也愿意我去北医了,一般都在校外的小树林中漫步,与小轨在北医约会的时间都很短,一般只有一个小时,她就要回食堂吃饭。有一次,我不愿意了,要小轨到五道口小餐馆,第一次二人在外面用餐,两人都吃了可口的酸辣粉。本来她咳嗽是不该吃辣的,我也只好依她了。然后,我目送她走进校门,消失在教学楼的阻挡中,我骑车回北大,心中无比幸福,与小轨这样一个热情活跃而勤奋的大学生谈对象,我也不自觉地适应学生生活了,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

在小轨生日过后与1956年元旦来临这一段时间里,对小轨有好感的两个相识者,一个在医院手术前偶然认识的解放军,一个是她在内科住院的主管实习医生,都向小轨写信,前者信写的长而动人,后者等于是高班同学又考上了留苏预备生,上海人,条件有优势。这虽然没有影响我与小轨的关系,也扰乱了她的思想,而我更是万分苦痛。我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虽然我说完全以小轨的幸福为准,只需她记住杨工是一个正直而全心身爱她的人就足够了。我请代子与小轨谈一谈,越快越好。其实我是太敏感了,小轨与解放军是没影的事,说清自己有朋友就行了。瞿大夫也只是告诉小轨有这件事,非常一般的。小轨说,如果瞿大夫早有表示可能就是别的情况了,现在什么也没有。这样“平生第一邂逅 ”是多么奇特和可贵啊。我要感谢代子所做的一切,是她以极其自然而不露声色地方式打消了小轨的一切顾虑,这都是基于小轨对代子的无比信任。尔后,我与小轨的关系更趋明朗化了。

1956年的元旦来临了。小轨节日格外忙碌,迎接新年的晚会,她有节目一定要参加。我也要与教研室领导、研究生向苏联专家节日问候,由于我的心完全在小轨身上,我一再示意教研室主任赵宝煦早点结束。小轨说她是晚会的第一个节目,7:30开始很快的。我早早赶到北医校门等候。谁知晚会组织的不好,一再拖延到快9点小轨才出来。因此,除夕我都有是有点盲目地在北医门前五次徘徊。一直到元旦当天晚上,大家才聚集到汤家。小弟听到我的等候说“杨工冻成冰棍了。”是的,但是我的心是火热的。汤家还有许多朋友,非常热闹愉快,那时大家在一起是多么开心,一点负担也没有,玩时尽兴,谈话随便,非常自然,充满信心。我已有半个月没有看见小轨了,一见面多么欣喜。小轨有点咳嗽,后来有点不可遏止似的,她就先到房间里休息去了。代子一家和客人玩的正是尽兴,我就悄悄溜到小轨那儿去了,而且我一直陪伴着她,突然,小轨 一下子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并说“你对我比我妈妈还好”。看得出,她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她是真正的动了心。于是,不等我回过劲来,她敞开心扉,打开情感的闸门,向我倾诉一切。自从第一次在汤家当代子介绍我时,她就觉得杨工这个名字好熟悉,原来在杨工与时光送给代子、一介的结婚礼物的日记本上见到过这个名字。在经历那么多后,现在她一切顾虑都没有了,她看到我的一颗真诚的心,她说,“你对我太好了,我就是一块石头,也会被这火热的纯真的情感之火熔化的”。我万万没有料到这幸福来的这样突然,我对小轨的爱恋早已达到烧焦的程度,但我从来没有给她讲过。我感到幸福的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在1956年的元旦终于明朗化了,她以这种特有的勇敢的方式向我表白了,她毫不含糊地、大胆地、真心诚意地爱恋我,她对我完全信任与依恋,这突如其来的幸福令我陶醉,长久隐藏在心中的爱,多少昼夜,多少期待,它像火山爆发,终于可以向她尽情地倾诉了,我第一次把她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一刻也不要放松,这使我尝到了人间最大的幸福。我感到幸福的是,从此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永远有了推动自己的力量!

午夜的无比宁静的时光,过的多么快啊!一下子又是半点,一下子又是半点,而我们的谈话就像永远流不尽的泉水。小轨几次要我走,而她的手臂又不放我走,我也几次说再不能不走了,然而最后一次老没有出现,直到天色鱼白,快5点了,我们才艰难地分开了。我一直沉浸在这无比的幸福之中,我感到这爱情多么纯洁,多么宝贵,多么甜蜜,又是多么严厉!这爱情要求我、推动我更好地工作、学习,更严格要求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

难忘的燕南园1956年元旦,我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我与小轨在汤家结结实实地结下不解之缘了,这一时刻,我们以这种既偶然又必然的方式吐露了心迹,把两颗心紧紧地锁在一起了!这是我生命中最最幸福的时刻啊!代子和汤家就是培育我们爱情的沃土,是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对待友谊与爱情,他们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榜样!

小轨把与我交往的事写信告诉了她在上海工作的母亲,并且附上了我给小轨的三封信,她母亲回信说杨工是一个热情的好青年,这使我很受鼓舞。在我与小轨的恋爱关系明确之后,我的七上八下的心情没有了,心情更好,工作更为主动积极,这一年我被加了名额极有限的两级工资。小轨母亲是上过大学的一名中学教师,很理智的,她在经过思考后终于同意我到上海去。我是多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啊!这又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1956年的暑假一放假小轨就回上海了,并没有明确我什么时候去,小轨走后,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几乎每天给她发一封信,完全不能安下心来。后来到了7月底,小轨母亲发话了:“让杨工来吧,要不他人都要疯了。”我是多么高兴呀,她老人家实在是太解我意了。我立即乘上京沪火车南下,心想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是第一次去上海,心中充满无限美好的憧憬。有意思的是,我在火车上、火车越临近上海、特别是火车快进站时,我的一个奇异的想法就越强烈,如果小轨不来接我怎么办呢!?这真是一个可笑的想法。我刚一下车,就被穿着天蓝色连衣裙的双辫子姑娘小轨发现了,这是多么令人难忘啊!小轨是与上小学的表弟功秦一起来的,这个功秦非常聪明可爱,还故意操着四川腔给我讲话。他能随手画出很有生气的小动物的水墨画,小小年纪口才更是令我惊讶,从小显示多方面的才能。他为我们在上海的快乐时光日子增添了无穷的活力与生气。

在上海小轨家我完全是本色,朴素、勤快,每天抢着拖地板。母亲对我很亲切。我感觉到,她对我好像完全放心了,她认为我是可以做托咐她女儿的人。我与小轨都算是让妈妈对我们的事放心了,看到了小轨与我的交往是健康的,对彼此的学习与工作都是一个促进,小轨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各方面能严格要求自己。小轨母亲才44岁,庄端、朴素、和蔼,家中非常整洁,人很开明,什么事都放手让我们自己做。当得知我已是北京大学讲师,能这样勤快,又爱清洁,很和气,很忠厚……口头不说心里是很满意的。小轨的小姨与小姨父马松山(他后来是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对我们非常热情,请我们到上海有名的凯福饭店吃酒席,也让我见了一下世面。在上海,我还第一次接触到上海里弄的普通人家的家庭生活,它与大学校园是大不相同的。印象最深的是工人早上推着专用车让住户倒马桶时的吆喝、家家户户提着马桶的等候,刷马桶声的热闹,还有生炉子的浓浓烟雾……。我们在上海度过了难忘的时日,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虽然事先没有说好,我还是提出要一道去青岛看望我的母亲。小轨本来要直接回北京的,由于得到了小轨母亲的认可,我的底气更足了。我说,我都到了上海你家,你不去我家我怎么向我的家人说呢,他们早就期待这一天的。青岛除了有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幺姑、九叔、大哥、三姐、四姐等四个家庭的三代20余亲人呢!小轨一听这么多人就说这次不去了,经我再三劝说,小轨还是说这次就不去了吧。我又说,我们可以从上海坐海船到青岛,来一次海上的浪漫航行,小轨就快乐地同意了。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和亲人,再见吧!上海!

从上海到青岛的海船票很难买,只买到甲板下面的五等舱,一个铺上篾垫的大统铺。条件差,风浪大。小轨没有料到,海上航行这般单调,无边无际的海面,海浪汹涌,连一只飞鸟也难得看见。最要命的是我晕船,从底舱来到甲板上都很艰难,要吐,还要小轨来照顾我。小轨真厉害,不晕船,她说这与她喜欢荡秋千,转伏虎,玩云梯训练平衡系统有关。在海上最难忘的是看到日出了!这是平生第一次、永远不会忘记的海上奇观。天刚亮,东方鱼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在甲板上等候,当一轮红日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我们不禁欢喜雀跃。有了这一次体验,海上日出就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脑海中。看到小轨无比兴奋,我祈祷我们的一切永远如旭日东升,向着美好的前程飞奔!

海船抵达青岛时呈现在眼前的景色非常壮观。阳光灿烂,白云悠悠,与船行驶在港湾水面划起的两道闪闪发光的宽阔的浪花争相辉映,多么诱人,多么难忘!岸边的、有着红瓦屋顶的德式建筑在绿树中闪现。啊!小轨第一次到了美丽的青岛,非常高兴。以我的大哥、四姐为首的亲人们早已守候在码头。他们看见我带回了一个年轻、朴素、佼好的大学生女朋友,都是喜形于色,母亲更是乐不可支。母亲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虽然从来没有过问我的个人问题,“儿行千里母担忧”,心中的牵挂是不言而喻的。四姐的大儿子德全与小轨是同龄人,他的高挑、标致的女朋友也来了,家中真是喜气洋洋。那一张1956年8月19日在青岛照的“全家福”加上我和小轨总计有21人(还有在外地的兄弟姐妹外甥没有回来,这是我家日后再也没有的黄金年代)。在青岛,一生勤劳的母亲为我们忙个不停,在一个叫郭大娘的协助下,每天都要做出上乘的饭菜,令小轨想起她的舅妈也是这样的一生劳碌。在青岛,小轨在四姐家中一曲苏联歌曲“小路”,抒情、深沉、委婉、坚贞、略带忧伤而惊四座,特别是得到我的留学日本的实业家、高级工程师四姐夫——我称之为万大哥的连连赞赏,20余年后万大哥在武汉与我们再相聚时还能记起这件事。

从1956年的元旦,到1956年的暑假,我被一种巨大的幸福笼罩着。这个暑假太难忘了,经历了我“终身大事”进程中的两大跨跃——去上海、青岛拜见了小轨和我双方的母亲。直到1956年秋季开学,我的心潮仍像滚滚长江水、滔滔东海浪一样无法平静。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汤师母、代子、一介看见我笑的合不拢嘴的样子,都从心底为我祝福。

我们感情的发展似已成熟,但我清醒地把握着自己,要一如既往地保证小轨的学习,要让她成为一名优秀的白衣战士。1956年9月1日开始了新的学年,即小轨进入三年级的学习,小轨的学习任务越来越重,要开设“医学专业基础”的课程了。小轨面对新的学习领域信心百倍,也更有兴趣。小轨说这些通向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很重要,学好了,对今后的实践性强的课程的学习就会得心应手了。小轨和同学们白天上课,晚上大家都自觉地在大教室内复习,周末有电影就看电影,没有电影时照常自习。小轨很好强,不愿意被人看到她晚自习不在教室。小轨又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她对我的思念有时学习也不集中。我更是不知日子如何过,当她说这个星期六不来北大了,我就想,明天一天怎么过?一个月怎么过?一年又怎么过……?只有赶紧投入工作才能暂时忘记这强烈的思念。

1956年下半年她在一个周末说好不来的,却在晚自习以后突然骑自行车来北大了,当她来到汤家时,汤师母,代子、一介都惊呆了,真好比是“从天而降”。待我闻风赶到时,已是很晚了,我与小轨坐在汤家花园的长椅上,诉说着我们的一切,很不情愿又十分理智地于午夜时分告别了。我对小轨夜间单独来北大的“勇敢”既感动又心疼,我是绝不同意她这样冒险的。于是,小轨又有了新的招数,她不愿脱离群众,又牵挂着来北大,一周后,当我还在才斋的梦中,早上6点40分小轨就来到了我的宿舍,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真以为是梦啊,然而又这么真实,她在这儿,一点不假。那不是她么,那乐观爽朗的面孔和笑容,小轨,你怎能这样早就来呢,你一向睡眠不好,你太不注意自己了。我对代子说,小轨对我太好了,我要一辈子呵护她,如果有一丝一毫的使她不愉快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其实小轨到北大来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复习功课的。那时的大学生上课时都很集中,注意记笔记,小轨把硬皮厚笔记本的每一页划出4、5公分空白来,作为自己看参考书简要补充之用,也可将自己的心得作点标记,这样才算复习工作完成了。因此,她到北大总是背着书包来的。为此,我送给她的下一个生日礼物就是一个大的帆布书包了,这个书包成了伴随她后来读研究生时往返北京——武汉的必需品。



我是决心等她到大学毕业才成家的,汤家、代子、一介看到我们这样难舍难分,说还不如早点结婚,那时大学生是可以结婚的。我们完全没有什么求婚的过程,没用戒指,没有请柬,没有酒席,一切水到渠成,十分简单自然。我们拍了一张结婚照,领了结婚证。房子就是我原来的宿舍,把单人床加了一块木板,小轨自己选择了一块淡雅的绿底白花布,自己巧妙的设计了可以自由开合的窗帘。我在海淀老虎洞弹了两床新棉被,尺寸、厚薄都在事先请教过汤师母。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被子是汤师母张罗钉上的。而且出人意料的是,两床被子的喜庆的被面都是汤师母作为小轨在汤家出嫁送给我们的最温馨的礼物。这样的恩情教我永世不忘,终生难以报答!小轨母亲也寄来了十分漂亮的上海的精致的床单、缎子被面、枕套等。在我取被子时,代子故意带点俏皮地问:“你们今晚要盖新被子吧?”,我心里当然美滋滋的。虽然领了证,当时我们认为是一定要等婚礼过后才算正式结婚、才可以用的。

关于婚礼,代子、特别是一介说婚礼一定要热闹,要办的大。因为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哲学系,云集着许多著名的有国际影响的学者,你又是系秘书联系也广,你又在马列主义基础工作多年,认识的人也多。由于我是系工会主席、兼校工会学习部长,就借了场地宽敞的工会俱乐部。北大这边就这样商定了,小轨那边怎么办,说到上大学就结婚当然十分不好意思,但也只好豁出去了。婚礼选在1957年1月25日完全是为了趁刚考完试同学还来不及离校回家的缘故。小轨1月24日刚考试完“病理生理”,口试主考人是王鸿秀老师,并且得了五分,王老师大概作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学生明天就要做新娘了。

婚礼是别开生面独俱一格的。小轨多有福气是从汤家出嫁的。汤师母,代子、一介和他们的弟弟汤一玄、乐光启及其女朋友都是兴致很高陪着来的。代子的身份实际上既是主婚人又是证婚人,虽然没有挂上任何标志,一切都靠她巧妙地穿针引线,穿插、穿梭。没有她,我们的婚礼是不可想像的。我和小轨最终走到一起好像是她的“杰作”,好象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瓜熟蒂落的收获的日子了。1957年1月25日婚礼在工会俱乐部举行,我当时算是大龄青年(10天前刚满30岁),能与医学院的出色女生结为伉俪,我的老师、同事都是真心实意地、笑逐颜开地为我道喜祝贺。

来宾云集,气氛热烈。可以说这是一场盛况空前、绝无仅有的盛大婚礼。我深深感谢三个方面的来宾的光临。一是哲学系的师长同事:金岳霖、郑昕、贺麟、洪谦、朱伯崑、宗伯华、任继愈、齐良骥、汪子嵩、黄楠森携夫人刘苏、王太庆、任华、张世英、石峻、熊伟、齐良骥、晏成书、周礼全、朱德生等先生近30人;二是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同事:赵宝煦 、钟哲明、李石生、王炳元、杨彦君、汤侠声、王效导等同志10余人,还有中文系的牛广业和王玖芳伉俪;三是小轨的同班同学,刚考完期末考试的全大班的女同学和小轨所在一小班的全体男女同学总计浩浩荡荡有5、60人,成为最好奇和最有生气的群体。小轨要好的女同学周家璧、伍慧珠、林小媛、周柔丽、毛兰影、祝学光等等都曾给我许多理解和支持,是她们主动鼓励小轨快到北大去,我到北医也四处张罗帮我找人,我是多么感激啊!

师友馈赠的礼物都是值得记忆的。例如,代子、一介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一面30×50的沉甸甸的镜子,虽然50多年来历经搬迁,它却始终完好,至今还安置在小轨的电脑房中的书架上,见证着我们之间心如明镜、肝胆相照的永恒友谊。刘苏非常精心地为小轨挑选了一条漂亮的纱巾,还有一对新颖的枕套,伴随我们很久很久。我的恩师郑昕先生送给我的一对精美的茶缸,我和小轨一直在用,只是后来聚少离多的生活几乎没有共同使用的机会了。那时朋友们送的日记本,相册是最多的,很久都没有用完,谢谢了!

我的幸福与喜悦是难以言表的。首先要感谢生活,感谢命运。整整两年多,从我在汤家第一眼看到小轨时,我的心里就激起了万重波涛,这760多个日日夜夜我都是全身心地在培育着这纯洁的友谊之花,让它十分自然地结出爱情之果。而汤家为之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代子、一介就是辛勤的园丁和高级园艺师。我是首先要感谢小轨出嫁的实际上的“娘家”汤家的。

我衷心地感谢我的老师和同事,他们不仅教我为人和为学,在工作与学习上扶持我,特别是金岳霖先生亲自参加我的婚礼,温暖着我的心。当写到这里时,老一辈的著名哲学家早已在天国安息多年,我还是要献上我深深的缅怀、崇敬与感谢!

最令我感到难忘的是,恩师金岳霖先生亲自参加我的婚礼,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金岳霖先生是我在西南联大深受教益的第一位恩师,先生是把现代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进行逻辑分析的权威代表。先生是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联大撤消,先生复员回到清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先生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主任。而我恰好借调到直属校方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去了,先生非常希望我能回到他身边工作。后来,我回到哲学系时,先生又调到北京市东城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这次,先生从城内专程赶到城外北大教工会亲自参加我的婚礼,我的心中万分激动。临走时,他握住我的手,悄悄地塞给我30元钱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啊!),亲切地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恭喜你们,我不会买东西,你俩挑着买点喜欢的东西吧!”,当时我的心头感到无比的温暖。记得1959年我将转赴武汉大学任教时,我到东绒线胡同社科院宿舍向先生告别时,先生拉着我的手,由衷地叮嘱我“要珍惜自己的感情,不断加深自己的感情啰!”先生的话一直牢记在我的心里。在这里,我不禁肃然起敬、略有所知的想到,先生终身未娶,他用最高的理智和高尚的情操驾驶自己情感的故事,那是一曲感人肺腑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千古绝唱!

我还要感谢我理想中的新人——小轨,她肩负繁重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在她压根没有意识到个人的情感问题时,我突然撞入了她的生活,她不知所措,她相信代子的话,生活就是这样的,人不能设计那一天开始谈恋爱,但可以正确对待它。代子知道小轨从小就失去父亲,情绪又不太稳定,聪明、个性强,她虽然没有说过,可能认为把她交给我是最可靠的。那个时代的年青人,政治上都积极要求入党,代子总是对我十分信任,告诉小轨杨工是北京大学的模范共青团员 ,他是很积极努力的,组织上也是很信任他的。小轨自己也争取入党,发现不是自己努力就能如愿的,因此对我也不苛求了。

我们的婚礼别开生面,欢声笑语,热闹轻松。大量高级糖果点缀着甜蜜,工会俱乐部的茶水很充分。所谓婚礼也没有固定的仪式。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恋爱经过是代子报告的,这是婚礼最精彩的华章。她娓娓道来吸引了在座的所有客人,她说她早已看出杨工心中的秘密,从他第一次见到小轨,就好像变了人,总是不停地往燕南园58号跑,我故意要她送一送小轨,小轨作为大学生也大方地接受了。杨工竟以向我“汇报”送小轨的情况,要我以后多邀请小轨来。有时还求我给小轨写信、打电话约她来。有一次小轨来了,杨工不知上那儿了,我们几个人就到未名湖旁杨工住的备斋去。从门框上拿下钥匙(那时都是这样放钥匙的)开门进去了,淘气的小弟用雨衣、帽子,长统雨靴做成一个“吊死鬼”,挂着,并把台灯放在地下加强恐怖气氛,我们看了只是笑,只有小轨非常着急,直说可以了,可以了,我感到她对杨工也有不同的感觉了……。代子还特别强调小轨是从汤家出嫁的。当时的气氛非常好,因为小轨作为一个学生在这么多大教授面前她实在是讲不了,而我早已笑的合不拢嘴什么也不用说了。代子啊!我是多么感谢你啊!当代子说到小轨是从汤家出嫁的,小轨是何等的幸福啊,她紧紧地握住汤师母的手,并与汤师母亲切拥抱,眼泪都出来了。我和小轨怎么会有这样的幸运,总能得到贵人相助,这一切都是缘分。小轨的同学们可能还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这么多大学者出席,又没有家长在场,他们也没有瞎起哄,只管吃糖,在下面说说笑笑,不时地向小轨祝贺。大家要求我与小轨合唱一支歌,小轨事先教了我的,但我们笑的前倒后仰,始终没能完整地唱出来。最后,小轨深情地朗诵了一首南斯拉夫诗人的诗:

当我翻阅着爱的历史,

竟想像不出这么件事,

从前我们是个陌生人,

而我对你竟然一无所知,

不知道经过多少岁月,

不知道走过多少道路,

那条引导我俩见面的路,

我永远从心底里感激。

婚礼结束后,送走了所有的来宾,代子、一介、小弟、乐光启又送我们到才斋新房,我们连一个喜字也没有贴,他们对我们的非常温馨的布置表示赞赏。主要是代子送的大镜子为新房增了辉。我们非常亲切地谈到一切,这时一介才幽默的地说“代子是大媒人”。是的,她是不作媒、胜过作媒的超级大媒人。他们一直到玩到好晚才回去,他们的纯真的友谊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也许他们所期待的唯一的回报就是我和小轨“白首永相伴”。我能够最终成功地找到自己的幸福,除了感谢我们的家庭的养育之恩,感谢汤家,感谢关心我们的所有亲人朋友,感谢参加我们婚礼的诸位恩师、同事,感谢小轨的朝气蓬渤的同学们外,最最感谢的是我们的时代!

我曾经不无感慨的说,在我们婚礼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候,我还是深深怀念1954年底到1957年1月25日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一段时光好像是专门为我们用来谈恋爱的。我们互相促进,增进友谊,正确处理个人情感与党的事业的关系 ,我的工作的干劲与成绩都有明显的提高,小轨的各门医科的学习成绩优良,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没有因为儿女情长而影响自己的进步,那时的一切都是非常单纯的。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这一段时光也是共和国、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蜜月期”,不论是海外归来的专门大家,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学者,不论是中年知识分子还是解放后培养的年轻教师,不管是党员还是一般群众,大家都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服从党的领导,坚持理想信念,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指导本职工作。为国家的独立富强、为更美好的明天奉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比较单纯的。特别是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更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空前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年青的共和国共呼吸、同命运。

但是,就在我们的婚礼之后的五个月,1957年夏季,一场横扫知识界的、错划50余万人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随后的一浪高一浪的“三面红旗”万岁,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 ,直至十年浩劫 ……。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啊!不知该如何诉说!


(2010年三八节、2010-04-25)


附注:原载杨祖陶、萧静宁著:《哲学与人生漫记——从未名湖到珞珈山》,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第5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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