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宇:康有为伪造阔普通武的戊戌奏折了吗?——兼论戊戌时期君主立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18-08-15 01: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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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  

   来源:《法学家》2016年第4期。

   【内容提要】学界对康有为是否伪造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戊戌年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存在争议。从两则新证据,即该折文本上与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具有高度相似性,程序上“(议院)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与康有为的上书经验相符合来看,该奏折应该是梁启超、康有为起草,梁启超起到关键的作用。康有为在辛亥年将“设议院”改为“立宪开国会”,但并非伪造。在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法政思想从主张设立议院转向特别内阁模式的制度局,该局“议行合一”的政治改革方案,具有开明专制的特质,体现了分权与集权两种趋势的吊诡并存。在戊戌时期宪法问题并非康有为关注的重心,他仍然从中国古典语义的角度进行理解,当时未有君主立宪的动议,但也即将登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近代政治话语的关键词从“议院”转向“宪法”。

  

引言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伪作古经,淆乱孔子改制的圣法。历史仿佛与康圣人开了个玩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黄彰健先生通过比较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麦仲华编的康有为之《戊戌奏稿》与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原始资料,发现两者内容差别之处甚多,经过史料钩沉,考据推理,认为康有为有诸多作伪。这一重要的发现提升了戊戌变法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引发了分别以黄彰健先生为代表与孔祥吉先生为代表的两派学者关于戊戌变法的史实、性质与人物评价问题的学术论辩。这场讨论从法学的视角看,又以康有为是否假借《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简称奏稿折)来伪造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简称档案折)之争论,有关君主立宪问题,最值得予以关注。或许因为专业旨趣不同,相对于史学界对资料的高度敏感,法学界对此反应比较迟缓。根据笔者的观察,一直到2005年史学家茅海建先生在《戊戌变法史实考》中引用黄彰健先生的观点,认为康有为伪造了阔普通武的奏折,戊戌时期并无君主立宪之说,在近十年来立宪问题逐渐成为法学界关注热点的大背景下,法学同仁才开始注意并接受了黄彰健、茅海建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揣浅陋,认为这场围绕着阔普通武奏折的著作权问题展开的学术论争,无论是史实还是义理,仍然大有探讨的余地,试图通过新证据与新解读,达到解决学界争议问题,引申其背后深意,反思研究方法的目的。

   拙文由以下五部分组成:首先,列出康有为的奏稿折与阔普通武的档案折之关键区别,梳理学界论争双方的观点与论据。其次,提出两则新的证据,即在文本方面,更早发表的梁启超的《古议院考》与阔普通武的档案折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程序方面,档案折的“(议院)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与康有为的上书经验相符合,指出奏折的著作权人应该是梁启超与康有为。再次,补充与修订历史细节,探讨阔普通武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关系,考察康、梁关于开设议院的态度变化,最终推测他们代拟奏折事件的真相。复次,爬梳康有为的奏章中有关“议院”、“宪法”范畴的叙述,分析这两个重要概念在戊戌时期的历史境遇与表现形态,考察康有为在放弃议院模式后转而提出的“制度局”之渊源与特质,在此基础上达到对戊戌时期君主立宪问题更深刻的认识。最后,结论部分对论文命题予以回应,对创新之处进行总结,对研究意义加以引申。

  

一、《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与《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之比较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戊戌奏稿》所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

   “奏为请定立宪开国会,以安中国,恭折仰祈圣鉴……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宪法同受治焉。……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所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初三日《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军)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奴才阔普通武跪奏,为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以期上下一心事……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事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庶免泰西君民争权之弊……”

   奏稿折与档案折两者对比,差别甚大、一目了然。前者是君主立宪政体,君主在宪法之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明晰,后者是名实不符的政治架构,虽有所谓泰西“议院”,但其定位语焉不详,功能方面类比智库,所作决议需要通过总理衙门或者地方督抚以达上听,最终仍需乾纲独断,除了广开言路之外,与传统帝制的政治决策似乎无本质上区别。

   对此,黄彰健先生认为:“戊戌七月三日阔所上疏仍系阔本人意见,非康代拟,戊戌奏稿所收代阔普通武《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全系无中生有,不可信。”笔者归纳其所举证据,主要有三方面:1、资料之间存在矛盾。康有为在《自定年谱》、《日本变政考》中的记载与《戊戌奏稿》冲突。例如康有为《自编年谱》谈到:“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尝上书请开议院,上本欲用之,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上然之。”2、旁人佐证康氏嬗变。戊戌变法的亲历者王照谈到,康有为在戊戌四月得光绪召见以后,一变而言尊君权。这与光绪三十一年胡汉民批评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后主张可以不开议会,可相印证。 3、康、阔两人交谊不深。康有为自编《年谱》中没有记载 康氏与阔普通武之来往,也未说康曾代阔拟折。

   孔祥吉先生认为:“康氏代阔之《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则是确有其事。康氏代草时间,当在丁酉冬到戊戌春季之间。光绪帝召见之后,康氏关于开议院之思想起了变化,故《年谱》不以阔折为然。”其证据同样可归纳为三方面:1、理据相似。档案原折为论证设议院的合理性,从古代典籍中寻找论据,多有与康有为历次上书引用相合者。2、观点相似。原折谈到“议郎”问题,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第三书》中也有论及;原折请求设立的“议院”,与康有为代宋伯鲁草拟的《请设议政处折》的“议政处”、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的“制度局”大同小异。3、人情之常。康有为倘若不曾为阔氏草拟过请开议院的奏疏,他何必非要假阔普通武之名,大发议论。

   两位学者史料用功之深,批阅之细,让人一赞三叹,但双方恰恰是在最核心的问题即奏折著作权的归属上,针尖对麦芒,各执一词。管见以为,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提出新的有力证据。首先,在双方皆关注康有为而且几乎穷尽其当前可见著述的情况下,不妨转移一下视线,关注康氏身边的人员。梁启超作为康有为门下最杰出的弟子,甚至在当时康、梁并称一体[5]的情况下,其处很可能发现重要的线索。其次,先前研究主要聚焦在“议院”这一政治机构的内涵外延等实体问题上,忽视了奏折中的具体程序安排。程序问题关乎政治决策,不可谓不重要,奏折作者往往煞费苦心,看似不经意的安排,往往蕴含机锋,对此进行考察推敲,有可能发现线索端倪。根据上述思路重新梳理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和康有为的上书经验这两则重要的新证据。

  

二、两则新证据:梁启超的《古议院考》与康有为的上书经验

  

   (一)《古议院考》与《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之比较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已经发表了《古议院考》,将该文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阔普通武的档案折对比,相似处与相异处如下:

   1、相似处:文字、方法与观点

   首先,文字、方法的相似性。这是最为重要的证据,特列举如下(下折线为笔者所加)。

   《古议院考》:

   “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众辅志而蔽谋。’……其在《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查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故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汉制议员之职有三:一曰谏大夫,二曰博士,三曰议郎。……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子产弗禁。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公卿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遂以盐铁事相争议,辩论数万言,其后卒以此罢盐铁……西国每邦、每城,皆有议会,即此意也。”

   《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

   “考议院之义,古人虽无其制,而实有其意。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其在《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议其政,子产弗禁。汉昭帝始元六年,诏公卿问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员之职,有谏大夫,有博士,有议郎。由是征之,泰西风气近古,其议院之设,绰有古风也。”

   梁启超采用托古改制之法,认为中国古代虽无西方议院之名,却有其意。他在论证中,所引典籍如《易》、《书》、《周官》、《孟子》,所举子产、汉昭帝之例,所列汉代“议员”称谓,阔普通武的档案折皆与之高度雷同,甚至连文献排列次序也有不少一致(当然,整体上梁文的论据比阔折多,如《礼记》、《通典》、《汉旧仪》、《汉官解诂》、《史记》等阔折无)。而与上述孔祥吉所举证据(1)康有为的相关论述相比,梁启超的文章与档案折无疑相似度更高。

   其次,观点的相似性。

   (1)议院的渊源:中国古代虽无其名,但有其实。(此点如前述)

   (2)议院的功能:西方强国之因,上下同心之道。梁启超自问自答:“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强国以议院为本”。 阔普通武提出:“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议院设议院,以期上下一心事”、“闻中日之役,日本上下议院,议之交符,故三军同心,一战必胜……议院之功,不甚钜与?”

   (3)议员的素养:选自出身学校(堂)者。梁启超倡导“议院以学校为本”, 阔普通武认为“泰西议员,必由学堂出身者,一取其学贯中西,一信其风有操守,亦防弊之深意也”。

   (4)议院的构造:两院制。阔普通武提出“设立上下议院”, 梁启超虽无明示,却是其文应有之义,他认为“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上议院之公案也。周厉无道,国人流之于彘,此下议院之公案也”, 可见他已经有上下议院的认识与设想。

   2、差异处:议院应该缓开还是速设

梁启超虽然反复强调议院的重要性,却反对在社会舆论、教育水准、民众素质达不到要求时速开议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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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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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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