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从《金岳霖回忆录》看金岳霖与胡适的角色分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2 次 更新时间:2018-12-19 08: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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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二○一一年七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新版的《金岳霖回忆录》(下引此著,仅注页码)收集了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的若干片断,据整理者说,这些片断陆续写于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间,这样算一算,金先生那时已经米寿之年了。《金岳霖回忆录》让笔者感兴趣的,不是像金先生一时忘记自己姓名的趣闻,而是他关于胡适的一些评议,特别是从他有关“我不大懂胡适”的表述中透露出的信息,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与胡适这两位现代中国哲学史及思想史上的代表人物之间学术取向及学者角色选择上的差异以及在二人稀疏的交往中的一些意趣、意气和偏见产生的动因。

   虽然金岳霖与胡适同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但一生并没有多少交集。金岳霖读的是政治学专业,博士论文写英国哲学家、思想家T.H.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的政治思想,胡适随杜威攻哲学,写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即后来出版的《先秦名学史》)。一九九五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岳霖年表》[ 收入《金岳霖文集》第四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说,金岳霖在哥伦比亚大学曾与胡适有来往,但胡适一九一七年六月从美归国,而金岳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本科毕业后,于当年暑期才正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两人即便有接触,时间也相当短暂。胡适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一九二○年,金岳霖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第二年赴欧洲游历。一九二○年代初,他曾致信胡适,这也是笔者所见有关胡适和金岳霖史料中仅存的一通信。《胡适来往书信选》和《胡适书信集》均未收录,有关金岳霖生平的著述亦未见提及,现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九册所收影印手稿照录如下:

  

   适之兄:

   北京大学所寄的一百十镑零七先零,已经收到,感谢得很。但是我要说明,两年以内,还不能回来。好在徐志摩的信没有说明一定的回国日期,或者尚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如果大学的意思,觉得费了大款,收款的人应该及早回来的话,请您老兄写信给我,那时候我或者可以想法在别的地方来还款亦未可知。

   第二本哲学史动笔否?经农去年想做一本中国教育史。此老先生想到就要做到,大约已经动手了。见他的时候,请你请他写信给我。 奚若下月想到法国去,但是进德国容易,出德国难,所以能够动身与否,现在当难说。

  

   金岳霖

   二月十二号[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九册,合肥:黄山书社,一九九四年,页四六九。]

  

   从落款推测,此信应写于一九二三年。彼时,金岳霖正在德国柏林游历,信中提到的朱经农后来是教育家、大学校长,而张奚若是著名政治学家。金显然是通过尚在梁启超为馆长的北京松坡图书馆任职的好友徐志摩牵线,由胡适争取到北大的一笔资助经费。从信中的口气上看,他与胡适也算熟悉,并且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的写作是有所关注的。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金岳霖回国,先在北京的中国大学,然后于当年秋,通过赵元任的关系,回母校清华任教。一九三二年金岳霖在北大哲学系兼课,讲授“符号逻辑”,此时,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他们之间有多少私人交往,尚有待查考。

   从现有资料看,金岳霖品评胡适始于一九三一年。是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附录中有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份审查报告。

   一九三○年代,金岳霖已稳居清华大学哲学系魁首地位,为西方新实在论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个中国哲学史的写法和写作预设的问题,后来的学者称之为“金岳霖问题”。他的表述是“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简单地说,就是怎样用既现代又中国的方式来研究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以确定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在审查报告中,金岳霖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像“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并议论说:“西洋哲学与名学非胡先生之所长”[ 参见《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史(上)附录》卷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一年,页六一八。]。据冯友兰回忆,金岳霖审查报告原稿中,“美国人”写作“美国商人”,是冯极力劝阻方删除“商”字(《三松堂全集·三松堂自序》卷一,页一九四)。但不论有无“商”字修饰,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都给中国哲学史的开山鼻祖胡适的哲学程度定了位。

   不过,审查报告虽直接批评胡适,其实也是在暗谏冯友兰。因为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就整体架构和价值取向来说,也是在“以西释中”,只不过胡适直接用杜威实验主义,冯友兰则融会了实验主义、新实在论和历史唯物论。也就是说,冯友兰的总体写法,也未必不在金岳霖的批评之列。

   一九三○年代,金岳霖品评胡适还不止这一次。晚年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G. S. Alitto)的谈话中述及另一段金岳霖与胡适的往事,不妨简录如下:

  

   据梁漱溟说,一次金岳霖与胡适在北京协和医学校开董事会。胡适问金岳霖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金回答:“看过,很好很好。”胡适很高兴,因为金岳霖称赞胡文很好。金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适赶紧问:“一句什么话呢?”金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胡适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是不好的科学。”梁漱溟解释说:“胡适的文章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这位先生(指金岳霖——引者)就笑他:‘你是哲学的外行,不能说哲学是坏的科学’”[ 详见《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二○○六年,页七二-七三。]。

  

   梁漱溟所说或有坊间演绎的成分,因为据胡适日记,他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到北平,二十五日返沪。这期间诸多宴请、朋友聚会并未提及金岳霖,而十月二十一日北京协和医学校董事会的出席者中,也无金岳霖。但无论是否演绎,“故事”本身或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中的核心内容是否准确?这个核心内容即胡适是否说过“哲学是坏的科学”?

   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晚八时胡适在北京协和医学校作了来北平的第一场演讲,题目是《哲学是什么?》。演讲原定使用英语,然听众如云,外校学生占去一大半座位(协和医校是用英语教学),不得不先用中文讲一遍,再用英语讲一遍。演讲内容刊登在当时北平的英文报《北京导报》(the Leader)上,这应是故事中胡适提到的文章。

   但实际上,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北京导报》上关于的报导并没有提及“哲学是坏的科学”,而是说“哲学寻求普遍性,但它无法求得确定性;科学发现可证实的确定性,因此可达到真实的普遍性。一旦一种理论达到目的可证实的确定性,它就成为科学法则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哲学,而且它所处理的问题也落在哲学家的视野之外”。“科学仅凭其完美的、精神的方法论,便占据了哲学的大部分领地。就连哲学思辨仅存的那一小块领地,也被科学家划入社会科学的‘势力范围’”。在总结中,胡适也只是说:“开始时,哲学是以前科学面貌出现的,现在,哲学成了科学。哲学和科学实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名称而已”[ 参见《胡适全集》卷三一,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三年,页七五九-七六○。笔者根据英文原文对《全集》中的译文作了部分修改。]。

   可见,仅看报导,是无法得出胡适说过“哲学是坏的科学”的。但其实,胡适的这次演讲是有英文原稿的。这篇英文原稿已收入二○○三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卷三六“英文著述”卷二中,但“英文著述”卷的编者并没有注明这篇题为“What is Philosophy?”(《什么是哲学?》)的具体日期和出处。不过,从下面一句话不难断定,此稿正是胡适在北京协和医学校的演讲稿。这句话试译成中文是:“我敲着课桌,并说这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时,我怎么可以预先知道,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九点钟,胡适就是敲着这张课桌呢?”胡适的演讲原定八点半开始,可是听众太多,提前到八点开始。他先是用中文讲了四十五分钟,到八点四十五分,中间加上五分钟想劝离预先占座位的外校学生,也就是八点五十分,此时开始用英语讲,所以胡适会用“一九三○年十月十七日九点”这个具体时间作为例证来表达自己对“自由意志”在精确度上的不信任。

   在这篇题为“What is Philosophy?”的英文原稿中有一段,现试译如下:

  

   在普遍性这点上,哲学与科学是一致的。二者都寻求一般性的应用法则,只是程度上不同。科学的法则建立在实验证明的基础之上,但一般的哲学结论却根本不关心小心推断的公式。科学与哲学仅仅是古希腊和拉丁语的同一名称和同一事物。可是,在历史上,过去的哲学仅是前科学或者坏的科学[ 英文原文,参见《胡适全集》卷三六,页四六五。]。

  

   其中最后一句的英文原文是“Historically however Philosophy of the past was only pre-science or bad science”。类似的表达,在胡适的中文文章中更明确,也更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胡适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并指出:“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Hypothesis)”[ 参见《哲学的未来》,《胡适全集》卷八,页六-八。]。看来,金岳霖拿胡适 “哲学是坏的科学”寻开心,说胡适是“哲学的外行”,也是事出有因的。

   但这个“因”中之“因”又自何而来呢?

   一九二○年代末,受傅斯年的影响,胡适从哲学史转向了思想史。胡适的转向自然不是因为不解“抽象”而临阵脱逃,他其实是想找寻到更符合中国思想传统的研究路径。现在看来,胡适转向思想史,虽不是知晓了“金岳霖问题”后的选择,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却回答了“金岳霖问题”。

   从一九二九年六月三日在上海大同中学演讲“哲学的将来”开始,胡适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说到要“取消哲学”;三十年代又以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宣称文学院不必设立哲学系。这些个极端的说法,让倾向“玄学”一路哲学研究的学者,或不妨说所有哲学研究的中国从业者耿耿于怀。二十多年后,即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大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对唯心论和阳明心学颇有心得,又多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哲学家贺麟提到此事时,愤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贺麟说:“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指胡适——引者)曾大唱‘哲学要关门’,‘哲学家没有饭吃’的论调,他那时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了一个英文的演讲,(讲稿曾在当时北京的英文报上发表——原注),大发其‘哲学是坏的科学’的荒谬议论。……每遇到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一再问他:‘你何不早些改行?’他在当时北京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每年照例要重述一遍他的‘哲学要关门’的荒谬议论。他甚至打算取消北京大学哲学系,想把个别顺着他作哲学史考据的教授转移到历史系,而迫使其他哲学教师‘改行’或‘没有饭吃’”[ 参见《两点批判,一点反省》,刊《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九日。]。贺麟的话不全是为时势所迫,一九七八年大陆开放后,他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时,依然旧事重提,让后辈哲学学者、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刘述先惊叹不已[ 参见刘述先:《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台北:八方文化企业公司,一九九七年,页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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