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走出阁楼后的金岳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8 次 更新时间:2017-09-27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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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现代中国,真正称得上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金岳霖可以算一个。他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完成的《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金氏哲学架构。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解放以后金岳霖对自己的哲学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是那样地彻底,即使到八十年代,至死都不曾后悔过。金岳霖的变化,自然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范例。国外一些研究者在论述思想改造运动时,多强调其外在强制的一面。但“强制说”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虽非自愿、却是如此自觉地接受改造,而且,越到后面,越显得心悦诚服。金岳霖就是“强制说”无法破译的反常个案,他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之谜。

近年来,有关金岳霖的回忆和研究,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在那些语焉不详的记忆断片之中,我们是否能够找到那条通向谜底的幽径呢?

解放前的金岳霖,按照他的知识出身,属于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6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一般研究政治学的,往往对参政有浓厚的兴趣,象王世杰、张君劢就是如此。但金岳霖回国之后,发现国内政治黑暗得一塌糊涂,他既无力改变社会,也不想被社会改变,遂从此不问政治,一头扎进形而上的哲学世界。在清华园里,他是一个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整天沉浸在他自己抽象的逻辑世界中,为心中的挚爱林徽因女士终身不娶,家中除了书,就是一头与他同食一桌饭的大斗鸡。浪漫、风流而率性,视名利若粪土。冯友兰说他有魏晋风度,很象大玄学家稽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谓一语中的。

尽管超然物外,也不是对现实世界一点没有感觉。至少,道义上最起码的好恶还是有的。他看不起国民党,起先是因为不抗日,后来是由于太腐败。到四十年代后期,整个清华园越来越激进,金岳霖也多次在教授们抗议国民党暴政的联名信上签名。到1948年底,解放军围住了北平城,蒋介石派专机接清华、北大的名教授们南下。胡适、梅贻琦两位校长为盛名所累,很不甘心地抛下学校走了,陈寅恪也因为“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而南下广州。金岳霖也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两难选择。他不想替蒋介石陪葬,更不愿到国外做白华,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自己的正统观念,但到王朝末年,政治腐败到不可忍受的时候,也往往愿意接受来自社会底层的改朝换代。最后,他决定留下来,理由是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者,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想法在当时颇具普遍性,一般教授都觉得又不是日本人入城,自己是搞学术的,再怎么样,学术自由总还是有的。

低调的期待,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共产党不是李闯王,所率领的军队也不是一批乌合之众。他们有信仰,有纪律,也有文化。刚刚解放的清华园,目击者的传说不径而走:“共军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金岳霖想必也有所闻。不过,真正触动他感觉的大概还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亲身经历的事情:解放军在准备攻城之前,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急令,特地找来请求他们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筑,以便攻城时避免炮火。解放军走后,梁思成、林徽因两人激动得紧紧拥抱,欢呼懂文化的“义师”来了!以金岳霖与他俩的亲密关系,梁、林的感情变化不会不影响到他。再比较蒋介石派飞机到解放了的清华园来投炸弹,政治天平开始向一边倾斜了。

像金岳霖、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一直将文化的价值看得极重。承认新政权是有文化的,就等于承认了它的合法性。不久,金岳霖也亲身领教了共产党的文化风采。他见到周恩来,“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如此儒雅,如此斯文,与文化人似乎是那样地气味相投,金岳霖顿生一种亲近感和认同感。尽管不曾明说,却在心底默认了共产党也是文明家族中的一员,也是与“我们”同类的文化人!

中国有句古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倒过来理解,意思是说:只要是我族类,他厌恶行政,曾经辞去清华哲学系主任一职,让给了冯友兰;如今不仅二度出山,重返旧栈,而且还以无党无派之身,出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这之中,自然有感恩谢德的意思。因为刚刚解放,许多教授惶惶不安,连金岳霖也一度无所事事,成为局外人,想去摆烟摊,聊度余生。不久,在怀仁堂碰到毛泽东,毛对金说,你搞的那一套还是有用的!金岳霖放心了,他似乎找到了自己在新社会的位置,而且还不坏。士为知己者而死,他没有理由不出山。金岳霖的变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在他朋友圈中,张奚若已经做了新政府的大官,连一向清高的梁思成、林徽因,也空前热忱地参加了新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尽管,自由知识分子们对新社会还不太适应,但新中国却具有一种无法抵御的魔力,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场”,让人振奋,让人想动。不知不觉地,金岳霖、梁思成们也失去了往日的定力,他们被气象一新的时代氛围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卷入到群体的激情之中。

新中国究竟有些什么魔力,会令这些心如止水的清高学者,一夜之间变得如痴如醉起来?在这里,不得不提一提金岳霖的一块心病,一个纠缠在他心底几十年的情结,这就是“瓜分恐惧”。金岳霖出生在1895年,他说自己“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有瓜分恐惧的时代”,早年从家乡湖南去上海,长江水路上的火轮船,不是日本的,就是英国的。这在金岳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骨鲠在喉。即使以后在清华学堂念书、到美国留学,他一直为祖国的屈辱而痛心疾首。尽管他满脑袋的英美思想,但那颗心却是中国的。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但只要有人说中国没有救了,他就会情绪激动,与人大声争吵,甚至打起架来。当年留美的那批自由知识分子,有两类人,一类是胡适那样的世界主义者,不是说胡适不爱国,而是指其判断事情的标准以普世性的“现代化”价值(如民主、自由、科学等)为首要,民族立场还是其次的。另一类是金岳霖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在理性上也以西方的价值为依归,但假如西方的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情感发生冲突了,理性就会乖乖地为情感让路。

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确让人扬眉吐气。帝国主义赶跑了,大英帝国、小日本的火轮船也不见了。据许涤新回忆,在开国大典上,当金岳霖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他熟悉的家乡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9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是否真的会象年轻人那样“跳起来”,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情结、那心病——“瓜分恐惧”真的从此解开了、没有了。回到清华,他逢人便感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所谓“解放”,在当时的含义也许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个佃农来说,“解放”是个人意义上的,意味着自己不再受地主的剥削。而对于金岳霖而言,“解放”不是指个人地位的上升,而是所属民族在国际上的翻身。他晚年曾经私下对人说起,只要民族有了自由,个人即使少一点自由,受一些委屈,也就认了!胡适为个人的自由去争民族的自由,而金岳霖为民族的自由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这里就体现出“世界主义”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追求和理想。

金岳霖那代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难以想象,甚至是不可理解的。大部分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就是从民族主义走向了马克思主义。1958年,刚刚入党的金岳霖访问英国,有一个从东欧逃到西方的前共产党教授质问金岳霖,为什么不好好做一名教授,而去参加共产党?金岳霖当即很响亮地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翻身。我从一位教授变成共产党员,感到自豪,感到自己的活力增强了!”那位东欧来的教授大概一辈子都不会理解金岳霖的情感,因为东欧的共产主义是苏联红军的坦克捎来的,无法使知识分子产生“民族翻身”的情感。而金岳霖对共产党的确有由衷之情,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1982年,当他觉得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特意给党组织写信,为“瓜分问题的完全解决”,再次感谢党和毛泽东。

不过,从共产党的要求来说,知识分子仅仅在民族立场上作认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世界观深处转变立场,接受新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中共对改造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经验,即理论学习—小组批评—公开检讨三部曲。1951年秋季之前,主要还是和风细雨的学习阶段。也许是爱屋及乌,对共产党的好感引发了金岳霖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兴趣。他自告奋勇,在清华园里带头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还刻苦学习俄语,下决心掌握马列主义。他把自己比做一年级的学生,信心十足地说:“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其态度之虔诚、劲头之高昂,连一向积极的左翼教师也自叹弗如。不久,金岳霖交出了第一份学习的答卷:《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不过,思想转变毕竟不及政治认同那样简单迅速,金岳霖尽管愿意接受新哲学,但对旧哲学还有点恋恋不舍,在文章中说,恋旧是非常自然的事,问题是如何将对旧哲学的眷恋,转变为“对于历史上的宝贵材料的眷恋”。

1951年底,急风暴雨式的思想改造运动终于正式降临。外有镇反运动的强大威慑,内有学生同事的四面紧逼,再也等不得你从从容容地细思慢想,而要立马表态、火速转变。除了那些投机分子,大凡认真一点的知识分子都为此而痛苦不堪。顾颉刚当时就谈到,“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金岳霖是如何度过这一关的,如今已不复可考,不过,即使金岳霖比顾颉刚更欣赏马克思主义,要想脱胎换骨,以新我否定旧我,又谈何容易!毕竟他是一个有自己体系的成熟哲学家,而非人云亦云的幼稚青年。内心的痛苦还在其次,更难堪的是要当众检讨,自我作践。冯友兰几次检讨都没有通过,金岳霖去看他,一时情急,两个大哲学家竟然相拥一块,抱头痛哭!

不过,痛哭归痛哭,检讨归检讨。所有的屈辱感早在运动之始,就已经被周总理巧妙地化解了。1951年秋,周恩来向京津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报告。为了有所示范,总理首先拿自我开刀,检查自己的历史错误。金岳霖在台下听了惊讶,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高位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自我认错。了不起,真了不起!金岳霖对总理崇拜得五体投地。既然总理都能当众检讨,自己还好意思要知识分子的那点面子?身为清华文学院院长,金岳霖带头“洗澡”,先后三次在全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查,承认自己“从前是都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他接连写了两篇忏悔录,痛责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自此以后,金岳霖的名字与他的大批判文章,频频出现在党的报章杂志上,成为五十年代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一道最耀眼的风景线。

后来的人常常感到奇怪,堂堂一个大哲学家,几十年所形成的内心世界和思想体系竟会如此不堪一击,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摧毁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金岳霖的“旧我”全线崩溃,发誓“要做一个新人”?我发现,象金岳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过去他们的全部自信,是建立在两块基石上的,其一是相信自己是站在知识分子超然的立场,卓而不群,不私不党,代表着公共的良知;其二是相信自己所孜孜探求的知识是中立、客观的,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神圣的意义。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独立品格和超然立场,就是以此作为基本预设的。然而,思想改造运动却对金岳霖们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阶级立场问题:知识分子只是一根毛,超然、中立是最大的欺骗,你不向工农大众靠拢,不就是依附在统治者的皮上,成为地主、买办的帮凶?二是为谁服务问题:知识从来具有鲜明的党性、阶级性,英美的资产阶级知识体系难道不是麻痹了人民大众的斗志,维护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强势的新意识形态以道德批判和反智主义这两把利刃,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与民众的疏离感和知识的罪恶感,将他们建立在“政治中立”和“知识神圣”两块基石上的所有自信摧残殆尽。金岳霖当初就在这两点上反反复复痛责自己,检讨自己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又在国外留学,头脑中形成了资产阶级的腐朽哲学、“超政治”的腐朽人生观和特权思想……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多少具有民粹主义的意识,一旦被贴上腐朽阶级的思想标签,就等于在人民大众面前有了原罪。道德上的自卑彻底摧毁了金岳霖的名士风度,他再也无法超然、潇洒和率性起来。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钱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然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余毒未尽!

金岳霖变了,所变的不仅是他的心态,还有他那个纯粹的哲学世界。当知识的神圣性和中立性受到质疑的时候,党性和阶级性就主宰了思维的逻辑。金岳霖本来是以研究形式逻辑起家的,解放之初,艾思奇三进清华,以辩证法思想批判形式逻辑,金岳霖还天真地说艾讲:你的批判真好,好就好在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21]思想改造运动以后,金岳霖却花了很大的力气,撰写长文,以阶级分析和党性的原则对自己的逻辑体系作了全面清算,一改过去的立场,认为形式逻辑的推理与真理一样,都有阶级性。 这180度的大转弯,连他的学生们都觉得意外,感到不可理解。

人们不由要问,在金岳霖的学术观点转变中,究竟有多少内在的、自觉的成分?关于这一点,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有一段中肯的分析,他说:“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哲学家的这两种理想,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是“解释世界”,另一个是 “改造世界”。解放前的金岳霖所感兴趣的,仅仅是“解释世界”而已。在西南联大时期,有学生问:“老师,逻辑这门学问这么枯燥,您为什么要研究呢?”金岳霖的回答是那样地孩子气:“我觉得它很好玩。”[23]好玩本是孩子的天性,但在金岳霖看来,哲学无异于一种严肃的游戏。1927年,他写下了这么一段充满智性的文字:

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成是成功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

其他活动常常有其它打算。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力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

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 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

有谁能比这样一个天真的游戏者更可爱呢?这就是过去大家所熟悉和喜欢的金岳霖。然而,这仅仅是金岳霖的一半,他还有不为人所熟悉的另一半。据他的另一个学生冯契回忆,金岳霖不止一次地说过,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但因此哲学的理论与哲学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学家不再是苏格拉底的人物了,他为苏格拉底的一去不复返而深感惋惜。金岳霖1943年在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哲学》一文中也指出,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当代哲学家是大异其趣的,在他们身上,部分地体现了哲学与政治的统一。金岳霖虽然学的是西方哲学,但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家却是一往情深,尤其对天人合一的境界,更是怀有无比的眷恋。如果说在解放前,他只是“解释世界”,而不曾“改造世界”的话,那仅仅是“非不欲也,乃不能也”。在内心深处,金岳霖为自己不能成为苏格拉底或孔子式的人物而大为遗憾。

想不到的是,解放之后的客观情势竟然激活了他的另一种理想。他不愿再“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了,他要象苏格拉底或孔子那样,经世致用,实现“哲学与政治的统一”。对于政治,金岳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在新的理想感召下,金岳霖终于跃跃欲试了。一旦换了一种精神境界,原来的哲学就无法支撑起他新生活,他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恰逢其时地,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金岳霖曾经说过,要了解《实践论》,必须有先决条件,这就是“解放后的社会实践”。金岳霖“解放后的社会实践”,使得他最终皈依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的一个新学生,金岳霖的确是真诚的。他与冯友兰不一样,后者是压力之下,不得不服,但心里未必以为然。而金岳霖即使在私下的谈话里,也多次表示自己从前的哲学体系远不如马克思主义高明。他真的是口服心服。

不过,金岳霖毕竟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十分严肃、固执和自信的哲学家,要他放弃原来的哲学,接受新的信仰,除了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之外,总还有一些学理自身的知识因素。比如,金岳霖原来信奉的实在论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何为第一性的问题上,具有某种亲和性;在《论道》中,金岳霖所讲的客观的、必然的“道”,与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必然性和客观规律又是可以沟通的;而金岳霖一再称赞“马克思的著作有一种理论的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颇符合金岳霖的哲学理想……对于金岳霖的转变,除了社会学层面的解释,恐怕还要从知识学的层面加以进一步的理解。

金岳霖是一个很奇怪的学者,他在抽象的思维逻辑方面异常清晰,而在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上往往犯迷糊,自己也承认“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尽管是政治学的科班出身,多少年来却没有形成自己明确的社会历史观,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从其有限的几篇政治学论文来看,他感兴趣的“仅仅是对政治思想的思想,而并不是政治思想本身的主题。”在这一点上他与胡适简直是阴差阳错,倒了个位置。胡适出身哲学,却缺乏逻辑思维的兴趣和能力,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使得他最终成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精神领袖;而政治学博士金岳霖却好象游离于历史之外,生活在别处——他的抽象世界之中。这样,当解放以后他为实现“另一种理想”而参与政治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就轻而易举地填补了社会历史观的那块真空。到八十年代初,金岳霖在宇宙观上似乎有回头的表示,说这方面自己“仍然是实在主义者”,但在社会历史观上坚持“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并特意强调“现在仍然如此”。

小阁楼中的金岳霖无宁是理性的、清醒的。当他走出阁楼,投身政治的时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以的是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这激情在金岳霖内心蜇伏很久,以前被压抑着,如今一旦被解放出来,心情就异常地通畅,精神也分外地亢奋。往往,人处于这样的状态会显得比较幼稚,比较盲从,也容易轻信。尤其象金岳霖这样习惯于抽象世界的天真之人,更会如此。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金岳霖会那样积极地投身于50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那样认真地批胡适、批梁漱溟、批费孝通,甚至——按照贺麟的分析——为了坚持党性,狠批自己一直很尊敬的罗素,与之坚决划清界限。

理性是个人的,而激情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戈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解放之后,走出阁楼的金岳霖首先渴望的,就是组织,一个他可以信赖依靠的精神群落。他先是入盟(民盟),后是入党。金岳霖变得害怕孤独,害怕无所依傍。他喜欢过组织生活,喜欢在小组学习中交锋谈心,集体“洗澡”。直到晚年还是认为“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该用学习小组的政治学习讨论会的方式进行,不能让他们独自个人学习。”金岳霖,变得让人看不懂了。

在他生命的垂暮之年,金岳霖对自己的热衷政治隐隐约约有了一丝悔意,觉得自己“这个搞抽象思维的人,确实不宜于搞政治。”他迷惑地自问:“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金岳霖找不到答案,这个心地单纯、又不无用世热忱的哲学家真的被迷惑了。

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与他的学生殷海光有过一次谈话。当时正是各种主义竞相争雄的时候,学生向老师请教哪一派是真理。哲学家沉吟片刻,缓缓地回答:“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学生又问: “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师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的思想。”

这段谈话,后来影响了学生殷海光的一生。然而,作为老师的金岳霖,当他走出阁楼以后,是否已忘得差不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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