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几个难忘的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8 次 更新时间:2016-05-31 2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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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先生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RobertWinter先生的话。Winter先生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一次Winter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Winter先生的这句评价非常中肯。闻先生是个热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团热情,后来和梁实秋、罗隆基参加右派组织,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团热情。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当时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真杀了蒋介石,肯定要发生内战,岂不给日本制造了机会?所以西安事变的时候很多人都指责张学良,称之为“劫持统帅”,等到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当天的《世界日报》——当时北京最大的报纸,头版大标题就是“委座出险,举国欢忭”。第二天,北京的右派学生还举行了游行,也是声势浩大的,成立了一个“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叫“新学联”,区别于“一二?九”时成立的左派学联,并且发出邀请,希望能合并成一个学联。至于是否真正联合,我不记得了,不过至少抗战刚开头的时候,左派、右派间并不是很尖锐的。及至40年代,生活艰苦了,闻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民主运动。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

   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之好,可他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社会转型时期,有的人唯恐中国的旧文化不存在了,拼命维护,还有一种人,认为传统的东西束缚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彻底抛弃,全面创造新文化,闻先生、鲁迅、胡适都属于这种人。鲁迅激烈反对中国的旧文化,甚至提出不看中国书,《狂人日记》里宣称:什么“仁义道德”,满书都写着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闻先生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像。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是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边杀出去,我们另外合应,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意思是说:青年学子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毒害,所以你们须从外部推翻它;我是受过这个教育的,所以我现在要反对它,从里边杀出来与你们合作。我想这代表他当时真实的思想情况,虽然他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赞成。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保留意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特别强调闻先生生活穷困的一面,比如联大时期闻先生给别人刻图章,现在都说成是他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觉得也不单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座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落款“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这个篆额。所以,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

   民主人士张奚若

   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总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学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也永远不能脱离学术,甚至希特勒独霸世界还得有一套思想理论的基础,所以学术和政治永远有它们相结合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学术和政治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关键在于如何把两者的关系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否则就没有学术可言了。

   在历史所的时候,有一次和年轻的同志聊天,他说:“解放前能看《共产党宣言》吗?”我说:“从前我做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而且的确很受感动,还手抄了一遍,没事就拿出来看看,挺珍贵它的。”那个同志听了觉得奇怪,说:“怎么那时候就能看这种书呢?”其实那时候学校里的自由度相当大,借书几乎没什么限制,何况还是张奚若先生指定的必读书,哪能不读?张奚若先生讲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指定几本书必读,其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都是英译本,到图书馆随便就可以借出来阅读。

   张奚若先生把马克思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不过我觉得他本人当时的倾向是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旧社会的政治学界很大一部分都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教师,大多受拉斯基(J.H.Laski)的影响。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革命,可是英国几百年都是和平改良,最不赞成暴力革命。拉斯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主张改良,虽然他也承认军队、警察等等国家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很难取得政权,暴力也许是必需经过的,可他又说:如果不事先通过民主竞选,“youarenotjustified(你就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还得先礼后兵,先通过竞选争取,竞选不成功,再采取其他的方法,不能一上来就暴力革命。这是拉斯基的观点。张奚若先生也认为共产党未必不能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先试着采取竞选的手段。而且,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时期,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选票非常之高,都排在第二,似乎并不见得永远不能竞选成功,不过后来受苏联的影响,又不行了。

   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应该是在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最流行,共产党也应该在这种国家最有力量,可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美国的共产党始终不成气候,好几次总统大选都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可是共产党连竞选的力量都没有。英国也是这样。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在工人阶级最少、资本主义成分最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反而流行。这一点似乎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我们所说的专政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一点很大的不同,马克思所说的专政是政治意义上的,是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而我们则是所谓思想专政,“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这与马克思的原意似乎不吻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可以说是大大背离了。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的学者、艺术家、诗人、文学家往往有很高的评价,引用了那么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对黑格尔非常欣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对文艺复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巨人的评价也非常之高,并没有在思想上专政的意思。《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对1870年的巴黎公社高度赞扬,视为无产阶级第一次的实践行动。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成员要么是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占了绝大部分,总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这些人是反动派,相反,他热情地赞美,说巴黎公社是最早的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放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那些人恐怕都得挨整,谁敢站出来承认:“我是无政府主义。”结果会怎样?

   张先生教课喜欢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他是陕西人,老说成[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18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19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解放后这样讲就不可能了。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课上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19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张先生是民主人士。1945年底,在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召集各党派、无党派的代表人士总共三十八人来参加,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各九人、青年党五人,其中,天津永利公司的李烛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家,学者傅斯年、张奚若,他们都是无党派的代表。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张奚若的代表名额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国民党说:张奚若是本党党员,不能由你们提。后来张奚若还有个声明,说:我不是贵党党员。张奚若是老同盟会的,本来拥护国民党,但在1941年的民主运动中转向,而且反得很厉害,并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解放后,张先生做过教育部长和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的会长。因为那时候我们只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跟广大的世界(或者说广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先进的、落后的)都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可是中国毕竟要在各个方面和外面世界联系,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和其他国家进行民间交往,张奚若先生做会长。1957年张先生几乎被打成右派,因为他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刘少奇批判他说:我们的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好八亿人民之大,喜八亿人民之功,这有什么不好?但因为总要保护些有名的人,所以后来还是保护了他,虽然有些话说得过了头,也没有太受冲击。

现在回想起来,张奚若先生总结的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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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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