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陪审团的价值预设与实践障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 次 更新时间:2019-01-22 21: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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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陪审团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一是民主价值,即陪审团审判体现了人民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的直接民主、陪审团的体现了社区伦理融入裁判;二是公正价值,即陪审团能够防止司法贿赂、保障独立审判、增加司法公信力;三是自由与人道价值,即通过一致裁决防止侵犯少数派的自由、通过“陪审团废法”防止政府侵犯个人自由、通过死刑裁判体现司法人道主义。但是,陪审团的价值实现存在实践障碍:一是陪审团成本太高且效率太低,二是陪审团的代表性受到质疑,三是审判诈骗等复杂案件的能力受到质疑,四是认为民事案件陪审团容易出现非理性裁判。由于以上原因,世界各地适用陪审团的数量在减少,但是,陪审团作为对抗恶法、反抗政府以立法的方式进行压迫的工具,本来就只需要它在少数案件中发挥作用就足够了。所以,数量上的减少,并不能说明其存在的价值降低,其伟大的象征意义永远不会磨灭。

  

   关键词:陪审团;直接民主;审判公正;诉讼效率;象征意义

  

   陪审制度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现在实行的参审制,即陪审员和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共同就事实和法律问题行使一样的审理和判决的权力。中国正在进行改革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参审制的特例:我们将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的参审机制。这一中国特色的参审方案将来如何实施,还有待观察。二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主持审理的职业法官既没有针对事实的裁判权,也没有对案件事实的法庭调查权,对案件事实完全由来自于民间的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理和裁判。在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只对是否有罪作出裁判,在裁判有罪之后,再由职业法官进行量刑。俄罗斯陪审团是一个特例:职业法官对案件事实可以进行庭审调查即参加审理,但是职业法官没有事实问题的裁判权。

  

   本文所谈的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传统的产物,我们也将其称作“普通法传统下的陪审团”或者“英美式陪审团”。现在,英国、北爱尔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六个国家仍保留着这种陪审团制度。现在,只有三个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和地区保留了陪审团制度:一是我国香港地区,陪审团制度自1843年从英国移植以来,保留至今;二是西班牙,1978年西班牙制定的新宪法规定“公众可以通过陪审团审判机构参与国家的司法审判工作;”三是俄罗斯,1993年12月陪审团制度被重新写入《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得以再次确立。

  

   日本2009年5月开始实施的裁判员制度也被称作是从欧美引进的陪审团[1],但是,日本2004年5月通过的《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规定:由3名职业“裁判官”与6名从民间选出的“裁判员”组成新型合议庭来审理法律规定的重大刑事案件;简单案件也可以由1名裁判官与4名裁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在这样的合议庭里,裁判员与职业裁判官的权力相同,都有法庭调查、参加合议、对定罪量刑进行表决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裁判员制度与英美式陪审团制度完全不同,而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我国的陪审员参审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从严格意见上来说,日本现行裁判员制度不能称为陪审团制度。[2]

  

   对陪审团制度,特别是美国陪审团审判的情况,大众媒体和学术著作进行了广泛介绍,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很多民众甚至于中国法律界人士心向往之,认为如果能够引进陪审团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司法改革难题,也能让很多具体个案得到更加公正和令人信服的处理。[3]本文并不想参与中国是否应当引进陪审团的争论,只是对陪审团制度的价值在理论上的争论进行介绍,为大家的陪审团研究提供资料综述和简单评论。

  

   一、陪审团与人民民主

  

   (一)陪审团审判体现了直接民主

  

   “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4]但是,在现代社会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之下,不是每个人都有直接处理国家事务的机会,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员作为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审判活动,则是一种例外。

  

   托克维尔曾经对美国的陪审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种制度教导所有人尊重判决的事实,养成权利观念。它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陪审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也会轮到邻人陪审自己。它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而别人也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谈到陪审制度的政治作用时,托克维尔把有陪审员参加的法庭看成是免费的学校。“这个学校向人民传授治国的艺术,培养公民的守法精神。”[5]陪审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价值。“陪审制度以迫使人们去做与己无关的其他事情的办法去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而这种自私自利则是社会的积垢。”“经常同上层阶级最有教养和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良心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6]

  

   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陪审员在达成一致意见时,其评议过程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民主而不是间接民主,是参与式民主而不是代议制民主的决策过程。[7]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运行,以致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国家正是权力的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

  

   (二)陪审团审判体现了社区伦理

  

   鉴于陪审员的能力关乎法律的实施,他们的身份必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也就是说,在提倡法律职业化的今天,为什么让不懂法的普通人去参加专业化的审判呢?这是因为,陪审团被认为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年龄(成年人)、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你代表社区,可以根据你的感觉确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即使政府已经证明了事实的存在。”“任何人有权从他的同伴的激情和智慧中获益。”[8] 通过陪审团审判,让法律与道德统一于陪审团的裁判之中,实现实质法治。

  

   美国陪审团选择经历了一个只有少数人参与发展到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过程:在美国,直到内战时期,联邦法院还沿用其驻在地州的陪审员遴选程序,并且所有的州都将陪审团服务资格有效地限定在地产业主或纳税人的白人男性,马萨诸塞州除外。美国内战后,国会禁止各州基于种族原因阻挠市民参与陪审团,并且在国家重建的短时期内,一些社区的非裔美国人曾参与陪审团。但是大部分南部州的非裔美国人为陪审团服务的权利仍然没有实现,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陪审团名单上;即使是上层人士,也从来没有人选他们。1880年开始,法院努力想要修正这一做法。其中最重要的判例是推翻了一个明令排除非裔美国人进入陪审团的案例,最高法院在Strauder v. West Virginia[9]一案中指出,非裔美国人须服从一个他所有同种族的成员都被排除的陪审团的审判,这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

  

   1970年,美国联邦国会制定了一套从选民名单中随机抽取陪审员的机制,让联邦法院从过去随意选拔陪审团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并且将过去曾影响陪审团的某一特定职业排除在外。1975年最高法院认为第六修正案只保障那些选自一个社区的“代表性群体”的陪审团。[10]如果被告表明人口中的一类人在陪审团召集的过程中未被充分代表,被告有权获得重新审判的机会,除非能证明这种“没有充分代表性”是因为一个更能促进州重要利益的选拔程序。“代表性群体”的概念立即被用来对抗种族歧视的陪审团选择实践。为缓和“代表性群体”与“平等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11],各州法院开始采用随机抽取程序,由计算机从候选陪审员中挑选陪审员,而不是原来的由陪审团专员自行决定。目前,美国几乎每个州法庭传召为陪审团服务的市民的名字都是通过电脑从选民登记或驾驶人的名单中随机抽取的。[12]今天,美国的陪审员选择已经形成了比较科学的跨区(cross section)选择制度,即把一个地区分成若干陪审员选区,从每一个选区中选择相同人数组成陪审池(jury pool),以保障其随机性。

  

   随着随机抽取机制的广泛使用,对歧视的关注不仅转移到陪审团选择程序之后的阶段,而且还出现在选择程序之前的阶段——陪审员名单本身的制作上。批评者指出,一些法院以地理区划为基础来挑选陪审员,由于这些地区长久的居住分离,法院在创建陪审名单时会有种族歧视。对陪审团中种族问题的担忧也让一些当事人、法官和立法者质疑,随机抽取和种族中立程序是否不成比例地排除了少数民族的市民。为弥补这一缺陷,美国许多州正在考虑拓展其陪审员的来源,将那些没有驾驶执照但缴纳个人所得税、接受公共援助、新近成为美国公民的人纳入陪审员候选名单中。[13]

  

   今天,越来越完善的陪审团选拔程序,可以让机器从选民名单中随机抽取陪审员,使陪审团能够超越种族、经济方面的偏见,使审判公正,同时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到司法民主中。因此,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所有民众的代表。由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民众参加陪审,目的是通过司法反映立法所不能及时反映和不可能反映的社区道德观念。

  

   二、陪审团与审判公正

  

   (一)陪审团防止司法贿赂

  

   汉密尔顿主张设陪审制的最大理由之一就是可以防止受贿行为。因为相对于临时召集的陪审团,当事人应有更多时间、更好机会贿赂常设的司法官员,故与专业法官相比较,对陪审团更难腐化,因为要在没有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去贿赂12个陪审员很难的。[14]随机抽签所依据的公民名单是成千上万,这样分散的目标的确不好贿赂。要事先贿赂,就要贿赂整个地区的公民,这完全不可能。

  

陪审员难以腐蚀是由陪审员的遴选程序决定的。陪审团候选人是法院辖区的选民,比如在美国,法官从选民名单中摇奖式(lottery)地随机选择组成具体案件陪审团,全过程均由双方律师参与,如果律师有正当理由认为某公民不宜担任本案陪审员,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则可以提出回避申请,这是所谓有因回避;各方当事人还有一定名额的无因回避权。陪审员选择的随机性使陪审员没有职业法官那样屈从于腐败或存在滥用权力的动机,因为他们既不依赖于司法当局而生存,也不会因为追求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案件审理完毕以后就回到民间,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不担心政府的报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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