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关于戊戌政变的失败一幕——是什么注定了戊戌变法必然失败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36 次 更新时间:2018-06-16 01: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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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今天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两个甲子以来,围绕这场改革所催生的历史解读和启示从未断绝。今天,我们来读一篇余英时在戊戌变法 100 周年之际,受香港《二十一世纪》之邀而特别撰写的一篇文章,一起来看看余英时是如何解读的。

  

  

前言

   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的。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着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着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 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年史》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于法国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 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 1917 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于是 80 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于使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我不想在这里涉及“革命”与“改革”之间的争议,本文的主旨仅在于对戊戌维新为什么失败这一点有所说明。但这并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而是就若干关键性的问题提出片断的观察,因此各节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热烈反响。不但北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飨、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的变法,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其中,陈宝箴且在 1895 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于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这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当时的实况。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历史作用并不因此而有所减低,他们“画龙点睛”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让我借用现代的经验来进一步阐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曲折。第一、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上面已指出,这一全面体制改革的要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以前自强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这一点严复早在 1896 年 2 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最近二十年中国又在经历着另一场牵动着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可以说的是: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于严重的危机,不过与戊戌时代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于内在体制的恶化。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继之则有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激成了 80 年代末期的全国大动荡。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

   第二,80 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 “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基础。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然是“变法”而不是 “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这两派也和戊戌变法的自强派和立宪派一样,在危机最深刻的关头,曾一度有合流的倾向。但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着紧张。其共同的悲剧结局尤其与戊戌政变相似,或死、或囚、或走,总之是风流云散,而所谓体制改革也从此陷入僵局。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 “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于这一点,80 年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下面再略举一二端以发其覆。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 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于篇幅,姑举 1901 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

   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公开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于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于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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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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