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 次 更新时间:2022-11-04 0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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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由于中国的文明传统,清王朝长期在对外关系上以“天朝”自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鸦片战争及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作为中华帝国国际秩序的“天朝”体系已经崩溃,但“天朝”的观念仍是顽强地存在着,由此观念影响下的外交行为引起了中外交涉中的许多争端,也影响了清朝对外打开局面,在国际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同情甚至支持。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的甲午战争扫荡了“天朝”体系的残余,“天朝”的观念随之崩溃,然在此时,清朝并没有能立即掌握另一套西方样式的国际关系、国际惯例的知识,因而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外交技巧的笨拙。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于此有所改变,企图掌握更多的西方知识,使清朝的外交在程式上更能与西方相接。

  

   本文叙述了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对外态度的调适,从细小事件的描述中,展现昔日“天朝”大皇帝在19世纪末期以弱国之君在帝国主义强压下顽强地欲有所作为的种种表现。


一、德国亨利亲王来华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

  

  

   中国传统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为“礼治”。清朝也不例外,礼仪是其重要的政治活动内容,且具有非常的刚性。对清朝礼治的挑战首先来自域外,这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G.Macartney)来华时的觐见礼仪之争。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与英国等国在“公使驻京”一事上又有长时间的相争相抗,其核心仍是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1)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后,日本及英、法、俄、美、荷五国使节首先实现用西方礼节觐见清朝皇帝。觐见在西苑紫光阁举行,各国使节行鞠躬礼,其国书被奉至皇帝面前的御案上,同治帝也通过恭亲王奕訢之口,表达其亲睦之意。

  

   此次西礼觐见实现后,清朝与西方各国的觐见礼仪的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首先是因为同治帝的病逝,西方使节觐见清朝皇帝的活动又中断了很长时间;其次是觐见礼的地点在西苑而不在宫中,紫光阁又曾是清朝皇帝接见藩属国贡使的地方,由此引发了西方使节的种种不快。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五日(1894年11月12日),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最激烈之时,光绪帝在宫中文华殿接见美、俄、英、法、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等国驻华公使,并亲自用满语致答词。此次礼仪改革,主要是进行觐见地点之变。据光绪帝最亲近的大臣翁同龢的日记,在此前一天,光绪帝“以明日各国使臣致礼嘏国书欲赐宝星,又俄君即位欲遣专使贺之。此二事枢臣兼译署者不谓然,上声色俱厉,意在必行”。(2)此中的“宝星”,即为勋章,光绪帝企图以此来加强清朝与各国的联络(关于“宝星”后将再叙);派专使赴俄致贺,迟至两年后才出行(先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后改派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而“枢臣兼译署”,即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为当时的两位权臣孙毓汶和徐用仪(后皆被免职)。由此可以看出,就光绪帝当时的本意,企图在光绪二十年的对外礼仪改革中走得更远。而当年参加觐见的法国公使施阿兰(A.Gerard)对此评论道:

  

   这次觐见本身标志着西方同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这是破天荒第一遭让君王神圣不可接近和不可仰望的信条(直到那天为止中国礼仪使它带上偶像崇拜的性质),被纯粹的外交礼仪所替代。(3)

  

   施阿兰的评论表现出对清朝儒家“礼治”的本质不甚了了,但也充分地肯定了此次礼仪改革的重要意义。此后文华殿觐见成为常例,有关的礼仪皆成制式。(4)

  

   光绪二十四年新年各国公使觐见贺岁也非同寻常,据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日记,光绪帝在觐见前两日,即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召见军机大臣时称,各国公使“将以舆马入禁门”(即所谓当时清朝礼制中“紫禁城骑马”、“紫禁城赏乘两人肩舆”),“上意谓可曲从”,而翁氏以“不待请而先予,恐亦非礼也”加以否定。(5)光绪帝的态度很可能是因上一年新年觐见的礼仪交涉所引致,但他并不知道,就在翁同龢表示反对的当天,美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更改觐见礼。(6)至此年新年觐见时,各国公使皆从文华门中门出,此一违礼的行为,总理衙门也予以了默认。(7)

  

   也就在此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弟亨利亲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又译显理亲王)来华。清朝得知消息后,命驻德公使了解西方的相关礼仪,以便接待。(8)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海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交涉。光绪帝多次表明其在觐见礼仪上的开明态度。三月十三日,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有欲其西礼之语”;提出觐见的地点为宫内毓庆宫,“开前星门,于东配殿赐食,准其轿车入东华门”。毓庆宫在康熙年间为太子宫,乾隆帝为太上皇帝时,嘉庆帝住在此宫。其地位仅次于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光绪帝入学后也一直以此为书房。开前星门,轿、车入东华门等都是对清朝礼制的极大改动。翁同龢等军机大臣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光绪帝为之“盛怒”,当面指责军机大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由于光绪帝怒气大作,翁同龢于召见结束后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商量,张提出觐见可在西苑;翁氏继访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得知慈禧太后命太监传懿旨,让总理衙门办理此事,觐见的地点在宫中或颐和园“似尚两可”;翁氏再访此时因病给假的首席军机大臣、首席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奕訢的态度更为前进,表示宫内“乾清宫亦可”。第二天,十四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时,情绪已经平静,根据慈禧太后的意见,觐见的地点定为颐和园。光绪帝虽不再提毓庆宫,仍有“争小节而吃大亏之谕”。(9)十七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为觐见地点及礼仪事请示慈禧太后,确定了大体原则。根据事先的安排,同日总理衙门递折“德亲王计将到京觐见礼节请钦定”,并附有礼节单,光绪帝朱批:“朕钦奉皇太后懿旨著在园觐见,余依议。”(10)

  

   此次确定的觐见礼仪为:先由慈禧太后召见亨利亲王于颐和园乐寿堂,但只是“立见”,然后由光绪帝于颐和园玉澜堂召见,并“赐宴赐游”。(11)乐寿堂为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的寝宫,玉澜堂为光绪帝在颐和园的寝宫,就清朝礼制而言,虽不若颐和园中政务公所仁寿殿的地位,但已高于各处殿堂。这是“以礼治国”的儒家国度当时所能给予的最高规格了。(12)

  

   德国公使海靖对此并不满意,主要是慈禧太后接见亨利亲王时应赐坐。据张荫桓和翁同龢的日记,闰三月初九日张与海靖有过交涉,慈禧太后闻讯后表示“若必欲坐,只得不见”。十七日(5月7日)海靖照会总理衙门,提出亨利亲王觐见礼节八条,再次要求慈禧太后召见时应赐亲王坐。军机处将海靖照会当日呈递慈禧太后,(13)并附有一奏片:

  

   本日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到德使海靖照会一件,内称德国亲王觐见皇太后时亦应赐座等语。日前奕劻面奉懿旨:如该王觐见必欲赐坐,即无庸赐见。业经传令张荫桓向海靖告知。今该使复有此请,奕劻拟即日到署再令张荫桓前往德馆,切实声明,俟其声复,再行奏闻。谨奏。(14)

  

   张荫桓与海靖当日的商议并没有结果,海靖称其不敢自专,待其与亨利亲王商议后方可决定。二十日,张荫桓与海靖再议,仍无结果。

  

   与此相反,光绪帝对此次礼仪改革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几次召见张荫桓,商议有关礼仪,并命翁同龢、张荫桓代拟召见亨利亲王时的“口敕”。军机处档案中有此记载:

  

   张荫桓谨拟德国亲王觐见时皇上口敕

  

   贵亲王何时在柏林起程?

  

   贵国大皇帝好?

  

   贵亲王此行经历几处口岸?何时到中国境?

  

   我已吩咐沿途督抚加意接待,究能周到否?

  

   听说光绪五年贵亲王到过上海,现在贵国商务比前数年更旺了。我两国向来友好,此次贵亲王来见,我甚欢喜。就怕中国与欧洲政俗不同,接待不周,还要原谅为好。

  

   谨拟皇上至南配殿口敕

  

   贵亲王今日周旋,不无劳乏,可从容少息。宝星一件以答贵亲王勤恳修好之意。(15)

  

   清朝皇帝以往召见西方国家使者,在受贺词后,只是向身边的亲王用满语温谕数言,由亲王用汉语代宣,觐见也即行结束。此次召见亨利亲王,皇帝采用问答式的对话,乃是首次。为此由曾出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并出任贺英王在位六十年专使的张荫桓拟定“口敕”,自是合适的人选。在此份“口敕”中,虽说是一般的外交礼节用语,但与清朝依儒家学说制定的“礼”,已是完全不同。在称谓中,虽“贵国”、“贵国大皇帝”是当时清朝外交的固定用语,但清朝皇帝对他国亲王,称“贵亲王”,很可能是第一次。尤其是“就怕中国与欧洲政俗不同,接待不周,还要原谅为好”一语,本属道歉用语,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对清朝礼制并无信心的自我辩解。

  

   为了安排亨利亲王觐见等活动,光绪帝于闰三月二十日派内务府大臣世续“照料一切”。(16)为保证安全,光绪帝又于二十一日特命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副都统英年“妥为照料”。(17)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呈递宝星四件,军机处奏片中称:

  

   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到新制宝星四件,内一件恭备皇太后赏给德国亲王,又一件恭备皇上赏给德国亲王之用。其余二件,请留备赏。谨奏。(18)

  

   二十三日(5月13日),亨利亲王到达北京城南马家堡车站,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李鸿章、张荫桓、敬信、崇礼皆前往车站迎接。他们此行时还负有一项任务,就是打消亨利亲王觐见慈禧太后时要求赐坐的念头。由于车站初见时的忙乱,亨利亲王一行到达德国使馆后,奕劻、张荫桓始有机会向海靖询问,然海靖仍要求觐见时赐坐。奕、张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晚,曾在德国学习、此时充当清朝翻译的荫昌,向德方翻译福兰格(Otto Franke)探询后传出了一个相当含混的消息。翁同龢日记中称“彼王似有屈从口气”。张荫桓日记中称“似已如我意”。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早晨,亨利亲王一行前往颐和园觐见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先由庆亲王奕劻带领亨利亲王、海靖与两名随员至乐寿堂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召见过程,清宫档案中有具体的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在颐和园乐寿堂大德国亲王觐见。老祖宗说话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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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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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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