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庆贺: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的“新孔学”及其政治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2 次 更新时间:2023-12-27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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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贺  

 

摘要: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前后,借鉴中外思想对孔子进行了重新研究与评价。第一,借鉴西方近代科学思想,使孔子的“立人道”融入了科学内容。第二,以佛释孔、以西释孔,使作为常道的“仁”具有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更坚实的学理基础。他结合“以仁为本”与“笔削六经”,确立了孔子—荀子的思想传承脉络,为自己发展改制论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提出孔家为中国共主、清帝为“客帝”、地方为“分镇”的观点,设计了颇有特色的政治改革方案。章太炎整合西学、佛学以重释孔子思想与改革政治的思路,是对传统经学的突破与改造,是以佛学、西学为知识资源建构“新孔学”的努力,也是其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晚清政府及其政治制度已经无法应对时代危机。在此历史大变局之中,当时知识分子希望借助对孔子思想的重新阐释来改造传统文化,并引进西方思想与政治制度,推进改革。于是,参与时局的章太炎建构了“新孔学”,并因之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方案。

目前学界关于章太炎对孔子思想阐释之研究,基本以《訄书〈重订本〉》为文献依据,以“尊孔”“反孔”为主要观点。但关于戊戌变法时期章太炎对孔子思想的重塑,学界尚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研究,对该问题所涉及的政治意义也较少论及。章太炎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孔子思想的新阐释,不仅表现了“尊孔”或“反孔”的态度,更重要的是,章氏建构了容纳思想主张与政治主张的“新孔学”,以回应当时的思想转型与政治转型问题。

就传统而论,孔学主要可分为三种:以“素王”“改制”为核心的今文经学系统下的孔学,以“尊王”“尊史”为核心的古文经学系统下的孔学,以“性即理”“心即理”为核心的宋学系统下的孔学。【1】本文认为,章太炎在戊戌变法时期建构的“新孔学”主要是针对今古文经学的传统而发,其前因后果、知识资源、内在逻辑、思想核心、政治意图,均表现出新特点,大有可以研究之处。该问题相关文章主要收录在成书于戊戌变法到庚子国变之间的章太炎《訄书(初刻本)》之中。章氏其他文章亦有相关内容,将之合观,厘清其彼此关系,方能显出此问题的思想价值与政治意义。

一、人道与科学

戊戌变法前后占据政治舞台中心的知识分子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他们以“孔子创教改制”为宗旨,建构宗教家、改制家之孔子。他们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与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造,既吸收了今文经学的学术思想,又引进了西方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章太炎早年就读于诂经精舍,继承的是古文经学尤其是清代汉学的传统,以证据、是非为治学的基本精神。大体而言,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受命改制”之“素王”“先圣”,古文经学则认为孔子是“尊崇圣王”“记录历史”的“先师”。因此,章太炎在了解到孔教论后,当即表示异议。《时务报》创办后,梁启超邀请章太炎为记者。章太炎曾问及梁启超其师康有为的主张,后者以变法维新及孔教论回复。章太炎表示,“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2】章太炎反对孔教论,是古文经学学术思想的必然反映。

戊戌变法前后,章太炎也看到了传统经学的不合时宜,试图对之进行更新。然其所更新之途径,则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章太炎重新阐释孔子思想,为的是建构“新孔学”,他从“立人道”的角度出发,展开论述。综观《訄书(初刻本)》,在论证孔子“立人道”之前,章太炎先谈的是“公言”。他考察佛教、儒学的历史,认为学者们之所以纷争不已,互相攻讦,就在于囿于门户之见,不能得孔、佛宗旨。《公言下》云:“彼其不知仲尼与释迦之统纪,杂粈其异端而比同之。其贤者又持一事,以攻其百事者。斯蒙于色者之议丹素也已!”【3】佛学大小乘之分,经学今古文之争,各执一端,把自己的偏见当成“公言”,无法了解孔子与佛陀的大道。章太炎以“公言”论批评康梁等人的孔教论,指出该论并不能得孔学之真。同时,他也指出,古文经学系统中的孔学也必须结合西学、佛学思想,才能因旧立新、发扬光大,这就是章氏立足传统、容纳新学的理论基础。

1899年6月,章太炎发表《儒术真论》,从自然的角度对孔子之学的真精神进行了论证。该文云:

仲尼所以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者,独在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二事。……六经言天言帝,有周公以前之书,而仲尼删述,未或革更,若曰道曰自然而已矣。【4】

章太炎说,孔子之所以超越古代圣王,就在于破除天、鬼神的迷信,使中国人对天与鬼神的认识,符合自然之理,这就叫“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以章氏之见,鬼神、天、帝之说,是各大洲人民在上古时代共有的看法,从中国的伏羲、神农,到犹太人的耶稣,莫不如此。在中国,孔子指出这都是自然现象,启发人民于蒙昧之中。孔子因此成为建人伦、立人道的集大成之圣人,能够“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以破迷信、立人道为孔子之学的真精神,是章太炎对中西文化科学相通观点的论证,是他学习西方、吸收新思想的学理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章太炎此处推崇孔子之语“凌驾千圣,迈尧舜、轹公旦”,其实并不符合古文经学“孔子尊崇圣王”的传统,而是接近今文经学的“素王”“先圣”之论。因此,章太炎以自然论孔子,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今文经学的观点。就此而言,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文经学家了。

在表彰孔子“绌神怪”之后,章太炎将重点放在了“立人道”上。顺着“绌神怪”之论,章太炎进一步说,上古时候,人们对自然现象茫然无知,以为有神明之力。即使如周公也不能明了真相,引导人们脱离巫史卜祝。《独圣下》云:“且夫昏姻之黩也,昉于神事,而五行感生之说实倡之。……素王闻之曰:乌乎!全民质而不能废神弔,閟宫不弛,疑滞不霁,此夫秦襄公所以丧周礼,使父子同室,道人蛰伏而兼葭苍矣!于是则为之绌神怪。神怪绌,则人道始立。其立之所繇,始昭襮乎天下。”【5】上古之时,人们非但迷惑于自然现象,也因之不能理顺人伦关系、婚姻规则。只有孔子彻底“绌神怪”之后,人伦关系、婚姻规则才规范化,这就是“立人道”。章太炎指出,“立人道”就是孔子确立人伦秩序与人伦思想。孔子笔削六经,融会了人伦秩序与人伦思想。在章氏看来,要了解孔子“立人道”的主旨,就必须精通训诂,能够考据六经文字。

戊戌变法前后,面对传统文化的转型问题,面对引进西学救国救民的思潮,康梁等人与章太炎都想到了重释孔子思想的方式。前者的想法是,先套用基督教的框架,确立孔教这个大前提,接着论证孔教本身就与西学相通,然后引进各种知识与制度。这是对今文经学“改制”“素王”传统的继承,也是突破。章太炎的做法则更具有学理性,他将孔子关于神怪的论述、六经关于人道的记载,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接通,与现代人伦秩序相比,证明孔子在自然与人道两个方面都是与西方文化相通的,使孔子之“立人道”具有了科学知识的基础。章太炎的做法其实继承了古文经学尤其是汉学以考据为法、以历史为据的传统,也突破了传统古文经学的范围,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新孔学”找到了新的知识资源。同时,他对孔子的推崇也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

二、仁爱新论与改制传统

前文已言,章太炎以“公言”论,为自己吸收新学以建构“新孔学”寻找合法性。在建构“新孔学”过程中,章太炎必须论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仁”。因为在儒学传统与孔子思想中,仁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他学说、观点的元理论。章太炎只有论证出新的“仁”,才能更有效地建构自己的“新孔学”。戊戌变法前后,康梁等人也对仁进行新释,他们主要是将仁直接与其他思想文化对接,在学理上进行的论证不够充分。康有为说:“孔子之教,其宗旨在仁,故《论语》有‘依于仁’一条。《吕氏春秋》言孔子贵仁。……孟子谓:人者,仁也。……考中国外国之始,无不争夺相杀洊久,圣人出而教化之,而争夺洊少,所谓仁也。”【6】康有为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古今中外为人、施政的最高价值与普遍真理,实行了仁,杀戮才能停止,人人才能平等,社会才能繁荣,经济才能发展,政治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外国之强全在能仁,中国一自私自利之天下,故弱至今日”。在康有为看来,仁是孔子提出的核心理论,孟子是仁的继承者和进一步发扬者。同时,仁是古今中外的共同核心价值,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决定因素。这也为维新派以仁本思想为据来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章太炎论仁,则与康有为不同。他将进化论与以仁为本结合起来。章太炎认为,历史发展应该损益当变者,因袭不当变者。孔子、荀子对于周代制度的因革,既是承古法,又是开新法,“其傃古也,禔以便新也”。【7】他批评墨子之法远古,李斯之弃近古,在于他们一个食古不化,一个唯新是从。这种稳妥的进化观念,影响了章太炎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看法。姜义华说:“章炳麟所阐明的这一观点,是他撰著《訄书》贯穿始终的基本立场,这就是努力从中国历史实际自身的矛盾与资源中,研究如何进行变革。”【8】

对于进化论本身,章太炎也不是全盘接受,虽然也谈竞争,但他对于竞争的理解却颇有特色。《独圣上》云:

爱为百性俶。(人之本能惟爱身,又次则爱同类,而凡贪饕淫厉,皆自是生。此生物之说也。浮屠大旨,亦同于此。)……恣其爱,则为疻痏;而制其爱,则为善之长。是以孔子贵仁。(见《吕氏春秋·不二篇》)。其术曰:“积爱为仁,积仁为灵。”【9】

章太炎引用“积爱为仁,积仁为灵”,意在说明“仁”的升华过程与圣王发政施仁的德性原理。章太炎通过对佛学、儒学、以及生物学的研究,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因为竞争,但其根本动力是爱。从爱到仁,从仁到灵,主要是个人德性的成长,同时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章太炎的进化论是以仁、爱为根本的,易言之,进化只是仁、爱发展的表现形式。所以,章太炎的“以仁为本”借助了西学、佛学的知识,扩大了“以仁为本”的知识资源,在根本上还是孔子的思想。

孔子知道“爱为百性俶”,所以“贵仁”。《独圣下》论证的是,孔子的“绌神怪,立人道”祛除人性中蒙昧的一面,发扬生民之智,以尽伦理,合乎王教。这与《独圣上》“恣其爱,则为疻痏;而制其爱,则为善之长”,在逻辑上亦相一致。因此,可以认为《独圣上》的“贵仁”与《独圣下》的“立人道”是章太炎论证孔子思想的两种表述,共同形成以仁为本的思想。用内圣外王的模式进行解释,《独圣上》的“贵仁”,强调个人德性的成长,为内圣;《独圣下》的“立人道”,主要论述社会文明的发展,为外王。孔子之“贵仁”与“立人道”,内圣外王,本末有序,体用兼赅,相得益彰。

《论语》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即克服自己的私欲,恢复到合乎礼的程度,就是仁。这与《独圣上》所云之“恣其爱,则为疻痏;而制其爱,则为善之长”逻辑一致。士之弘毅任远,是为了立己达人,在天下实现仁,这与《独圣上》所云“人之本能惟爱身,又次则爱同类,而凡贪饕淫厉,皆自是生。此生物之说也”亦相一致。欲仁而仁至与仁者爱人,更说明了仁包含了两个方面,即爱己与爱人,也说明以仁为本与人道的内在相通。“欲仁仁至”,为立己,为内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达人,为外王。《独圣上》的“孔子贵仁”,与《独圣下》的“孔子立人道”,正对应《论语》中的立己达人论。章太炎对“孔子贵仁”与“孔子立人道”的重新阐释,在内外两个层面重新论证了作为“新孔学”的常道之仁。

明确了“以仁为本”为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这个思想核心的载体是什么?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六经。但章太炎并不像康有为一样主张孔子“制作六经”,而是延续并发展了古文经学的观点,认为孔子“笔削六经”。章太炎说:“此可见六经皆繇孔子笔削,不止删定而已。然害教之事,虽为刊除,而故无其事者,则必不为增饰。或谓《诗》《书》皆孔子所构造,尧、舜亦非有其人,则诬矣。”10在章太炎看来,孔子对六经不只是删定,而是笔削。孔子之笔削,有自作,有删除。自作即增加相应内容,尤其是融会人伦、仁本思想。删除即删去神怪、迷信之文字,使之符合自然与史实。康有为提出“孔子为黑帝之子”“夏、殷之事茫昧无稽”之论,【11】主张“孔子为制法之王”“孔子创儒教改制”“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孔子改制托古”。【12】章太炎之论六经、论孔子与康氏泮然有别,他的“笔削”论,更具有历史性。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存古代史实,明世运兴衰,推人伦教化,广仁爱之道。于是,作为古代史记的六经,经孔子之笔削,成为孔子之六经。此时的六经,既有“史”的意义,又有“道”的意义,而且“史”是为“道”服务的。孔子之后,考史求道的古文经学继承了该学术传统,以神怪增饰经典的今文经学则背离了孔子之学的真精神。章太炎的“笔削六经”论,抛弃了古文经学的尊王意识,保留了其史学精神,同时批判了今文经学的神怪之论。通过论证“笔削六经”,章太炎为“新孔学”确立了“史”“道”一体的经书体系。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孔子“笔削《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传统的说法认为,孔子是把《春秋》作为思想载体的,他与《春秋》在文字、思想上的联系最深。其余五经,亦经孔子之整理、编定,其义亦有“丘窃取”者。孔子编定六经,融会了自己的思想。孔子融会在六经中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仁为本的义理和损益制度的改制论,改制就是为发扬仁爱寻找制度依据。章太炎将孔子笔削的范围,从《春秋》扩大到六经,加深了孔子与六经在思想、文字上的联系,使“新孔学”的经书体系具有更丰富的思想和更广泛的覆盖范围。从删定到笔削,从《春秋》到六经,章太炎也是在向世人宣布,是他发现了这个思想史上的重大因缘,他才是孔子之学在当代的传人。“孔子贵仁”与“笔削六经”的证成,正是章太炎对孔子道器合一的双重继承。章太炎顺理成章地拥有了建构“新孔学”、发展改制论的资格。

章太炎同时也认识到,孔子思想并不能由孔子直接传给自己。他必须在孔子与自己之间确立中间环节,这就是荀子。章太炎1897年9月发表的《后圣》云:

(荀子)《礼论》以键五经,《正名》以键《春秋》之隐义。其他《王制》之法,《富彊》之论,《议兵》之畧,得其枝叶,犹足以比成、康。归乎!非后圣孰能不见素王而受其鬲翼铜瑁者乎!【13】

《礼论》继承五经,《正名》绍述《春秋》的微言大义,荀子因之而成“后圣”。“后圣”始于《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云:“(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14】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孔子作《春秋》,继承尧舜之道,拨乱反正,为后世立法,俟后圣之治。所谓“俟后圣”,即“待圣汉之王以为法”。(《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201页)章太炎虽然受到今文经学的影响,但只是属于文字层面,在经学立场上,他仍然是偏重古文经学的,此处“后圣”论即可为据。章太炎论“后圣”,取今文经学之形而去其神,以荀子为孔子以下之后圣,而非将后圣视为汉代帝王。章太炎认为,荀子在社会发展、制度更替上,能够继承孔子的改制思想,故为后圣。

《尊荀》云:“《春秋》之作,以黑绿不足代苍黄,故反夏政于鲁,为新王制,非为汉制也。其所规摹,则政令粲然示于禘矣。故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春秋》作新法,而讥上变古易常。”【15】荀子之法后王,其实是法《春秋》,法孔子,即继承孔子对于历史因革、社会进化、政治改革的理论总结,是对孔子开创的改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后圣》《尊荀》中,章太炎没有论述荀子于仁本思想上的贡献,此点在《独圣上》《独圣下》充分表达出来。将之合观,则章太炎之“尊荀”论阐述的是孔子以来改制思想的传统与传承,“独圣”说论证的是孔子仁本、人道思想的普遍意义。章太炎正是通过对“以仁为本”与“笔削六经”的论证,在孔子、荀子之间建立了义理与改制两大传统的传承脉络,确立了“新孔学”的思想谱系。因此,面对晚清变局的章太炎,在“尊孔”“尊荀”的基础上“傃古便新”,提出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

三、孔家为共主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在当时的形势下,康梁的孔教论与其以光绪皇帝为圣主的政治改革走到了尽头。不久,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义和团运动兴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与八国联军开战在即。这表明清廷内部的顽固势力已经主导了决策,国家难有真正的改革举措。面对危局,章太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该主张正是从其“新孔学”中推衍出来的。

章太炎根据自己的“新孔学”,提出了“共主”论、“客帝”论、“霸府”论、“分镇”论等观点。《客帝》云:

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欧洲纪年以耶苏,卫藏纪年以释迦,而教皇与达赖剌麻者,皆尝为其共主。震旦之共主,非仲尼之世胄则谁乎?【16】

章太炎认为,《春秋》里的“文王”就是孔子,孔家就是从春秋这个时代开始为中国共主的。孔家之为中国共主,正如教皇之于欧洲、达赖喇嘛之于西藏一样。章太炎指出,虽然秦汉到明清,不同姓氏的皇帝统治中国,但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坐”,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主。只有孔家百世不绝,受国民崇敬,政治合法性最强,也历时最长。显然,“文王”即孔子的观点最早可追溯至《公羊传》的“受命改制”“素王”之论。这又一次说明,章太炎已经不是传统的古文经学家了,他可以结合今古文经学、西学、佛学建构“新孔学”,并提出政治改革方案。

这种改革方案,既参考了日本、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从春秋时期“尊王攘夷”的政治传统中获得了灵感。章太炎说:“震旦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号者,特犹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17】《春秋》记载,齐桓公代表周王室震服楚国,拒斥夷狄,使“中国不绝若线”。(《春秋公羊传注疏》,第390-392页)《春秋》乃孔子所作,推崇“尊王攘夷”。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表彰齐桓公与管仲的尊王攘夷,重点一是重构政治秩序,二是重构文化秩序。前者是在共主的名义下维护华夏文明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安全,后者是维护华夏文明的义理价值与人伦教化。春秋的尊王攘夷发生在王纲动摇、蛮夷猾夏、礼坏乐崩之时。章太炎身处的晚清,清廷统治衰落,东西列强入侵,传统文化式微。两个时期具有很强的历史相似性,身逢晚清大变局的章太炎自然想起尊王攘夷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按照章太炎此时的看法,今天“尊王攘夷”的“王”就是作为共主的“孔家”,“夷”为东西列强。执行“尊王攘夷”的政治主体,在春秋时是齐桓公等五霸,即列国诸侯之长,在今天是原为“客帝”、退位为“霸府”的清室。但这并不意味着,章太炎的“共主”论,完全等同于柏拉图的“哲学王”论。因为在章太炎的方案中,作为共主的孔家虽然是政统与道统的双重代表,但并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所以没有专制之虞。

既然确定了“震旦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则清室亦不过是“客帝”。时至今日,国势危殆,“客帝”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应将帝位归还“共主”,“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但这必然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清室是客帝,要不要将之驱逐?章太炎认为不需要,他说清室应该“登荐贤辅,变革故法,使卒越劲,使民果毅,使吏精廉强力,以御白人之侮。大东辛颛之胄,且将倚之以为安隐,若是又可逐乎?”【18】章太炎给退居霸府的清室指的出路是,在尊崇共主的前提下,仍为中央政府,推荐有识之士,变法维新、训练新军、抵御列强入侵。如此,则不需要将之驱逐。显然,章太炎虽然说满族是异族,但他意识到这已经是以往的观念了,时至晚清,满汉各安其位,可以同为中国之民,共奉孔家为共主。《官统》云:“万祀家天下之制,以宣父之嫡为辟王,而视旋机者犹霸主也。黜陟之柄,辟王勿与焉。霸主一相,大吏自相任,守令自镇授,辅殷自府辟。如是,则教令壹,吏部废,世胥黜矣。”【19】孔家为最高政治象征,统而不治。霸主为实际政治中心,霸主设置宰相,宰相组织中央政府,任命藩镇长官,藩镇长官任命地方官吏,地方官吏任命其署官。这样既能保持国家在政令上的总体统一,又能规避古代吏部选官制度的弊端,同时给予地方充分的自治地位。显然,章太炎的“共主”论与“霸府”论,其实将“尊王攘夷”的传统政治理念与日本幕府体制、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结合起来而提出的政治改革主张。

孔家为共主,客帝为霸府,中央的政治秩序理顺了。改革必定还要落实到全国各地,则各地在改革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参与改革?章太炎就此提出“分镇”论。他回顾晚清历史,指出道光、咸丰以来,内乱迭起,外患不断,而之所以能够维持大局者,在于中央给予负责具体事务的督抚要员以实权,使其能因地制宜、因事改革。戊戌变法前后,外患更加深重,内部危机四伏,地方督抚之权不足以应付乱局,中央也难以亟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如何应对危机?《官统》已云,给予地方政府充分自治之权。在《分镇》中,章太炎继续论述:“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以封建、方镇为一。……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20】可以根据行政地理,划分王畿与五道,放权给封疆大吏,保障其自治之权,使其拥有行政、改革、外交等权力,以因时、因地、因事提出方案,解决问题。这样列强就不能随意要挟中央政府,国家可以获得改革的重要机会,各地人民追随地方长官逐步推进改革,危机才能逐渐消解,仁爱才能够得到保护、传承并普施于天下。

章太炎结合西方、日本与《春秋》的政治思想,证成“共主”论、“客帝”论、“霸府”论、“分镇”论,“新孔学”的改制论因之形成,章太炎由此找到了重新发扬孔子改制思想的制度路径。章太炎以佛释孔、以西释孔而形成的“贵仁”论与“立人道”论,使之找到了重新发扬孔子仁爱思想的学理路径。按章太炎之意,孔子之所以改制,就是为推行仁爱思想寻找制度依据。

章太炎论“共主”“客帝”“霸府”“分镇”,希望在政治上实行改革,救国救民;在文化上,融合中西,发扬仁爱。章氏建构“新孔学”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在文化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

四、结语

戊戌变法前后,面对文化危机与政治危机,章太炎力图在道、圣、经、政四个维度上建构“新孔学”,以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同时提出他的政治改革计划。章太炎以西释孔、以佛释孔,在保证仁本的前提下,用西学、佛学的知识与方法,更新了“以仁为本”论,使仁具有了更开阔的理论视野与更丰富的知识内涵,为“新孔学”确立了常道。确立内圣外王的常道之仁的同时,章太炎重新论证了孔子的“先圣”地位。依据六经载道的原则和古文经学的“尊史”传统,他以传授六经的荀子为“后圣”,并在改制的层面上表彰了荀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扬。清末的章太炎也因对义理、改制、六经的继续发展与重新阐释,而继承了孔子、荀子以来的传统。由此,章太炎为“新孔学”确立了经书体系与思想传承的脉络。章太炎深知,孔子之学并非单纯的哲学体系或考据之学,而是含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以改制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思想传统。因此,章太炎混合并超越了今古文经学,提出了“共主”“客帝”“分镇”之论,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此“新孔学”体系,为章太炎之后的思想发展准备了基础。

章太炎汲取佛学、西学资源,更新了孔子之仁道、重释了孔子之圣人地位、重论了孔子与六经之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在道、圣、经、政四个维度上建构了兼具根本性与开放性的“新孔学”。建构“新孔学”时,章太炎保留了孔子仁爱之道的根本精神,引入了佛学、西学的新知;他抛弃了古文经学的尊王意识,保留了其史学精神,抛弃了今文经学的神怪之言,借鉴了其“素王改制”之论,使经学和经书具有了更深广的意义,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康有为的儒学发展之路。可以说,章太炎的“新孔学”对后来新儒学、新经学、新史学的发展,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注释

1关于传统孔学之研究,可参考罗安宪主编:《中国孔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3章太炎:《公言下》,《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16页。

4章太炎:《儒术真论》,《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166页。

5章太炎:《独圣下》,《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104-105页。

6康有为讲,张伯桢记:《南海师承记》,《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7章太炎:《尊荀》,《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6页。

8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4页。

9章太炎:《独圣上》,《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102-103页。

10章太炎:《独圣下》,《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106页。

1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3-6页。

12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100-149页。

13章太炎:《后圣》,《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6页。

14《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01页。

15章太炎:《尊荀》,《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6页。

16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65页。

17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66页。

18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68页。

19章太炎:《官统》,《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69页。

20章太炎:《分镇》,《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册,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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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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