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 次 更新时间:2022-11-03 23: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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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一、学术目的与方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次实验。在此期间进行的一项重大举措,便是允许司员士民不受限制地上书。这样的做法,在以前的历史中是否出现过,明朝以远我尚不能确定,但至少是清朝历史上的首次。司员即中央各衙门的中下级官员,主体是各部院主事、郎中、员外郎、翰林院编修、内阁中书等官,当时也包括各衙门小京官、笔帖式等;士即取得各级功名的人,当时也包括候选候补官员;民即指一般民众。到了后期,一些中下级地方官也加入进来。(1)就清代的政治体制而言,他们原本向皇帝上书的渠道极为狭窄,而上书的主要内容是诉冤,发表政治见解的可能性极小,且有多种限制。此次获得机会,他们发表了大量的政治言论。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大量上书,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中下层无指挥多声部政治大合唱。如果能对这次上书活动做一全面的研究,直接听取他们的声音,也有可能使我们暂时地脱离我们所熟悉的上层及精英,更接近于中下层,尽管上书者出于多种原因未必全说真话。

  

   对于该课题的系统研究,史学界尚未进行,尽管1958年由国家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收集了其中93件上书,也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些史料,在其论著中引用该书或直接引用相关档案。应当说,这些研究也是有其价值的,但方法主要是举例或选样,且研究兴趣也主要在对变法最有直接影响力或对后世最具光亮点。这虽可以反映出整个事件进程的某一点或面,似还不能完全展示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的基本面貌。

  

   我个人的学术企图是能够真正听到中下层的声音,其先决条件是要尽可能地把声音听全。个别人的说法可能会多种多样,但多听却可能让听者产生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并从中体会他们的内心,以识别他们在高调或低调背后的动机。在此企图之下的学术目的是:一、在此期间有多少人一共递交了多少份上书?由此我采用的相应方法是,依据军机处《随手档》,并参阅《早事档》等档册及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奏折中代奏者的相应文件,以弄清上书的总数量。二、这些上书的内容是什么?由于上书人的地位较低,大多未有结集或公开发表的机会,那么现存档案中上书保存情况究竟如何?这主要通过军机处录副奏折,尽量找到当时上书的原件或抄件。三、朝廷对这些上书是如何处置的?这也通过军机处《上谕档》、《洋务档》、《电寄档》,找到朝廷对这些上书的处置意见。自2000年以来,阅档的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三分笨工夫,半分小收成。到了现在,我自以为内心中有了一点把握。

  

   我工作的直接结果是:自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1898年2月28日)起,至八月十一日(9月26日)下令停止司员士民上书新规则,司员士民(包括中下级地方官)共有457人次至少递交了567件上书,其中226件有朝廷的处置意见,也有214件上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政变后直接处理了5件。(2)以上5个数字,我是大体有把握的,因为这一时间的军机处档案是完整的,尽管在个别地方有记载不清楚或记载错误的地方,对此,我找到了许多代奏的原折,加以一一校对。我共找到了275件上书的原件和抄件,其中从档案中新发现了163件。(3)也就是说,现存的上书,约占其总数的48.5%。对于后面的这三个数字,我还没有把握。由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整理原则,许多文件的归类方法存在着问题,我在档案馆的查找工作中很可能会有遗漏,甚至是大的遗漏。很有可能在档案馆中还存有一大批上书我未发现。

  

   以上的数字当然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为了具体说明这些数字背后的内容,我在文后编了一个极为冗长难读的附录,以供对此有兴趣的研究者查考。

  

   下文要向各位读者报告的是,我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若干史实的查证,以及我对这些上书内容的主观分析与评价。

  

   还需说明,由于当时的文献多用中国纪年且须大量引用,为行文方便,本文使用中国纪年,并适当夹注公元纪年。

  

  

二、上奏权、代奏与上书的处置

  

   清代自雍正帝开始奏折制度后,拥有上奏权的官员人数相当固定。在中央,是各衙门的堂官、各军事单位的长官、谏台的言官和皇帝身边的词臣等,(4)在地方,为各省总督、巡抚、学政、提督、各八旗驻防长官。这些人员虽有数百人之多,但他们对于上奏权的使用都极为慎重。京中各衙门堂官虽有多名,上奏时一般都联衔,以机构的名义出奏,在档案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机构为总理衙门、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其他部门的上奏是不多的;各省督抚同城者一般也联衔,督抚以外的官员也很少出奏。

  

   严格控制有上奏权的官员数量与有上奏权的官员慎于上奏,与清代的政治体制有关。

  

   清代是一个高度专制的国家,以皇帝为中心。中央各衙门对各地皆不能发部令,只能用咨会,一切政令出自于圣裁。也就是说,中央各部门的相关指令须经过皇帝,以皇帝的名义下发;各省各地驻防也不能向京内各衙门请示,须向皇帝报告,由皇帝交“该衙门议复”。其具体工作流程是:一、清朝每天都进行早朝,由六部、内务府、理藩院八个衙门轮值,八天一轮。京内军事单位分八旗、八旗两翼、侍卫处轮值,十天一轮。(5)每日早朝时,各轮值衙门堂官参加,军机大臣也参加。轮值衙门报告其上奏事件,一般的事件皇帝当即予以批准。二、早朝时未准的奏折,皇帝下旨“留”,也即是在早朝中不作出决定,将奏折放到早朝结束后,皇帝亲自审阅,或作出朱批,或交代旨意,交发军机大臣拟旨。三、各省、各驻防及顺天府等奏折不经过早朝,直接由皇帝亲拆亲批,然后交军机大臣拟旨。

  

   这样的描述也许过于笼统,但如果看看处于政治中心的光绪帝的时间安排,即可以了然:一大早约凌晨三点以前即起床,准备早朝。早朝结束后,吃早饭,然后看奏折。看完奏折后叫起,接见军机大臣及当日被召见的大臣。军机大臣见面后,根据皇帝的口谕及奏折中的朱批,将发下的奏折交由军机章京拟旨,军机大臣审改后交皇帝批准。此时的时间大约到了中午。这一天的政事也就结束了。清朝是一个礼教治国的国家,皇帝每年要出席几十次各种祭祀活动,许多活动还须先行斋戒,提前进入斋宫。对于光绪帝来说,如果是住颐和园,或慈禧太后回城,他还每天须向慈禧太后请安。可以从档案中看出,光绪帝每日的政务处理时间为清晨五点前到中午十二点左右。中午十二点以后便吃晚饭,下午很少还处理政务,因为此时的军机处已经散值。大约最晚在下午五点前便开始睡觉。“国不可一日无君”,清朝的每一个大臣都可以请假,惟皇帝不能请假。光绪帝日日如此,是一个大忙人。

  

   祖制规定的奏折处理原则是,一、皇帝亲自处理;二、除了对于例行报告可批为“依议”、“知道了”、“该部知道”外,对于任何请示都有明确的答复;三、除极个别情况,奏折须当日批复。根据这些处理原则,光绪帝每天看奏折的时间是早朝以后到见军机等人之前,如果在见军机前未将奏折看完,那么,军机处散值后就没有人来处理这些奏折,政务便自动中止了。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限制上奏人数及上奏人慎于出奏,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法。

  

   从我所见的档案来看,就一般情况而言,光绪帝每天收到的京内各衙门奏折为20至40件,收到各地的奏折也有20至40件。每天要看40至80件奏折,光绪帝当然不能很仔细。好在绝大多数奏折不过是例行公事,光绪帝批下也很快。对于一些复杂的奏折,光绪帝分别交给总理衙门、六部等衙门“议复”。各衙门收到交议奏折后,数日或数十日后逢轮值时再次上奏,报告其处理意见,光绪帝一般批为“依议”。

  

   代奏的规定

   尽管上奏人数是限定的,为了使其他官员与民人的报告能够上达“天听”,清朝还有代奏制度。代奏是指有上奏权的机构与官员为无上奏权的中下层官员及民人出奏。其基本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都察院。都察院本是“风宪”机构,凡是受冤狱的民人,陈述政见的士子,被革或候选候补京内外的官员,都可以到都察院陈情要求代奏。二是京内各衙门的中下层官员可以通过本衙门堂官要求代奏。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察院及各衙门堂官均有权决定是否为其代奏。

  

   从戊戌变法的实际来看,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1898年3月11日)总理衙门为康有为代奏,是其后司员士民上书的前奏。总理衙门在代奏原折中称: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准军机处钞交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一片,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惟既该给事中奏称,该员学问淹长,熟谙西法。臣等当经传令到署面询,旋据该员呈递条陈,恳请代奏。臣等公同阅看呈内所陈,语多切要,理合照录原呈,恭呈御览。(6)

  

   康有为至总理衙门接受面询为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条陈递上时间约为正月初八日,(7)经过了一个多月后,总理衙门才为其代奏。而他的条陈能够被代奏,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张荫桓在中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可以再看两个事例。

  

   其一,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都察院为湖南举人郑曰敬等代奏。都察院代奏原折称:

  

   窃四月十八日,据湖南举人郑曰敬等以海氛已逼,披沥直陈等情赴臣衙门恳请代奏。臣等公同查阅,据原呈称:外洋各国窥伺益深,其意皆欲占据一隅,以为进取地步。皇上昕夕忧劳,不能自已。求其要道,不外三者。一曰强志气,二曰择硕辅,三曰备战守。诚本此而力行,国犹不富,兵犹不强,犹无以安内攘外者,未之有也。详密而致其惧,奋迅以要于成等语。臣等详阅,该举人等所陈三端,按切特势,并无违悖字样,不敢雍于上闻。该举人等既取同乡官印结,谨据情代奏。(8)

  

   在此奏折中,都察院强调了三点:一、堂官公同“详阅”;二、“无违悖字样”;三、“取同乡官印结”。前者也反映在代奏机构的全体堂官须在奏折上列名,若有请假者也须注明,以示负责。“违悖字样”自雍正朝后已成为清代政治的一大禁忌,代奏人对此须负责。由于当时的资讯条件,上书人的身份难以确定,“取同乡官印结”,即由同乡京官为上书人作身份担保,也是当时通行的做法。(9)从四月十八日呈递到二十六日代奏,时间上也是相当快的。因为四月十八日恰是都察院轮值日,当日呈递已来不及,二十六日复遇轮值即代奏,都察院没有拖延时间。(10)

  

其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工部为该部候补郎中唐浩镇代奏条陈请令各省自开利源以赡国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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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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