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影:曾朴的戊戌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14 次 更新时间:2023-07-17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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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永影  

一八九八年是戊戌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一年。对二十六岁的曾朴(一八七二至一九三五)来说,这本是平平常常的一年,然而国运与个人命运的交织,又让其间的细枝末节成为他后来人生转向的重要机缘。他的文学事业虽非完成于这一年,却发轫于这一年。

一、曾朴与维新同仁

一八九八年,曾朴在沪上谋求实业发展的机会,与林旭、唐才常等维新人士交往甚密。此时康梁提倡新政,在京运动日趋成熟,于是约沪上同志一同赴京共成大业。曾朴因父亲丧葬尚未料理,再加之沪上事业一时难以摆脱,遂约定数月之后北上。在林旭等人北上之前,曾朴特地在眷妓花丽娟寓处为其饯行。此女应酬周到,寓所舒适,维新人士平时为避人耳目也多在花妓处集会议事。曾朴日后每每谈起饯行那晚的慷慨陈词,都津津若有余味。待林旭等人入京之后,因事机不密,为宵小所乘,这场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变法运动(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至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最终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也在变法中罹难。

曾朴虽未在戊戌变法其列,亦是中坚人物。是年九月,曾朴在常熟老家守孝,这也让他躲过了清廷对维新人士的绞杀。虽幸免于难,但其间也形势危急。在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之后,他曾作《哀杨叔峤文》纪念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一八五七至一八九八),“元伯告亡,巨卿长褱”。文中曾朴用东汉时的张劭(字元伯)与范式(字巨卿)作比杨锐与自己,并用“形影冥符,轨迹交绘”一句形容自己与杨锐的鸡黍之交。《后汉书·独行列传》中记载,张劭死后托梦范式,范式前往奔丧,未及赶到,丧事已发,到墓穴时灵柩迟迟不肯入土,此时范式素衣白马恸哭而来,亲自拉着引柩入穴的绳索,灵柩才肯前进。曾朴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悲悼之情,同时也痛惜杨锐未能汲取古人及时避祸的训诫,以至于罹难。曾朴还作讽喻诗《李花篇》,“幽州三月春似泼,李花开满东西陌”一句以李花暗喻李莲英的势力极广,“君不见杨花扑帐痴若云,李花却比杨花白”一句则讽刺了慈禧偏宠李莲英之事。曾朴又作《金缕曲·盆荷》一词,表达了对后党顽固势力的憎恨,隐喻光绪皇帝被幽禁瀛台,并为他和变法志士鸣不平。在后来出版的《孽海花》(第二十回“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中此诗还被引用,并假托名士闻韵高吟作,借此展现他的孤傲狷介与恃才放达。

这一时期的曾朴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是极大的,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但他关于维新变革的热情并未消退。常熟名士沈北山在戊戌变法后上万言书,请归政于皇上,诛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以谢天下,曾朴也暗中参与了当时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沈氏事败入狱后,曾朴对其百般照拂。在常熟老家,曾朴还联同丁祖荫、张鸿等同乡新派人物争得部分水利款项充当办学经费,共同创办中西学社,时为常熟第一所小学堂,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道,研习新学,培养人才。在新学初创之际,地方守旧人士不断出来阻挠和反对,旧派人士还曾上函督抚,禁止曾朴干预学务,称其“不过一造作小说淫辞之浮薄少年耳,安知教育”。(曾朴:《曾先生答书》,《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618 页。下引《曾先生答书》只注页码)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际,曾朴就认定研究西洋文化乃匡时救国的要务,于是致力于当一名外交官以为国效力。经同乡俞钟颖(一八四七至一九二四)的介绍,曾朴曾于一八九五年冬入同文馆学习法语。那时的曾朴认为“英文只足为通商贸易之用,而法文却是外交折冲必要的文字,故决意舍英取法”(魏绍昌编:《曾孟樸年谱》,《孽海花资料》,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159 页)。尽管曾朴后来并未遂愿进入外交仕途,也未曾去过国外,但一八九八年与陈季同(一八五一至一九0七)的结识却赋予了他关于外国情形的无尽想象。

二、沪上结识陈季同

陈季同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以及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人物,一八九一年因私债纠纷业已回国,此后大部分时间寓居上海。陈季同好交游,与沪上各界名人皆有往来,在租界内也很有影响力。一八九八年,陈季同与其弟陈寿彭等人共同经营《求是报》,他的法文造诣极高,主要负责报刊专栏中的法国文学、法律等相关内容的翻译工作。其间他还在上海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也常往返于京沪之间,介入维新变法之事。

关于曾朴与陈季同的会面,曾朴自述道:“直到戊戌变法的那年,我和江灵鹣先生在上海浪游。有一天,他替谭复生先生饯行北上,请我作陪,座客中有个陈季同将军,是福建船厂学堂的老学生,精通法国文学,他替我们介绍了。我们第一次的谈话,彼此就十分契合,从此便成了朋友,成了我法国文学的导师。”(615 页)曾朴也不曾想到,这次偶然的会面竟会促使他后来将文学作为人生的重要事业。

结识陈季同之前,曾朴的法文水平谈不上好。他虽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过法语,但当时的法文班仅有他和张鸿两名学员,教官敷衍搪塞,学生也很快就意兴阑珊,仅仅几个月该班便解散了。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朴只能靠自学来提高法语水平。他的法语阅读也谈不上有秩序:“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随手乱抓,一点统系都不明了。”(615页)自从结识陈季同起,在他的指导下,曾朴大量阅读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法国作品。对法国文学的广泛涉猎让他极大提高了法语水平,也为此后对法国文学的译介打下了基础。

曾朴认为陈季同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先驱者”,他谈起自己发“文学狂”的原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616 页)。虽然曾朴一生未曾踏上法国国土,却研究法国文学最勤,译法文著作最多。曾朴最为推崇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翻译过雨果的诸多作品,后来还在自己主编的《真美善》杂志上推出过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纪念专号。在其自编的《曾朴所叙全目》中,有两本书未曾付梓,一本是论述法兰西诗歌流派的《吹万庼文录》,另一本是关于法国文学的读书札记《蟹沫掌录》。而《法兰西文学史》的编纂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尽管时间间隔久远,但这与陈季同最初给予的法国文学启蒙不无关系。曾朴最初的写作计划包含四个部分:“总论”、“各论:论文学之种类及其组织法”、“各论:论文学之盛衰及其沿革”以及“结论”。虽然最终并未完稿,但该书的构架却体现了他建设新文学的理念以及向国人译介域外文学的雄心。

陈季同曾在欧洲多个国家做过驻外使节,在巴黎居住长达十六年之久,他的形象后来也被曾朴写进了小说《孽海花》中。《孽海花》成书过程比较复杂,最初虽由金松岑起意,但后续主要撰写者是曾朴。小说将一系列的政治外交事件及零星掌故连缀起来,容纳进从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的三十年历史画卷中。其中第三十一和三十二回出现的人物陈骥东便是以陈季同为原型塑造的,书中的陈骥东既风流多情,又有外交才干。“雪白的长方脸,清疏的八字须,像个阔绰的绅士”,“虽是武夫,性情却完全文士,恃才傲物,落拓不羁。中国的诗词,固然挥洒自如,法文的作品,更是出色。他做了许多小说戏剧,在巴黎风行一时”,“各国领事佩服他的才情……叫他领事馆的庭柱”(曾朴:《孽海花》,人民文学出版社二00六年版,429—442页)。

曾朴与陈季同的交往时间颇短,一九00年之后二人便无缘再见。在一九二七年翻译出版的《吕伯兰》(Ruy Blas )卷首,曾朴还专门题写了“为纪念我老友及法國文学的启蒙师陈季同将军”的献辞,可见他始终对这位恩师无法忘怀。后来,曾朴在其主办的《真美善》(一九二八年第二卷第三期)杂志上发布过一则“征求陈季同先生事迹及其作品”的启事。在启事中,他称陈季同为“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这么一个文学先驱者,外国人都知道,而中国的新文坛上,竟没人提起,岂非怪事”。曾朴称想研究陈季同的作品,征集关于他的生卒年月日期、家世、经历、著作、逸闻轶事等线索,并企盼出一本专号。令人遗憾的是,直至一九三一年《真美善》停刊,关于陈季同的专号也未能面世。

三、曾朴的“世界文学”实践

一八九八年,陈季同在与曾朴的谈话中,首次提及“世界文学”。虽然陈季同对“世界文学”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他关于世界文学的朴素观念对于当时的文坛来说无疑是一股清风,曾朴也因他而产生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和世界文学的实践。

陈季同长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至西方,他的翻译更多是“东学西渐”,他是第一个在西方出版西文著作而产生影响的中国人,是一位双向文化交流使者的典范。他在谈话中提到:“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广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617 页)

曾朴极为重视翻译在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中的作用,这与陈季同的谈话不无相关。在后来一九一七年与胡适的通信中,曾朴谈道:“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人“欢喜做点乖巧的勾当,决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属于用力少而成功易的门类,而翻译则是要花工夫的。新文化运动后的翻译成就远不如旧文学时期,“这现象很不好”,“不注意翻译,连带便也少研读别国的作品,作风上也少新进益”。译品的寥落让不懂外文的人无法真正加入新文学运动,新文学事业也会因此少了一支力量(621—622 页)。

曾朴还以一种世界视野来观照文学翻译以及文学史的流变。曾朴建议胡适先做调查研究,将已经翻译而来的作家作品罗列出来,对译文的质量进行讨论。然后将有必要进行译介的各国各派各时代的代表作品再列一表,并在杂志上与众人商榷出文学翻译的总标准,以此选出若干可译的篇目。在其现存的《法兰西文学史》稿本中,曾朴关于诗体文学的论述更是侧重于宏观的文学史源流考辨,“不能不详述欧洲诗法叶韵之源流,而法兰西为叶韵诗句之原产地,尤不能不缕晰敷陈其组织之方法,揭示欧洲诗法之真面目”〔曾朴:《法兰西文学史》,《曾朴全集》(第五卷),广陵书社二0一八年版,47 页〕。这其中的细微考察流露出他广博的阅读视野。

与同时代译介外国作品的林纾相比,曾朴对翻译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认知。曾朴主张直译,对晚清以来译坛流行的“改译”颇为不满,他称林纾用古文笔法翻译欧美小说乃“古装新剧”。林纾不懂外文,对外国文学的源流更是茫然,他根据他人口述,以文言改译欧美小说一百七十余种。曾朴建议翻译要用白话,这样才能传达出外国原著的真面目,否则只是用“外国材料”来“模仿唐宋小说”。此外,曾朴认为林纾译得太多,以至于没有标准,连很多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家作品也被译介过来,他建议要制定译品的标准,择各时代、各国、各派的重要作品次第译出,这点与他给胡适的建议是一致的。然而,林纾并未采纳他的建议。曾朴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在畏庐先生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619—620 页)

在关于“世界文学”的谈话中,陈季同还向曾朴提及文学变革。“要免误会,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617 页)这一观念比后来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还要早,这种超越时代的文学观念在当时的知识界中无疑是激烈的,以至于曾朴后来感慨道:“我只为迷信了这一篇话,不仅害我生了一场大病,而且好多年感着孤寂的苦闷。”(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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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7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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