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许多人还在等待真命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4 次 更新时间:2015-12-27 0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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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政府的举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没有办法调和。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立宪派渐处下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

   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乱象。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革命,总有人奋不顾身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满人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

   我常常说,满族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满党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

   时代周报: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

   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产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

   时代周报: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时:应该不是很大。因为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道扬镳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募捐,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急急忙忙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一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那时很多人愿意相信改革

   时代周报: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

   余英时:没有办法了。满人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过了两百多年,权力已经基本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廷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满人没有什么好大看法。

   时代周报: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余英时: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满人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

   时代周报: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

   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帝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嫌疑,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

   时代周报: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

   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成功是鼓励清政府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

   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余英时:没有好大影响。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们的乡间恐怕很少变化,至少我在乡下住的那几年,民国也没有把乡下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国民党也没有到我们乡下,是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所以也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秩序。我在乡下八年,没有见过武力,没一个土匪来抢我们,有一阵子好像后山有土匪想动手,过几天军队来了,土匪也不敢动了。换句话讲,乡下还可以过日子,没有欺负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之后,天子的观念还存在吗?

   余英时:还有许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现。因为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拥护皇帝,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包括喊“蒋主席万岁”,都不是真的感觉,是感觉这种强人可以给人一种安定的生活。

   时代周报:当时虽然有人口头上讲法治的观念,但是很难深入人心?

   余英时:法治观念非常淡薄,虽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孙中山是起过作用的现代人物

   时代周报: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会走得如此曲折?

   余英时:现代化不光是政治问题,现代化牵涉到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不是政权在谁手上就现代化了。我认为当时现代化的各方面都没有成熟,中国人还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某一种制度,或某一种法律,甚至于市场制度。中国人要靠政治势力,有关系,就有办法。靠关系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是讲公平。过去的中国还有一个科举制度,是客观考出来的,不管中间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公平的。

   时代周报:孙中山制定了建国方略,终其一生,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余英时:当然没有实现。不过,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倡革命,很难想象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进一步,皇帝制度没有了,到底还是不同。袁世凯当总统之后,有皇帝的权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后来他想做皇帝,改变机制,也改不过来了,没有人吹捧他。天命观念的神秘性也没有了。这是孙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劳,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提倡的,别人也有提倡,不过孙中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贡献是想以美国为模式,因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书,跟美国的关系最深。早期他的党有秘密社会的背景,所以党员要宣誓效忠,这不是民主式的党。

但是后来孙中山觉得他没有力量,推动不了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苏联的路子,这样问题就来了,改组以后他说话算数,一党专政就这样开始了。孙中山想利用革命领袖的权威来推动革命,但是他没有革命成功,所以他只是有限度地运用权力。这是1923年以后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还是抱着美国式的。孙中山还是有他的贡献,从前胡适的私下谈话说:孙中山虽然提倡中国道统,好像很守旧,可是他某些方面比我们还新。孙中山是华侨,是边缘人物,不是士大夫阶层,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弱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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