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45 次 更新时间:2022-11-04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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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重大改革。就这次改革的指导者而言,多多少少是以明治维新的日本为蓝本的。而作为邻国的日本,出于其政治、外交、军事等诸方面的考虑,对此一事件有着细致的观察,并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与英国等国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可以说,日本的经验影响了戊戌变法,而日本政府又是影响戊戌变法时期清朝政治方向的重要因素。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后者,即对日本政府在戊戌变法中尤其是戊戌政变后的所作所为,做一系统的考察,以解答戊戌变法研究中的若干疑点。


对于此一课题,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早已进行。其中最重要的著述有:一、1954年沈镜如先生发表论文《戊戌变法与日本》(2);二、1965年王树槐先生发表专著《外人与戊戌变法》(3);三、1966年永井算己先生发表论文《清末在日康梁派的政治动静》(4);四、1987年廖隆干先生发表论文《戊戌变法时期日本对清外交》(5);五、1994年许介鳞先生发表论文《戊戌变法与梁启超在日的“启蒙”活动》(6);六、1995年狭间直树先生发表论文《梁启超来日后对西方近代思想认识的深化》(7);七、1995年彭泽周先生发表论文《论梁启超与伊藤侯——以戊戌政变为中心》(8);八、1997年高兰先生发表论文《日清战争后对清国的经济进出思想——以伊藤博文为中心》(9);九、1999年李廷江先生发表论文《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10);十、2000年陶德民先生发表论文《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11)。此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官员河村一夫,就此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披露了大量史料(12);众多研究戊戌变法与康有为的著作,也或多或少涉及此课题。本文作者并不企图对以上研究提出指摘,恰恰相反,认为这些先前的研究已经提供本课题所关注的历史大貌,其中王树槐、廖隆干、狭间直树、李廷江诸先生的研究工作已经相当出色。本文作者还认为,这些先前的研究并没有终结本课题,本文正是沿着各位研究先进的路线继续前行,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会对各位研究先进的论说提出讨论意见。


本文作者曾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史料,有了一些发现。本文的另一目的,是尽可能多发表一些未曾使用的新史料,同时也从日文论著中转引一些中国研究者尚未利用的日文史料,以供研究同行参考。


一、戊戌变法时期中日关系之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形成了对抗,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英国虽尚未与日本正式结成同盟关系,但在远东事务上多支持日本;俄国与德国、法国共同干涉“还辽”后,在远东外交上也多有合作。这就形成了以日、英为一方,以俄、德、法为一方的在远东的争夺。当然,双方的这种界限是模糊的,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远东的争夺首先在朝鲜半岛进行。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亲日派在日本的直接支持下发动政变,杀害闵妃及其亲属。1896年2月,朝鲜国王及其主要亲属避居俄国驻朝公使馆,前后长达一年多,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由此增强。日本政府此时尚无力量与俄国军事对抗,只能与俄国谈判,双方签订了山县—洛巴诺夫协议。该协议的基本精神是俄国、日本对朝鲜负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即“共管”朝鲜,但俄国通过其军事顾问改组朝鲜军队,获得了朝鲜半岛上的政治、军事优势。与此同时,清朝派出李鸿章为头等出使大臣(相当于大使)出使俄国,签订了两国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根据这一条约兴建的中东路,使俄国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在此背景下,日本朝野上下为对抗俄国,有意与清朝修好关系。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山东教案派军舰占领了胶澳。清朝无武力与德国对抗,企图利用《中俄密约》所规定的中俄同盟关系,借助俄国的势力来制止德国的侵略,并表示愿意开放中国的其他港口,暂时由俄舰队驻扎,以防他国的入窥。然俄国对德国的行动没有表示任何反对,12月,俄国舰队进入旅顺口。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俄国租借旅大的谈判在圣彼得堡举行,3月后改在北京进行。面对德、俄的压力,清朝朝野上下也发出了联英、联日的呼声,总理衙门为对付德、俄的压力,也与英、日在北京的外交代表有着实际的接触。


俄国、德国在华势力的扩张,英、日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清朝一些人士认为,此为其“以夷制夷”的良好时机,企图利用日、英的力量,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并不清楚,列强在华的争夺中,清朝本身经常被列强所忽略。列强之间为了平衡,俄、日间达成了西—罗森协议,其精神为日本不干涉俄国在满洲的扩张,而俄国同意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特殊权益;与此同时,英国在日本的配合下,占领了甲午战后由日本占领的、此时根据条约规定赔款完毕后应归还中国的威海。英国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俄国的默认。


由此形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努力与清朝修好,支持清朝内部的亲日势力;另一方面,它并不认为清朝本身具有重要的力量,在东京和圣彼得堡,两国就在华利益互相协商、妥协。日中修好的策略只是其整个外交战略中的一部分,并且处于从属的地位。就具体执行人而言,也更多地表现为个人色彩,如参谋本部次长(后任总长)川上操六、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等等。(13)本文作者以为,“日中修好”尚未形成为日本政府整体的明确而既定的重大决策。(14)北京当时并不是外交的中心,东京、圣彼得堡、伦敦甚至巴黎,才是日、俄等国外交官的主要活动舞台,日、俄等国的对华基本政策主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形成。在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商谈中,并没有清朝的声音。


正因为这一原委,1897至1898年列强在华的强力扩张中,日本并没有忘记切大自己的蛋糕。1898年4月,当清朝被迫向英、法做出长江各省不向他国割让和越南邻近的云南、广西省不向他国割让的承诺后,日本也迫使清朝对其做出福建省不向他国割让的承诺,以确立日本在福建的优势地位。(15)5月,日本利用沙市事件,要求在岳州、福州、三都澳设立日本租界,最后获得了在福州设立租界的权力。7月,清朝与日本签订了《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16)8月,清朝又与日本签订了《沙市日本租界章程》、《天津日本租界条款》。(17)而在该年的甲午战争赔款偿还延期问题上,日本也表示了不让步,清朝为了筹款相还,不得不发行“昭信股票”。当该国债未获成功后,又不得不大举外债,清朝与英、德签订了《续借款合同》。(18)


相比于当时德、俄、英、法对于青岛、旅大、威海、新界、广州湾的强占,日本此时的对华政策显得相当温和,至少没有露出锋利的牙齿。清朝内部从甲午战争时期出现的极度仇日由此发生了变动,相当多的重要人士表现出亲日甚至联日的倾向,其中有光绪帝、张荫桓、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蔡钧、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唐才常等人。可以说,日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李鸿章出访后制定的清朝“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已经动荡崩析。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其对华外交政策。然随着清朝戊戌变法过程的起伏,日本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又有着许多变量。



二、戊戌变法前期及高潮期日本政府的观察



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始于例行公事。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驻外使馆开始形成了很好的情报体系与报告制度,驻在国的各种情报,尤其是政治情报,分别用信件和电报的两种形式向东京汇报。其中重要情报须立即用电报汇报。今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诸多记录,可以看出日驻华公使馆当时的工作与基本态度。


1895年12月21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日本驻华公使男爵林董(19)在给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第85号机密信中,报告了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左侍郎长麟的革职,并指出此中的原因有三:一、当日本于1894年攻占旅顺时,汪、长主张处死李鸿章,慈禧太后认为“即使是李鸿章有罪,但他向来为国尽忠,所立之功亦不算少,不应突然处以严刑”;二、汪、长曾上奏请光绪帝“乾纲独断”,“何事亦不容皇太后置喙”;三、户部管理的海军经费亏空数百万两之事败露,光绪帝追问恭亲王奕訢,奕訢却含糊其辞,汪、长上奏称“此不足之额已因皇太后的懿旨而用于万寿山宫殿的新建和修缮”,没有必要再进行“检查”。林董分析道,汪、长两氏此时受惩另有背景。


现今之皇后,皇太后之侄女也,虽深为皇太后所钟爱,但因其貌不扬,且其痘痕斑斑,不独不为皇帝所宠爱,甚至为皇帝所厌恶。皇帝专宠于某贵妃,因此皇贵妃为皇太后所恶。正值此时,皇太后闻说去年由于此贵妃之密奏,而将其师有关之人任用为官,大为震怒,以违背本朝家法为理由,而将其师扑杀于前些时候,且亲自执杖鞭笞贵妃而将其位贬为贵人。此种之事,自然召致皇帝对皇太后的反感。此时上述汪、长等人之奏章呈上,也不致于批触逆鳞。然在近日,上述贵人复位为贵妃,皇帝与皇太后也和好如初,于是迎合皇太后之意,遂下敕令将汪、长等氏革职,文武官职永不叙用。


应当说,林董的消息相同准确。其中光绪帝确实对皇后不满,曾于1898年下过一道谕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上传:宫内则例规矩,皇后一概不懂。近来时常失仪。如有施恩之处,俱不谢恩,及宫内外府大小事件,并不启奏,无故告假,不成事体。实属胆大。自此之后,极力改之。如不改过,自有家法办理。特谕。”(20)而光绪帝宠爱的珍妃亦有卖官鬻爵之事,珍妃为此受到慈禧太后的严惩。(21)


然而,林董此报告的着眼点,并不是清朝内部的家长里短,而是各派政治力量在此事件之后的消长。他认为,此一事件将严重影响翁同龢的地位,“汪、长等人原为翁同龢主考时录取之人,以该国习惯而言,即为翁氏门生。翁氏又深受皇帝信任。在皇帝与皇太后间的不快,翁即使对皇太后稍有微词,皇帝不唯不加罪,内心中还有几分喜欢的倾向”;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的翁氏,“经常露面,下官亦屡屡与其会面。但至近日却很难见到。下官问及各国公使,不论何人也同样难以见到他。”他还认为:“翁同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旁观于事局之外,放言高论。其毫无外交经验,却立于要冲,不得不与各国公使折冲于樽俎之间。故长此以往,不能保其地位、必受挫折云云的报告,将有可能成为事实。”而翁的地位下降则意味着李鸿章的地位再次上升,林董在报告中称:“李鸿章听到汪、长等氏被惩戒之消息,辄对人曰:此乃是对翁同龢联手进行的第一打击。而罗丰禄之辈则认为,此事意味着李中堂恢复势力的第一步。”林董还指出,“翁氏退后,代其事而当外交之冲者,除李鸿章之外并无一人。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对近来旅顺口之工程及其它一切善后处理,也毫无把握。”林董还认为,随着李鸿章可能重出为直隶总督,“随之重要外交事务则移向天津办理,总署便恢复本来的样子,成为因循苟且的衙门”。林董对于此后的中国政治走向的判断虽然有误,但非常清晰地指出了翁、李积不相能的关系。考虑到翁的最后倒台、李出任头等钦差大臣出使俄国等国,林董的分析还是有其价值的。林董的报告于12月28日(十一月十三日)由西园寺公望代理外务大臣呈报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22)


林董公使的这份机密报告,也反映了日本对华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十分重视清朝政府的内部权力变化,以寻找其有利的机会与目标。林与清朝内部的高官也有着联络。他在这份报告中称,就在汪鸣銮被革的前三天,“即十一月三十日,汪氏与新任总署大臣吴廷芬一道来馆,闲谈书画等事,彼时亦未能看出其将受处分之迹象,此事于下官亦属意外。”当时,日本方面最为欣赏并最喜欢打交道的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而对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不满。为此,林董在1896年1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机密报告中称:


清廷之内部纪纲紊乱,其大臣各抱相互猜疑之心,而无对国事负责之人。此情已特为世人所知。但若论其内幕,则有比世人所想更甚者。据下官就任以来之观察,总署大臣相继被调任罢免,新任总署大臣中,通外交事务者全无一人。其中稍晓事务者,唯张荫桓耳。下官前往总署申请商办事务时,自然有先问张大臣在否,然后要求面会之事。日前由张大臣同省好谊伍廷芳传言道,下官去总署指名要求与张大臣会面之事,对张氏而言,极为不利。因为,张氏若认为下官言之有理而与翁同龢等相商时,翁氏首先不问理之当否,而只怀疑张氏左袒日本,于是一味设置障碍。故希望下官今后尽量指名与翁氏谈判,当然这样做张氏也会参加。当翁氏与其商量时,张氏也能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此对事情之运作,却更加有利云云。下官答应今后一定按其意思行事。此时清帝国中权倾天下之翁同龢,竟然如此心胸狭窄,诚可叹也。


林董的这一机密报告,说明了他对总理衙门运作机制弊端的了解和利用,也说明了通过伍廷芳,他与张荫桓合演了一场联手戏。这份报告1月31日(十二月十七日)由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上呈总理大臣伊藤博文。(23)而张荫桓后来也正是清朝的谈判代表,与林董进行战后条约谈判,于1896年7月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清朝同意开放杭州、苏州等四个通商口岸,并在通商口岸设置租界。(24)


随着李鸿章出访俄、美等国返回,日本方面特别注重李鸿章是否会东山再起,掌握外交实权。这当然与日本和俄国在远东的争夺有关。更重要的是,日本方面认为,权重一时的翁同龢不懂外交,总理衙门其他大臣中又以李的地位最高,权力也应最大。翁、李关系缓和后,李在总理衙门可能执掌主导地位,而李又是亲俄派。1897年2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七日),代理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在其机密报告中称:


李鸿章与翁同龢之关系一向被视为势如冰炭。但自去年末李鸿章访问欧美归国后,与世人预料相反,两人关系不知为何与原来有所不同。如前些时候李之门生伍廷芳、罗丰禄二人一跃升任出使大臣(驻英、驻美)时,翁对之不仅没有任何异议,反而大加赞助。从其它处理总署事务的情况来观察,两人也未见有特别轧轹之现象,相反有了几分相互依赖之倾向。上次与法国公使施阿兰(A.Gerard)会谈时,下官向该公使叩问其意见。他不仅极度赞成下官之见解,且加上他的理由:翁已知道目前与李相争的害处,且厌恶与各国公使直接谈判,从而利用李,以李当谈判之冲;李亦知目下与翁相争乃失策之举,故利用翁无勇气与外国使节折冲之机会,自己进一步而当其冲,企图渐次恢复自己之势力。此乃相互利用之事。故外表相和而内心不然。私下里有这种说法,此为清国官吏之常习,互相伺隙,何时昔日关系重演时保不住又会反目为仇……又本地外交官对于李鸿章的一般印象,可以说是很坏,尤其是各公使馆的翻译感到十分为难之事,乃是李故作尊大之态。不知其意是向其它总署大臣显示其才干,抑或为证明自己对外毫不软弱?每于谈判之际,竭力提出异议,必为一二事而伤人感情。以其它大臣为例,如张荫桓多少对翻译官有些客气,而李鸿章却故意作出言语不明了之态而使翻译官为难。德国公使海靖(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就称李鸿章是让人谈话最不愉快的人。下官发现访问欧美之前之李鸿章与在欧美受到特别礼遇归国后之李鸿章,其言语行动判若两人……与李鸿章相反,张荫桓则人望甚佳。有这样的评论,在总署大臣中了解外交上友谊为何物者,只有张荫桓一人。目前在总署中,实际担当与各国使臣谈判之冲者,仅张、李二人。其它大臣唯有列席备员而已。


内田康哉是日本新一代的职业外交官。(25)他的秘密报告,也说明了日本政府对清朝官员的辨识与政治倾向性:不喜欢李鸿章、翁同龢,而更欣赏张荫桓。内田康哉的报告由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呈送松方正义总理大臣,并转发日本驻英、俄、德、美、意大利、奥地利、法、朝鲜公使,以供其参考。(26)


除了高层的政治斗争,日本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活动也极为关注。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一些关心政治的下层官员在北京设立了强学书局,日本公使林董于11月15日(九月二十九日)向外务省报告此事,并附上了开局章程。当该局于1896年1月被封时,林董亦向东京报告,称:


该书局乃翰林出身的青年们所建立的组织,如张之洞那样的该国有名望者也赞成之,捐献了大量的金钱,故其基础渐固,遂被视为清国改革之要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氏(Richard Timothy)与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氏(Gilbert Reid)等也极力相助。在清之外国人将之称为“改革俱乐部”。正当对其寄予很大希望时,突然被命查封,该举措显得极其幼稚。且其机关报《中外纪闻》即原名《万国公报》之发行也被禁止。探其始末,据称为该会发起人的湖南人张孝谦的说法:传闻御史杨崇伊因不出会费而欲为会员被拒绝,怀恨在心,以种种理由构成其事,遂及弹劾。清帝御军机处时,以原奏示诸军机大臣咨询意见,大臣翁同龢与李鸿藻各持相反之论,却袒护该会。但由于该会有不许满洲人入会的规定,满洲人早就对该会不怀好感,故军机大臣中亦有以该奏为然者,彼此争论。结果先命步军统领衙门,即警视总监,实地调查。该衙门接到命令后,于上月二十二日终将该会封禁。


林董认为,参加该会调查的御史中有该会的会员,支持者中有张之洞为首的名流,因而很可能重开。“有人云:查明之后,若再度开禁则如同得到敕许,恰是‘空山新雨后,青天无片云’,会运将更趋隆盛。”林董还报告说,李鸿章所雇用的秘书、美国人毕德格(W.N.Pethick)也是该会的会员。当被问及该会的兴败时,他叹道:“已经不会有再兴的机会了。清国特别不欲改良,还应说是清国不能改良也。”林董的这份报告,由西园寺公望代理外务大臣进呈伊藤博文总理大臣。(27)


强学书局的再起,已经成了碎梦。新设立的官书局,由孙家鼐等人主持,并无革新进取之精神,林董公使再次向东京报告经过,并附上章程。(28)而文廷式于1896年3月被逐,使林董公使认为“一时被外国人视为清国改良之要素——强学会复兴的希望破灭”。他在给东京的报告中写道:


强学会会员、翰林院侍读文廷式于书局被封以后,来到宣武门外之松竹庵,此处即明代以刚直闻名的御史杨继盛当时起草谏争奏章之寓所,与许多以正论公议为己任的人物相关连。文廷式因与同志集会,议论时政,呈递奏折等情,被杨(崇伊)御史弹劾。前天,三十日,发行的《谕折汇存》中,有“翰林学士文廷式每于召见之际,语多狂妄,因推知其平生不谨,着革职,终身文武官职永不叙用……”


林董公使在这一报告还称:“被称之为与强学会同一目标的官书局,只不过被视为仰政府鼻息之物也。”(29)林董的报告表露出其对文廷式的赞赏,也看出了强学会不可能复振,但他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情报,即文廷式被逐与慈禧太后有关(后将详述)。


从强学书局、文廷式的个案中,还可以看出此期日本对华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对中国的改良充满着同情,笔端文气中处处散漏。然而,出于日本本国利益的考虑,他们并没有公开说什么,更不会有什么行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中国的维新运动渐入佳境,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发往东京的邮件和电报也增多。这主要是对维新运动的报告。


1月,根据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严修的提议,光绪帝下旨设立经济特科,日本公使矢野文雄(30)于2月5日(正月十五日)将此情向外务大臣西德二郎(31)报告。西德二郎阅后将此报告转送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32)2月,根据御史王鹏运的建议,光绪帝下旨设立京师大学堂。矢野公使于2月19日(正月二十九日)向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报告:“总理衙门附属之同文馆,年来设立了英、法、德、俄等语和法、理、文、医等学科,虽雇用了外国人为教授,但其诸般组织极为幼稚,固示完全,此固不唯限于外国舆论,清国人也对其有所非难。”他的报告附送了光绪帝的谕旨:“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等语。京师大学堂叠经臣工奏请,准其设立……”该报告也由西德二郎转送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33)同月,根据顺天府尹胡燏棻的奏折,光绪帝下旨各省精练陆军。矢野公使于2月19日向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报告,称“近顷风气稍开”,清下达“严行禁革诸如兵饷克扣等弊,至如何变通操演之法而使之尽利、神机营改用新式枪炮等事,着军机大臣一并妥议具奏”的上谕。并附上上谕原文。西德二郎收到后,将之转给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总长。(34)3月,根据军机大臣会同兵部的奏折,光绪帝下旨武科举改制。矢野公使于3月26日(二月初五日)向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报告,并附上上谕原文。西德二郎收到后,将之转给参谋总长川上操六。(35)6月,光绪帝下旨各省保举使才,即能出使各国的外交人才。矢野公使于6月17日(四月二十九日)向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报告,并附上上谕的原文。(36)同月,光绪帝下旨科举改革,废除八股,改用策论。矢野公使于6月24日(五月初六日)向西德二郎报告,并附上上谕的原文。(37)


以上只是选取一些事例,其中的事件也有大有小,以期能给读者留下一般状况的印象。从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档案来看,可以说,这一年清朝进行的各项改革之政令,日本驻华公使馆都有向外务省的报告,几乎无一遗漏。外务大臣收到这些报告后,也经常分别将其内容,转给内阁或军部的有关大臣。


然而,仔细检阅这几十份报告,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报告非常简短,往往只有几句话,再附上光绪帝的谕旨。尽管这些报告对清朝正在进行的改革有明显的赞许口气,但只是一事一报的例行公事。驻华公使上报这些改革内容,应当说是其职守使然。


日本政府的真正兴趣在于中国的高层政治变动。1898年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的亲信大臣翁同龢被罢免。矢野公使得知后于16日发电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翁同龢已被免去大臣职务,直隶总督王(文韶)奉命来京。”17日,西德二郎将此消息上报总理大臣伊藤博文。(38)随后,矢野公使于17日的报告中称:“总之,该氏于该国中央政府内部为守旧党之领袖乃是事实。而在野对其之评价又当如何,有云: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此段评价一直广为流传。”他附上的光绪帝上谕,即以荣禄替代王文韶,以王文韶替代翁同龢的谕旨。(39)为了弄清清朝此次政局变动的背景与将来的政治走向,矢野文雄与张荫桓进行了会谈,并在机密报告中详细说明了张荫桓的看法和自己的分析:


(张荫桓称)翁同龢开缺之因,其源甚远。先日清之战时,该人即主开战。此战以来给中国酿成无数灾难。尔后,翁所主张诸政策多未允协,且于内部被视为骄恣专权之事亦不在少数。此等之事逐渐积累,遂演成今日之事。又,关于近来之事,德国亲王谒见皇帝之时,翁固拒绝皇帝与其行握手之礼。而皇帝则采用其它革新派之意见,与之行握手礼。于是翁对皇帝大放怨词。又其节飨宴之时大臣理应坐陪,翁氏亦不为之。诸事凡不和其意者,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此等之事逐渐积累,而成免黜之口实云云。


张荫桓又谈到了西太后权力增长、太后也有改革之意见以及皇帝倾向改革派等事。由其谈话来观察,皇帝亦感到近年事变连续发生,而知有采用改革主义之必要,同时也悟出如翁等之守旧派不足赖。加之此次接见德国亲王一事,皇帝与西太后皆体验到,诸事均为改革派意见恰当而守旧派意见迂愚。内有太后之诱掖,外有各种之攻击,皇帝遂决定罢免多年亲近之翁氏。


据李鸿章、张荫桓经常之所言,皇帝憾虽有改革之意但常为左右守旧派所制,想来翁氏一派围绕皇帝左右。张、李所言,绝不会错。今其首魁既失,皇上的宫中侍臣等也应起一大变化。皇帝已倾向改革,若太后能翼助之,将来之事有几分改观亦不可知。盖皇帝倾向改革,早从晓悉宫中事者处有所闻,以此而推之,翁氏等守旧派之败,只不过是遇到何样的时机,乃是早晚必然发生之事也。


太后原来即是喜欢革新派之人,故皇帝翻然归向革新之说,可使皇帝与太后之亲情更加密切,也增长太后权力之势。但若深溯其源,则不能不考虑恭亲王薨去的作用。亲王是帝室近亲中的一大势力,故可立于帝、后之间以保两者之平衡,一朝薨去之后,不得不发生偏重。此亦应是太后权力增加的原因之一。


然而各朝历来大臣中守旧派尚多,今日革新派之势力果有坚强之根底而无被推翻之患耶?否耶?张荫桓之说尚属疑问。但从总趋势上看,改革派迟早会取得胜利则是无疑问的,当然此为指今后的三五年、六七年而言。


又,李鸿章乃太后之人,故应有几分将来权力增长之倾向。近来太后频繁召见,亦可见其征兆。然该人为人所忌之事甚多,直入军机应当甚难。(40)


以上不厌其详地录下矢野公使的机密报告,正是企图详细分析日本政府对当时中国政情的一般看法。矢野公使认为翁同龢是守旧派的代表,这当然属日本方面的成见。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翁对日本的态度对抗多于妥协,日本对翁的印象也一直不好。就翁本人的政治取向而言,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革新的一面。就政策而言,他可以支持新政,但其思想的根基却是传统的。张荫桓虽是日本方面最信赖的大臣,但对矢野也没有完全露底。他只是提出了德国亲王的觐见礼节的问题,这在当时确实也是一件大事,光绪帝与翁为此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张不敢说出真相,即慈禧太后等人认为翁的权势太大,有意削之。慈禧太后有革新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维持自己的权力。如果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对她说来采取相反的政策也是轻松无碍的。矢野看出了中国的革新会遇到守旧派的强大阻力,但他还没有看出,守旧派的最有利的方式是用慈禧太后来压光绪帝。


此后中国政坛的人事变动,如王文韶、裕禄进入军机处、总理衙门,李鸿章、敬信退出总理衙门,礼部六堂官的变动,日本驻华公使馆无不尽快地报告外务省。


1898年6月底,日本政坛也发生了变动,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结束,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成立,大隈同时还兼任外务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早年学习过汉学与兰学,是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此时他以宪政党总裁的身份组阁,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政党内阁。他的外交取向是“英日同盟”与“支那保全”,使日本成为东方的领袖,以日本经验成为朝鲜与中国的榜样。由此,他更多地注意亚洲。由于他兼任首相、外相两职,故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法有着较多的关注。此时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回国述职,大隈不愿意这一重要岗位在这重要时段出现空缺,命正在日本的驻俄公使林权助(41)前往北京,担任代理驻华公使。


伊藤博文离任后,前往韩国和中国。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来看,伊藤此行并非正式担负着政府的使命,尽管他临行前觐见过日本天皇。对此,清朝驻日公使裕庚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还是很有意义的:


伊藤系游历,先自西京至高丽,再由津来京。闻七月半始过津。当经函达仲相(荣禄)转署。此次系出无聊,回同退者来家扰,藉少避。又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是其故技,非大举动。(42)


但是,对于伊藤这样的大政治家来说,是否仅为个人身份还是政府角色,其实并不重要。他认为最重要的事,即便他不在台上,也完全能够做到。伊藤的访问恰值戊戌维新处于高潮期。清朝举国上下对他的这次来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而他正在北京之时,发生了戊戌政变,局势急转直下。(43)外务省档案中也有相当详细的记录。但有关此次伊藤访问,中日研究论文已基本完善。本文对此不再多加述论,仅将我们认为较有价值的档案录于注释中,供相关的研究者参考。(44)


本文作者认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对华外交是这样一个复杂体:一方面注重的是清朝内部权力的变化,以寻找机会与目标,在国际帝国主义大背景下为自己谋取和扩大在华利益。他们的眼光主要集中在张荫桓、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人物身上,同时也拉拢京官中愿意联日的人员。这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也是对清修好、对俄争夺的外交政策使然。可以说这是相当功利主义的。另一方面,他们对清朝内部正在进行的改革充满着同情,每一份报告中都有明显的倾向性。这是基于他们本国维新经验而产生的出乎自然的情感。而这方面又有理想主义的味道。但在后一方面,他们说得很少,做得更少。就本文作者所见,只看见日本政府同意接纳中国留学生,并在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过程中,对清方的要求尽可能予以协助。这也是他们的外交理念之使然。简言之,此一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首先考虑的是日本利益,即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并尽可能地与中国修好,以在与俄争夺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其次,在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丝毫无碍的情况下,也愿意对中国的维新予以援手。


然而,到了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的做法又有了很大的改变。



三、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1898年9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了城内的西苑,同日,光绪帝也从宫中养心殿移住西苑瀛台。慈禧太后的这一行动,是针对第二天进行的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以防其做出留下伊藤的举动。20日(初五日)中午,光绪帝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代理公使林权助等也随同参加了接见。21日(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第三次训政。


最初的反应与大隈重信的态度

应当说,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一突发的举动,林权助与伊藤博文事先并没有任何觉察。21日上午9时,林权助发给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电报,仅报告了光绪帝接见的内容。(45)22日(初七日),林权助连向大隈发去两电:


当前,清国的诸改革引起了重大的政治反动。本公使据可靠方面的消息,皇太后陛下发布了再度亲裁政务的上谕。张荫桓之宅昨日被军队包围一事,即由于上述皇太后上谕的缘故。包围张宅的目的是为了捉拿可能居住于此的康有为,但康有为已于前日离开北京,并不住在该邸。于是捉拿其它应捕之人数名而去。今后的事态如何变化则很难预料。(46)


据传闻,皇太后发布与皇帝共裁国务上谕一事,全由满洲大臣相约上奏于皇太后之前所致,奏请皇太后亲执政权,对过激之改革派实行镇压。皇帝陛下最近数月间已成改革运动之中心,经如此之变故,其权势应有所削减。(47)


大隈重信收到电报后,立即作出了反应,而这一反应首先表现为军事部署。23日(八月初八日),他发电给驻上海代理领事诸井六郎、驻天津领事郑永昌:


根据驻清临时代理公使的报告,北京发生了针对近来中国改良运动的一系列的政治反攻。宣布慈禧太后将与皇帝共同听政的诏书已经发出,数名显为激进的改良党成员已经被捕。高雄舰、大岛舰的舰长由此奉命与你们一起观察近日的事态发展。你们将向他们提供所需的帮助,并用电报汇报你们所观察到任何事态的变化。(48)


电报中的“高雄舰”正在上海,“大岛舰”正在天津大沽。在同一天,林权助再向大隈发电:


主张改革的梁启超因怕可能随时被捕而来到本馆,寻求保护。他住了一晚上。由于害怕清国会产生怀疑,我劝他在逮捕他的命令下达前离开北京。他剪掉了辫子,穿上欧式服装,于昨天离开北京。他尚未受到任何指控,而我允许他在本馆住一晚上也不至于给清国政府留下任何罪名。如果他在路上还没有被捕的话,几天后,他将乘玄海丸从天津赴日本。电汇电信费2000日元,我还恳求你再寄上1000日元作为津贴费或机动费。伊藤侯爵现是我的住客。当前的这种政治局势迫使我要求这么做。(49)


大隈收到此电后,于24日(初九日)发电给北京林权助:


作为你的第169、170、171号电报的反应,在上海的高雄号舰长和在天津的大岛号舰长已经奉命观察事态的发展,并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协助你和上述口岸的领事采取行动。你应尽一切可能查明并用电报报告事态的进展以及各列强公使的态度。电信费1000日元和机密费1000日元将电汇去。(50)


在这封电报中,大隈开始注意到列强对此事件的反应。也就在同一天,大隈还发电至圣彼得堡、伦敦:


彼得堡 林权助 根据驻清临时代理公使的报告,北京发生了针对近来中国改良运动的一系列的政治反攻。宣布慈禧太后将与皇帝共同听政的诏书已经发出,数名激进的改良党成员已经被捕。据报告,满洲大臣们联合起来,请慈禧太后重掌政权,并镇压了改良党。最近几个月来,皇帝是改良运动的中心,而他的权力已因这一变化受到限制。将此情况通报给你,并转发给驻法公使、驻德公使。(51)


在给伦敦加藤高明公使的电报中,除了重复上述内容外,还加了一句:


此种反攻的活动看起来不像是某一大国或几个大国的影响所致。我要求你尽快利用恰当的机会,探明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52)


在这两封电报中,大隈的政治倾向十分明显,即反对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大隈此时关心列强的态度,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准备进行更大的动作。然列强对此不打算采取行动的态度,也给了日本更大的行动空间。(53)


援救张荫桓

还没有等到大隈开始正式行动,北京的林权助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已经开始了援救张荫桓的行动。日本政府援救张荫桓一事,王树槐先生1965年著作已是相当完备,此处根据档案再做补充。


据林权助事后的报告,在政变的当天,即9月21日(八月初六日)下午,他已经感到形势的变化,听说张荫桓家被军队包围,即派翻译郑永邦去张荫桓家求见,但张称病而未见。此举引起了林权助的警惕,在第二天给大隈的电报中提及。23日,庆亲王奕劻举行宴会,招待来访的伊藤博文,全体总理衙门大臣出席,张荫桓也出席了。然到了24日(初九日),林权助听说了张被捕,并得知庆亲王奕劻请假五日。当晚,伊藤博文和林权助出席了李鸿章举行的宴会,听到李鸿章对张荫桓多有詈骂,林权助认为,此次张荫桓的倒台,与李有关。(54)林权助的判断当属有误,张荫桓的倒台并非由于李鸿章攻击,而因为他是光绪帝最亲近的大臣。慈禧太后之所以要放逐翁同龢,驱走康有为,就是认为他们深得光绪帝的信任。此次,慈禧太后重执政柄,第一要除掉的就是康有为,其次是张荫桓。这与李、张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关系。王树槐先生1965年著作对此有着极为深入的分析。9月25日(初十日)上午,林权助给大隈发电:


张荫桓本日送交刑部,据传言,在康有为的文件之中,发现张氏给康的书信。可以肯定张氏若不受惩罚,也将被罢免,至此次事件平息为止,不能处理任何事务。然除有数名被捕者之外,还未有发生重大事件的征兆。王、大臣今晚应下官宴会来访,彼时尚可探闻。(55)


当天晚上,林权助为伊藤博文访华举行答谢宴会,李鸿章及总理衙门两位大臣和总税务司赫德出席。晚上10点,英国公使派秘书来,林权助与之即在另一房间相谈。据称张荫桓可能被处死刑,英国公使请借助伊藤博文之力相救。林权助与英国公使馆秘书相谈时,李鸿章及其他清朝官员已离去。林即与伊藤相商,两人皆认为若要救张荫桓论地位非李鸿章莫属。11时,林权助亲赴李鸿章寓所,施加压力。事后林权助听说,当他与李鸿章交谈时,英国公使亦派其秘书来李寓,当时正在别的房间等候。(56)


日本与英国的政治压力果然奏效。第二天下达的谕旨称:“张荫桓屡经被参,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著刑部暂行看管,听候谕旨。”(57)这实际上是将张荫桓与康广仁、谭嗣同等人之案分离,另案处理,其罪名也只是“声名甚劣”。然而,林权助一时可能还没得到准确的消息,当晚给大隈的电报只是说明其营救的行动。(58)到了28日(十三日)上午,林权助给大隈的电报明确报告:“张荫桓将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理。”(59)看来,清政府内部有人向他透了风。也就在这一天,清廷发布上谕:


康有为心存叵测,广结党羽,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康广仁、杨深秀等与之同谋。谭嗣同等于召见时,语多挟制,同恶相济,均属罪无可逭。除张荫桓尚非康党,著暂行看管,听候谕旨;徐致靖著斩监候待质外,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派刚毅监视行刑。并著步军统领崇礼等多派弁兵弹压。


此即未经审判即立即处死“六君子”的上谕。根据清代的法律制度,所有重案判罪者,须经刑部审理,三法司议结,最后由皇帝勾决。这一制度连施刑最为峻烈的雍正帝都严格遵守。而康广仁、谭嗣同等人已在刑部大牢,等待审判。(60)张之洞、奕劻等人也准备援救其中的杨锐、刘光第。(61)清廷发布此杀人上谕的直接原因是国子监司业贻谷的奏折。该折称:“乱党善假外势,法缓难惩,请即迅速定罪,以伸国法而杜干预”,意为外国干涉将使清朝无法审判此时已在押的康广仁等人,其中提到“张荫桓与各国勾结,为日最久”。(62)在此之前,兵科给事中高燮曾、御史黄桂鋆也上过奏折,要求预防外国对此次审判的干涉。(63)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的关于张荫桓一案的施压,引起了清政府的另一类反弹。张荫桓是慈禧太后最恨的人之一,此次将其抓起来也有可能判重罪。由于日本明确表示反对死刑,其审判之事只能不了了之。同时,清政府也从日本的反应中认定,维新派确与日本有“勾结”。若不是日本的强烈反应,按照清朝的法律进行审判,张荫桓未必处以死刑,杨锐、刘光第很可能得以援救。(64)9月29日(八月十四日),清廷以“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为罪名,将张荫桓“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65)两年后,正值义和团的高潮期,根据慈禧太后密令,张荫桓被杀于新疆。


对于林权助的这一行动,大隈重信明确地表示支持。9月27日(八月十二日),他致电林权助:


关于你的第175号电报,如果你不认为在此关键时刻不太合适的话,你应向总理衙门就下列方面提出朋友式的劝告:对于目前的危机,清国政府不仅应抑制那些你所报告的过分举动,而且应当全面地实行温和政策。你若提出上述劝告,可以是单独地,也可以参加其它外交代表希望你加入的共同行动。(66)


大隈重信在此要求林权助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9月29日,林权助得知康广仁等六人被处死后,发电大隈:“我听说六名被捕者被处死。”(67)大隈立即复电:“请电告你177号电报提及的六名监禁者的名字。”(68)10月1日(八月十六日),林权助为北京外国人被袭事件(后将详述)与总理衙门交涉时,正式提出了“忠告”:清朝政府“在政变问题上不能再采取更加过激的措施”。当林权助为确认其言是否为清朝政府认可时,向总理衙门大臣问道,他是否可以向本国政府报告“危机已经解除”,总理衙门的答复是“可以”。(69)


援救梁启超

就在援救张荫桓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梁启超也施以援手。对于此事已有诸多研究,其中以王树槐先生1965年著作和彭泽周先生1995年论文最为详细。本文作者根据有关档案再作以下补充。


据林权助事后的报告,9月21日(八月初六日)下午,即政变的当天,梁启超来到日本公使馆,要求保护,称言:“清政府已断然镇压改革派,与康有为一起从事改革之人,均不能免遭逮捕和刑戮,若我公使馆能保护其安全,实乃再生之德。”当晚林权助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留梁启超在公使馆住了一夜。林权助在报告中称,由于当时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梁启超视为政治犯,收留梁也“不会落包庇犯人之名,无失礼于友邦而破坏与邻邦友谊之嫌”,但他考虑到日本与清政府的关系,梁启超在公使馆不能久留。于是在第二天,林权助令梁启超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由随同伊藤博文来京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伴随,于下午3时乘火车前往天津。伊藤博文的随员大冈育造将于27日(十二日)在天津大沽搭乘玄海丸回日本,林权助安排梁启超随之前往日本。(70)


梁启超到达天津后,正值天津奉令捉拿康有为,风声甚紧。天津领事郑永昌命梁启超住在领事馆内。25日(初十日)夜,郑伴随梁由紫竹林搭乘一艘中国船前往大沽。然在路上梁启超遇到了很大的风险,相关文献如下。


日本领事郑永昌的报告称:


本月25日,下官与另外两名日本人伴同梁启超,四人均换上猎装,于晚上9时左右从紫竹林悄悄地登上一艘中国船出发。不幸北洋大臣的小蒸汽快船快马号随后跟踪而来。是夜凌晨2时左右终于在新河附近被追上。快马号上乘坐清国的警部、持枪的士兵和其它二十多名中国人。他们声称下官之船中潜藏着清国罪犯康有为。下官再三辩解,拒绝搜查,但他们置之不理,强施暴力,用绳索将下官之船缠上,强行向天津方向拖去,大约逆行两町余(一町约合109米)。因下官斥其非法行为,双方展开辩论,约经过两个多小时,终于达成协议。清国警部及持枪士兵,以警护为由,转乘下官之船,一同下塘沽,至塘沽再作解决。而快马号则为向天津报告,撇下本官之船,先向塘沽急驶而去。翌日清晨7时,下官之船快到塘沽从帝国军舰大岛号旁边经过时,下官便挥舞帽子,求其出迎。军舰上的人遂将舰载快艇放下,准备迎接我们。清国警部与士兵见此情形便打算各自逃走。此时下官要求警部即按双方在新河附近的协议来展开充分的讨论,但警部回答称:已无谈判之必要。随即匆匆登上另一条船,仓皇离去。因此,下官不得已转乘到大岛舰的快艇上,与同行三人一同登上大岛舰上稍事休息。我们将梁启超留置在舰上,便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同去塘沽车站。此时,可能是得到快马号急报的缘故,直隶总督荣禄为捕获要犯,特派武毅军提督聂士成、亲兵总教习王得胜、天津县知县吕宗祥等三人率持枪士兵三十余名,于上午9时半即来到车站。岂料彼听到的是康有为已逃上大岛舰的消息,聂士成大失所望,不禁勃然大怒,执意主张去大岛舰上将要犯抓回。但王、吕二人则忠告聂士成不可如此,于是打消了抓人的念头。本官于下午3时与聂、王、吕同乘火车返回天津,回到领事馆后,立即另写函,照会海关道诘问为何清国官吏对日本领事采取此种无礼的举动,并要求对此事作出相当的处理,但海关道迄今仍未有任何答复。其后,清国搜捕犯人,日益严密,目前将梁启超转移到商船,极为危险,所以仍然将其留置在舰上。


9月26日,直隶总督更派招商局总办黄建筦,会同新建陆军参谋长、雇佣武官白耳义人某来到大岛舰,要求引渡要犯,舰长回答说舰内没有其欲逮捕的犯人。他们立即离舰而去。(71)


郑永昌的报告,在清方档案中可以得到完全的证实。此时直隶总督荣禄奉召入京,由候补侍郎袁世凯暂时护理直督。26日(十一日),总理衙门收到袁世凯的两份电报:


昨晚有线人报称康有为同日本领事等两日人,乘华帆船赴塘沽,当经荣相派弁乘小轮追踪蹑及。该日员坚不肯交。顷据报称,已于本日八点钟登日兵轮。照条约碍难强拿。除派黄道建筦迅赴塘沽设法索缉,并电饬史总兵济源就近赴船索缉外,请速由大署酌量照会驻京日使,电饬该领事,顾全邦交,立即交解。再查国政案犯各国向不肯交,或藉词债务照索,冀可通融。统乞钧裁。袁世凯叩。


顷追弁刘国梁回述日员伴送华人情形。该华人年约在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昨据上海蔡电禀报,康犯已为英船载赴香港。未知孰是。仍督饬员弁严密查缉。凯叩。真。(72)


自清廷下令缉拿康有为,紫竹林是荣禄布防的重点。(73)郑永昌等人从紫竹林搭船,很快就被发现。郑报告中的“警部”为清弁刘国梁,聂士成可能是大沽镇总兵史济源所误。袁世凯知“国政犯”按国际法不能引渡,故向总理衙门建议,以“债务照索”向日本驻京公使要求引渡。27日(十二日),总理衙门又收到袁世凯发来两电,要求转给荣禄:


专送荣中堂钧鉴。昨派陆军教习洋员魏贝尔复赴塘沽登倭兵船,查探康犯,设法商索。顷据该洋教习回称,倭船主坚不肯认,佯不知康犯。经在岸访查,均谓实有华人一名,年纪甚轻,已剃发改装。至究系何人,无由确查等语。世凯叩。文。


专送荣中堂钧鉴。顷据黄道、史镇禀称,职道三点半钟到塘沽,会同史镇往日本兵船查询康有为之事。适日本领事郑永昌已回津,当见该兵轮船主亚拉卡,将情节照达。据云,实不识此人,亦不知此事等语。职镇等再三询及,亦系此言。惟奉兵船西例不能盘查云。凯。文。(74)


“陆军教习洋员魏贝尔”即郑永昌报告中的“白耳义人某”。所有情节都已一一对应。直到此时,天津方面已认定登上日本军舰者非为康有为,但不能确定究竟是谁。


与此同时,清政府亦在缉拿梁启超,因在北京遍搜未获,认为梁已潜往上海,于是于24日(初九日)电旨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在上海缉捕。(75)25日,上海道蔡钧遵命搜梁在上海的寓所,未获,仅捕其司事张其时。由此得知梁未返沪,其父其弟已在23日得到消息后乘船去粤。蔡钧即电奏朝廷。(76)26日,蔡钧又听说梁尚未离京,要求证实;刘坤一要求北京、广东进行协捕。(77)到了30日(十五日),袁世凯电总理衙门,称登上日本军舰者可能是梁启超。(78)10月1日(十六日),军机处电寄两广总督谭钟麟旨:“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已革举人梁启超情罪重大,现饬革职拿办。所有该革员等原籍财产,着谭钟麟督饬该地方官迅速严密查抄。该家属例应缘坐,一并查拿到案。一面根究康有为、梁启超下落,一面悬赏购缉,克日电奏。”(79)


由于清朝方面的反应,原定27日梁启超搭乘玄海丸赴日的计划已不可行。10月2日(十七日),林权助致电大隈重信:


有两位政治人物梁启超与王照登上了大岛舰。在中国水域换乘商船已无可能,且有必要保守机密。为此,希望准许大岛舰返回日本,并相应派出另一艘军舰尽快赶至天津。(80)


3日(十八日),日本海军大臣发布通令:“训令大岛军舰舰长,着大岛舰载上搭乘者立即返舰吴军港。”大隈同日将此情通知了林权助。同时,为了替代大岛舰,日本另派常备舰队军舰须磨号急驶大沽。(81)然正在此时,英、德、俄三国派兵进入北京(后将详述),根据这一情况,林权助要求大岛舰推迟离港,以等待须磨舰的到来,并用电报向大隈报告。(82)10月12日(八月二十七日),大岛舰从天津驶往日本西南的军港吴,(83)梁启超由此得以安全脱逃。


同意康有为赴日本

康有为是慈禧太后最为痛恨之人。戊戌政变前,她迫光绪帝将之逐出北京。而政变后,她第一个想抓的就是康。在京未获,捕弁追至天津。又电令直隶总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全力缉拿。然而,时机却一一错过。有关康有为流亡日本的相关研究已经很多,此处结合事件的经过,主要是补充清朝追捕康有为和日本在香港与康有为联络的情况,并发表相关的档案。为了行文方便,有些档案录在注释之中。


康有为于1898年9月20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离开北京赴天津,次日戊戌政变发生。


康有为21日(初六日)晚在塘沽搭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重庆号前往上海。慈禧太后于21日下令捉拿康有为,当日追弁到达天津。直隶总督荣禄奉旨先在紫竹林等处搜捕,当晚派弁前往大沽、塘沽。虽未拿获,但已得到康有为行踪的确切消息。(84)


当康有为乘重庆号南下时,上海已经铺开了一张大网。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密令上海道蔡钧“逐船搜查必获”。(85)而蔡钧更是多有准备,许以重赏,密购康有为照片,在吴淞竟夜等候。到达上海的黄浦、顺和、开平、新济四轮先后被搜。而新济号司事告,康有为原搭该轮,后改搭重庆号。对于这些工作,蔡钧是一日数电向总理衙门报告。(86)然而,蔡钧过分积极的行动,引起了英国驻上海领事的警觉。英国由此开始了行动。


9月24日(初八日),当重庆号到达吴淞口外时,英国领事拦船首登。他们找到了康有为,并将之转移到英国军舰埃斯克号(Esk)。而重庆号到达码头后,蔡钧搜捕落空。蔡钧完全知道,英人已提前下手,然对此他只是表示了十分轻弱的不满。(87)


上海道蔡钧向来是一个贪功争耀的能吏,做事十分张扬且细致无漏。可以说,他若不是如此大的动作,只是静静等候重庆号的到达,那么英方必不知其底里,康有为的命运很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离开日本驻上海代理领事诸井六郎的视野。9月25日,诸井六郎向大隈重信发去电报:


被控谋杀清国皇帝的康有为,从天津乘船昨日抵达吴淞。他很快被转移到专门为此而来的英国军舰埃斯克号上。康很安全。(88)


由于电报上无法详细说明,诸井六郎当日给外务次官的机密报告中,非常具体地说明了此事的经过:


康有为从天津乘船逃往本地的飞报传来之后,因此事与本地直接相关,上下更为耸动。道台悬赏两千两作为捕获康有为的奖励,但毫不懈怠的万般布置也未能奏效。康搭乘英国太古公司重庆号之事,由昨日(23日)来港的新济号(该船属清国招商局,康有为在天津曾搭乘了一下此船,随即离去,后改乘重庆号)司务对道台答询以及同日下午收到的天津来电而得以确认。于是,道台照会本地英国领事,要求其答应在船上逮捕康有为。该照会书被退回,要求即成泡影。道台不得已从24日早晨起督率众多捕吏兵卒,于本港码头严密警戒,一味等待天津的来船,搜查一二轮船而未获。此因停泊本港的英国军舰埃斯克号,预先得知康有为将乘重庆号抵达的消息,天未明即悄悄从本港出发,到吴淞口外等候。至当日下午,果然看见重庆号向吴淞口开来,埃斯克号立即派出一只小蒸汽船逆流开向重庆号,而不顾重庆号是否拒绝。两名下士官飞跃而登重庆号,先持照片向该船司务询问康有为之所在。两人先在三号房与康会面,依照英国领事之命告之其将被捕。由于语言不通,遂将康带至大餐间,通过翻译,康才领会其意思。于是匆匆收拾行李,英国士官的引导下,与其他三名像是康党的广东人乘小蒸汽船转到埃斯克号上。以上事实,皆据重庆号到达本港太古码头后捕吏搜查时该船司务所言。船内只留下康有为的一个坐垫和一个提篮。搜查未有结果,道台、知县等空手而返。


诸井的报告还称:“尔后埃斯克号之身影从本港消失。驶往何地尚属疑问。称其驶往香港的说法,还不能完全证实。”(89)对照英国方面的记录,可以说,诸井六郎的情报相当准确,这反映出日本外交官的情报意识和政治反应能力,同时也可看出蔡钧举动的风声张扬。


9月27日(八月十一日)上午,康有为搭乘英国轮船巴拉勒特号(Bollarat),在英舰巴那文契号(Bonaventure)的护卫下,前往香港。对此,上海道蔡钧只能请求由两广总督在香港“密缉”。(90)诸井六郎在当日的机密报告中称:英国军舰埃斯克号已经返回本港。听说康有为乘坐英国轮船在英国军舰的护卫下前往香港。他虽然还没有证实该消息,但表示一旦证实立即上报。(91)第二天,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立即发电,向大隈重信报告。(92)


9月29日(八月十四日),康有为到达香港。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于次日发电东京,报告了这一消息,并称:“(康)现在住在中环警察署,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93)上野季三郎事后向大隈重信发出的机密信中称:康有为于29日晚上11点到达时,水上警察即派小汽船,将康护送到警察总署,为了防止刺客,实行了严密的戒备。第二天,9月30日(十五日),康有为派其心腹弟子来到日本领事馆,表示希望会见日本领事。上野领事于下午3时半以个人名义拜访时,因警察署长不在而未能会面(根据当时的规定,警察署长不在时任何人不可会见康)。上野打听到,在此之前,康已与德、法等国领事有过接触。上野领事又称:


然而,当日康有为派其心腹高足王觉任、何树龄二人来到本馆,秘密托会下官将甲号电报与另函信件转达交给矢野公使。下官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首先将给阁下的电信发出。在给信件加封时,考虑到转给矢野公使的手续太繁杂,而且他们还托会卑职将乙号抄件的电文发给横滨大同学校的徐勤(康有为的门生),所以,下官决定以信件发送。据康有为的弟子谈,康到达香港的次日,即希望见到卑职,从而决定托会上述事情。正如给矢野公使的电报和信中所陈,康工部从北京出发前,曾亲奉皇帝之密诏。康氏也向弟子表达过无论如何也要到本邦接受帝国政府保护的愿望。


然而,对于康有为要求去日本的愿望,上野领事认为,康曾受英国保护之大恩,此时遽然前往日本,会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大伤英国的感情。这不仅对康不利,而且将牵涉到日英两国关系。上野还认为,康有为也已意识到其中的关系。


上野季三郎报告中提到的甲号电报,其原文是:“日本驻支那钦差矢野公使文雄: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有为。”该电于10月1日(八月十六日)由上野季三郎发给大隈重信。(94)上野报告提到的乙号电文,其原文是:“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徐勤:欲东来,告大隈,若见容,乞电复,并赐保护。若。”这两件都是康有为的亲笔。(95)大隈重信得到上野季三郎的电报后,于10月4日(十九日)复电:“通知康,矢野来电,用电报难以全面答复,但将立即写信。”(96)大隈的电报虽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明确说明日本政府将会与康有为直接打交道,其倾向性是同意康有为赴日本的。


康有为在中环警署住了没有多久。由加藤公司的买办何东接至其家中。港英当局也未再加以特别的保护。康有为为防刺客,蛰居不出,暗中派其弟子去日本领事馆,反复表示了要与上野会面的愿望。10月7日(二十一日)下午,上野季三郎访问了康有为,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康有为称,他刚得到矢野公使的消息,颇为失望,决意直接去英国,但仍存前往日本之念。“康有为表示,在前往英、美途中,无论如何也要顺便前往本邦,将清国皇帝的密旨交给我国政府之当政者,对此,我国政府能否给予相当的保护?他要了解我政府的意向。”以今天的史学研究来看,康有为所持的密诏,皆是其自行的伪造。但康对上野说:


此次北京政变,与其说是守旧、改革两党之争,毋宁说中日、英党与俄党之争,若此际不谋使皇帝复权而制俄党,则不唯皇帝有被弑之祸,则无疑是悉举清国委之俄国矣。帮请日、英两国合援,用日、英之力以拯皇帝之难,而保清国安宁与自立。


康有为的这一说辞,很合当时日本外交人士之心。尽管康有为的自我想像的“以夷制夷”的谋略,实属外交上的无知与幼稚,是不可能最后得以实现的。根据康有为的说辞,使上野认为康有为果真奉有密诏出外求援:“清国皇帝之密诏,与康有为日、英国之行之目的,也不外乎此。故不可谓不善。”(97)他于8日(二十三日)发电给大隈重信:


康有为有意于赴美国、英国途中访问日本,让我询问此行能否期盼得到你的保护?(98)


大隈重信收到电报后,于9日(二十四日)复电:


通知康,他将在日本受到适当的保护。(99)


据上野领事的报告,康有为得到消息后,“大为感动”,决计前往日本。至于康有为去日本,会不会影响日英关系,这是日本方面所担心的问题。上野季三郎报告称:


康有为来日本,是否有伤害英国感情之虞,此时从康氏的角度来说,若违英国之厚意,亦甚为失策。卑职曾忠告其对此加以注意。但当初香港代理总督来访时,曾询问康有为今后的行动计划,康有为对此答道:希望先去日本,然后由日本前往英国。代理总督对此并无异议。由此可见,康去日本应万无有损英国感情之悬念。


上野季三郎的报告还称,看来康有为最后去日本时,大概带弟子一名及数名同伴前往。其出发日期一旦确定,将以电报向东京报告。(100)


康有为最后赴日的时间是10月19日(九月初五日)晚上乘日本邮船河内号赴神户,同行者有三名弟子和一名随从。上野季三郎于20日发电大隈重信,告知此消息。(101)同日他寄给大隈机密信中,提到了其特殊的护送方法:其一是委托日本邮船香港支店长三原繁吉,拒绝一切中国人搭乘此船,以防刺客混入;其二是河内号开离码头后,在港口的出口处停泊,让康有为上船。港英当局为此也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派出数名便衣,以加强路途上的巡查警戒;二是由水上警察派小汽艇将康有为直接送到河内号上。至于日本方面最关心的日英关系,上野在报告中称:


出发前,康有为向总督府告知其往,取得了他们的承诺。代理总督回答说,香港毗邻广东,中国人进出频繁,当局对防范刺客而颇感不安,在此情况下,康有为此时来我国,是他最赞成之事。他又谈到清国的和平必须依赖日、英、美三国的合作,康有为若到日本和美国,亲自将清国的情况加以介绍,是为上策。等等。据称康有为离港一事,与本地总督府的关系处理圆满,并无丝毫伤感情之事。这对康是一件极有利之事。


此次康有为去日本,上野季三郎为其资助了350美元,以充路费。(102)10月25日,河内号到达神户。兵库县知事大森发电大隈重信:“康有为一行共七名中国人、两名日本人安全地从河内号上陆,乘方才6时的火车前往东京。”(103)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同意康有为赴日,多少由于不明康有为的政治地位及其宣称的手中密诏,有点放大了康有为的政治影响力。从档案中看,上野季三郎领事最关心的是康赴日后,是否会影响日英关系。而大隈重信也未对康有为有太多的许诺,只是同意经由日本前往美、英,对其在日本期间提供保护。而到了后来,日本的对华政策稍变,康有为就不再是受欢迎的人了。


参加各国派兵北京的行动

9月30日,正值中国阴历的中秋节,北京街市上游人甚多,不少人也喝醉了。一些外国人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城南的马家堡车站,然后乘马车入城。路过前门外的繁华市面天桥时,人群中发生了骚乱。事态很快从口角恶声相加发展到瓦砾石块相掷,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外国人受伤,其中有两名日本人。(104)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然而,此时正恰戊戌政变后不久,清朝未来的政治走向很不明朗。在京的各国公使于10月1日(八月十六日)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会上,英国等国公使表示了激烈的态度。会上决定,共同以强硬的姿态与清朝总理衙门谈判。英国、德国公使还发电其在华的海军司令,调动军舰,准备驶入天津的海河。根据这次会议,在京各国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葛络干(B.J.de Cologan)当日照会总理衙门:


为照会事。照得本领衔大臣因各国大臣会议,应知照贵王、大臣。昨日午刻,叠出滋闹、攻伤洋人之事。此端最为不善。本大臣心甚悒郁,兹勿庸陈说详细。仅可提及者,美国公馆之员其父向受重伤。英国公馆一人并女眷一人,法国一人,东洋二人由铁路回京时,均被辱骂,身受掷石。当时即请地面官厅保护,伊等推辞不理。讵义国(意大利)署钦差萨侯爵内眷由北堂乘轿前往西堂途中,被不法之徒欺侮辱詈。各国大臣嘱本大臣代达贵王、大臣此等事实不可容。贵署如以愚民之端为辞,本大臣谅此言并不减此端重大关系也。且匪徒滋端于洋人,本大臣等知系外人扬言意欲滋闹已有数日,本大臣代各国大臣请总署决勿稽延一秒之时,立即设法严加保护各国公馆所属之人,以便此等官员及驻扎北京各国洋人听其往来无碍。各国钦差仍请急速照复勿辞,并将所立保护之法、免虞之备,说细照复本大臣等,以便斟酌查核。此事与中国关系最重,本大臣务请贵王、大臣认真速为办理可也。(105)


这是一份措辞相当严厉的照会。比较以往的惯例,如此措辞,必将会有行动。总理衙门在接到该照会之前,已经奉到谕旨。9月30日的骚乱,已由给事中张仲炘当夜上奏。10月1日早朝,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有人奏,前门天桥一带,十五日午后有外国人数起,乘坐车轿入城,无知之徒聚众哄逐,情形颇重等语。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迅速查明妥办。”(106)可以说,总理衙门遇到内外两重的巨大压力。


日本方面此时虽并不认为骚乱事件是今后中国人反抗外人暴乱的前兆,但认为此时应做出迅速反应。代理公使林权助没有附和英国等国的派兵北京的决策,而是在10月1日下午前往总理衙门施加压力。总理衙门大臣对其表示,对于维护安宁防止骚乱之事将予以充分注意。(107)第二天(2日),总理衙门正式照会林权助,说明此事的处理:


昨日贵署大臣来署面称,由天津回京路过天桥,跟随学生二人被人掷石打伤等语。本大臣深为惋惜。查同时被殴有英美两国之士,业经知照步军统领衙门,现已拿获七人,自当从严惩办,以儆效尤。相应函复贵大臣查照可也。(108)


然林权助对于这一答复并不满意,复照中提到了日本将有可能采取新的行动。(109)


真正让清政府感到巨大压力的不是公使团的照会,也不是林权助的劝告,而是英国等国的军队正在进入北京。10月3日(八月十八日),总理衙门一下子收到护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六封电报:


昨夜有英兵四十八名来津,将分赴北京。传闻俄人亦将调兵数十名赴京。护直督袁世凯叩。巧。


昨据大沽报称英兵船一艘来泊口外。顷又报俄一兵船来同泊。凯叩。巧。


英兵带领炮位两尊,已饬铁路局不准该兵登车,并即饬关道见英领事诘问阻止。乞即照会英使诘阻。英兵数十人虽无多,然调兵入京,颇有关系,亟须防范。是否有当,乞核示。凯叩。巧。


顷据关道禀称,闻英员云,前日有英府人行至前门,被人群殴,曾赴总署理论未结。故各国商定,均调兵保护,恐难阻止等语。又据探报,英兵拟拨一半,二十四名赴京,俄日内亦来马兵三十名,德、法、倭均先后有兵来云。凯暂权地方,必应竭力设法阻止,又札关道照会英领事诘阻。惟各国议定调兵,自非口舌所能争。倘终不能阻,应如办理。乞即训示。凯叩。巧。


各国官民在华保护之责,即在华。倘准英兵赴京,各国必将效尤,将由少加多,后患何堪设想。此例断不可开。已饬铁路局,一兵一枪亦不准载,倘其强行登车,即将车停驶。并派关道以凯谕告英领事,在京英官民应由我政府保护,断不准英兵赴京自卫,至失我应有之权。况都下现甚安静,如英调兵到京,必滋谣疑,恐激生事,所损尤多。本大臣断不放尔等过津等语。姑看其如何回答举动,再请示办理。凯叩。巧。


顷据海关李道回禀,已晤英领事,再三商阻。该领事允,电请京英使示,再定该兵赴京,今日暂不往云。大署已否诘阻?祈速示。凯叩。巧。(110)


袁世凯的电报说明了他虽然已做了一些努力以阻止英国的进兵,但他实无能力制止英国的进兵,对此他要求总理衙门进行交涉。这是将责任上交的做法。对于英国等国的这一行动,在北京的林权助与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郑永昌也有非常准确的情报,并分别向大隈重信报告。前因林权助的请求,正在天津的大岛舰准备带梁启超等人去日本,此时林权助与郑永昌都要求再派出军舰来替代。(111)


尽管根据清朝以往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各国派兵进驻北京并无条约依据,尽管袁世凯也在电报中强调了维持治安是本国政府的责任,但是,在那个时代,清朝根本无法与列强对抗,无论在胶州湾、大连、广州湾,还是此次的北京;更何况戊戌政变刚刚发生,慈禧太后还不清楚各国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在避免军事对抗的前提下,惟一的办法是劝说。10月4日(八月十九日),清政府下达了三条谕旨:


交步军统领衙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


京城地面,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日前竟有乘外国人车轿进城,聚众滋闹之事。著步军统领、左右翼总兵拣派参、游一员,率领弁兵百余名,于马家堡铁路车站并永定门内外、天桥一带地方分段巡逻,认真弹压保护。其九城内外官厅、堆拨,遇有洋人经过,一体妥为巡抚,毋得稍有疏虞。


交五城御史,军机大臣面奉谕旨:


京城地面,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日前竟有乘外国人车轿进城,聚众滋闹之事。殊属不成事体。著五城御史督饬练勇局员弁带领练丁,各按所管地段,认真稽查弹压保护,毋得稍涉疏懈。


交顺天府,军机大臣面奉谕旨:


前门外石路自天桥以南直抵永定门,年久未修,以致石块破碎,高下崎岖,车辆艰于行走。胡燏棻现在督办永定门外铁路工程,著将此段石路一并择要修理整齐,应用款项即著归入铁路项下报销。该部知道。(112)


前两项针对驻京公使团照会的要求,后一项是为了改善从马家堡车站进城的交通条件,以防止以后再发生此类事件。这一天,总理衙门照会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照称:昨日午刻叠出滋闹……等因。本衙门查是日贵大臣照会未到以前,业经钦奉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迅速查明妥办等因,钦此。”是以本衙门当即咨行步军统领衙门,迅速缉拿滋闹匪徒,从严惩办,并另行设法保护,勿任再滋事端。现经该衙门将拿获匪徒惩责,并从重枷号示众;又多派得力弁兵分段巡查,加意弹压保护,不至再出事端。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


与此同时,总理衙门还发出一信:


径启者。本月十五日,天桥抛掷砖瓦一事,本衙门业已转饬拿犯严惩,并即妥筹切实保护之法,以免后患。现闻各国驻京大臣内有拟派兵自卫之说。如果确实转恐民情惊疑,别生枝节。总之,此事中国必当自立保护之权,立筹办法,决不轻忽。相应亟请贵大臣转达致各国大臣电止弁兵,勿庸来京,是为至要。(113)


就在总理衙门与在京公使进行交涉之时,天津袁世凯又发来了给荣禄和总理衙门的五份急电,天津的情况已十分紧急:


荣中堂钧鉴。顷据大沽电称,今早六点钟,有水师公司乘小轮拖带货船进口,装有俄国钦差、提督各一员,兵七十五名,马三十三匹,后膛行炮一尊,均带洋枪,至塘沽下船,探询坐火车赴京。又今六点半钟,到有德国兵轮一只,抵界外停泊。已由电禀报在案云。凯叩。皓。


荣中堂钧鉴。顷据英领事来书,请饬铁路局准载英兵。已复以各自主国公例概不准他国兵械擅运京都,本国铁路章无政府明文亦不准载兵械赴内地。现遵守例章,未可通融,断难照行。应由该领事请英使照会总署核准,咨照前来,方可办等语。再俄兵亦到,可否乞大署照俄使诘阻。凯叩。


荣中堂钧鉴。顷有俄官三员兵丁六七十名,内马兵卅名、炮三尊,由塘沽乘火车来津,亦将附车度京。凯叩。皓。


荣中堂钧鉴。英俄兵均强登火车,勒令于十一点钟开车。凯饬路局坚持停车一点余钟,英俄兵无奈,现均下车。各货、客车已开行。凯叩。皓。


顷据关道禀称,准俄领事函开,奉俄使电,已由大署准其调兵护馆等语。当以答以必须凯奉署电饬,始准运往。凯叩。皓。(114)


袁世凯在该日阻止了英、俄两国的进兵,但他知道他不可能长期与各国对抗,于是将责任完全推给了总理衙门,即铁路运兵须有总理衙门核准之文。他直接发电荣禄,是担心总理衙门未能出面出力,希望荣禄在其中起作用。下一步能否真正阻止各国的派兵行动,袁也只能指望总理衙门的外交活动了。关于这一天北京和天津的情况,林权助和郑永昌皆有电报向东京报告。(115)


10月5日(八月二十日),各国驻京公使再次开会,讨论总理衙门的复照。会上各国公使不满意总理衙门的复照,尤其是英国、俄国派兵入京被阻,更是情绪激动。除美国公使外,各国公使皆主张派兵入京护卫。当日本公使被问及为何不从天津大岛舰速派士兵入京时,林权助并没有直接回答,称其已将措辞强硬的照会递交总理衙门,故须等待答复。会上决定,英、俄、德三国士兵应以第一分遣队的形式入京。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当日发出照会给总理衙门,措辞强硬,毫无余地:


为照会事。昨日本大臣接到贵署照复本大臣于十六日所发照会一节,本大臣应达贵署:各国大臣共相观阅此复文,有深悉不妥诸节。各国大臣因而足见,并无实据可恃保护北京洋人之说。又专以为来文所编之势,与贵国应当达知抱歉赔礼之规大不相似。各国钦差大臣阅悉昨日红甬后绝定,仍派照前所拟水手军兵保护之队,以便保护各国属员以及洋商人等。此端系各国大臣自认听其筹备之权也。各国大臣嘱本大臣代达贵署:德、英、俄每队大约有兵丁三十名,先于明日早均将妥备起程,由津至京。相应备文,代各国大臣务请贵署妥速饬令该员,于明日特备格外单专火车,以便各队乘坐前来为要。又,他国各队俟登岸后,即行次第相随至京。(116)


这一译文当属西班牙公使所备,文辞虽不很清晰,但其意思明确,即各国公使对总理衙门的复照表示不满,准备按原定计划派兵入京,并要求总理衙门下令有关人员,为入京的德、英、俄士兵准备10月6日(二十一日)早晨的专列。此后,其他各国也将派兵入京,也将如此办理。然各国派兵入京的主要目的究竟为何?林权助代理公使在其电报中也有自己的分析:“我目前未见特别有根底的暴动,而且我预料将来也不会发生,然上述各国的军队永久屯执于此地,并不仅仅是为了护卫,而将带有一种政治的性质。”也就是说,林认为,英、俄、德派兵入京并不是防止骚乱的再次发生,以保护使馆及本国人民,而出于一种政治的企图。为此,林权助在当日的电报中指出:“对我们而言,采取某些适当的手段保护我们的利益,则显得十分必要。”(117)这一句话的意思是,日本也应当参加各国派兵入京的行动。在此同时,林权助要求大岛舰舰长推迟携带梁启超去日本的行动,等待须磨舰的到来。(118)


总理衙门收到公使团团长的照会,仍是不敢轻易同意。但他们的方法并无新创,一如以往,即尽可能地劝说各国放弃。他们不仅在北京进行劝阻,也给天津的袁世凯发去一电。而这一天在天津,表面上的形势稍有和缓。袁世凯发来两电:


皓电敬悉。遵劝阻。明午裕督莅任,当详告一切。凯叩。皓。


英俄兵均停止入京,裕帅刻抵津,凯即交卸。凯叩。号。(119)


袁世凯这下子可以解脱了。由于他在戊戌政变中的暧昧角色,使他此时是麻烦越少越好。新任直隶总督裕禄恰好此时到任。阻止各国派兵入京的事务,也正好在这一关键时刻转手。(120)


由于袁世凯的及时脱身,天津发生的一些情况,总理衙门当日并不知道。10月6日(二十二日),顺天府尹、管理京津铁路事务大臣胡燏棻收到天津铁路官员的电报,将之转给总理衙门:


顷据佛类禀称,接是日九点钟钧电,往与俄、英兵官德领事商酌,廿一日暂缓来京,须下午四点钟前复信。如许赴京定于廿二日早八点钟专车前往。即无确信,亦定于廿二早九点钟专车赴京等语。词气甚坚。届时若不令往,断非职局所能禁止。二十晚曾将三国兵官势将行强自开火车,由关道密禀裕寿帅,奉谕廿一先行停车。现据佛类禀称,三国兵官既允暂缓,不得不仍开车,以免激生事端。惟二十一午后究竟应如何作复,请妥商总署作主电示。藩禀。马。


顷据佛类云,明早八点钟,英、德、俄兵必须由火车进京。复闻如果停车,伊自驾车头。此间难阻止。因关系甚重,求速电示。藩叩。号戌。


同一天,总理衙门还收到新任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


顷据关道接德领事函称,该国公使电该领事进京保护之德、英、俄三国兵队,已向总理衙门商定明日由火车北上进京,函请饬知车站,明早九点钟备车等语。现在并未奉有钧署来电,是否属实,乞速电复。裕禄。哿。(121)


天津方面已经是无法再阻止英国等国的行动。据林权助的报告,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也于6日前往英国使馆详细恳谈,请求英国取消派兵北京的行动。英国公使对此回答道:此事已由外交使团会议形成决议,他本人对此无之奈何。到了此时,总理衙门已经无路可走,只能同意英国等国派兵入京。林权助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发电东京,要求授权,以使日本也参与这一行动:


至于英、德、俄三国分遣队的情况,王、大臣虽欲再次阻止其进入北京,但他们向清国政府提出了无论如何也要进京的要求。估计本日大概入京。其结果如何,现在还未能明言。下官希望一旦下官提出要求,政府能给须磨号舰长下达训令,使舰上能派武装分遣队前来。但下官决意非十分必要之场合,决不提出上述要求。(122)


林权助的这一要求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准。(123)10月7日(八月二十二日),英国水兵28人,德国水兵30人,俄国水兵30人、哥萨克兵30人进入了北京。三国公使,尤其是英国公使向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表示,希望日本也派兵入京。(124)


到了此时,清朝已无法在北京进行交涉,于是又将惟一的希望放到欧洲。10月9日(二十四日),军机处电寄驻英公使罗丰禄、驻德公使吕海寰旨:“各国驻京使馆,中国已力筹保护,地方安堵。惟英、俄、德三国已派兵入城自卫。应再向外部商明,电饬该使,将派来之兵即日撤回,以靖人心。”同日并电寄驻俄公使杨儒旨:“各国派兵入城自卫,发端于俄。外部虽允电阻,而俄、英、德三国已派兵来京。现在中国力筹保护,地方安堵。应再向外部商明,电饬巴署使将派来之兵即日撤回,并劝英、德各使照办。”(125)然这些驻外公使在伦敦、柏林、圣彼得堡的努力全无结果。(126)


此后,意大利士兵于10月12日(八月二十七日)进入北京。(127)日本士兵于13日(二十八日)进入北京。(128)法国士兵于24日(九月初十日)进入北京。(129)奥地利士兵于11月3日(九月二十日)进入北京。(130)美国士兵于5日(二十二日)进入北京。(131)此后,俄国公使馆还召来一支军乐队,(132)而德国入京士兵也进行了换班。(133)


到了此时,北京城内有了英、德、俄、意、日、法、奥、美共八个国家的军队。(134)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驻扎的使馆区东交民巷,离慈禧太后的寝宫西苑仪鸾殿,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更何况他们是清朝不敢碰的“洋大人”。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清朝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正如林权助所认定的那样,这支以“护卫”使馆为名入京的军队,实际目的是政治性质的。尽管他们的数量很少,清朝也感到了武力的不足。


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奉召入京后,于9月28日(八月十三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并节制北洋各军。但北洋各军具体为何,尚不明确。10月11日(二十六日),慈禧太后下达懿旨:“现当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该大臣务当统率有方,认真督练,随时考核,毋稍松懈,俾各军悉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至意。”(135)这实际上是将清朝当时所有的精锐部队都交给荣禄。但是,荣禄手中并没有驻在北京的精锐部队。13日(二十八日),清廷下达了一条谕旨:“所有八旗兵丁,除业经挑取神机营、武胜新队、骁骑营等处外,其余马甲、闲散养育兵内尚有精壮者若干?著值年旗传知满、蒙、汉都统查明人数,由值年旗汇报军机处。”26日(九月十二日),又下达了一条谕旨:“所有内务府精捷营幼丁,著该管大臣认真查明幼丁内精壮者实有若干名,即行呈报军机处。”(136)这些未经训练的“精壮”此时还不可能起任何作用。至于此时距北京最近的甘军董福祥部,已经奉调进入了北京,结果被各国公使联合起来赶出去了。(后将详述)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七日),即日本士兵进入北京的前一天,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拜访日本公使馆。他代表清政府对北京发生的骚乱事件表示道歉,并谈到清朝也准备在北京设立警察。他还要求外国军队尽快地从北京撤出。在北京设立警察,本是日本方面的建议;而在撤军问题上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各国军队同时撤出。代理公使林权助表示:“希望清国政府在恰当的时期请求列国公使同时撤兵”,“那时日本肯定会依照清国政府的意图尽力”。话锋一转,林权助谈起了清朝的政策,其中也包括了对黄遵宪的处置。(137)


援救黄遵宪

黄遵宪是清朝新任驻日本公使,著名的改革派人士。他奉到新任后,由湖南、武汉、南京来到上海,见京内政治形势不稳,以病为由,迟迟不肯入京。(138)戊戌政变后,清廷对于这一人士也准备动手。日本政府援救黄遵宪一事,王树槐先生1965年著作、廖隆干先生1987年论文等已有涉及,此处本文作者根据档案再作一些补充。


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清廷下旨:“出使大臣黄遵宪因病请开去差使。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著赏给三品卿衔,以四品京堂候补,派充驻扎日本国二等钦差大臣。”(139)8日,清廷密电两江总督刘坤一,将黄遵宪秘密看管。应当说明,清廷下令撤职、看管黄遵宪是其政变后一系列反攻措施的一环。自六君子被杀之后,清廷暂时地停止了对改革派的追究。但从10月4日(八月十八日)起,慈禧太后又重新开始了对改革派的清算。李端棻、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王锡蕃、李岳瑞、张元济等先后革职;农工商总局撤销,八股取士制度恢复;更严格的禁令针对新闻界:


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140)


可以说,六君子被杀是慈禧太后反攻倒算的第一波,此时为第二波。


10月9日(八月二十四日),清廷的看管黄遵宪的指令得到了执行。当日刘坤一电总理衙门:


漾电谨悉。黄遵宪现住上海北洋务局,已饬沪道蔡钧派员妥为看管。惟洋务局密迩租界,深虑外人出而干预,转于政体有碍。黄遵宪系三品京堂,现未褫职,该道未敢径拘。应如何办理,请旨遵行。除饬该道严密防守外,请代奏。坤一。敬。(141)


黄遵宪曾是刘坤一的下属,两人的私人关系很深。此时刘坤一奉旨“看管”,不得不照此行事。但他提出的“三品京堂”一职,多少有点为黄转圜之意,而他提出的“外人干预”一事,则是提醒清廷谨慎行事。事实上,刘坤一的担心并非多余。此时正在上海的伊藤博文当日听到此消息后,命上海代理领事诸井六郎发电北京林权助:


伊藤侯爵要我发电如下:十月九日上午,上海兵备道奉诏派兵监守已被解职的清驻日本公使(黄遵宪),以等待新的命令。形势对他已十分危险。我希望你采取直接的行动以解救他,如可能的话即提出抗议,因其曾是清驻日本公使。电复。(142)


此后,诸井六郎又发电向大隈重信报告。(143)林权助于10日上午9时收到电报后,两个小时后即作出反应。他回电诸井六郎:


你的电报已收到。我将立即采取行动。请告伊藤侯爵,中国政府正向守旧的老路上回归。近日所有有关改革的谕旨已被取消,报馆将被禁,编辑将受惩。(144)


同时他向大隈发电报告:


根据伊藤侯爵的要求,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电告,黄遵宪因朝廷之命而被监禁。侯爵忧惧其生命危险,希望我能解救他,如有可能的话,即抗议这种凶暴的方法,因其曾是清驻日本公使。我今天下午去见王、大臣交涉此事。(145)


这里所说的“王、大臣”,是总理衙门的亲王和大臣。林权助认为,他已于10月1日(八月十六日)和6日(二十一日),两次对总理衙门提出劝告,要求清政府实行温和主义。(6日的劝告针对光绪帝的帝位问题,详见下节)此时清政府已违反了对他的承诺。当日下午林权助去总理衙门交涉。据其事后的报告,他“详细地进行面谈”:


我谈起了清国政府先前宽大的上谕,并未能达到欺骗人民、安定民心的目的,禁止报纸的发行尚且说得过去,像今日的公然逮捕处罚新闻记者的命令,只是一个狂暴政府的所为。且其若照这种样子走下去,内则扰乱人心,外则失信列国。清国今日之状况与三四百年前外交之情有所不同,不能重温以前盛世之梦。一有闪失则必遭外国干涉。特别又警告他们说,清国在外国尚有巨万外债,若清中有内政之乱,清国之公债必要重大价格上的损失,英、法等国之债主决不会默然处之,其政府也不会袖手旁观。因此,清国政府在处理今日之政变时,自应审视其地位,若逆时而动,失于暴戾,则必遭外邦干涉。对此不可以不深加警戒慎重。(146)


林权助在劝告的同时,还提交了一份书面照会:


王爷、大人台启。径启者。刻准驻沪领事电称,十月九日即贵历八月二十四日,兵备道奉旨拘黄遵宪等语。查该前大臣因病久未愈,开去差使,其以三品京堂候补,派驻大日本国等因,贵王、大臣前往照会本署大臣查照,转达本国政府在案。今乃如此,未免有关本国颜面。惟贵王、大臣熟思而审处之。专此。顺颂时祉。名另具。十月初十日。林权助(147)


此次交涉后,林权助立即电告大隈重信:


下官已向(总理衙门)王、大臣表明了黄遵宪曾任清国驻日本公使,而对黄遵宪的苛酷处置,将影响两国关系。王、大臣回答说,并无黄遵宪被兵看管一事。然下官则强烈要求其确认此事。王、大臣已允诺。依密旨行事而不为总理衙门所知之事,往往有之。(148)


大隈重信已经听到了慈禧太后清算改革派的消息。10月10日(八月二十五日),他发电给林权助:“此间报纸宣称,湖南巡抚陈宝箴已被解职。立即查明确情并电告。”(149)此时得到消息,他11日明确训令:


关于你的第195号、196号电报,你应以我在第125号电报中提到的方式,强烈地再次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有必要抑制过分的举动,这不仅是对黄遵宪,而且包括其它改革派人士。(150)


这是一份措辞相当严厉的电报。大隈重信再次下令林权助向清朝政府施压。


总理衙门受到林权助的施压后,当日发电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而刘坤一于11日的回电中报告的情况,使他们大吃一惊:


有电敬悉,遵即转电沪道遵照。黄遵宪本未革职,惟系奉电旨看管之人,不得不格外慎重。是以该道亲自驻局,妥为看管。昨夜据电称,今日有英租界包探四人至局外马路上窥问,情形可疑。英人议论繁多。伯爵柏理旰面告川督奎俊,即朝事若不公,必当干预。又据电称,探得日本人今日会议,约同英人欲干预黄事各等语。上海洋人萃处,近来干预极多,该道所采自系实情。应请旨将黄遵宪迅赐发落,以免另生枝节。再,蔡钧叠次劝令黄遵宪入城住署,均以恐滋议论为辞。合并声明。除电饬该道妥慎防范,静候谕旨,不得稍涉张皇外,请代奏。坤一。宥。(151)


刘坤一的电报提出了清朝最为头痛的问题,即外国的干涉。英国驻上海领事此时也有一些行动。(152)英、德、俄三国军队已经进入北京,外国若有干涉,总理衙门没有能力抵御。而刘坤一要求将黄遵宪“迅赐发落,以免另生枝节”,多少也有为黄回护之意。


清朝此时只能是全面让步。10月11日(八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寄两江总督刘坤一,奉上谕:“前据刘坤一奏称,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病请开缺等语。黄遵宪业已准其开去差使,著刘坤一饬令该员即行回籍。”(153)第二天,总理衙门照会林权助公使:


林大人台启。径启者。日前贵署大臣函称,准驻沪领事电,兵备道奉旨拘黄遵宪,请熟思审处等因。本衙门当即电询南洋大臣去后。昨据复称,前因传闻逃犯康有为隐匿黄遵宪处,是以饬令江海关道前往访查。嗣经查无其事,即作罢论,并无拘留黄遵宪之说。且已有旨令其回籍矣。相应函复贵署大臣查照可也。此复。即颂日祉。名另具。八月二十七日。王文韶、崇礼、廖寿恒、徐用仪、袁昶(154)


总理衙门用“误会”一说,将事情给搪塞过去。但这一说法本身却宣布了,清朝以后不能对黄遵宪采取任何拘捕手段。也就在这一天,庆亲王奕劻为各国派兵入京一事,来到了日本公使馆,林权助再次就清政府的过激政策提出了交涉。他在次日的电报中简要地写道:


下官又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大意是:清国政府的过激措施十分失策,应保持诸事稳定等等;而且委托庆亲王将日本的警告转给西太后和各位军机大臣。庆亲王对日本的告诫表示感谢。(155)


至于黄遵宪已奉旨回籍的答复,林权助发电上海,要求诸井六郎予以核实:“黄遵宪被监禁一事,总理衙门答复称,他已获自由。电告此复是否属实。”同时也向大隈作出报告。(156)当天下午,上海道蔡钧亲自来到日本领事馆,频频解释,说明并非真的拘禁黄遵宪。诸井领事得到准确消息后,复电林权助:“根据总理衙门的命令,黄已被释放。”第二天,诸井再发电给大隈告诉了同样的消息。(157)14日(二十九日),总理衙门收上海道蔡钧电报:“勘电敬悉。洋人日前之举实系误听讹言,今已释然,黄遵旨今晚附轮回籍。钧。艳。”(158)


也就在同一天,10月14日,大隈重信发电日本驻俄公使,通报了北京的政情:


根据驻清临时代理公使续来的报告,六名被捕的激进改良党的成员被处死,张荫桓流放新疆,荣禄被命为军机大臣,许多重要的职位由满洲人占据。九月三十日,一些外国人,包括两名日本人,在北京受到中国暴徒的攻击,多少有点受伤。由此缘故,北京的外国外交代表们决定,调兵入京以守卫使馆。中国政府企图阻止,然而英国、俄国、德国的军队以及日本的水兵进了北京,其他列强也将采取相似的行动。中国政府看来决定采取激烈的手段,对付那些赞同温和的改良主张及亲日的人士,而不顾那些列强的外交代表发给总理衙门的强烈警告。几乎所有的颇有成效的改良措施都被推翻,中国政府甚至走到了这般地步,即下诏取消报纸,捕拿并惩处编辑,其罪名是“惑世诬民”。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只有很小的影响力,而慈禧太后和数位不在总理衙门的满洲大臣显然是这次政变的主要角色。以上情况通报给你,并将此转发给驻英公使、驻法公使、驻德公使、驻奥地利公使、驻意大利公使和驻美临时代理公使。(159)


虽然只是情况通报,但大隈重信在此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是极其明确的。


阻止废黜光绪帝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的皇位及人身安全,一直是日本政府关心的事情。9月25日(八月初十日),即政变后的第五天,清朝发布上谕:“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160)这一道求医的上谕,引起了许多人士的疑问。康有为、梁启超也分别向日本方面表示了他们的内心焦虑。(161)10月5日(八月二十日),代理公使林权助收到了大隈重信的电报:


本地和上海传言,清国皇帝已被谋杀或被迫自杀。立即查明并电告此事是否确实。(162)


光绪帝当时虽被软禁,但还没有生命危险。大隈重信发出此电训,一方面是不了解清朝的底情,另一方面说明日本政府对此事的极度关注,即反对谋杀或废黜光绪帝。


林权助于10月6日(二十一日)上午11时收到训令,立即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光绪皇帝是否平安。此时正是英、德、俄三国士兵进入北京之前夜,清政府非常恐惧各国的下一步行动。总理衙门当时答复林权助,关于光绪帝被毒杀或自杀的说法纯属虚传。林权助随即根据大隈重信的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的训令,向总理衙门提出诘问:10月1日总理衙门的答复称,皇帝已有概不深究株连的上谕,此次政变的处理可视为了结,现在发生的事实与皇帝的上谕大相径庭。(163)总理衙门的官员自然不能对慈禧太后的政策表示任何不同意见,但林权助的施压很可能会通过他们而上传至慈禧太后。


尽管总理衙门否认了光绪帝被杀或自杀的传言,但戊戌政变后,外国人谁也没有见过光绪帝。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告诉林权助,关于皇帝皇位的传言并不简单,其中大有奥秘。此时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马迪纳(Renato de Martino)到职,根据当时的外交惯例,可以提出要求,觐见光绪帝以递交国书。林权助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尽力劝告意大利新任公使提出觐见要求。与此同时,英国公使也曾私下进行劝告。对于英、日两国的建议,意大利公使马迪纳仍犹豫不定。


自10月7日英、德、俄三国士兵进入北京后,清政府开始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待各国的一切要求。在北京的英、法、德等国公使也为光绪帝的健康向总理衙门表示了关切。15日(九月初一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MacDonald)对庆亲王奕劻提出建议:“一个保证有效的使不安状况归于平静的方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帝的健康证明书。”庆亲王等人当时表示了赞同。(164)17日(初三日),总理衙门派三人至英国公使馆,向窦纳乐的提议表示感谢,并称已经选定了法国使馆的医生于次日为光绪帝诊病。(165)10月18日(初四日)清晨7时,总理衙门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入西苑为光绪帝看病。毫无疑问,总理衙门的这一举动出自于慈禧太后的亲决,她认为在各国士兵纷纷入京的情况下,有必要安抚一下各国公使。(166)该日上午,德国公使海靖造访林权助时,向其通告了法国医官入宫之事,林即派秘书官丸毛前往法国公使馆打听皇帝的病况,并派翻译官郑永邦前往总理衙门,称“将外国医生召入宫中,真乃绝大好事”。郑永邦还询问了光绪帝的病情,总理衙门对此的答复是“皇帝身体十年来一直虚弱,并非处今日而始”。当日下午,林权助发电大隈重信,报告了情况。(167)


慈禧太后同意法国公使馆医生为光绪帝看病,确实是迫于各国的压力,但她的另一用意是,想让各国知道光绪帝虽无生命之危而又确实有病。这也可能是罢黜光绪帝的另一先声。(168)大隈重信在戊戌政变后即让在日本休假的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准备回任,此时正酝酿着一个计划,即以日本天皇的名义向光绪帝授勋,以使矢野文雄能亲自见到光绪帝。(169)大隈重信企图以天皇授勋的外交礼仪,向慈禧太后表明,日本政府对光绪帝本人的关切。


矢野文雄于10月15日(九月初一日)离开日本长崎,经由天津回任,(170)22日(初八日)到达北京。也就在矢野到达的前一天,代理公使林权助与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同时得到情报,听说光绪帝将被废黜。林权助在致大隈的电报中称:“此间再次传出谣言,中国皇帝将被废黜。与此同时,北京出现了大批军队,其目的尚不清楚,我正在设法查明真相。”大隈重信致林的电报称:“《时事新报》北京来电称,中国皇帝将于10月23日被废黜。与此同时,驻天津一等领事报告,大量军队调往各地,立即查明并电告这些报告是否属实及军队调动的目的。”(171)大隈的电报中还提出了废黜的时间,即两天之后。林权助收到此电立即开始活动。第二天,他向大隈重信报告称:


至于废黜的谣言,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难以查明。矢野有望于今日下午到达,我正在安排他于明天与王、大臣会谈,以联系你140号电报中的事项。(172)


林权助表明,很难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光绪帝是否会被废黜的问题,但矢野一旦到达后,立即于第二天,即23日(初九日),安排其与总理衙门王、大臣进行会谈。此电中提到的“140号电报中的事项”,即是日本天皇向光绪帝授勋一事。(173)


矢野文雄公使到达后,于23日发电大隈重信,称其将于24日与总理衙门会谈有关天皇授勋之事。(174)24日,矢野公使在总理衙门与庆亲王奕劻等人会谈,对于这一次会谈,奕劻等人后来的奏折称:“日本国使臣矢野文雄来署面递照会,内称奉其国命,有面奏皇太后、皇上之词”,“答赠崇高宝星”。28日,总理衙门上奏,称:“伏查各国使臣赍送国书、宝星随时觐见历经办理有案,今矢野文雄称奉有国命,有面奏之词,可否准其先行觐见之处,理合奏明请旨。”此时,英、俄、德、意、日、法六国军队已入北京,清朝皇帝随时接见奉有国命的外国使节也已成为清朝的定制,对于日本公使觐见光绪帝的要求,慈禧太后无理由也无能力加以拒绝。该折上奏后,慈禧太后下旨:“著于二十二日(11月5日)巳正(上午10时)在仪鸾殿觐见。”(175)仪鸾殿是慈禧太后在西苑的寝宫,第一次对外国人开放,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将同时召见日本公使。


也就在此时,大隈重信再次听到废黜光绪帝的消息。他于10月26日(九月十二日)致电矢野文雄公使:


《时事新报》北京来电继续称,英国驻中国公使继续警告中国政府,反对废黜中国皇帝,或以皇帝病重而另择继位者。与此同时,我没有从你处得到任何消息。由于这些报道对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影响重大,我希望你尽全部努力,查明真相,并完全地、毫不迟缓地电告所有此类事项。(176)


矢野文雄在其10月26日的电报中称:


关于废黜的谣言已经过去。我要求觐见一事,10月24日王、大臣未作任何反对,我正在等待答复。(177)


从电文内容来看,矢野尚未收到大隈的前引电报,第二天,矢野文雄再电大隈重信:


作为对你143号电报第1部分的答复,英国公使告诉我,他决没有走到那么远,以至于警告中国政府,反对废黜皇帝。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所做的一切,大体与林(权助)相似,即警告极端的反对(改革)的行动。至于中国皇帝的病况,10月24日庆亲王在总理衙门告诉我,皇帝有些消化不良,但正在好转。至于继承皇位者的报道,我还没有什么证据。我想,此类谣言大约根据不久前慈禧太后在宫中见了几个青年王子吧。(178)


矢野公使的电报说明,英国与日本虽没有提出公开的警告,但也做出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提示。当时反对废黜光绪帝的庆亲王奕劻,有无据此向慈禧太后明言日本、英国的态度,现限于史料,还不能得出清晰的结论,但慈禧太后表示将与光绪帝共同召见日本公使的本身,可以证明,至少在11月5日前,慈禧太后已不能在废黜光绪帝一事上有任何实际的举动。


11月5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在西苑仪鸾殿接见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关于此次觐见,《清代起居注册》称:“巳刻,(光绪帝)诣仪鸾殿升座,接见外国使臣,上温语慰问。驾还涵元殿。”(179)《起居注》限于其制式,仍在突出光绪帝,而在慈禧太后档册的记载上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在此时的主导地位: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日本国出使大臣在西苑仪鸾殿觐见。大清国皇太后赠日本国皇帝赤金上等珠石宝星一分。大清国皇太后赠日本国皇后赤金上等珠石宝星一分。于第二日上交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转交日本国出使大臣。


贵使臣奉贵国大皇帝之命,赠宝星,具征厚意。即望贵使臣转为致谢。我两国同在亚洲,互相关切,尤见敦睦之意。并祝贵国大皇帝福寿绵延,升平永庆。(180)


后一段记录,当属当时觐见时由总理衙门所拟的答语,过去为光绪帝的致词,此时录在慈禧太后的档册中,很有可能是由慈禧太后致词。然而不管以谁为主导,这是光绪帝自戊戌政变后第一次正式接见外国公使。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后未废黜光绪帝,当然是出于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国内的反对意见。但日本政府曾于此事上向清朝施加过压力,尽管本文作者还不能准确地判明,这种压力对慈禧太后起到了多大分量的作用。


参与各国迫董福祥部甘军退出北京的联合行动

董福祥部甘军是当时清军的四大主力部队之一(其余三支为聂士成部、袁世凯部、宋庆部),1898年4月,因德占山东、俄占旅大,局势紧张,从山西调到直隶正定一带驻扎。9月27日(八月十二日),根据荣禄的提议,清廷命董福祥“藉前往演习为名,不动声色,酌拨数营”,前往秦皇岛一带“择要驻扎,以资历镇摄”。(181)董福祥遵命派何得彪率六营移驻秦皇岛。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再命董福祥将其余各部“即行移扎南苑,认真操练,以便简派王、大臣随时校阅,俾成劲旅”。(182)清廷的这一命令,无疑与当时英、德、俄三国军队进入北京的行动有关。(183)


根据清廷的上述命令,董福祥命何得彪率六营甘军从原驻地涿州于10月3日(八月十八日)前往秦皇岛,其间路过天津;甘军主力也于10月10日(二十五日)起开赴南苑,董福祥本人也于10月22日(九月初八日)率亲军由正定起程,赴南苑扎营。董福祥一军的调动,引起了正在派兵入京的各国使节的警觉。前已提及,日本驻天津领事将清军的调动一事向大隈重信报告,(184)在北京的代理公使林权助也报告了北京的情况,大隈重信要求林权助对此进行调查。


10月22日,林权助电复大隈:“关于军队的调动,我已照会总理衙门。他们尚未答复。”23日,回任复职的矢野文雄公使致电大隈:“北京军队调动一事,总理衙门答复道,他们仅是为了训练,目前正是季节。我们从此中可以猜出,中国政府企图增强其在北方的军事力量的能力并增加其数量。荣禄,慈禧太后之甥,已受命指挥北方的几支军队,而他必定会做点事情使之显得更有效能。”(185)总理衙门的这一答复,是从清廷谕旨的字面上进行解释的。矢野文雄还认为,刚刚奉命节制北洋各军的荣禄不过是欲有所表现而已。


10月23日(初九日),开往南苑的甘军先头部队在卢沟桥与卢汉铁路的英籍人员发生冲突,甘军士兵打伤了英籍工程官员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等人,英籍工程官员下令中止铁路工程。事件发生后,英国公使窦纳乐立即与总理衙门交涉。25日,清廷下达了一道谕旨:


本月初九日甘军在芦沟桥与铁路工程司洋人互殴,洋人受有石伤,甘军二人亦受重伤。此事究竟因何起衅?实在情形若何?著胡燏棻迅速查明,持平办结。(186)


胡燏棻为顺天府尹、办理卢汉铁路大臣,清朝以其调查处理此事,想尽快地息事宁人,了结此事。然英国等国感到甘军入京对其已调入北京小部队产生了威胁。27日(十三日),外国驻北京公使团开会,以甘军士兵的“暴行”为由,要求清政府将之撤离北京。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葛络干照会总理衙门,提出了强硬的要求。当日,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的电报称:


几天前,一些来自甘肃的士兵对一些外国人制造麻烦。他们是那种最坏的士兵。外交团正在要求总理衙门将该军调至安全地带。我认为,我可以单独做此类的事。就在事件发生前,林(权助)向总理衙门询问军队调动的意图时,已经直接警告过总理衙门。(187)


至于该电中提到的“单独”行动,即是单独向清朝提出劝告。矢野文雄在事后的报告中称,他在公使团会议后来到总理衙门,劝告清朝立即将甘军撤离“乃是上策”。总理衙门对此回答称,甘军是奉旨调来检阅,尚有部队还未开到,一旦检阅完毕,随即调往他处。很显然,总理衙门的这一答复是打算做出让步,但在形式上仍要求维护朝廷的体面。11月1日(九月十八日),胡燏棻上了两道奏折,报告了其调查结果与处理建议,清廷下旨:


胡燏棻奏遵查甘军在芦沟桥起衅情形,现经办理完结,请旨惩儆各折片。营官尽先补用副将朱万荣于所带勇丁约束不严,著交部严加议处,芦保铁路委员弹压未能得力,并著查取职名,交部议处。余依议。(188)


清廷的处理方法一如其旧,仍是惩治相关官员,让洋大人消气,以使事态缓解。清廷的这一处理结果并未使各国公使满意。


恰在此时又传来甘军在山海关一带与德国人发生冲突的消息。德国公使海靖要求公使团再次召开会议。11月5日(二十二日),各国公使团再次会议,海靖提出,应向清朝要求限期令甘军撤离,否则各国将占领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线及电报线。在会前,海靖公使已向俄国公使透露过其计划,并称已报告了本国政府。矢野公使恰在这一天上午觐见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下午开始的公使团会议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矢野认为,如果日本表示反对的话,很可能会排除在德国等国占领山海关至北京一线的军事行动之外,于是在会上表示了支持。为了确保日本能参加联合军事行动,矢野文雄在会上提出:“此种行动可以理解为列国联军的意思吗?”在得到各国公使的肯定答复后,矢野“将日本在这种场合下也一定要加入其联合行动的意思用法文口述书的方式留在议事录上”。公使团会议形成了决议:一、清朝须将甘军于11月15日前撤离直隶;二、清朝须向各国通报甘军撤往的地点。清朝若不履行这两项条件,各国将对北清铁路及电报线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方法。公使团的决议由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葛络干通知总理衙门。(189)11月7日(二十四日),矢野文雄致电大隈重信,简要说明会议情况:


对于我的第213号电报中的内容,总理衙门的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外交使团会议后决定,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甘军于11月15日从直隶撤出。照会中还补充道,若不顺从,有关列强政府将会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交通安全及外国居民的安全。恰在会前,英国公使告诉林秘书官,德国公使对他及俄国代理公使说,如果清朝政府不满足各国要求,将考虑占领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此事他已电告本国政府。在昨天上午的会议上,我已陈明,若无满意的答复,日本政府将加入联合照会中所提及的行动。然而,我认为,中国政府将会接受。外国军队占领铁路将会引起巨大的骚动,由此,我将立即劝告中国政府满足各国的要求。(190)


各国公使的联合照会引起了总理衙门的紧张。11月7日(九月二十四日),朝廷发出上谕:“董福祥所部甘军现在全队调集南苑,著派庆亲王奕劻前往认真校阅。”(191)这一道谕旨的意思很明显,清朝将在检阅结束后,按照各国的要求,撤退甘军。也就在这一天,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会见。而总理衙门派出三位大臣崇礼、徐用仪、袁昶来到日本公使馆,说明甘军即将会转移。矢野文雄事后的报告称,他向其“恳切”地讲明了此事的“极端严重性和危险性”,三位总理衙门大臣“遂听从了我方的忠告”。9日(二十六日),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庆亲王奕劻答复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检阅完毕后,将于10日发布甘军移兵的上谕,至时将通知各国公使,请各国公使放心。


11月10日,公使团再次开会,会后联合照会总理衙门,称他们不相信清朝发布的上谕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继续施加压力。11日(二十八日),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将联合照会交给总理衙门。也就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下达了懿旨:


奕劻奏遵旨校阅甘军马步各营操演完竣据实复陈一折。董福祥所部全军经奕劻认真校阅,各营弁勇一律精壮,队伍亦甚整齐,一切分合进止均能娴熟。该提督治军严整,教练有方,深堪嘉尚。著赏给白玉翎管一枝、白玉搬指一个、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把,交董福祥祗领,以示优眷。并著赏给该军兵勇银一万两,由户部给发,并发去小卷袍褂料二百卷,著董福祥分别赏给营哨各官。所有该提督所部甘军著休息数日,即行移赴驻扎处所,认真训练,务期精益求精,以副朝廷整军经武至意。(192)


这一道表面上冠冕堂皇的上谕,实际上是根据各国要求而下达的撤兵令。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虽也下达懿旨,但并不为多,绝大多数的谕旨仍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达。这一道撤兵令以慈禧太后懿旨的名义下达,也是向各国公使表明慈禧太后本人的态度。12日此懿旨交给各国公使,该上谕虽有“休息数日”之语,但矢野的判断是:“现在见到的情况是,清政府已意识到要迅速满足各国公使的要求,各国公使也稍知其意,无意再强取激进之态度。”(193)


11月13日(三十日),新任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来到日本公使馆,向矢野文雄说明,清朝内部对撤军有着不同意见,然经过庆亲王奕劻的努力斡旋,最终同意甘军于15、16日出发,撤往距北京六七十里的蓟州。矢野对此表示:“鉴于日清间的亲密友谊,同时斟酌清政府的情况,殷切希望清朝的措施能够实现;而且其他各国政府也赞成清政府的举措,那将是最幸运之事。”(194)矢野的这一番外交辞令,其核心意思是,甘军撤至蓟州而未出直隶,日本方面对此不会专门为难,但其他各国可能会以此发难。矢野并要求总理衙门给予正式答复。14日(十月初一日),总理衙门通知各国公使,15日起甘军将撤至蓟州,并说明此地虽仍在直隶之内,但离铁道线很远,以后能保证不妨碍各国官商铁道旅行。15日,公使团再开会议,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清朝不能完全满足各国公使的要求,他只能上报其本国政府。其他各国公使纷纷附议。会议决定,清朝若不能将甘军撤离直隶,各国公使只能具报本国政府,听其决定;但清朝必须首先履行撤兵蓟州的诺言,若不撤退,所引起的后果,由清朝政府负责。16日,首席公使西班牙公使将此照会总理衙门。同日,矢野文雄电告东京:


至于我221号电报所述内容,总理衙门经过一番磨难后答复,甘军将被撤往蓟州附近。该地虽距北京和任何铁路线都有一定的距离,但仍在直隶之内。在昨天下午的外交团会议上,这一答复被认为并非令人满意。外交代表们在接纳中国政府方面和解的态度的同时,决定将事件上交给他们所代表的政府。我认为,若诚意得以实现,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答复。但为预防起见,列强政府之间交换看法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我冒昧地建议你这么做。(195)


矢野文雄请求外务省通知日本驻各列强使馆,于此事展开全球性的外交,以了解各国的态度,随时准备参加各国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196)然此时日本内阁已经换届,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青木周藏子爵出任外相,日本的对华外交态度有所改变。青木外相于17日(初四日)电复:


关于你226号电报中谈到的内容,建议你与列强协同行动。我希望你通过他们在北京的外交代表查明列强的态度。(197)


青木外相虽没有直接说出其根本态度,但明显表露出不愿意日本在此类事务上卷入过深。矢野文雄也从这一简短的指令中看出了日本此时的外交政策变化。至11月29日(十月十六日),矢野文雄再电青木周藏外相:


至于对待甘军的问题,英国驻清公使、法国驻清公使、德国驻清公使对11月16日起撤往蓟州的行动看来似乎满意。至于俄国驻清公使,我有理由相信,他不会生出事端。由此,问题现在可以认为得以实际解决,除非中国政府中止撤军。(198)


逼迫清朝撤退甘军,是戊戌政变后各国对清朝进行干涉的重大联合行动。它与各国派兵北京相联结,使慈禧太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最基本态度有如其前派兵入京,即绝不放弃任何可能从中获益的机会,同时也注意加密与清朝的联系,扮演“忠告者”的角色,随时以其政治理念影响总理衙门,并力图能通过总理衙门影响慈禧太后与军机处。


四、山县有朋首相、青木周藏外相的态度变化



1898年11月8日(九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倒台,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对于这一次政治变动,清朝驻日本公使李盛铎曾于6日发电总理衙门:“日相大隈重信因援进步党犬养毅为文部大臣,为自由党攻击,遂偕同党数大臣乞退。议以山县有朋代之。闻日君注意伊藤,伊不愿云。”(199)这是清朝驻日本公使馆发来的数量极少的政治情报之一。


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的上台,表明了日本政权从民党再次转入藩阀手中。山县有朋(1838—1922),早年就学于松下村塾,明治维新初期主要从事陆军建军,后任内务大臣、陆军大臣、总理大臣等职。他一贯憎恨组织政党,而对军人干政却开辟了最初的航道。他以青木周藏为外务大臣,此时的外交事务也多交由青木主持。青木周藏(1844—1914),早年留学德国,后长期出任驻德公使。1886年任外务次官,1889年任外务大臣,1891年被迫辞职。后又出任驻英公使。他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条约改正”。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亲自参加并领导明治维新,对中国进行的戊戌变法虽不完全赞同,但有一份个人经验上的同情。青木的经历不同,他是日本第一代的职业外交家,注重的不再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日本的实际利益。此时他再任外务大臣,对华政策与大隈重信大不相同。他认为,戊戌政变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慈禧太后已经控制了局面,日本政府的主要交涉对象还是清朝政府,尤其是清朝政府中的实力派,而对于清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对于受过迫害的改革人士的命运不再那么关注了。廖隆干先生1987年论文对山县有朋、青木周藏的外交政策已有初步的分析,以下的叙说是根据相关档案再加以细化。


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的行动被中止

根据大隈重信的训令,林权助代理公使对清政府进行的“劝告”共有四次:10月1日(八月十六日),林权助至总理衙门,要求实行温和主义;6日(二十一日),林权助到总理衙门,问及光绪帝的地位,再次劝告实行温和主义;10日(二十五日),林权助到总理衙门,问及黄遵宪被看管事,并有大量言论指责清政府对改革派官员手段过激;12日(二十七日),庆亲王至日本公使馆,林权助要求向慈禧太后、军机处转达其劝告。


矢野文雄于10月22日(九月初八日)回任后,按照大隈重信的指示,继续劝告清朝政府实行温和主义的路线。他认为:“皇太后训政之后,清政府的政策一如守旧主义,列国将其看作是一个完全排外的政府,且国内有识之士也看穿其不足以谋事。若照今日之状态继续下去,将来清国之存立,几不可望。因此,我国此时应尽善邻之道,尽可能尝试着对其进行忠告与诱掖,并有扶殖的义务。”他还认为:“若其不能听我忠告,以至于诱掖无望之地步,我亦不得不因此再定对清之方略。”矢野文雄的目的是,通过劝告的方式,使清政府的政策从守旧主义转向温和主义,同时扩大日本对华的影响力。若清政府拒绝日本的劝告,日本应另定对华政策。他回到北京后,一有机会与总理衙门各大臣相见,“每每尝试着对其忠告”,并注意察言观色,“但总是十分不得要领”。


11月5日(九月二十二日),矢野文雄公使在觐见慈禧太后、光绪帝的仪礼结束后,于次日写信给庆亲王奕劻:


昨日觐见礼成,得达使命,未始不仰仗殿下鼎力,感佩弥深。兹有一事关系贵国,尤属紧急,若于公会则恐漏泄,鄙人拟于中历九月二十六日(11月9日)随同翻译趋诣王府,相对奉闻。是日何时可以少待,务希饬复为盼。


矢野文雄认为,他本人“看准庆亲王,乃是知此人正处在权倾内外、其意无不行的状态”,要求在其家中私下会面,“成两人之退谈,从而进笃实之忠告,且可了解清廷之方针”。此处的退谈,当属两人的私下密谈;而此时恰是各国公使要求甘军撤离直隶之际,清朝的外交处境十分艰难,庆亲王奕劻于7日复信:


函称拟赴第,有面谈事件等因,本爵拟于廿六日两点仍在总署晤谈,屏退左右,以昭慎密。届时即希贵大臣贲临可也。


奕劻当时的处境也很微妙。他既不敢让矢野文雄到其家中密谈,致有里通外国之嫌;也不敢放弃这一外交机会,因为甘军撤离直隶一事,他还希望矢野公使从中斡旋。


11月8日(二十五日),庆亲王奕劻与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徐用仪、袁昶因事去俄国公使馆归途,顺便访问日本公使馆。奕劻表示,如果矢野公使所谈只限于公事,其他总理衙门大臣陪席是否方便。奕劻带上其他大臣提前主动上门,其意是为了防止第二天矢野来到总理衙门后两人在密室交谈的尴尬。矢野对此表示,其他大臣陪席并无妨碍,且正合其意。据矢野文雄事后的报告,此次会谈的内容大致如下:


矢野:据本使所闻,当年皇太后垂帘听政之时,用通晓洋务之人材,内外政绩大举。由此推之,知今日之训政亦决非守旧也。然奈何察训政之后之政令,无一有促进改革之倾向者。仰贵国今日百事不行,非得进行一些改革,此为中外识者所尽知。然在今日,若执守旧派之方针,外者为友邦疑有排外构难之意,内则为有识之士大夫视为不足以谋国事之政府,不免有见弃之事。若一至此,与外国交涉常陷多难,于国内则人心离叛,或至于不救亦难预料。国内无赖不逞之徒时酿骚乱之事大概尚不足忧,但若令有识之士认其政府乃不足与谋而失其心时,其祸虽未显于目前,但为深远坏裂之源,致使他日贵国陷于不敢言之不幸,实有足于寒心者。本使敢问现在政府之方针如何?


奕劻:皇太后之本意,也未必在于守旧。然为事之要,以实为先。苟得行其实,名不及变者多也(盖尽可能不变旧法制之名,而行改革之实之意)。今日之时势实有改革之必要,太后固然知之,只是不悦大张改革之名、少得改革之实、徒使人心动摇而已。故今日之方针,既不云推新,亦不必云守旧,而不外有依次进行必要改革之深意。


矢野:果然如此,则诚有足以令人欢悦者。然古谚称:“无其心而令人疑者危”,贵政府之方针若果然未必守旧,而令中外误解为极端之守旧,此十分不智也。为贵政府计,本使有两条望贵政府火速实行。其一、将政府方针未必守旧与实行不排外主义布告天下。其二、除了被视为过激主义康有为一派外,心怀改革思想的人物不少,然此等人物亦因康有为一事而同蒙黜免。故今当救助、起用此等人才,以将政府未必守旧之事实公示天下。


奕劻:贵公使所言实当。贵公使作为局外人尚有此言,我等始知外国人之感情也。必将贵公使之言上奏皇太后,为发示布告而尽力。又,退一步而言,虽曰人才,然亦无再次起用之先例。此事绝不可行。且用人之权亦在皇太后、皇帝,自己权力有限,但将贵公使之美意上奏。


矢野:日清两国唇齿关系无人不晓。今贵国之患即是本国之患也。是以本使之忠告有不得已之处。本使进此苦言,心中实有不可忍者也,惟望殿下深察之。


据矢野的报告,他与奕劻“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种种交谈”,以上只是谈话之“概要”。他认为:“此次会见对彼等多少起了些作用,彼等亦感觉到我国的好意。”


在此次面谈中,矢野文雄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清朝下诏表示其不守旧不排外,奕劻对此答应了。矢野文雄提出的第二项要求是清朝再度起用康有为一派以外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对照此时慈禧太后已经采取的行动,这一个名单应当包括张荫桓、陈宝箴、黄遵宪、徐致靖、李端棻、陈三立、江标、熊希龄、吴懋鼎、王照、文廷式、王锡蕃、李岳瑞、张元济、志琦;在这些人中,张荫桓、黄遵宪是日本方面最为看重的人,而张恰又是慈禧太后认定的死敌,文廷式又是慈禧太后的私敌。对于这一项要求,奕劻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答应的。


矢野文雄与奕劻的会谈,也取得了一些效果。11月16日(十月初三日),慈禧太后下达懿旨:


从来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见,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立法之初,未尝不善,积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然或彼务虚名,不求实际,则立一法又生一弊,于国事仍无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于可行,必须慎始图终,实事求是,乃能有济。深宫宵旰焦劳,勤求治理,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而内外大臣大率畏难苟安,不知振作,国家所赖以宏济艰难补救时局者果安在耶?即如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而从,次第举办,致可日期有功。第恐浅识之徒,妄生揣测,或疑朝廷蹈常习故,不复为久远之谋,实与励精图治之心大相剌谬。总之,兴利除弊责在疆臣,陈指得失责在言路。嗣后内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责者,务当各抒己见,凡有益国计民生者,切实陈奏,以备采择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责,致负殷殷求治之意。


在《上谕档》中,军机章京还特别标明为“御笔”,即不是军机大臣代拟,而是慈禧太后的亲笔,并注明“御笔见面带下,遵缮懿旨后,随事缴进”,即该御笔由军机大臣见面后带下由军机章京抄录,抄后随其他文件一同上缴慈禧太后。(200)然而,这一道极为缜密的懿旨,不像是慈禧太后本人之作,很有可能是奕劻代拟的。由于奕劻不是军机大臣,该懿旨由慈禧太后抄录后发下。这一道懿旨表面上看也回答了矢野公使的要求,但熟悉清朝政治操作的人可以看出,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为“兵农工商”,方法为臣工上奏“以备采择”,与戊戌变法以前的做法并无二致。


矢野文雄公使收到慈禧太后的这一懿旨后认为,“前日的忠告多少发挥了作用”,“在采用外国事物上还进一步明确强调”。于是,11月18日(十月初五日),他又给庆亲王奕劻发了私信:


鄙人前将区区披陈左右去后,恭读贵历十月初三日懿旨一道。其于致治之道,慈虑周详。内则俾臣工知贵政府意在破除陈见,力戒因循,不复妄生揣测,愿发愤碎励,各效其力;外则俾列国知贵政府意在兵农工商诸务,择善而从,次第兴办,不复或疑朝廷蹈常袭故。望共赞化,育享其福。训政伊始,奉此懿旨,固虽皇太后、皇上天纵圣明所致,来始不由贤王启沃。曷胜欣佩。


抑鄙人犹有进焉:一视同仁,不分畛域,叠下明诏,乃不啻氓之蚩蚩,士大夫亦疾视外人,以致酿成巨案,尤宜惩前毖后。至于究心时务之人才,春来多蒙擢用者,其人所见所执,各不相同。乃因意外之事均蒙黜革,今也殆有因噎废食之慨。当此需才也亟,自宜甄别录用。


以上两端,亦下懿旨通谕知之,以系内外人心,则深宫宵旰力图自强之念,用能有济。鄙人于贵国,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惟殿下察之。


矢野文雄在此信中又提出了两项要求,其一是对敌视外国人的人和事“惩前毖后”,加大处罚;其二是要求起用被黜革的改革派人士。从当时的政治情形来看,这一封信很难再起到作用。清朝已知康有为等人逃往日本,也怀疑日本是康有为等人的后台,矢野文雄尽管说明“所见所执各有不同”,只是要求起用温和的改革派,但清朝不可能对此不起疑心。对敌视外国人的士大夫加重处罚,对清朝说来有如自断臂膀,这一批人恰恰是慈禧太后再次训政的拥护者。矢野文雄要求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下懿旨,其口气也有如命令。尽管矢野文雄自称“心乎爱矣”,但奕劻收到此信的感受,恐怕不是“爱”,而是一种巨大压力。


矢野文雄的“忠告”行动完全遵循大隈重信的指令,并自认为已取得重大进展。11月26日(十月十三日),他向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写了机密报告,详细汇报了他的行动,言辞中也颇为自得。在这份报告的最后,矢野文雄写道:


今日时局,要而言之,清廷的方针已稍稍从极端守旧中脱出,虽未见改革之实,至少有了些进步。其提倡者不尽是守旧的了。所以下官考虑,将来如有时机,我国有必要进一步地经常给予忠告与鼓励。


12月8日(十月二十五日),外务省收到矢野文雄的报告,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在该报告上批注:


如本件这样的介入内政之忠告,徒有损其当政者感情,而未奏任何效果。清国内政之改进主义或守旧主义,其当国者知否,对我并不重要,重要者只是以我邦利益为唯一标准而利用机会。我想是否有必要将此意见告知矢野公使,最好用私信,是否可以?


都筑次官这一批语的核心是“以我邦利益为唯一标准而利用机会”,此语也恰是此期青木外交的核心。外务省政务局长内田康哉又批注:


次官注意之点,来不及处理的,有大臣的命令。(201)


本文作者虽然没有查到青木周藏的命令,但都筑、内田表达的都是青木的政策,也就是利用机会扩大日本在华利益,不再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可以肯定地说,外务省给予矢野文雄以明确的指令,因为他以后再也不进行此类“劝告”行动了。


援救文廷式的行动被中止

文廷式早年在广州时,曾客广州将军长善幕府,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相善。而志锐、志钧的妹妹又是光绪帝的珍妃、瑾妃,有了这一层关系,光绪帝对文廷式也另加青眼,升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1896年他为御史杨崇伊所劾,“革职永不叙用”,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慈禧太后得到密报,文廷式对光绪帝有不利于她的言辞,但碍着光绪帝的情面,一时还未对文廷式下毒手。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天,9月25日(八月初十日),京城中也仅捉拿了张荫桓、康广仁、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七人,慈禧太后就想到了这个旧仇人,由军机处密电两江总督寄刘坤一、江西巡抚翁曾桂:“已革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是否在籍,抑在上海一带,著刘坤一、翁曾桂密饬访拿,押解来京。”(202)


江西巡抚翁曾桂奉旨查拿未获,于9月28日(十三日)电告总理衙门,请求代奏:


奉初十日电谕……钦遵。查省垣有该革员寓所,即密饬南昌、新建两县前往查拿。旋据复禀,该革员并未在省,询据其族弟内阁中书文廷心声明,其兄早经外出,曾接其七月底自湖北来信云,八月初间拟往上海或出洋游历。以后未接续信,不知下落等语。当即一面电达督臣刘坤一,一面知照湖广督臣张之洞。一体访查,拿押解京。仍密饬该革员原籍萍乡县令访查踪迹,如有下落,即行拿解。请先代奏。翁曾桂。文。(203)


这一封电报表面上虽然是无懈可击,但很明显地让人嗅出公事公办的味道。翁曾桂把球踢到上海和湖北去了。10月2日(十七日),刘坤一电告:


奉旨饬拿文廷式等因。当即饬遵派员于上海等处严密访拿,并电西抚于该革员原籍一体查缉。旋据上海委员禀复,该革员今春二月间到沪,因江西新设学堂于六月初回籍,至今未来。又准翁曾桂电称,据该革员族弟文廷楷声称,伊兄七月底从鄂来信,八月初拟往上海或出洋游历。以后未接来信,不知现在何处各等语。互证参观,恐尚在湖北逗留。业经坤一电饬江汉关道俞钟颖,迅速访拿,毋稍疏纵。并饬派赴上海委员实力稽察,毋使出洋。一俟获到,即行起解。请代奏。坤一。铣。(204)


刘坤一的电报更是指明文廷式在湖北,也将其责任推卸。清廷的这一谕旨也为日本方面所侦知,上海代理领事诸井六郎在10月10日(二十二日)给大隈的电报中称:“文廷式已经被捕。”(205)这一情报是错误的,诸井六郎将清廷的命令当作已完成的行动了。


实际上,文廷式于此时躲了起来。他的行踪在清朝的许多高官那里是清清楚楚的。戊戌政变发生时,文廷式正在长沙,忽然接到湖南巡抚陈宝箴迅速逃遁的劝告。于是,他虽不知道事情的缘由,但立即在长沙附近的偏僻乡下藏身。当他得知北京的政情,感到十分危险,恰已革湖南巡抚陈宝箴交卸完毕,返回故乡,命地方官用官船将文廷式送到汉口。文廷式在湖南藏匿期间,曾暗中联络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当小田切在政变后从日本返回本任后,对文廷式的安全十分注重,多方打听,得知其潜藏于湖南某地。于是他制定了一个援救计划,委托汉口的东肥洋行主任绪方二三办理此事。但绪方与文廷式走岔了道,未能见面。当文廷式与他的弟弟文廷楷来到汉口时,绪方二三即按照小田切领事的安排,变换文氏兄弟的装束,并派护送人员,乘大阪商船公司的轮船天龙丸于11月19日(十月初二日)来到上海。文廷式原本想到了上海去日本,但闻康有为等已到日本,便改了主意。小田切领事打算“暂观形势后,再劝其来本邦漫游”。对此,他在报告中称:


文廷式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前任巡抚陈宝箴同被认是该国渐进派的领袖人物。其与张、陈两官交往甚密。本年夏间,张总督自上海返回武昌,曾让他乘坐自己的座舰楚材号,同行到镇江。此为一例。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很器重该人。先前下达捕拿密旨时,刘坤一回答说:“该人目前正在海外漫游,俟其归国后再予惩办。”由此而加以保护。此次文氏由湖南经湖北到达本地,消息早已传到刘总督的耳中,但其故作不知。


虽有人观察到前任巡抚陈宝箴暗中与康有为气脉相通,这全是误会。陈巡抚认为康有为有所欠当,曾达到弹劾该人的地步;只不过是陈巡抚举荐的晚辈与康有为在政事改革上意见一致,互相提携而已。文廷式等人在南方的势力与信用决非康有为可比。今日对该人加以适当的保护与帮助,对将来的邦交必当有所裨益,卑职于此事确信无疑。(206)


小田切在政治上与张之洞交好,相互的联络甚多。他主张让文廷式去日本,完全是从利益上考虑。这与先前援救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是不同的。然而,小田切领事的主张也同样被外务省拒绝了。外务次官都筑馨六12月20日(十一月初八日)给小田切的答复,强调的是利益的原则:


奉到上月23日机密信,所言清国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的经历以及救助该人的情况已知悉。至于该人来本邦一事,正如你的意见一样,目前还不是时机,且在该人身上也不会有什么利益。所以,所言来日本之事,我以为最好请他打消此念。如果他硬要来日,也请他打消这样的想法:因曾救助过他,便会从帝国政府处领到钱。贵官可斟酌时间,预先秘密通知他。(207)


由此可见,到了这时候,日本政府不再关心改革派人士的命运,更多地注意与清政府的关系,而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张之洞等实力人士了。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日本政府拒绝正式救援文廷式,但他后来还是去了日本。


“礼送”康有为离开日本

日本政府“礼送”康有为离开日本,已有众多研究先进加以揭示。其中功力最深者,当属王树槐先生1965年著作、永井算己先生1966年论文、狭间直树先生1995年论文与李廷江先生1999年论文。本文作者在本节的叙述以此为基础展开,其中最后一部分则引用了永井、狭间两先生论文的论点论据。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接受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康有为,在此次访谈中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她只是一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慈禧太后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其如何信任,夸大他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最后,他还称光绪帝已给他密诏,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该文在《中国邮报》和上海的《字林西报》周刊刊出。《申报》等其他一些报纸对此也有援引者。此外,康有为还向国内寄回邮件,即《奉诏求救文》,称自己奉到光绪帝的多道密诏,并附伪造的谭嗣同狱中绝命诗。不管康有为当时有多么美好的目的,但他的所作所为,对正被羁押北京的光绪帝极为不利。康有为称其奉诏到国外求救,恰好证明了光绪帝通过康有为而“里通外国”;康有为编造的谭嗣同绝命诗,恰好证明了谭嗣同确有反心;康有为称光绪帝对慈禧太后十分不满,更会激起慈禧太后对光绪帝下手。慈禧太后若以此加罪于光绪帝,光绪帝将难以洗白。尽管按照今人的看法,这只是康有为的一面之词,但按当时慈禧太后的一贯做派,她将认为光绪帝通过康有为与外国人勾结,对其行大不利之事,已是铁证如山。


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了康有为的这一谈话,大为震怒。他知道此时慈禧太后有废光绪帝之心,如这篇谈话被慈禧太后看到,正是火上浇油。张于10月24日(九月初十日)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要求与该报馆及保护该报馆的外国领事“切商”,“嘱其万勿再为传播”。(208)与此同时,张之洞即与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进行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干预。


小田切万寿之助与张之洞的交往由来已久。1898年5月,张奉召入京,途经上海,与小田切有过两次交谈。后因沙市事件,张折回湖北,但仍派其主要的洋务幕僚钱恂在上海与小田切进行谈判。此后沙市事件的处理,实质性的谈判是由小田切与钱恂在上海完成的。(209)11月底,小田切万寿之助来到湖北,据他后来的报告称,他与张之洞有“五次会见”。在会见中,他与张之洞对中国政治的走向等诸多问题有着广泛的交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中日两国军事合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小田切完全站在张的一边。12月2日(十月十九日),他通过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致电青木周藏外相:


来自上海代理总领事。张之洞要求我秘密报告日本政府:康有为及其同党在日逗留,不仅伤害了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情谊,而且也妨碍他实施诸如由日本军事顾问训练军队的计划,由此应将他们逐出日本。张之洞说,如果日本打算接收中国学生,宜由日本政府通过驻清公使知照总理衙门,由其咨会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及湖广总督,要求尽快派出学生。如果他们能这样做,张之洞将派出50名以上的学生赴日。但他不愿自己出面采取行动,害怕由此引起某种怀疑。(210)


在这一电报中,张之洞将驱逐康有为与派陆军学生留日、接受日本军事顾问两事联系起来。青木外相立即对此作出了反应,于6日(二十三日)致电濑川浅之:


交上海代理总领事。你可以答复张之洞:帝国政府甚不愿为康有为及其党人提供政治避难,由于国际惯例,也不可能违背其意愿将其遣送出境;但将尽一切努力以达此目的。我已指示驻清公使,按照先前的建议,就军事顾问一事,与总理衙门联系。(211)


根据张之洞的要求,青木周藏指示北京矢野文雄公使立即行动。第二天,即7日,总理衙门即致电南、北洋大臣及湖广总督,称根据矢野公使的要求,日本接受中国陆军留学生,“希酌派数名派员带往”。这完全是张之洞与小田切、青木、矢野联合演出的一场戏。张之洞收到总理衙门电报后,立即予以配合,于8日电北洋大臣裕禄、南洋大臣刘坤一,具体商议此事。(212)


对于张之洞驱逐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要求,青木外相“将尽一切努力达此目的”的答复,从字面上看仅是一种意向,并不能认为完全承担了责任。张之洞也派人私下询问小田切,日本用什么方法让康有为离开日本?小田切称:“令人讽伊自去赴美国,日本政府助以川资”;又问康离日的时间,小田切称:“难定,近或一两个礼拜,远亦不过两月。”(213)


小田切万寿之助从汉口回到上海后,于12月20日(十一月初八日)致信青木外相,报告了他与张之洞关于日本军事顾问一事的交谈。张之洞表示,由于康有为及其党人尚在日本,清朝政府对日疑心甚重,此事目前尚不便提出;若康主动离日或被逐,张即上奏朝廷招聘日本军事顾问。小田切表示将此事向日本政府报告。在此信中,小田切表示了明确的倾向性态度,即同意以康离日作为招聘日本顾问的条件。(214)12月21日,小田切又向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发出了长篇机密报告,大力赞扬张之洞,称其是“二十年政绩卓著,吏治周慎,在此国地方官中罕有俦比者”,“学问渊深、见识透彻,被此国士林仰如泰斗”。他称张之洞是一个谨慎的改革派,此时的地位仍是“十分安全”,即将张当作是日本可以依靠和利用的力量。他还称张只提出将康送出国外,与清朝内部希望将康引渡杀害,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这封报告中,小田切还附上了两份附件。其一是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所撰的《康有为事实》,张将之送给小田切,并要求将该文不注明出处刊登在日本报刊上;其二是以印刷品的形式寄往国内的康有为的《奉诏求救文》,小田切对此称:以往对康稍有同情者,看到此文亦对其不快,该印刷品不知是从香港寄出还是从日本寄出,“若果有从本邦陆续邮寄与上述类似之文件,则该国政府对本邦更加怀有恶感之虞,望加以适当的取缔”。小田切的这份机密报告于1899年1月6日(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到,都筑馨六次官在该件上批示:


将依张氏之提议,刊登附件在报纸上,且应通过小田切转张氏回览。


日本政府对康等之意向,吾认为有必要以私信方式暗中传达到矢野与小田切。又,关于报纸转载一事,尽可能按照张氏的要求办理。都筑。(215)


都筑馨六的批示表明,日本政府已经配合张之洞在日本进行反康宣传了,并对康有为的处置意见也早已决定。


就在张之洞与小田切商议驱逐康有为的同时,清廷也得到了康有为在香港谈话内容的报告。10月25日(九月十一日),内阁学士准良在看到天津《国闻报》转载的康有为谈话后上奏:“报馆邪恶说请饬查办”,清廷当日下旨直隶总督裕禄,称:“九月初七日述康逆问答之词,尤为肆逆不法”,“著裕禄派妥员密查明确,设法严禁。此等败类必应拿获惩办,毋得轻纵。”(216)11月16日(十月初三日),即前述慈禧太后根据矢野文雄的请求,下达对外宽容的懿旨之当日,下达了一道交片谕旨:


已革候选道刘学询,著赏给知府衔,已革内务府员外郎庆宽,著赏给员外郎衔,庆宽并准其入内务府汉军旗籍。所有该二员呈请自备资斧,亲历外洋内地考察商务等语,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核办理。(217)


12月5日(十月二十二日),清廷又下达两条密令:其一是给沿海沿江各督抚:“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罪大恶极,均应按名弋获。朝廷不惜破格之赏,以待有功。”(218)其二是给清朝驻日公使李盛铎:“闻康有为、梁启超、王照诸逆现在遁迹日本,有无其事?该逆等日久稽诛,虑有后患。如果实在日本,应即设法密谋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预杜日人藉口,斯为妥善。果能得手,朝廷亦不惜重赏也。”(219)在以上谕旨中,慈禧太后、庆亲王奕劻等人密谋暗杀康、梁等人,其中李盛铎、刘学询、庆宽即是执行人。(220)矢野文雄公使很快就得到了密报。他于12月9日电告青木外相:


各种渠道的报告声称,慈禧太后于12月6日通过总理衙门秘密命令清驻日本公使,运用一切手段将康及其党人捕拿或暗杀。(221)


关于慈禧太后下达的暗杀令,本文作者已有材料证明日本政府对此作出了反应,而且,张之洞在上海的坐探报告说,英国政府已命英国驻华公使对此进行交涉。(222)


康有为到达日本后,受日本政府供养。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下野后,青木周藏外相便停止了对康有为等人的经济资助。日本陆军得知张之洞的态度,极为积极,力主逐康有为等人出境。以代理驻华公使回国出任外务省通商局长的林权助,在其回忆录称:当时有人代表陆军就逐康有为等人离日事,征求他的意见。林权助巧妙地将此问题推给下野的大隈重信。大隈重信的表态是,“要是只有康有为而且他自己认为离开日本也安全的话,让他走也可以。梁启超在这里,不是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吗?”林权助还向那位代表陆军的人提出了康有为的旅费问题。得到的答复是“这事不好办”。陆军不肯出,青木外相也不肯出。林权助建议其去找当时的日本首相山县有朋。那人按此行事,回来说:“山县君迫着外务大臣,结果把钱要了出来给我。”(223)然林权助的回忆录是其76岁时完成的,执笔人是岩井尊人。当其回忆38年之前的往事,细节不清乃至有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情况比林权助的回忆要复杂得多。(224)


12月16日(十一月初四日),即青木外相发电汉口后的第十天,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背着大隈重信一派,以个人身份访问梁启超,劝康、梁等人离开日本。楢原陈政曾随伊藤博文访华,认识梁启超,日本政府虽有意逐康、梁等人出境,但碍于国际公法,不能以政府名义实行,因而由楢原以个人身份行事。梁启超对此十分不解,表示拒绝。12月20日(初八日),楢原陈政再次访问梁启超,称李鸿章曾与伊藤博文会见时要求驱逐康有为等人,否则会在外交上产生不快。日本政府将会下令驱逐亡命者,最好在此之前往美国或英国,旅费由其负责。梁启超对此再一次拒绝。此后,楢原陈政还多次给梁启超写信,要求康、梁等人离开日本。


楢原陈政的工作虽被拒绝,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放弃。青木外相则通过康、梁的保护人来做工作。12月28日(十一月十六日),犬养毅致信柏原文太郎:


多次不辞遥远造访寒舍,万分感谢。康有为之事与伊藤侯相议。伊藤侯可能转告青木。其要旨是给康有为配备翻译一同前往外国,而王照与梁启超则留在日本。七千元为其旅费。上述事情大概已经谈妥,可领会其意思办理可也。木堂。二十八日。我知此事伊藤乃受青木委托,我已将此事写信给早稻田翁。


同日,犬养毅又写信给大隈重信:


昨日伊藤侯突然来旅店访问,其目的乃是为康有为一事而来。相议之结果,遂只将康有为一人遣送外国,送其七千日元左右的旅费。但是,伊藤侯的意思是这笔钱应以我们有志者的名义来赠与。上述事情伊藤侯则尽快通知青木外务大臣。我以为上述之事乃青木所托。至于让梁启超留在日本以增长学问之事,晚生也表示赞同。近日康有为谒见阁下时,请酌情将此事相告。草草。廿八日。大隈伯阁下。犬养毅。(225)


根据犬养毅的这两封信,可以看出,青木外相将此事委托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将此事交给犬养毅,犬养毅对此提出折中方法,即康离境,梁不离境,另送康旅费。伊藤博文同意此策,由伊藤与青木联系。同时犬养毅让柏原文太郎进行说服工作。伊藤博文、犬养毅、大隈重信都是对康、梁特别关照的人士,柏原文太郎更是直接照顾其生活起居的人士。然而,柏原文太郎的工作,似乎并不见效。


1899年1月19日(十二月初六日),近卫笃麿公爵出面干预此事。他将梁启超叫到自己的住处,明确告诉:康有为逗留日本有碍日中两国保持邦交,即使逗留也不易实现他的目的,最好让他漫游到欧美去。不但由我劝说,也请你劝说康。昨天我已与大隈伯爵商量好了,因此请相信伯爵和我,而劝康有为离开日本吧。近卫在此次谈话前,曾与清朝官员邹凌翰、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交换过意见。梁启超心有不愿,但此时只能表示将此意见转告康有为。3月16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近卫对伯原作了最后的嘱咐,即使大隈、犬养有若干异议也一定让康有为乘22日(十一日)的轮船离日。柏原随即商得了犬养毅的同意,并向近卫作了报告。


康有为于1899年3月22日乘船离开了日本。第二天,清朝驻日公使李盛铎发电总理衙门:“康有为昨乘日本邮船赴美。”(226)



五、简短的结论



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或许在日本外交史上只是那种不显山水的平淡,但在中国政治史和远东外交史上却有着很大的意义。它不仅决定了当时许多重要人物的命运,而且对当时和后来政局变动影响甚大,一些历史的疑点可以从中寻出答案。本文作者不厌其细烦琐论证作此长文,目的正在于此。


自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后,日本政府为了破坏或削弱中俄同盟关系,开展了一系列的对华外交攻势,培养和扶植亲日、联日的势力。动作虽然不多,但效果十分明显。无论是主张激进改革的康有为及其党人,还是主张渐进改革的张之洞等官员,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当时改革派大多倾向于联日。主张联俄的李鸿章和坚决反日的翁同龢在政治上的失势,又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访华,使得许多改革派人士要求将伊藤留下来。对于正在进行的戊戌变法,日本政府由于其本国的经验,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之,但未卷入实际事务,也未多作评论,尽管他们也已从本国经验中看出了一些政策过激、过快的失误。伊藤博文临行前就宣称,若见光绪帝,将告之改革不可图急,徐徐为之。(227)日本公使馆秘书中岛雄二也称,康有为处事太轻率,可能会引起混乱。(228)


自9月22日(八月初七日)得知戊戌政变的消息至11月8日(九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大隈内阁垮台,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对戊戌政变后的清朝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代理公使林权助、前首相伊藤博文、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公使矢野文雄、天津领事郑永昌、代理上海总领事诸井六郎、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此都有着一反以往的出众表演:公开救助张荫桓、黄遵宪,私下救援梁启超、康有为,阻止废除光绪帝,多次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同时为了保持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参加了各国派兵北京、迫甘军撤离的联合行动。日本政府在后两项行动中,与其他各国不同,即多次主动与总理衙门联络,保持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日本政府在这一个半月中如此深入地公开介入中国的内政是前所未有的。大隈重信等人的积极表现出自于他们的政治理念,多多少少也出自于他们从事维新的个人经验。


自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后,青木外相实行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这一方面是政变后的政治局势已经明朗,慈禧太后建立了绝对的统治,日本不愿与清朝政府有过多的对抗;另一方面是强调张之洞等政治强人的作用,力图建立与张之洞等政治强人的军事、政治、留学等多方面的关系,对康有为等改革派人士也不再有兴趣。这一政策取向,一直持续了很久。


以上是从时间的纵线而言的。


如果横向比较来看,对于清朝的戊戌变法,日本政府在各国政府中是最为关注的;各国在华外交使团中,日本也是最活跃的。当时各国对于日本的做法也有自己的看法。一名德国记者的评论,很有代表性:


对于中国的改革,日本人的意图也许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改革,因为他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日本人大概是想成为中国的参谋和教员,正如欧洲人以前对于日本那样。但是,日本首先想要的是和一个经过改革的、对日本的灵感言听计从的和真正有战斗力的中国建立一个联盟,为的是筑起一条坚固的堤坝,以阻挡欧洲的冲击。日本人的大目标是谋求亚洲的“门罗主义”,也就是把外国人从东亚挤出去。(229)


这位德国人出于欧洲人的眼光,感到了一种威胁,但宣称日本的最终目的是将欧洲从东亚挤出去,当时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但对照后来的远东历史,却是较早地揭示了日本此时发端后来盛行的“亚洲主义”的实质。


戊戌变法之后,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大为增强了。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武昌等地的地方大吏,在东京等地的中国改革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都与日本朝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由于各方的目的、方法不同,展示出历史变局的多样性。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很快取代英国,成为在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1) 本文系与郑匡民先生合作完成。本文作者在东京、台北查阅档案时,得到了衛藤瀋吉教授、山田辰雄教授、吕芳上教授、张启雄教授的支持,大和银行亚细亚—太平洋财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了资助,在此志谢。本文作者在翻译相关日文档案时,得到了野村浩一教授、近藤邦康教授、濱久雄教授、兵頭徹教授的帮助,在此志谢。又,本文因需大量引用日本档案,故用公元纪年,夹注中国纪年。


(2) 《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


(3)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12,1965年1月。


(4) 该文最初发表于日本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创刊号,1966年。本文作者所据为其论文集《中国近代政治史论集》,汲古书院,1982年,第1—31页。


(5) 《日本历史》,第471号,1987年8月,东京。


(6)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集》,1994年,台北。


(7) Conference on European 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i Culture in Early 20th Century,Garchy,France,Sep.12-16,1995.(“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中的欧洲思想研讨会”,1995年9月12—16日于法国加杰)


(8) 《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1995年4月,台北。


(9) 《日本历史》,第593号,1997年10月,东京。


(10) 《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1) 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3—420页。


(12) 河村一夫:《驻清公使时代的矢野龙溪氏》(成城大学《成城文艺》,第46号,1967年);《近卫笃麿日记之解读》(《季刊东亚》第5集,1968年12月;第8集,1969年9月,霞山会东亚书院);《戊戌政变前日清交涉之一幕》(《历史教育》,第17卷第3期,1969年,日本书院);《戊戌政变后日清关系之一幕》(《日本历史》〔东京〕,第334号,1976年3月)。


(13) 日本方面的主要工作为:一、川上操六派出参谋本部官员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等人在汉口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多次密商中日同盟;二、神尾光臣再次赴湖北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谈包括派遣留日陆军学生和聘请日本陆军顾问内容的中日军事合作;三、神尾光臣赴湖南与唐才常会谈;四、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郑观应、郑孝胥、文廷式、张謇、汪康年等成立“上海亚细亚协会”,由小田切任会长、郑观应为副会长;五、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往见杨深秀;六、大隈重信的对华秘书青柳笃桓对康、梁鼓吹光绪帝访日。此外,还有参谋本部官员福岛安正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劝说工作。相关的情况可参阅王树槐1965年著作、永井算己1966年论文、许介鳞1994年论文、李廷江1999年论文、陶德民2000年论文及容应萸论文《戊戌维新与清末留学政策的成立》,载《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第311—327页。


(14) 李廷江先生1999年论文认为,大隈重信与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明确的提出日清同盟和日英同盟的两大外交方针,并主张利用顾问来达到目的”。本文作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日本与清朝的关系还谈不上是“同盟”,而是希望通过顾问加强对清朝的军事控制,这与英日同盟是完全不同的。


(15)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50—751页。在此问题上,日本政府曾以威海拒不撤军一事相要挟。


(16)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88—791页。


(17)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91—793页,第796—800页。


(18)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33—738页。


(19) 林董(1850—1913),明治时期的重要外交官。1866年去英国留学,1868年回日本,参加新政府的工作。随岩仓具视使团出访。1891年任外务次官。甲午战后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出任驻清公使。后任驻俄、驻英公使,外务大臣等职。


(20) 《宫中各种档簿》簿4175号,《日记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立。


(21) 参见孔祥吉:《慈禧杖责珍妃有证据》、《珍妃卖缺实记》,见《晚清佚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第82—95页。


(22) 林董致西园寺公望,机密第85号信,1895年12月11日。《外务省记录》,1-6-1-4-2,各国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第1册,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23) 林董致西园寺公望,机密第3号信,1896年1月8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24)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62—670页。


(25) 内田康哉(1865—1936),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87年入外务省。此时以参赞代理公使职。他后来出任驻清公使、外务大臣、满铁总裁等职。


(26) 内田康哉致大隈重信,机密第6号信,1897年2月8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27) 林董致西园寺公望,本公第14号信,1896年2月5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28) 林董致西园寺公望,本公第26号信,1896年3月16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29) 林董致西园寺公望,本公第28号信,1896年4月1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30) 矢野文雄(1850—1931),早年毕业庆应义塾,后长期在报纸工作,也创作过许多小说。他是大隈重信的智囊人物之一。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时,大隈一度出任外务大臣,其于1897年被派为驻清公使。


(31) 西德二郎(1847—1912),明治时期重要外交家。早年留学俄国,后任驻俄公使等职。第二次松方内阁、第三次伊藤内阁时出任外务大臣。1899年任驻清公使。


(32)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本公第8号信,1898年2月5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33)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本公第13号信,1898年2月19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34)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本公第14号信,1898年2月19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35)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本公第24号信,1898年3月26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36)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本公第45号信,1898年6月17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37)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本公第49号信,1898年6月24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38)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电,第127号,1898年6月16日下午5时40分发,下午5时30分收到(引者注:该电发文时间据矢野亲笔件,收文时间原文如此,收文时间恐有误)。(《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又,由于当时的电报采用的是有线接力的方式,一站站地往下发送,故发电时间与收到时间有很大的差别。请读者注意。


(39)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本公第46号信,1898年6月17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40) 矢野文雄致西德二郎,机密第60号信,1898年6月24日。(《外务省记录》,1-6-1-4-2第1册)


(41) 林权助(1860—1939),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87年入外务省。他是明治、大正时期重要的外交官。


(42)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43) 许介鳞先生1994年论文称,伊藤博文来华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实现清朝迁都而翦除俄国对华影响力,二是由日本军官代为训练中国军队取得对中国军队的控制权,“来华访问的伊藤,肩负了推动日本在中国取得最大殖民支配权的重大使命”。本文作者认为,伊藤访华时当然不会放过各种机会,但来华前是否已确定了迁都、日本军事顾问两策,也是不能肯定的。即使戊戌政变未发生,伊藤是否会被留在清朝、即使留在清朝能否有决策权,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许先生似未考虑慈禧太后的因素以及伊藤博文对清朝权力结构的认识与分析。


(44) 外务省档案关于伊藤的访华,除在各卷中分别收藏外,还专门有一卷《松本记录·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6-4-4-21),松本记录即是外务省官员松本对伊藤访华等专题档案的抄件。其中一抄件称:“此次伊藤侯访问清国消息传来时,正值清国改革之气运旺盛,上下共同仰视日本,而欲将其作为清国文明先导者之议论甚嚣尘上之际。清国政府对东方贵宾则更应该盛情款待。为此直隶总督荣禄特委派海关道李珉琛、北洋大学堂总办候补道王修植,以及日文翻译官陶大钧为接待委员……(在北洋医学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伊藤侯与容中堂并肩而坐,相互亲切交谈,气氛十分融洽……荣中堂谈起了伊藤侯的此次访问,对清国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故请伊藤侯毫不客气地对清国的改革提出建议。伊藤侯回答的大意是,为了大清国将尽自己所能,提出建议,此对自己而言,是义不容辞之举。”(原抄件未注明作者及日期,从文内意来看,当属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官员所写,《松本记录·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6-4-4-21)由此可见,在戊戌政变前荣禄对于伊藤此次来华的目的判断。荣禄称伊藤的经验对中国的改革大有益处,恐怕不是一个外交上的客套,而是认为清朝可能会对伊藤作某种使用。“(戊戌政变后)当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此次伊藤侯来沪时,铁路大臣(盛宣怀)托病在家,始终未能会晤。其它地方官虽战战兢兢愁眉不展礼节性地接待了伊藤,但谈话中丝毫不敢涉及政治。与诸般待遇上自有不尽之感。目前,彼等尽可能避免与本邦人接触,看起来,其对本邦之意向顿然为之一变。”(上海代理领事诸井六郎致外务次官鸠山和夫,机密第50号信,1898年10月10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由此可见,政变后伊藤来到上海,政治风向已大变,官员们将之与改革相连,唯恐有牵连。“伊藤侯爵此次游历本地(武汉),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张总督与伊藤侯爵会晤之际,向伊藤侯提出了许多政治问题。此外,十七日下午伊藤侯赴总督府告别之际,张总督微微叹息,托付伊藤侯爵说:先前小田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来汉口时,曾与其有相同的商议,而且领事回东京后,又有多次书信往来。但是仅停留在自己与小田切领事之间的商议上,具体实行时,不得不一一奏闻,以求得到皇帝陛下的恩准。即该国地方长官总督之权限范围亦甚狭隘,无论欲何事,亦不能不得到北京政府之许可。尤其近来国用多端,些微之事亦得受户部之检束,实在不无遗憾,还愿谅察微衷。他自己也叫小田切领事将此事转告贵国有关部门。另外对贵国的外务省及参谋本部于诸多事情上的诚挚帮助,致以深深的谢意,希望侯爵归国之后,代其转达谢意云云。从上述情况足可窥见,于近来的北京政变后,张总督计划的诸般事业是如何的困难。”(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次官鸠山和夫,1898年10月17日,《松本记录·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6-4-4-21)从此报告可见,张之洞企图与日本联手做一些事情,尽管形势十分不利,仍表现出这一愿望。而他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对此事完全不谈:“伊藤来鄂,总署电令优待。当经电询北洋详细仪节,仿照办理。饬上海使员代写江永大餐房来回船票,并派候补道接至九江。八月二十九日到汉口,带随员五人。江汉关道、汉阳府、县在招商码头局内迎候。先遣汉阳县及翻译官上船,伊藤登岸后至局内少坐,略备茶点酒果。在汉口借一茶栈为公馆。是日关道府县即在公馆内设筵相请。初一日未刻过江,到敝处拜晤,系派兵轮往接。下船登岸时,照北洋电,声十九炮。渠以隔江不便,嘱在武昌借公馆一所,意在欲我答拜。是日酉刻,洞至馆答拜。初二日率同司道将官委员十余人公宴之于黄鹤楼,并请各国领事。筵席间彼此俱有颂词。一切礼节,彼此俱属周妥。今日即搭怡和商轮东下赴江宁,询明须至登岸,拜晤南洋大臣,以后将赴苏杭,谨奉达。伊藤送日本锦四卷,答以书两箧,荆州锦十匹。一切俱仿照北洋。并闻。洞肃。江。”(《收发电·总理衙门清档》,01-38)“上月二十二日,伊藤侯搭乘招商局轮船安庆号再次回到本地(上海)……铁路大臣盛宣怀、道台蔡钧等也对伊藤侯一行表达了友好的盛情。如蔡道台即表示了假如伊藤侯有意去苏州的话,自己愿为向导陪同前往的意思,而且连乘用船都准备妥当。又杭州巡抚廖寿丰派在苏州的候补道许某来到本地,也表示侯爵去杭州巡游时该人将以向导和接待者的身份随行的意思……然而侯爵从有关部门接到了火速归国的电报,未能去苏、杭两地巡游……据说,伊藤侯自汉口经本地返回东京的途中,顺便会见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总督不仅极诚恳地接待了侯爵,还派道员钱怀培将侯爵送到上海。”(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官鸠山和夫,1898年11月10日,《松本记录·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6-4-4-21)看来,由于政治形势的明朗化,上海等地的官员对伊藤的态度也有变化。


(45)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68号电报,1898年9月21日上午9时发,下午5时30分收到。(《松本记录·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6-4-4-21)


(46)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69号电报,1898年9月22日上午9时发,下午4点20分收到。该件于22日上奏天皇,同时通知参谋总长、陆军大臣、军令部长,由次官亲带抄本交海军大臣。(《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59页)


(47)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70号电报,1898年9月22日下午4时50分发,23日上午10时15分收到。该件于24日上奏天皇,同时通知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0页)


(48) 大隈重信致诸井六郎、郑永昌,1898年9月23日。(《外务省记录》,1-6-1-4-2-2,光绪二十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崩御、袁世凯免官,第1册)诸井代理领事收到此电后,于24日回信:“昨23日下午4时54分发来的关于此次北京政派轧轹之变动的贵电敬悉。关于上述之事,自下达罢免李鸿章、皇太后训政之上谕以来,本地上下人心惶惑,暗中各种风说不断传入耳中。但下官认为,仅听到某些区区谣传便特意报告也不得要领。贵电中的指示,下官已立即传达给高雄舰舰长。目前下官正极力探听消息,但由于邮局时限紧迫,先将中文报纸中与本事件有关的部分剪下来,以供参考。”(诸井六郎致外务次官小林寿太郎,机密第47号信,1898年9月24日,档案号同前)由此可见大隈的发报时间。又,在天津的大岛舰舰长海军中佐荒木亮一也发回两份电报。其第一份报告了所听到的政变,并称天津的局势显得不稳。(荒木亮一致海军大臣西乡从道,9月24日上午天津发,25日下午东京到,档案号同前。该件当日由西乡转给大隈,并附有西乡一字条)其第二份称皇帝安全,人心开始平稳,张荫桓免官被捕。(荒木亮一致西乡从道,9月25日下午7时20分天津发,26日上午10时16分东京到,档案号同前。该件亦由西乡转给大隈)


(49)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71号电报,1898年9月23日上午8时40分发,下午8时15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59页)该件发表时删去“电汇电信费2000日元,我还恳求你再寄上1000日元作为津贴费或机动费”一段,据原件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又原件上有“机密”字样。


(50) 大隈致林权助,第124号电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51) 大隈致林权助,第74号电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由于当时林权助以驻俄公使临时代理驻华公使,故林虽在北京,但发给圣彼得堡的电报仍以林为名。


(52) 大隈致加藤,第111号电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53) 9月24日,在芝罘的TAYUI发来一电:“东京外务省根据可靠的中国皇帝被监禁的消息,我推测出了什么事,因为英国舰队正离开威海卫前往大沽。”(芝罘1898年9月24日下午1时50分发,11时50分收到,该件注明“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中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驻英加藤公使对此回电:“关于贵电111号,英国政府除世间的公开传闻外,未从清国接到任何通报。又,对于此次事件,可以说未听说有丝毫外国干涉之迹象,英国舰队虽有赴天津之行动,但目下英国政府不欲作出举动,仅防备万一之事变也。”(加藤致大隈,第83号电报,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伦敦发,28日下午1时15分收。《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2—663页)驻德井上公使对此回电称:“本使昨日会见德国代理外务大臣,关于德国政府对于此次清国事件态度,该官虽不明言,但根据其所言来推测,德国目前似乎避开任何纠纷,而单一注视事态的发展。”(井上致大隈,第42号电报,9月28日发,30日上午9时15分收到。同上书,第664页)


(54)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2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7页。又,林权助在政变当日感到局势有变,很可能与当日下午梁启超到达日本公使馆有关,后将述及。


(55)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72号电报,1898年9月25日上午10时55分发,下午4时15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1页)又,该电原件上注明“上奏总理大臣、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中田,参事官宽知”。在25日晚上,林权助又向大隈发出一电:“庆亲王要求请假五日。他在此次变动中当有何为,相当扑朔迷离。亲王与张荫桓有着很好的关系,以至于他的离职或许是出于这种关系的考虑。张荫桓也深受皇帝的信任,而我猜测,恰是此层原委,张的倒台应归于妒忌与诡谋。至少,李鸿章对他的倒台起了一份作用。”(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74号电报,1898年9月25日下午5时55分发,11时40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当时日本的电报全用英文,该件的日译本载《日本外交文书》,此据英文原件译出。该原件上注明“上奏总理大臣、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中田、参事官宽知”。此一电报仍属林权助的政治形势判断,虽有误,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56)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2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7页。


(57)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58) 该电称:“昨晚英国公使派其秘书来找我,谈到张荫桓将会在今天处死,希望侯爵能运用其影响力阻止死刑。此时,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大臣正与我一起进行晚宴。当他们离开公使馆后,我于深夜去看李鸿章,进行了激烈的交谈。我说道,我知道张荫桓与他的关系不好,但若谣言为真,那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我还指出,李鸿章是惟一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他最后说道,他会试一下,以阻止死刑。”(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75号电报,1898年9月26日下午7时发,下午10时50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该件的日译本载《日本外交文书》,此据英文原件译出。原件上注明:“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9月27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公使铁、政务局仓知、参事官志贺”。


(59)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76号电报,1898年9月28日上午11时50分发,下午6时15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该件的日译本载《日本外交文书》,此据英文原件译出。原件上注明:“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9月29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仓知”。


(60) 9月26日,清廷据刑部奏折下旨:“所有官犯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并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著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27日,清廷又据黄桂鋆奏折下旨:“徐致靖等一案,著派御前大臣会同军机大臣、刑部、都察院审讯,限三日具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十二日)清朝原计划是按照其法制进行审判的。


(61) 张之洞听到消息后,于9月26日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让其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援救杨锐。(《张文襄公全集》,第3册,第759页)奕劻以御前大臣参加审判,因其名分排位第一,他于9月28日上午派人找来陈夔龙、铁良,布置机宜,援救杨锐、刘光第。(《戊戌变法》,第1册,第481页)


(62) 《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9页。又该谕旨属“字寄”,即由军机信寄给刑部与步军统领衙门,而不是由内阁公开发布的谕旨。


(63)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6—467页。


(64) 对于清朝不经审判即处六君子死刑与英、日援救张荫桓的关系,黄彰健先生在其《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0年)、林克光先生在其《戊戌政变史事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均有详述,可资参考。


(65)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66) 大隈重信致林权助,第125号电报,1898年9月27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3页)又,据林权助的报告,该电于27日下午3时30分发,28日上午10时35分收到。


(67)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77号电报,1898年9月29日上午8时20分发,下午4时45分收到。该电报告:“王文韶告诉我,荣禄已命为军机大臣,前福州将军裕禄取代他而派为直隶总督。”该电原件上注明:“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9月30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铁、仓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68) 大隈重信致林权助,第128号电报,1898年10月1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又,林权助于10月4日电告六君子的姓名,并告张荫桓被处以流刑。该电还称:“关于各国对于此次政变的态度,除了英国公使与下官试图救张荫桓一命之事外,其它还不清楚。在清国政府内部,此事似已恢复平静,然亦难保证无意外事件发生,故应密切注意,以备万一,方为得策。时时注意无智之政府、不满之人民、妒心深刻之列国,当是我们的出发点。”(林权助致大隈,第183号电报,1898年10月4日上午7时50分发,9时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2—673页)


(69)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0号电报,1898年10月2日下午1时发,7时15分收。(《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9—670页)


(70)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机密第96号信,1898年9月24日发,10月6日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71) 郑永昌致外务次官鸠山和夫,机密第15号信,1898年9月30日,10月19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4—666页,本件有王先明先生译文,见《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097—1098页,蔡乐苏先生也引用过,见《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此处为重译。)又,该书删去了郑永昌致海关道的照会,特从档案中补上:“敬启者。本领事官前日欲往新河一带临晨打鸟,同三井行主人吴姓、学生高姓、林姓,在法租界乘坐跨子船,循海河而下,是夜两点半钟,时往至军粮城一带,忽有北洋大臣派来快马轮船追赶至前,即将绳索拦住,且欲牵回,声称船内有中国要犯。本领事官当即告以,船中只有四日本人,可以进舱查验。用有武弁二人登船查验,即指林姓为中国要犯康有为,日本领事不应护庇匪人,口出不逊多言。本领事当令其解缆分行,到塘沽明白细认。该弁等仍执不允,争论两点钟之久,方肯解放。该二弁并十余水手执持洋枪,皆在跨船,同到塘沽,快马轮船即鼓轮先行。及本领事遥呼日本兵船士官来船相告,该弁兵等一见兵船小艇下驶,即呼三板欲去,而本领事官仍挽留其俟兵船士官互认明白,不意该弁等拂袖而去,似乎有伤体面。本领事官未便置而不言,即请贵道(天津道)将此情转禀北洋大臣查明,应饬该快马轮船帮带陆孝旺、武弁刘某等二员,将误查各节来馆认错,以警将来,即作罢论,否则只得申报敝国公使,行文总署办理也。即希见复为祈。此颂升祺。名另具八月十二日(旁用钢笔注:我九月二十七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72)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73) 9月22日,军机处电寄荣禄旨:“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现经降旨革职拿办。兹据步军统领衙门奏称,该革员业已出京,难免不由天津航海脱逃。著荣禄于火车站及塘沽一带,严密相拿。并着李希杰、蔡钧、明保于轮船到时立即搜捕,毋任避匿租界为要。”(《随手档》、《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


(74)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75) 25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电总理衙门:“佳电敬悉。遵旨饬沪道严密查拿梁启超。一俟报获,即行派员押解来京。请代奏。坤一。卦。”(《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佳”为阴历九日,即9月24日。


(76) 25日上海道蔡钧两电总理衙门:“奉电旨悉。昨奉旨后,即饬县、委设法侦探密拿,一律许赏,尚无确耗。惟康党遍地,消息灵通,或因得拿办之信。或先经逃逸。且英忌我联俄,即力保康犯,梁亦难保不藉英护符。然事系奉旨,无论如何仍当竭尽心力,上紧缉拿,仰慰圣怀。谨闻。钧。蒸。”“蒸电报查拿梁启超无确耗,谅邀鉴察。顷又接上海县黄令禀,遵带捕役到梁启超眷寓及所设之译书局内搜捕,仅获到司事张其时等。据供,梁启超自会试入都后,并未到过局内;伊父梁宝应、伊弟梁启芬已于初七日乘永生轮船赴粤等语。是梁犯行已得信无疑。除仍密缉外,应请电粤密拿。钧。蒸酉。”(《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77) 26日上海道蔡钧电总理衙门:“今早粤藩岑春煊到沪,面述伊初四出都,梁犯约同行而未果。该犯似尚在京等语。今日中外日报登有梁犯已在京拿获专电,不知确否。特闻。钧。”27日刘坤一两电总理衙门:“奉旨饬拿梁启超。据沪道蒸电禀复,想邀钧鉴。叠经坤屡次急电饬令,迅速严拿。又据该道复电称,奉旨后即密询与梁启超有隙之汪康年、曾广铨,均云梁实未回沪。复往上海县黄承暄巡捕到梁眷寓及所设之译书局内搜捕,仅获到司事张其时等。据供,梁自会试入都后,并未到过局内。伊父梁宝应、伊弟梁启芬已于初七日乘永生轮船赴粤。是梁先得信无疑。又英领事向重庆轮船起发康犯行李,送入英署。其有意保护显而易见。英兵轮今早已开往香港,请电粤一体饬拿各等语。除饬仍行严缉,并将张其时等隔别严讯,追求梁启超实在下落;一面电粤督,如果康梁私回原籍,即行一体拿缉。谨电闻。坤。真。”“沪道真电想邀钧鉴。梁启超是否在京拿获,此间未得确信。康为英兵轮截去,换船赴港。业经坤电请粤督如果该犯私回原籍,一体饬拿解京。惟管见康即为英人保护,必已径赴外洋,风声日紧,绝无回籍之理。香港权不我操,据电照会,又恐转生枝节。伏乞钧署裁酌示遵。坤。队。”(《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78) 30日总理衙门收袁世凯电:“密查本月初七日奉电旨饬拿康有为一犯……初十日夜,据探报,康犯潜乘民船,有日本领事保护赴塘沽。复据荣禄派弁乘小轮追蹑。该日员不肯交人,正在商办间,又据报称其人已上日本兵船。适荣禄交卸起程,经世凯密派道员黄建筦、总兵史濠源、教习洋员魏德尔朋德先后亲往日船,托词追问,多方商索,该船主坚不承认。按照西例,未便搜查,致滋衅端。再三侦访,有谓并非康犯,疑系梁启超,已剃发改装,无从辨认。查该犯踪迹诡秘,又有洋人保护,碍难下手,可否由总署藉词债务,照会英、日两使饬交,并密谕粤督派人赴香港,设法严缉。粤人嗜利,如悬重赏,或可就获。谨将遵旨密拿康有为情形详细上陈,请代奏。袁世凯叩。寒。”(《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79) 《随手档》、《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80)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1号电报,1898年10月2日下午4时发,10时2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9页)又,此时清朝正在查找王照。10月2日,吏部上奏称王照是否在京无从查复,清廷即命都察院:“候补四品京堂王昭寓所何处,现在是否在京?著都察院督令五城坊官确切查明,迅即具奏。”10月4日,都察院上奏称王照查无下落。清廷明发上谕:“都察院奏遵查四品京堂王照并无下落一折。该员畏罪避匿,实难姑容。候补四品京堂王照著即行革职,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务获,并著顺天府府尹督饬宁河县知县将该革员原籍家产一律查钞,毋任隐匿。”(《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十九日)


(81) 大隈重信致林权助,第129号电报,1898年10月3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0页。相关的内容又见林权助致大隈,第182号电报,1898年10月3日(同上书,第670—671页);大隈致林权助,第130号电报,1898年10月4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82) 林权助致大隈,第188号电报,1898年10月6日上午11时44分发,下午4时50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83) TAYUI致外务省:“大岛舰今天下午离开前往吴,搭乘梁(启超)和王(照),通知海军省。”1898年10月12日下午4时36分发,13日上午10时50分到。该件上注明“秘”,并注“大臣阅了、次官鸠山和夫、秘书课三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84) 22日,总理衙门收荣禄电:“电旨敬悉。昨日酉正闻有查拿康有为之旨,当即密派得力弁兵先在紫竹林行栈等处暗为查察。复于戌刻经崇礼派弁速拿,又加派弁兵连夜驰往塘沽、大沽逐处搜捕。并电饬蔡钧、李希杰妥为设法挨船严搜,并知南洋一体查拿矣。兹据派赴塘沽差弁回文,奎等电称,探得康有为系于初六日晚乘重庆轮船转烟赴沪等情,当即电派该弁乘飞鹰鱼艇追驶烟台。复再急电李希杰、蔡钧迎头搜捕,悬赏务获。谨先行代奏。荣禄肃。阳申。”(《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85) 23日,总理衙门收南洋大臣刘坤一电:“阳电敬悉。遵饬各该员在沪。齐。”同日,步军统领衙门收刘坤一电:“阳电敬悉。奉旨严拿康有为。今午准北洋电知该犯于初五过津,即日趁(乘)轮赴沪等因。业用急电饬令沪道严密逐船搜查务获。一俟获到,即行派员解送贵署。坤。阳酉。”(《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86) 23日,总理衙门收蔡钧三电:“昨酉钦奉电旨,密拿已革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遵经密饬县、委并密商盛京卿、税司、领事,分别选派捕探、杆役,在吴淞及上海严密布置。北来轮船一到,立即搜查,务获为止。职道密许重赏,南洋大臣又另许三千元。该犯如南来,无论如何断不任漏网。惟职道未奉电旨之前一夕,上海则已纷传,不知从何漏息。刻奉北洋大臣电,该犯于初七日由烟台换搭重庆轮船来沪,诚恐该犯已得消息,诡称回南,潜由烟搭船赴营。转赴东洋。除请北洋大臣转饬东海、山海两关一律严拿外,余容续禀。钧禀。霁。”“昨购康犯照相多张,分交所派员役,在淞等候竟夜。顺和今日到,遍搜未获,详询亦未见有此人。现又商税司派洋员乘轮在淞口守候,并以堂兄认识康貌,同往指拿。凡北来轮船逐一拿捕。至宪电初七重庆之说,职道复探亦无。惟据税司云,重庆先赴营口,再转沪,难保不在彼免脱。倘营口稽查严密,天夺其魄,近而走南来,照此严密布置,似无不获之理。仍请转饬营口,一体加意查缉为叩。钧。庚。”“今日黄浦、顺和、开平、新济四轮船进口,均已搜查一遍。询据新济司事云,初六日康犯本搭彼船,已下行李,旋见粤人与之聚语,复将行李上岸。谓明日改搭重庆。并探悉孙文与康订定,在东洋交银二十万元,已交过陆万,在京运用。果尔,恐康犯已在烟闻信远扬。俟重庆到后再详查细搜另报。钧禀。齐。”(《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87) 24日,上海道蔡钧电总理衙门:“重庆尚未到。惟英领昨允由伊派巡捕两人到船查缉,不许中国派员役搜捕。深以为疑。当属(嘱)与英领亲信之人密探口气。据云,康有为果为英人拿,必任保护,决不送办等语。职道已密派亲信员役,俟重庆到后,上船查拿。先行禀闻,请示遵行。钧。青。”25日,上海道蔡钧两电总理衙门:“蒸电敬悉。重庆昨午两点钟到吴淞,差员会同税司上船遍搜康犯不见。密访在船人等称,午前距吴淞口外尚有数十里,有英兵轮放小轮一艘傍船,接去二人,不知姓名。似此情节,与昨探英领事不交犯之意参观,实属可疑。如果是康犯,海中为英人邀截,确系力所难施。已照会英领请查,并派人访拿。俟照复,再飞禀。昨日申刻电陈南、北洋大臣,现尚未接英领照复。合禀闻。钧。蒸。”“英领事昨日坚不允签字,今日又向重庆轮起发康犯行李,送入英署。其有意保护,显而易见。英兵轮今早已开赴香港,应请宪台电粤一体饬拿。此间照会英领事,‘请查麻烟筒小轮接去华客,究系何人,有无康犯在内’。措辞活动,谅难借口。钧。蒸。”同日,得到消息的刘坤一再电总理衙门:“沪道青电想邀钧鉴。顷又是据该道电称,重庆昨午两点钟到吴淞,当即上船遍搜康犯不见。密访在船人等,称午前距吴淞口外数十里,有英兵轮放小轮一艘傍船,接去二人,不知姓名。似此情节,与昨探英领事不交犯之意参观,实属可疑。如果康犯海中为英人邀截,确系难料。现已照会英领事请查,一面仍派人访拿。英领既有决不送办等语,证以重庆在船人等所论,大属可疑。惟事无确据,未可因康犯未获,转起邻衅。除饬该道暗中查访,毋须孟浪,一面仍于北来船只严缉。谨电闻。坤。卦二。”(《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88) 诸井六郎致大隈重信,1898年9月25日上午10时41分发,下午1时收到。该件上注明:上奏,总理大臣、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89) 诸井六郎致外务次官鸠山和夫,机密第48号信,1898年9月25日,10月6日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该报告还称:“自本地道台衙门至各个官厅,一律搜捕康党。被视为康党之人各处相率匿迹。如康有为门下组织的大同书局,近来无一人工作,该局办理事务之狄某已不知去向。迄今未逃者即已就缚。官方的活动仍极为频繁。”


(90) 26日,上海道蔡钧电总理衙门:“康犯为英兵轮截去后,密探得英正副领同翻译昨亲出吴淞口外登兵轮与康去。此间员弁追往,英兵官不许上船。闻已改登英公司船赴港。康犯行李为英领取去,并探英使电沪,嘱保护其人云。前去照会,至今未复。应否请电粤,在港密缉。钧。真。”(《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91) 诸井六郎致鸠山和夫,第49号机密信,1898年9月27日发,10月6日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该报告还称:“近来被北京政府逮捕的改革派中,也有一些为该国前途考虑而可惜的人物。本地原《时务报》馆馆主汪康年,正欲在各国的斡旋下尽可能地免罪。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暗中极希望日本政府在此方面尽力。”


(92) 诸井六郎致大隈重信电,1898年9月28日下午2时8分发,4时30分收到。该件上注明: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93)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1898年9月30日下午5时56分发,8时45分收到,该件上注明:上奏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94)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电,1898年10月1日下午4时55分发,7时3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6页)


(95)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第18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日发,10日收到。上注明:内阁通知,参谋本部、军令部通知;大臣、次官、公使、参事官等阅后的印章。(《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该报告还称:“据闻,住在广东的康氏家族,先前已逃至澳门。现来到本地的有康氏之母及异母弟两人。又,康氏之门生约二十人在康有为到达前的三四日已来到本地避难。”


(96) 大隈重信致上野季三郎电,1898年10月4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97)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第19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0日发,20日收到。上注明:“内阁通知”及大臣、次官、公使、参事官等阅后的印章。(《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98)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电,1898年10月8日下午12时58分发,3时10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99) 大隈重信致上野季三郎电,1898年10月9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8页)


(100)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第19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0日发,20日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该报告还称:“该氏素来清贫,且由于此次事变,自然亲朋故旧之财产多被抄没。且更无其他资助。因此,可以想像康有为可能于出发前请求旅费等资助。无论发生何事,将用电报具报,是否可行,请妥议。”由此看来,康与上野可能谈到过旅费的问题。


(101)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1898年10月20日下午12时47分发,3时35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102) 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第20号机密信,1898年10月20日发,31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92—693页)该报告还称:“康有为出发前为其旅费及家人津贴等需经一些费用。由于他仅只身逃出,无自给能力,恳切地提出了1000元资助的要求。虽然暂时婉拒,但其情却也是悯然之至,不得已才有本月17日电报,将其大概情况说明并禀请资助。但至其出发之日,尚未收到回训。由于出发时间迫近,不能支付船票,只能从卑职手头现款中支出350美元,以充其船票及途中之费用。上述金额从机密费及其他费用中支出,恳请审议后拨还。此外,关于上述1000元资助一事,卑职婉拒了康氏的要求,同时也未让康氏得知卑职向阁下电报请示之事,特此为念。”


(103) 兵库县知事大森致大隈重信,1898年10月25日上午10时15分发,10时57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93页)该电后注:“上述七名中国人是:康有为、梁铁君、康同照、何易一、桑湖南、李唐、梁炜。以上据西山警视总监的报告。”


(104) 关于此次事件的详情,可参见: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0号电报,1898年10月2日下午1时发,7时15分收到。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98号机密信,1898年10月7日发,27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9—670页、第675—676页)


(105) 在京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致总理衙门照会,1898年10月1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6页)按照惯例,公使团团长由向驻在国递交国书最早的公使担任,又称领衔公使。西班牙当时译称日斯巴尼亚,有时也简称大日国。其公使葛络干于1895年接任公使,为各国任职最早的驻清公使。


(106) 《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


(107)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0号电,1898年10月2日下午1时发,7时15分收到;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98号机密信,1898年10月7日发,27日收到;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2号机密信,第103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9—670页、第675—676页、第688页、第690—692页)


(108) 总理衙门致林权助,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总理衙门清档·地方交涉》,01-16/76-81-7)“驻京日本学生被人掷石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09) 林权助致总理衙门照会,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0月3日),“昨准函称,学生二人被人掷石打伤,同时英美两国之人被殴,业经知照步军统领衙门。现已拿获七人等语。据本署大臣所闻,此外尚有外国人并外国所选用之华人,亦被人殴打。则如二三使馆现拟令水兵到京,贵国政府如不严饬该管衙门实力弹压匪徒,我国政府亦不得不筹办法。希见复为盼。专此。顺颂时祉。”总理衙门于十九日(10月4日)再次复照安抚:“接准函称,学生二人被人掷石打伤,此外尚有外国人并外国所选用之华人,亦被人殴打。二三使馆现拟令水兵到京,贵国政府如不严饬该管衙门实力弹压匪徒,我国政府亦不得不筹办法。希见复等因有来。查此事业经奉旨交本衙门妥办,自应会商步军统领衙门,一、二日内即行妥筹切实办法,力任保护。嗣后不令再出事端,可请贵署大臣放心,毋诵自行筹办。至贵署大臣关照之意,足征两国邦交。本爵大臣等殊深铭感。专此布复。即颂时祉。”(《总理衙门清档·地方交涉》,01-16/76-81-7)


(110)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11) 林权助的电报称:“英国水兵二十五人为护卫将来北京,而德、俄两国公使也请求派兵保护,据云:该派遣兵近日到达。法国公使也请求派军舰进行保护。此举完全是为了警戒事件的事态的发展。以上已在第180号电报中作了报告。盖该事件在最不幸的关头发生。外国人最怕的是清国士兵撒野。然而,下官还未见有派兵保护的必要,告诫总理衙门,要求其为维护安宁采取严厉的措施。关于下官第181号电报报言之事,望尽可能速派替换军舰来。”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2号电报,1898年10月3日下午3时30分发,11时40分收到。郑永昌的电报称:“由于清国暴徒在北京对外国人施加激烈的暴行,驻在清国的英国公使给其国司令长官拍了电报,要求迅速派遣水兵五十名来保护使馆。英国士兵昨日下午在大沽上陆,正携带两门野炮向北京前进。驻扎在旅顺口的俄国三十名骑兵本日已抵达天津,德国士兵不日亦将到达。因此切盼日本舰队于数日内亦返大沽。又,除大岛舰外,十分有必要再派一艘炮舰来。”郑永昌致大隈重信,1898年10月3日下午12时30分发,4日下午1时40分收到。当日郑永昌还给鸠山和夫外务次官写了同样内容的机密信:英国士兵五十名中有三十名前往北京保护使馆,另二十名大概充当天津的警护。还称,今后清国政府将成何状态则很难预料,而此时为警戒之目的,事先派遣日本舰队至天津,这对清国政府加以戒备,防止其实施有欠考虑的举措,是非常有利的。该信最后提到:“就目前在当地欲探听清国及各外国行动真相而言,经常费支付的费用不少,不能再充当此等费用,请支付机密侦探费五百元。又,此际不知将会发生何等意想不到之事,对此请电汇电信费一千元。”郑永昌致鸠山和夫,机密第16号信,1898年10月3日发,19日收到。对于郑的费用请求,最后批准了机密侦探费二百元和电信费五百元。(《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0—672页)


(112)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113) 总理衙门致公使团团长照会及信,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7页)


(114)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15) 林权助电称:“对于本官‘欲维持安宁,应实施迅速有效措施’的告诫,王、大臣表达了谢意。该王、大臣目前最尽力之事,仍在请求英、俄、德三国公使,勿令其士兵进入北京。”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6号电报,1898年10月4日下午6时发,5日上午10时收到。郑永昌电称:“今晨英国水兵欲乘火车前往北京,为直隶总督所制止。先是海关道已给各国领事发过通牒,直隶总督已向铁道官员下达训令,大意是今后若无总理衙门及直隶总督的许可,严禁运送一切外国军队与兵器。因此,英国水兵尚逗留在天津,等待着北京的指令。俄国骑兵三十人及水兵三十人携野战炮数门,本日下午已抵天津。德国水兵六十人已于本日抵达大沽,可能明日抵天津。”郑永昌致大隈重信,1898年10月4日下午9时25分发,6日下午1时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3—674页)


(116) 在京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致总理衙门照会,1898年10月5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7—678页。其中“来文所编之势”当属“来照所言之情”之意;又“阅悉昨日红甬后绝定”当为“阅读了昨天来照后最后决定”之意。


(117)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7号电报,1898年10月5日下午5时发,6日上午1时50分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4—675页)又,该日各国公使会议的情况,也可参见该电报及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98号机密信(1898年10月7日发)、第103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同上书,第676页,第690—691页)


(118)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88号电报,1898年10月6日上午11时44分发,下午4时50分收到:“我已请求大岛号舰长,如有可能,推迟离开,以待须磨舰抵达。我187号电报已说明理由。”(《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119)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20) 袁世凯事后还专门上了一折“夷情叵测亟筹防患”,以防追究责任。该折奉字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管理芦汉铁路顺天府尹胡燏棻上谕:“袁世凯奏夷情叵测亟筹防范一折。据称本月十七日夜有英兵五十余人携带炮位枪械由塘沽登岸搭乘火车径来天津,俄、德兵械陆续踵至塘沽,守口防营并不诘问阻止,复不及时禀知各处。该处车站司事人员亦竟售票,任令搭车开行,请旨饬查等语。现在各国均以保护使馆为名,纷纷派兵来华,似此漫无稽查后患何可胜言。著管理铁路顺天府尹胡燏棻将塘沽车站司事各员查取职名,交部照例议处,并严饬各处车站,凡有兵丁、军火如无准载明文,一概不准装载。倘有疏虞,从重惩治办。裕禄现膺疆寄,责无旁贷,嗣后当遴派熟习交涉洋务委员分往海疆各口,常川侦探,遇有洋兵登岸,随时会同防营统将按公法、条约诘问阻止,并飞报该管督抚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预筹防范。毋得稍涉疏懈致生他衅为要。”对此事进行处罚的只是塘沽车站等处的官员。(《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121)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22)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90号电报,1898年10月7日上午8时50分发,下午2时3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5页)


(123) 林权助在事后的报告有着详细的说明:“三国之此举,盖稍涉急躁。英、俄军队当时尚未在大沽口,亦属一麾之下全部做直进北京的准备。他们在途中也遇到清国阻其入京的困难。然英、德、俄三国断然派其军队入京,法、意两国亦唤其军舰前来,成为共同之举的形势。对于清国之暴民的举动,下官确认还没有到达派兵保卫公使馆那样危险的程度,但鉴于列强已决心派兵入京的情况下,只能顺其形势,且也很难阻止其目的的变化,即由保卫公使馆而变成政治性质的目的。清国政府不顾其当初数次发布过的‘除对处刑者外其它嫌疑犯概不追究’的上谕,继续对改革派进行逮捕、免官之惩罚,以如此之事态,则很难预料何时会发生何种事变。特别是此次为列国的一致行动,下官考虑,若另行其事的话,则像是暗中否认列国之所为而独讨清国政府欢心,颇有蒙受猜疑之虑。当初下官曾力劝清国政府力行严厉之措施,以慰各国使臣之心,私下希望,大概能阻止列国派兵入京。当各国派兵入京之势阻挡不住时,我们为了同列国一致行动,而告诉清国政府,此乃不得已之举。以上开列各项事情,下官已归纳起来以第190号、第191号电报禀明,其中有下官已决心禀请政府派兵入京的内容。与上述电禀几乎同时,本月八日第133号贵电报中有让下官等待10日到达大沽口的须磨舰的训示。下官立即将兵员上陆一事委托其舰长山田海军大佐。”(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3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90—691页)


(124)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92号电报,1898年10月8日下午5时53分发,10时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8页)


(125) 《随手档》、《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126) 据日本驻德国公使井上胜之助的报告,德国代理外长在与他见面时谈到:“清国驻德公使依照本国的指示,顷日以来,屡次前往本国外交部,恳请事件后驻扎北京公使馆的敝国水兵撤退,我政府对此回答,在别国水兵撤退以前,唯独我国水兵撤退,对此十分遗憾,不能允诺。”“正如前面谈到的那样,我国政府虽然对清国公使表示了很难允诺撤退水兵的意见,但按我本人的看法,鉴于清国及有关友邦的利害,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切望各国共同尽快撤退在北京公使馆护卫兵的时候。此种事态不唯伤害了独立国清国之主权,而且,因为有该护卫兵,清国与友邦之间,或友邦相互之间很可能不知何时会惹出何种冲突,不可以说并无酿成一般外交灾难之恐。”井上胜之助致大隈重信,机密第2号信,1898年10月26日发,12月5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95页)


(127) 10月10日,总理衙门收直隶总督裕禄电:“现据代理意大利领事马赤函称,该国兵船名马库蒲鲁装运水师兵三十名,随带行李,于本月二十七日早六点钟乘火车晋京,为保护使馆之用等语。除分饬照料外,请查照。裕禄。径未。”12日,总理衙门收裕禄电:“前奉有电敬悉。意国官弁五员,兵三十二名,小车炮一尊,枪弹一万粒,行李箱七件,于今日六点钟乘火车入京。已饬关道照料。日本兵尚未到,应即一体照料。何日入京,再电闻。裕禄。沁巳。”(《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28) 13日,总理衙门收裕禄电:“日本现派副将一员、弁五员、兵二十八名均带洋枪,今日乘火车入京,已饬关道派员护送,妥为照料。请查照。裕禄。勘。”(《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同日,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电称:“分遣队已平安到达,清国政府给予了周到的待遇。”第202号电报,下午2时14分发,10时2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2页)


(129) 18日,总理衙门收裕禄电:“冬电敬悉饬。据海关道禀,查法国有兵进京,尚无准信。仍饬关道随时探询,如有确期,即届时妥为照料,并将人数及进京日期先行电闻。裕禄。江。”(《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19日,林权助给大隈重信的报告称:“例如法国,其从广州湾召来的军舰总算在今明两日内可能到达大沽,其兵员入京可能要等到周末。”(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3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91页)天津领事郑永昌的报告称,法国海军于10月24日入京。郑永昌致鸠山和夫,第22号机密信,1898年11月12日,24日收到。(同上书,第707—709页)


(130) 11月2日,总理衙门收裕禄电:“顷据英领事函称,奥国兵三十名,武弁一员于明日九点半钟由塘沽搭火车赴京,已饬关道妥为照料,应请查照。裕禄。效申。”(《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31) 11月4日,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裕禄电:“顷据铁路局报称美国有兵十八名,武弁二员,于二十二日搭早车赴京,已饬关道妥为照料。应请查照。裕禄。个申。”(《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32) 11月5日,总理衙门收裕禄电:“今日据铁路公司报称,有俄兵三十余名欲乘午车进京,当因并未奉有准载明文,未令车站运送。即饬关道向俄领事查问。兹接俄领事函称,系该国驻京公使及水师提督带作乐人二十三名,进京赴使署宴客,并无军械,即欲开车等语。查此次既系俄使及水师提督带作乐人,进京尚与兵丁有别,该公使等均在车站立等开车,催促再四,势不及电候钧署回示,只得允其搭坐今日晚车开行。已由关道妥为照料。应请查照。裕禄。祃。”6日,总理衙门又收裕禄电:“午间曾寄钧署一电,顷奉养电,想前电尚未到。此次俄国作乐兵系巴使同其国水师提督带同乘车。巴使与其水师提督在车站等候,必欲今日进京,催促开车甚急,势难商阻。已搭晚车开行矣。余详前电。禄。祃。”(《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6日,军机处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府尹谕旨:“昨据裕禄电称,俄国作乐兵三十余人由天津铁路晚车赴京,总署正在电询,该兵已乘火车于亥刻抵京。当经步军统领衙门据马家铺铁路局照会开城放入。办理殊属颟顸。京城门禁最关紧要,各国官商进京,最晚亦须赶坐午车,未便于夜半时分率行照会开城。著总理衙门照会各国使臣知照,此次裕禄未候总署电准在津辄即放行,胡燏棻亦即知会留城,均有不合。裕禄、胡燏棻均着传旨申饬。”(《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133) 11月8日,总理衙门收裕禄电:“顷据铁路局吴、黄两道由德律风禀称,接德领事来函,有德国换班兵二十七日由塘沽坐火车来津,二十八日乘早车进京。其驻京之德兵于二十九日换班回津等语。此项换班德兵,德使是否照会钧署,应否准其兵进京换班,乞速电示遵办。裕禄。宥。”9日,总理衙门收裕禄电:“顷据驻津德领事函称,德国前派晋京武官一员,兵丁三十名,现饬调回兵船,照数另派弁兵晋京,二十七日即到大沽,二十八日早间乘火车赴京。所有前派之弁兵等,即于二十九日早间出京,乘火车到大沽,饬回兵船。请转饬铁路总局届时幸勿拦阻等语。查此事昨据铁路局禀报,已电钧署核示。仍乞速电示遵办。裕禄。沁。”10日,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裕禄电:“德国换班兵三十三名,官二员,昨奉钧署沁电准其放行。该兵官等今早由塘沽到津,即日入都。已饬关道妥为照料。请查照。裕禄。勘。”(《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134) 郑永昌报告称,在11月,北京的各国士兵人数是:英国海军23名,俄国陆军士官4名、士兵66名,德国陆军31名,意大利海军士官5名、水兵37名,法国海军士官1名、水兵30名,奥地利海军士官2名、下士3名、水兵18名,俄国陆军士官3名、乐队33名。郑永昌致鸠山和夫,第22号机密信,1898年11月12日,24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08—709页)


(135)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136)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十二日。


(137)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203号电报,1898年10月13日下午5时10分发,14日上午11时4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3—684页)林权助在其报告中曾称:“而对清国政府,向其说明设立警察的必要。”(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3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91页)而大隈在给驻外各公使的通报中称:“本月七日,俄国哥萨克兵30人、水兵30人,英国海军陆战队28人,德国水兵30人抵达北京。因此,日本帝国政府也认为有必要派遣相应兵士来护卫公使馆。在取得海军大臣同意后,令停泊在大沽的帝国军舰须磨号上的士官与水兵共32人驻扎该地。本大臣曾电训林公使,著其在该地恢复平静姿态之后,立即率先劝告各国公使撤去其兵士,并向清国政府说明理由,尽可能地为各国从北京撤兵一事尽力。”(大隈重信致日本驻外各使,1898年10月13日,同上书,第683页)


(138) 张之洞致其亲信幕僚钱恂电称:“闻黄有留京入枢译之称,故托病辞使。如黄不去,或云拟熊希龄,确否?”(《张文襄公全集》,第3册,第757页)黄到上海后,一再以病请假,居沪不北上。


(139)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140)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141)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黄遵宪虽已免去驻日公使一职,但按清朝的政治制度,公使是差而不是官,黄遵宪的“以三品京堂候补”的底缺尚未褫夺,故刘坤一有此言。又,清廷下令“看管”黄遵宪旨,不见于军机处任何档册。当时捕拿维新人士,许多是慈禧太后密谕,军机处也不知情。


(142) 诸井六郎致林权助,1898年10月9日下午6时45分上海发,10日上午9时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据诸井事后的报告:“根据北京政府的密令,黄遵宪自10月9日以来一直被拘禁在当地道台衙门内。对于此事,当地一般予以否认,但各国领事均不相信。”(诸井六郎致外务次官鸠山和夫,机密第52号信,1898年10月13日,20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4页)上海兵备道,即上海道,其正式官名为苏松太道,加兵备衔,又因其管理海关事务,又称海关道,下同。


(143) 诸井六郎致大隈重信:“10月9日,上海兵备道奉旨将前任驻日公使黄遵宪监禁在其居室内,而文廷式已被捕。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中得知,此间表白过温和的改良主张和亲日倾向的主要人士,诸如汪康年等,也将被捕。”1898年10月10日下午3时19分上海发,下午6时10分收到。该件注明:“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0月11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参事”。(《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44) 林权助致诸井六郎,1898年10月10日上午11时20分发。(《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45)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95号电报,1898年10月10日下午2时30分发。(《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46) 林权助致大隈,第102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8页)


(147)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1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5日;林权助致总理衙门照会,1898年10月10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48)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电,第196号电报,1898年10月10日下午6时发,11日上午9时4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9页)


(149) 大隈致林权助,第135号电报,1898年10月10日下午2时25分发,11日上午9时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林权助为此复电:“贵电第135号湖南巡抚被革职一事属实,其理由据说是庇护康有为及其一党,其他数名官员亦受同等处分。黄遵宪之辞任(或罢免)并非为疾病,可能还是同一理由。政府一反当初公开宣称的持温和主义的态度,转持过激政策,反对改革即满洲派的势力逐渐嚣张。即已施行的诸项改革几乎全部取消。清国政府发布敕令,禁止报纸发行,以‘惑世诬民’之罪名逮捕新闻记者,对之进行严厉的处罚。下官昨日至总理衙门。对清国政府所采取的过激措施,用严厉的语言陈述了反对意见,当时只有下级官员在场。明天庆亲王可能会见下官,彼时下官准备就此事对其提出警告。然而,庆亲王及其总署大臣势力极小,目前似乎西太后及总理衙门以外数名满洲大臣掌握着此次的运动。”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97号电报,10月11日下午4时50分发,12日上午1时45分收到。原件上注明:“秘”,“上奏、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0月12日发送齐)”,“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参事官”。(《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0页)


(150) 大隈重信致林权助,第136号电报,1898年10月11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9页)


(151)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总理衙门致刘坤一的电报,我在档案中尚未查到。刘坤一于12日又发来一电:“宥电因黄遵宪已奉旨看管,外人欲出而干预,据情代奏,仰祈圣览。顷蔡钧电称昨夜两点半钟,洋务局忽来洋人数十名撞栅栏门不开,即有七人从西越进,手执军械,声称要劫夺黄遵宪父子二人。巳起西兵团练接应。钧督同县、委在局看管,闻警即出,拦阻,并饬丁役分投抵御,一面赶召律法官担文来局作证,仍令婉言开导。辩论片时始去。据担文云,团兵再来恐不能御。现在沿路加派西捕,显系蓄意劫夺。如果将黄从轻发落,务请谕旨早降,以释群疑。即应治罪亦须阳示宽大,俟至原籍办理。在沪举支,恐于国体有碍。缘西人咸疑中国禁遏新政,即告以事不相涉,决不能信等语。钧恐吓再生枝节,既难力抵御,又难听其攫拿,伏候电示前来。查黄遵宪尚在待勘,经该道驻局看管,防范甚严,外人突谋攫夺,情迹昭著。况康犯确系英舰接去,梁犯闻由倭人挟逃,担文所言甚属可虑,不敢壅于上闻。应请旨迅赐定夺,以杜外侮而释群疑。请代奏。坤一。宥申。”(出处同上)在这封电报中,刘坤一不仅提到了外国干涉已成实际行动,而且明确提出了“从轻发落”、“治罪亦须阳示宽大”的处理原则。刘坤一的电报虽在清廷的上谕之后,也反映出当时官场上的一般看法和做法。


(152) 据上海领事诸井的报告:“据探听到的消息,如英国领事为释放黄遵宪试着进行了一些活动。”诸井六郎致外务次官鸠山和夫,机密第52号信,1898年10月13日,20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4页)


(153)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154) 总理衙门致林权助照会,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55)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203号电报,1898年10月13日下午5时10分发,14日上午11时4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3—684页)林权助在事后的报告又称:“本月十二日,庆亲王来访之际,下官将前言(即劝清朝对改革派与改革措施实行温和主义的政策)反复对其论说,向其传达了日本政府的忠告,并请其转告给西太后及各位军机。庆亲王对忠告表示了深深的谢意。庆亲王的来访,或为清国政府前些日子疏慢处理北京暴动一事谢罪而来。下官曾在总理衙门谈及此事,私下里忠告庆亲王,有必要亲访外国使节,向他们表示清国政府之歉意,以慰各使臣。”(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2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8页)


(156) 林权助致诸井六郎,1898年10月12日上午7时发;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200号电报,1898年10月12日上午8时40分发,下午1时50分收到,该件注明:“秘”,“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0月12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57)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1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5日;诸井六郎致林权助,1898年10月12日下午9时10分发,13日下午5时收到;诸井六郎致大隈重信,1898年10月13日上午11时55分发,下午3时15分收到:“10月12日根据总理衙门的命令,黄遵宪已获释放。”原件注明:“秘”,“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0月14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58)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总理衙门的“勘电”尚未查到。


(159) 大隈重信致驻俄公使林权助,第78号,1898年10月14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按林权助虽以驻俄公使代理驻清公使,但发给彼得堡的电报仍冠其名。又,在此前一天,大隈重信又有书信形式的给各国的通报,内容更为详细。(《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2—683页)


(160)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161) 如康有为致矢野文雄电称“上废,国危”。(上野季三郎致大隈重信,1898年10月1日下午4时55分发,7时3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66页)林权助报告称:“此次逃到帝国军舰大岛号上的康有为之徒梁启超,于上月末致书伊藤侯爵与下官说,皇帝之安泰根本不能确保,希望以日本之力救其出险。由此可以推知一般改革派关心皇帝安危之心情。”(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2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同上书,第688页)


(162) 大隈重信致林权助,第131号电报,1898年10月5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第1册,第674页)又据林权助的报告,该电报是该日上午11时45分发,6日上午11时收到。


(163)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90号电报,1898年10月7日上午8时50分发,下午2时30分收到;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2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75页,第688页)


(164) 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电,1898年10月15日。(《戊戌变法》,第3册,第538页)


(165) 窦纳乐致沙侯,1898年10月18日。(《戊戌变法》,第3册,第548页)


(166) 林权助对此解释道:“下官认为上述召外国医生入宫之事,乃是因为先前的上谕发表皇帝的病状并在国内广召名医,法国公使曾致信总理衙门推荐其医官,英国公使且也援引欧美之例,希望总理衙门将皇帝的病情公示于众。由此而迫使总理衙门最后下了决心。德国公使对下官称,此事盖西太后感到有必要安抚外国人之心才出此策。”(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102号机密信,1898年10月19日发,11月2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9页)


(167) 林权助电称:“我曾徒劳地试图说服意大利新任驻中国公使请求觐见,因为每隔一天就会流传有关中国皇帝安全的谣言。但在今天上午,法国公使馆的医生被召进宫内。他看见了皇帝,并发现其身体颇健,只是看上去有点虚弱。德国公使在此次联系中说道,慈禧太后现已明白,显示皇帝一切安好是必要的。德国公使补充道,我前几天给庆郡王的严厉警告起到了作用。事实上,最近几天的诏书正在消除疑虑。”(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206号电报,1898年10月18日下午5时发,19日上午10时10分收到。该电注明:“秘”,“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68) 也就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下令将10月17日内务府上报的光绪帝的病况“交各衙门堂官阅看”。在这一份由外省推荐医生和太医院医生六人署名的脉案中,提到了光绪帝“神倦”、“气怯”、“不能久坐久立”以及严重的遗精病,而得出的结论是“总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至于梦闻金声遗精,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而这样的结论意味着宣布光绪帝不能担当乾纲独断的皇帝的责任。该医案后为日本驻华公使馆获知,10月28日,矢野文雄向大隈重信呈送了该医案的抄本,并称慈禧太后将医案“已向大臣宣示”。(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本公第116号信,11月10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06页)


(169) 先是在10月4日,军机处电寄代理驻日公使李盛铎旨:“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交谊日密。兹特制就头等第一宝星,寄赠大日本国大皇帝,以表敦睦邦交之意。代理出使大臣李盛铎俟宝星寄到,亲诣日廷,详述朕意,恭赍呈递,届时电奏。”“宝星”即是勋章。(《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又据《随手档》是前一日“缮稿递上”,第二天“发下”,由军机处交总署发)此时正值各国军队入京之前夕,慈禧太后此举的用意,可能是为了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大隈重信以天皇名义回授日本勋章,一方面是外交上的对等之举,另一方面可以使矢野文雄有理由要求觐见光绪帝。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光绪帝应召见奉有国书、国电及外国元首特别礼物的外交使节。矢野文雄本为回任,没有国书,若无天皇授勋一事,清朝可以拒绝日本方面要求觐见的请求。


(170) 10月18日,总理衙门收驻日公使李盛铎电:“勘电遵办。矢野本月朔由长崎乘元海轮赴津回任。盛铎。冬。”(《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电文中提到的“勘电”,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总理衙门所发之电,很可能是请李盛铎在东京设法阻止日本派兵进京之事。这一天日本军队由天津进入北京。


(171)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208号电报,1898年10月21日下午1时25分发,5时20分收到;大隈重信致林权助,第141号电报,1898年10月21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72)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209号电报,1898年10月22日上午11时50分发,下午11时收到,该件注有“密”字,并注明“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0月23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73) 大隈重信致林权助的140号电报原件我们尚未看到,但在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第210号电报的英文原件上,有一日文注明“140号电报矢野公使谒见皇帝陛下拜呈勋章”,由此可见该电内容。大隈重信第139号电报发于10月18日,第141号电报发于21日,第140号电报当在18日至21日之间发出。此时矢野文雄已离开日本,给光绪帝授勋一事,很可能大隈与矢野之间并没有进行商谈。另外,此次天皇授勋一事,当时矢野文雄亦未将勋章带来,只是要求觐见,向光绪帝当面报告此事,正式的授勋于第二年才进行。


(174) 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第210号电报,1898年10月23日下午5时35分发,11时55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175)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2,第13页上。(《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又,10月30日,总理衙门咨会内务府:“本衙门于本月二十二日带领日本使臣在仪鸾殿觐见,所有应备事宜,应由贵府妥为预备。”(《内务府来文·外交》,441/5-50-1/N/第1715包)


(176) 大隈重信致矢野文雄,第143号电报,1898年10月26日。(《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77) 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第211号电报,1898年10月26日下午3时10分发,8时15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78) 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第212号电报,1898年10月27日下午4时20分发,11时20分收到。该件注明:“秘”,“上奏、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0月28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参事官”。(《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179) 《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2册,第31435页。


(180) 《记载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立,《宫中各项档册》簿3996号。相同的记载又见《日记账》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立,《宫中各项档册》簿4179号。关于慈禧太后所颁宝星样式,又可见《宝星账》光绪二十四年立,《宫中各项档册》簿2560号。


(181)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除调董部外,三天后,清朝另根据荣禄的提议,命在营口的宋庆部调派数营由马玉昆、宋得胜统带移驻山海关。荣禄调派军队前往秦皇岛、山海关方向是前些时候英国舰队曾往该处游弋,并当时传闻英、俄将会开战。


(182)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183) 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于当日奏称,英军除先到数十人外,“另有陆军二千,亦将陆续进发”,“难保必无干预内政之心”。他还提议:“洋兵如果进京,断非专为保护使馆起见,必有他谋。仅恃京兵不足御乱,若调外兵又恐人心惊扰。臣思前次谕旨停止巡幸天津,而于南苑阅操一节并未声叙。拟请宣谕酌调董军数营或聂军、袁军数营,驰赴南苑驻扎,听候简阅,一面密饬戒备,有警即援。届期仍请钦派王、大臣前往校阅,以掩外人耳目,庶几人不惊惶而防范益密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74—475页)


(184) 天津领事郑永昌电称:“军务当局不为下述各地军队增派极为繁忙:往北京,甘军7500人;往秦皇岛,甘军3000人,毅军4000人;往岐口,沧州练军2000人;往山海关,武毅军5000人。甘军昨日已通过天津。”郑永昌致大隈,10月18日下午3时30分发,19日下午4时5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685页)


(185) 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第209号电报,1898年10月22日上午11时50分发,下午11时收到;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第210号电报,1898年10月23日下午5时35分发,11时55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第3册)


(186)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187) 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第213号电报,1898年10月27日下午4时20分发,11时10分收到。原件上注有“秘”,“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参事官”。(《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又,该件在《日本外交文书》有日译本。此据英文原件译出。


(188)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又据该日《随手档》,胡燏棻奏折的题由是“遵查甘军起衅办理情形”、“甘军在杨村滋事现已调处片”。


(189) 矢野文雄致青木周藏,第120号机密信,1898年11月12日发,11月24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09—714页)又,该件档案原件上注明:“上奏、内阁通知。”


(190) 矢野文雄致大隈重信,第221号电报,1898年11月7日上午10时50分发,下午7时收到。原件上注明:“秘”,“上奏、总理大臣、各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1月8日送至”,“大臣阅了、次官鸠山、政务局、参事官”。(《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又,该件在《日本外交文书》有日译本。此据英文原件译出。


(191)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192)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又据该日《随手档》,奕劻的折名是“遵旨校阅甘军事竣折”。


(193) 矢野文雄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第120号机密信,1898年11月12日发,11月24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09—714页)


(194) 矢野文雄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第122号机密信,1898年11月26日发,12月8日收到,该件上注明:“上奏、内阁通知、在外公使通知”,“大臣周藏、次官都筑”。(《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95) 矢野文雄致青木周藏,第226号电报,1898年11月16日下午3时发,下午11时58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96) 对此矢野文雄在事后的报告中解释道:“本来该事件并非何等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在于唯恐由此引发两三个国家以不满意清政府的处置为口实,占领铁道与电线,我政府又不能袖手旁观令其独占利权。且就此次事件而言,各国很有可能干出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弄清各国政府的意图乃是最重要之事。此在本地外交官中,各自都有自己的手腕,大有互相深藏其意之倾向。”矢野文雄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第122号机密信,1898年11月26日发,12月8日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97) 青木周藏致矢野文雄,第151号电报,1898年11月17日发。(《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198) 矢野文雄致青木周藏,第230号电报,1898年11月29日下午4时40分发,下午11时10分收到。原件注明“上奏、总理大臣、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1月30日送至”,“大臣周藏、次官、政务局”。(《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又,该件日译本又见《日本外交文书》,此据英文原件译出。


(199)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该电于7日收到。


(200)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


(201) 以上引文,凡未注明者,皆见于矢野文雄第124号机密信。(《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17—722页)


(202) 《随手档》、《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203)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204)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


(205) 诸井六郎致大隈重信,1898年10月10日下午3时19分发,6时10分收到。(《外务省记录》,1-6-1-4-2-2第1册)


(206) 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第60号机密信,1898年11月23日,29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15—717页。


(207) 外务次官都筑馨六致小田切万寿之助,第34号机密信,1898年12月20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24页)


(208) 《张文襄公全集》,第3册,第763页。


(209) 详见本书“戊戌年张之洞召见与沙市事件的处理”。


(210) 濑川致青木周藏电,1898年12月2日下午9时30分汉口发,3日晚12时30分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23页)


(211) 青木周藏致濑川电,1898年12月6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24页。


(212) 《张文襄公全集》,第3册,第767页。当时总理衙门的态度是少派学生,而张的态度却是相反,即要求多派学生,并派弁目兵勇入其教导团。袁世凯、许景澄亦为此来电。


(213) 《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第363页;第3册,第789—790页。在后一条材料中,即张之洞电小田切,张称在迫康离日问题上,“叠接尊函并面告”。


(214) 李廷江先生1998年论文对此述之甚详。


(215) 小田切万寿之助致都筑馨六,第69号机密信,1898年12月21日发,1899年1月6日收到,《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25—741页。


(216) 《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217)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又,交片谕旨分别发给总理衙门、吏部、内务府,对外界是不公开的。19日,又下达谕旨:“知府衔刘学询、员外郎庆宽均署自备斧资,亲历外洋内地,考察商务。”(《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218) 《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该密谕不是用电报,而是用“六百里加急”的方式送达各督抚,可见当时的保密。张之洞收到密寄谕旨后,于12月25日发电总理衙门,密奏其与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谋。(《张文襄公全集》,第2册,第363页)由此,清廷也知道了日本政府的基本态度。


(219) 《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220) 刘学询原本在广东包赌、庆宽原本为老醇亲王府做事,两人皆是废员,自称能赴日杀康,并称其与日本甚有关系,以求能官复原职。奕劻听信此说,报告慈禧太后,复其官职。参预此事的可能还有杨崇伊、刚毅。然刘学询、庆宽未去日本,却到上海与小田切万寿之助联络。小田切为此来北京与奕劻会见。刘学询、庆宽后赴日本,奕劻还写三信给伊藤博文。第一信称“别示援西律国事犯之例,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此三逆者,簧鼓邪说,谋危社稷,天下之恶,亦贵国所同深愤嫉者也。今蒙贵国政府格外严防,妥加管束,弥佩贵国代表友邦禁遏乱萌、益昭信睦之至意。惟此等行同蛇蝎、反复悖逆之人,久在东瀛,亦足为人心风俗之害。据鄙意请贵政府察及,似不若驱之出境,勿使污渎一方清净也……”该信注明为“正月二十四日”,即为1899年3月5日。其第三信称:“昨因咨查商务,接晤贵国小田切领事。现奉谕旨,简派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亲赴贵国考查商务,并偕贵国小田切领事东旋,赍有国电一书、密码一册,呈递贵国大皇帝,以奉皇太后、皇上旨意,致送贵国大皇帝礼物各种,一并赍呈。届时务祈遇事关垂,加以优待,实为厚幸。”据汤志钧先生称,该信为光绪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二年七月)。相关史料又可见:一、张荀鹤弹劾刘学询、庆宽等折,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四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506—508页;二、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五月初六日,《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册,第802—803页、第808页;三、庆亲王奕劻致伊藤博文函,《伊藤博文关系文书》,转见于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9—191页;四、冯自由:《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初集,第77页。又,关于刘学询、庆宽访日的情况,又可见河村一夫:《戊戌政变后日清关系之一幕》,《日本历史》第334号,1976年3月,第86—91页。该文转录了李盛铎与伊藤博文1899年10月5日的谈话记要、小田切回忆录等资料,对此记叙甚详。


(221) 矢野文雄致青木周藏,第237号电报,1898年12月9日下午3时50分发,7时42分收到。该电注明“上奏、总理大臣、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12月10日送至)”,“大臣周藏、次官都筑、政务局内冈”。(《外务省记录》,1-6-1-4-2-2第3册)


(222) 《上海曾委员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酉刻到(12月19日下午5—7时):“驻京英公使电英政府,中国军机大员上月二十四日(12月7日)密议仍欲株连维新,出于刚姓。拟先饬驻日本华公使密拘康有为,如他国无词,再将著名维新惩办。英政府昨电饬该公使,劝我政府不得如此,恐他国必有难。”(《张文襄公全集》,第3册,第768页)


(223) 林权助:《戊戌政变的当时》,《戊戌变法》,第3册,第573—575页。


(224) 以下的叙述中,本文作者综合了永井算己先生1966年论文、狭间直树先生1995年论文的论据论点。其中狭间直树的论文材料、分析皆佳,又该文中国读者难以看到,故作较多的引用。另,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在永井、狭间两先生的论文基础上对此叙论更进一步,甚为详密,可资参考。


(225) 转引自永井算己1966年论文,其第一信时间,与狭间直树1995年论文核对。信中“早稻田翁”即大隈重信。又据冯自由称,康有为的旅费为“九千元”,不知是否为后来增加。(《革命逸史》,初集,第50页)


(226) 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光绪朝四,第2505页。


(227) The Times,Nov.23,1898,转引自廖隆干1987年论文。


(228) 《外务省记录》,转引自廖隆干1987年论文。


(229) 《北京的危机》,1898年9月30日北京,11月15日《法兰克福日报》,转引自费路:《德国对戊戌变法的反应》,《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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