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4 次 更新时间:2022-11-04 00: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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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重大改革。就这次改革的指导者而言,多多少少是以明治维新的日本为蓝本的。而作为邻国的日本,出于其政治、外交、军事等诸方面的考虑,对此一事件有着细致的观察,并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与英国等国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可以说,日本的经验影响了戊戌变法,而日本政府又是影响戊戌变法时期清朝政治方向的重要因素。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后者,即对日本政府在戊戌变法中尤其是戊戌政变后的所作所为,做一系统的考察,以解答戊戌变法研究中的若干疑点。

  

   对于此一课题,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早已进行。其中最重要的著述有:一、1954年沈镜如先生发表论文《戊戌变法与日本》(2);二、1965年王树槐先生发表专著《外人与戊戌变法》(3);三、1966年永井算己先生发表论文《清末在日康梁派的政治动静》(4);四、1987年廖隆干先生发表论文《戊戌变法时期日本对清外交》(5);五、1994年许介鳞先生发表论文《戊戌变法与梁启超在日的“启蒙”活动》(6);六、1995年狭间直树先生发表论文《梁启超来日后对西方近代思想认识的深化》(7);七、1995年彭泽周先生发表论文《论梁启超与伊藤侯——以戊戌政变为中心》(8);八、1997年高兰先生发表论文《日清战争后对清国的经济进出思想——以伊藤博文为中心》(9);九、1999年李廷江先生发表论文《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10);十、2000年陶德民先生发表论文《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11)。此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官员河村一夫,就此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披露了大量史料(12);众多研究戊戌变法与康有为的著作,也或多或少涉及此课题。本文作者并不企图对以上研究提出指摘,恰恰相反,认为这些先前的研究已经提供本课题所关注的历史大貌,其中王树槐、廖隆干、狭间直树、李廷江诸先生的研究工作已经相当出色。本文作者还认为,这些先前的研究并没有终结本课题,本文正是沿着各位研究先进的路线继续前行,尽管在某些方面还会对各位研究先进的论说提出讨论意见。

  

   本文作者曾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史料,有了一些发现。本文的另一目的,是尽可能多发表一些未曾使用的新史料,同时也从日文论著中转引一些中国研究者尚未利用的日文史料,以供研究同行参考。


一、戊戌变法时期中日关系之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形成了对抗,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英国虽尚未与日本正式结成同盟关系,但在远东事务上多支持日本;俄国与德国、法国共同干涉“还辽”后,在远东外交上也多有合作。这就形成了以日、英为一方,以俄、德、法为一方的在远东的争夺。当然,双方的这种界限是模糊的,而并不是十分清晰的。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远东的争夺首先在朝鲜半岛进行。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亲日派在日本的直接支持下发动政变,杀害闵妃及其亲属。1896年2月,朝鲜国王及其主要亲属避居俄国驻朝公使馆,前后长达一年多,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由此增强。日本政府此时尚无力量与俄国军事对抗,只能与俄国谈判,双方签订了山县—洛巴诺夫协议。该协议的基本精神是俄国、日本对朝鲜负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即“共管”朝鲜,但俄国通过其军事顾问改组朝鲜军队,获得了朝鲜半岛上的政治、军事优势。与此同时,清朝派出李鸿章为头等出使大臣(相当于大使)出使俄国,签订了两国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根据这一条约兴建的中东路,使俄国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在此背景下,日本朝野上下为对抗俄国,有意与清朝修好关系。

  

   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山东教案派军舰占领了胶澳。清朝无武力与德国对抗,企图利用《中俄密约》所规定的中俄同盟关系,借助俄国的势力来制止德国的侵略,并表示愿意开放中国的其他港口,暂时由俄舰队驻扎,以防他国的入窥。然俄国对德国的行动没有表示任何反对,12月,俄国舰队进入旅顺口。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俄国租借旅大的谈判在圣彼得堡举行,3月后改在北京进行。面对德、俄的压力,清朝朝野上下也发出了联英、联日的呼声,总理衙门为对付德、俄的压力,也与英、日在北京的外交代表有着实际的接触。

  

   俄国、德国在华势力的扩张,英、日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清朝一些人士认为,此为其“以夷制夷”的良好时机,企图利用日、英的力量,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并不清楚,列强在华的争夺中,清朝本身经常被列强所忽略。列强之间为了平衡,俄、日间达成了西—罗森协议,其精神为日本不干涉俄国在满洲的扩张,而俄国同意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特殊权益;与此同时,英国在日本的配合下,占领了甲午战后由日本占领的、此时根据条约规定赔款完毕后应归还中国的威海。英国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俄国的默认。

  

   由此形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努力与清朝修好,支持清朝内部的亲日势力;另一方面,它并不认为清朝本身具有重要的力量,在东京和圣彼得堡,两国就在华利益互相协商、妥协。日中修好的策略只是其整个外交战略中的一部分,并且处于从属的地位。就具体执行人而言,也更多地表现为个人色彩,如参谋本部次长(后任总长)川上操六、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等等。(13)本文作者以为,“日中修好”尚未形成为日本政府整体的明确而既定的重大决策。(14)北京当时并不是外交的中心,东京、圣彼得堡、伦敦甚至巴黎,才是日、俄等国外交官的主要活动舞台,日、俄等国的对华基本政策主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形成。在他们之间讨价还价的商谈中,并没有清朝的声音。

  

   正因为这一原委,1897至1898年列强在华的强力扩张中,日本并没有忘记切大自己的蛋糕。1898年4月,当清朝被迫向英、法做出长江各省不向他国割让和越南邻近的云南、广西省不向他国割让的承诺后,日本也迫使清朝对其做出福建省不向他国割让的承诺,以确立日本在福建的优势地位。(15)5月,日本利用沙市事件,要求在岳州、福州、三都澳设立日本租界,最后获得了在福州设立租界的权力。7月,清朝与日本签订了《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16)8月,清朝又与日本签订了《沙市日本租界章程》、《天津日本租界条款》。(17)而在该年的甲午战争赔款偿还延期问题上,日本也表示了不让步,清朝为了筹款相还,不得不发行“昭信股票”。当该国债未获成功后,又不得不大举外债,清朝与英、德签订了《续借款合同》。(18)

  

   相比于当时德、俄、英、法对于青岛、旅大、威海、新界、广州湾的强占,日本此时的对华政策显得相当温和,至少没有露出锋利的牙齿。清朝内部从甲午战争时期出现的极度仇日由此发生了变动,相当多的重要人士表现出亲日甚至联日的倾向,其中有光绪帝、张荫桓、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蔡钧、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唐才常等人。可以说,日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李鸿章出访后制定的清朝“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已经动荡崩析。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其对华外交政策。然随着清朝戊戌变法过程的起伏,日本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又有着许多变量。

  

  

二、戊戌变法前期及高潮期日本政府的观察

  

  

   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始于例行公事。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驻外使馆开始形成了很好的情报体系与报告制度,驻在国的各种情报,尤其是政治情报,分别用信件和电报的两种形式向东京汇报。其中重要情报须立即用电报汇报。今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诸多记录,可以看出日驻华公使馆当时的工作与基本态度。

  

   1895年12月21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日本驻华公使男爵林董(19)在给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第85号机密信中,报告了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左侍郎长麟的革职,并指出此中的原因有三:一、当日本于1894年攻占旅顺时,汪、长主张处死李鸿章,慈禧太后认为“即使是李鸿章有罪,但他向来为国尽忠,所立之功亦不算少,不应突然处以严刑”;二、汪、长曾上奏请光绪帝“乾纲独断”,“何事亦不容皇太后置喙”;三、户部管理的海军经费亏空数百万两之事败露,光绪帝追问恭亲王奕訢,奕訢却含糊其辞,汪、长上奏称“此不足之额已因皇太后的懿旨而用于万寿山宫殿的新建和修缮”,没有必要再进行“检查”。林董分析道,汪、长两氏此时受惩另有背景。

  

   现今之皇后,皇太后之侄女也,虽深为皇太后所钟爱,但因其貌不扬,且其痘痕斑斑,不独不为皇帝所宠爱,甚至为皇帝所厌恶。皇帝专宠于某贵妃,因此皇贵妃为皇太后所恶。正值此时,皇太后闻说去年由于此贵妃之密奏,而将其师有关之人任用为官,大为震怒,以违背本朝家法为理由,而将其师扑杀于前些时候,且亲自执杖鞭笞贵妃而将其位贬为贵人。此种之事,自然召致皇帝对皇太后的反感。此时上述汪、长等人之奏章呈上,也不致于批触逆鳞。然在近日,上述贵人复位为贵妃,皇帝与皇太后也和好如初,于是迎合皇太后之意,遂下敕令将汪、长等氏革职,文武官职永不叙用。

  

   应当说,林董的消息相同准确。其中光绪帝确实对皇后不满,曾于1898年下过一道谕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上传:宫内则例规矩,皇后一概不懂。近来时常失仪。如有施恩之处,俱不谢恩,及宫内外府大小事件,并不启奏,无故告假,不成事体。实属胆大。自此之后,极力改之。如不改过,自有家法办理。特谕。”(20)而光绪帝宠爱的珍妃亦有卖官鬻爵之事,珍妃为此受到慈禧太后的严惩。(21)

  

然而,林董此报告的着眼点,并不是清朝内部的家长里短,而是各派政治力量在此事件之后的消长。他认为,此一事件将严重影响翁同龢的地位,“汪、长等人原为翁同龢主考时录取之人,以该国习惯而言,即为翁氏门生。翁氏又深受皇帝信任。在皇帝与皇太后间的不快,翁即使对皇太后稍有微词,皇帝不唯不加罪,内心中还有几分喜欢的倾向”;作为总理衙门大臣的翁氏,“经常露面,下官亦屡屡与其会面。但至近日却很难见到。下官问及各国公使,不论何人也同样难以见到他。”他还认为:“翁同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旁观于事局之外,放言高论。其毫无外交经验,却立于要冲,不得不与各国公使折冲于樽俎之间。故长此以往,不能保其地位、必受挫折云云的报告,将有可能成为事实。”而翁的地位下降则意味着李鸿章的地位再次上升,林董在报告中称:“李鸿章听到汪、长等氏被惩戒之消息,辄对人曰:此乃是对翁同龢联手进行的第一打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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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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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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