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 次 更新时间:2022-11-03 23: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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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一、徐桐的提议与清廷的用意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即1898年,正是清朝内外多事之年。德国占领胶澳,俄国、法国、英国也紧随其后,对大连、广州湾(湛江)、新界、威海提出了租借要求。清朝为偿还甲午战争对日本的赔款,对外大借款,引发了俄、英两国对借款权的争夺,向清朝施加种种压力。清朝处理此类事务的总理衙门对此根本无法抗拒。朝野上下感到了普遍的危机。而正是这种危机感引发了戊戌维新。

  

   此时清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军机处,正处在权、能皆不足的境地。军机大臣当时共有5位:恭亲王奕訢(兼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礼亲王世铎、翁同龢(兼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钱应溥(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正处于病中,多次给假,经常不能入值,有事常去其家中请示。礼亲王世铎于光绪十年(1884)甲申政治风波中接替奕訢,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光绪二十年(1894)奕訢再入军机处,他退居次席。其人无才,亦无野心,入值军机处14年一无建树,但以其亲王的身份、谦和的姿态也能自保其位。翁同龢、刚毅皆为光绪二十年入值军机处。其中翁同龢为帝师,曾于光绪八年(1882)至十年入值军机处,此次为再次入值。光绪帝常在上书房私下与翁相谋大计,遭慈禧太后疑忌,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裁撤汉书房。从此,翁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十分微妙。刚毅因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战策,由广东巡抚开缺,以侍郎候补入值军机处。其思想保守,又是满人,但与慈禧太后的关系甚好。(1)钱应溥本是军机章京出身,一度入曾国藩幕府。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入值军机处,一直列为班末,政治上的发言机会不多。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初起一直生病,多次给假。由此,军机处虽有5人,但奕訢、钱应溥一直请假,实为世、翁、刚三人。其中翁、刚有隙,世又无争,意见常常不一。在此情况下,奕訢提出“枢垣需人”,光绪帝请示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日(1898年3月2日)命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2)廖秉性肫诚,持躬端谨,但无大作为。入值后,光绪帝经常命其起草谕旨,但整个军机处的工作并未因廖的入值而有任何起色。

  

   此外,清朝还有两个重要的机构,一是内阁,一是总理衙门。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为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武英殿大学士麟书,东阁大学士昆冈,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荣禄、翁同龢。内阁本身当时已成闲散衙门,李鸿章甲午战败后,虽得保全,但已失势;麟书此时已病重,不久后死去;昆冈、徐桐当时被视为文人,且年龄太高,难掌政治执柄;荣禄在慈禧太后的器重下,主要执掌兵权,此时任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为奕訢、庆亲王奕劻、廖寿恒、张荫桓、敬信、荣禄、翁同龢、李鸿章、崇礼、许应骙。其中奕劻为慈禧太后的亲信,时任颐和园工程处大臣、御前大臣,主要在慈禧太后身边;张荫桓最为光绪帝所重,时任户部侍郎,经常受光绪帝召见,但为慈禧太后所嫉恨。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清朝上层处于权力结构不和谐状态。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于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光绪帝收到此折后,未签署意见,当日将之上呈慈禧太后。(3)然而,这一份建议让慈禧太后考虑了3天,直到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钦此。(4)

  

   翁同龢对此在日记中称:“令湖督来京陛见,从徐桐请也,盖慈览后,圣意如此。”同一天,翁还致信正在病中的恭亲王奕訢,告知此事。(5)

  

   从当时的政情来分析,清廷于此时调张之洞入京,是在政治格局上有所调整的重要举措。

  

   此时戊戌维新运动已经发动,不少人已上奏建议改革。其中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大臣约见康有为;初六日根据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决定开设“经济特科”;十四日,发行“昭信股票”;二十一日批准兴建津浦铁路;二十五日根据御史王鹏运的建议,决定开办京师大学堂;二十九日根据荣禄等人的建议,决定武科改试枪炮;二月十九日总理衙门代递康有为变法奏议;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再递康有为变法奏议两件及康著《俄彼得变政记》;二十三日总理衙门再递康有为变法奏议三件及康著《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6)与此同时,民间的报刊、学会如春风春雨般地浸润着社会的土壤;各省大吏也在开矿、修路、兴办新学方面力图多有建树。百日维新尚未正式开场,但改革之势伴随列强的压力而增大积强。

  

   徐桐,汉军正蓝旗人,时年79周岁。他在当时属思想守旧一派,并在政治上与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等趋新趋洋派人士格格不入。此时的中枢,以徐桐的眼光来看,已是大成问题: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奕訢病重,将不久于人世,世铎力弱且少见识,翁同龢的权势太盛,刚毅、廖寿恒难以相敌。也就是说,奕訢若因病不能入值,权力将落在翁氏手中。若逐翁出军机,中枢即无一有能之人。由此需要一位新人能抵消翁氏的力量;若有机会逐翁,其人也能顶替上去,在中枢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徐桐此时不满翁外,更嫉恨权臣张荫桓。张虽未入军机,但频频入见,对光绪帝的影响力极大。在多人出奏参劾张氏未成后,徐桐后于闰三月二十七日亲上一折《请将张荫桓严谴折》,(7)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然此折上后,张荫桓依旧未能撼动,光绪帝优宠有加。在徐桐看来,如果奕訢一旦过世而翁、张联手,政治局势的发展更不知伊于胡底。徐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张之洞的。(8)

  

   此时的张之洞,已是督抚中的实力人物。甲午战争期间署理两江,战后又回任湖广,开创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事业。他原本是清流出身,与京中各大老甚有关系;此时又与新派人士,包括康有为等人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络;长年封疆大吏的工作,使之有了实际的政治经验,做起事来更能让老派人士放心。同时,考虑到光绪帝此时的政治取向,此类趋新的官员也容易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是年张氏61周岁,恰是政治家最成熟的年龄,其声望、地位在军机处皆能镇得住。

  

   徐桐荐张的原折,我在档案中尚未检出,仅能从军机章京的摘由中知其大要。但徐桐的身份地位,使之在奏折上不可能将其用意和盘托出,仅是提出召张入京“有面询事件”。政治经验丰富的翁同龢一下子便识破其心,在日记中写道:“徐桐保张之洞。”(9)谢俊美先生在其著作《翁同龢传》称徐氏用意在于“以张驱翁”,虽无直接材料而推测,我对之仍是同意的。(10)慈禧太后看到徐桐的奏折后,用了3天的时间来考虑,也是因为兹事体大。

  

   就在清廷发出召张电旨的几天后,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奏弹劾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于氏此折的背景今天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非为个人的举动。光绪帝于闰三月初八日收到,将此折留中,也未上呈慈禧太后。(11)此时光绪帝正与慈禧太后同住于颐和园,(12)于荫霖奏折的内容有无向慈禧太后当面报告,今限于材料,无法得知。当日,光绪帝再发电旨给张之洞:

  

   奉旨:昨谕令张之洞即日来京陛见。该督何日起程,著即电闻,毋得迟滞。钦此。(13)

  

   此中的“昨”字,当作“以前”解。这一道催张入京的电旨,很可能经由慈禧太后批准。

  

   张之洞收到两道电旨,云里雾中,实不知其中的底里。他于闰三月初九日(4月29日)小心翼翼地发电总理衙门:

  

   电旨恭悉。奉旨陛见,亟应钦遵,迅速起程。惟湖北现奉新章,开办之事甚多,纷纭艰难,骤少一百数十万钜款,众情惶急。减营、筹饷两端,尤为棘手。必须与抚臣、司、道等筹酌大概办法,务求地方安帖。而洞自冬腊以来,即患咳喘、不寐,颇类怔忡,精神疲敝,阖城僚属共见。以时势艰难,不敢请假休息。现在部署一切,尤为艰苦,实无一毫欺饰。惟有力疾昼夜赶办,将经手事件略为清理,大约十数日后即可起程,不敢迟延。再洞愚昧,本无所知,朝廷既有垂询事件,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不胜惶悚。请代奏。(14)

  

   张之洞的电报表示了三层意思,其一是湖北事务甚重,其责任甚大,脱不开身;其二是身体欠佳,难承重任;其三是试探朝廷命其入京的真实意图。他虽表示“十数日后”起程,但基本倾向是不愿入京。他不知道此次徐桐保其入京的本意,担心会否削其封疆之责。光绪帝收到此一明显推托的电报,十分气愤,闰三月十一日(5月1日)再电张之洞:

  

   奉旨:张之洞电悉。前谕该督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15)

  

   张之洞奉此严旨,不敢怠慢,第二天即十二日连忙再电告总理衙门,完全换了一副腔调:

  

   电旨恭悉。瞻望阙廷,亟思趋赴,以申瞻觐之忱。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至迟十七日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请代奏。(16)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发电此时正在彼得堡的前清朝驻德公使许景澄,以了解当时的国际情况,(17)并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表示路过南京时将与之会面,共讨大计。(18)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张之洞乘“楚材舰”经南京到达上海。

  

   正当张之洞刚刚离开武昌后,沙市事件爆发了。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总理衙门收到湖北荆州将军祥亨的电报,称该月十九日因湖南人与招商局更夫发生争端而放火,结果烧毁日本驻沙市领事住宅(后将详述)。清廷当日下令荆州将军祥亨迅速查明情况,并命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派员“迅速办理”。(19)同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来到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清廷再电谭继洵“力遏乱谋,严惩首要各犯”。(20)二十二日,谭继洵、祥亨连续三电,报告办理情况,称沙市外国人皆安恙,拿获要犯曹品棠等六名。当日,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称滋事匪徒有数百名,并有声援之兵丁,“现所拿获仅六名矣,地方官岂未实力办理耶?”明确表示对此事办理的不满。(21)也就在这一天,总理衙门收到驻日本公使裕庚发来一电:

  

   沙市滋事甚重,日领事署、邮局烧尽。日派“高雄”、“城”两舰往沙,必藉事要挟。(22)

  

   此一电报引起清廷的恐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以山东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由,派舰占领了胶澳,此时已迫清廷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强租青岛99年;法国虽已占领了广州湾,此时又因苏安宁(Berthollet)被杀案与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清朝与西方多年的交涉中得出经验:一旦发生事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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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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