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6 次 更新时间:2017-01-21 18:18:52

进入专题: 杨联陞  

余英时  

  

   去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晚上,得到麻州康桥的消息,杨联陞先生在睡眠中安静地辞世了。在短短两个半月之内,继钱宾四师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平生最敬爱的老师。和钱先生一样,杨先生是塑造了我个人的学术生命的另一位宗匠,“转益多师”是现代教育体制的特色.因此每一个学生都不免会受到许多老师的启发和影响,但是真正能在成学过程中发生关键作用的老师毕竟只限于一两位而已。

  

   十几年前,曾有人问到我关于师承的问题。我当时便毫不迟疑地指出,我研究中国史受两位老师的薰陶最深,第一位是钱先生,第二位是便是杨先生,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到美国后,中国史的业师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杨先生既渊博又谨严,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我逐渐养成了不敢妄语的习惯,偶有论述,自己一定尽可能地先挑毛病。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免于犯错,不过总可以使错误减少一些。[1]

  

   但是我受益于杨先生的锤炼并不仅仅是在研究生的时代。早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我写成《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的再稿之后,送呈杨先生指正;恰好这也是他早年研究过的题目。他的批评第一次把我带进了日本和西方汉学的园地,至今回想,仍历历在目。那时我还没有进哈佛大学研究院。最后一次向他请益是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已在我从哈佛转到耶鲁的九年之后。我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初稿写呈他批评,并请求他为此书写序、这篇序——《原商贾》可以说是他用大气力写出的最后一篇论学文字。在写序期间,他曾一再和我通信或电话讨论。当时他的健康状态已不很好,我很担心这篇序会使他旧疾复发。但由此也可见杨先生对于学问的认真和热情是一直坚持到底的。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到一九八六年一月,整整三十年间.我偶有所造迷,往往先请他过目,清初学者和文士最推重考证大师阎若璩的博雅,他们的诗文必须经他裁定之后才敢刊布。他们说:“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讹谬百出,贻笑人口。”对于杨先生,我正有这种感受。不但我个人如此,我还相信,凡是向他请益过的人也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这句悲痛的话最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但是我写这篇文字并不是完全由于私谊的缘故。杨先生无论在西方汉学界或中国史学界都一直处于中心的地位。他的逝世,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因此我愿借此悼念的机会,略述杨先生的治学风格和主要贡献,以供关心中国史学前途的人参考。

  

   一 、康桥初识

  

   一九五五年秋天我初到康桥,参加第二届“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计划”。那时杨先生才四十一岁,但是他的学术事业已如日中天。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给他的信中推重他是“最渊博的人”;一九五五年冬天,哈佛燕京社社长叶理绥教授(Serge Elisseeff)也曾亲口告诉我:杨先生受过最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是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许多重要的英文论著那时都已发表,并且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普遍而热烈的反响。其中包括专书如《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一九五〇年)、《中国货币与信用小史》(一九五二年)以及《哈佛亚洲学报》上的论文和书评。总之,在五十年代中期,杨先生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汉学界“第一流”而兼“第一线”的学人。这里所用“第一流”和“第一线”的分别是根据杨先生自己所设立的标准。当时有不少人都推许杨先生是汉学界的“第一人”,但是他谦让未遑。他说:我想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人,而谈第一流学人与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时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的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其中也有因年老或因语文关系对时贤工作不甚注意,仍不害其为第一流。[2]这一划分在今天还是完全适用的。

  

   我初到哈佛时,在中国史研究上不但未入“流”,而且也不上“线”,因为我连杨先生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过,也不知道哈佛大学还有中国史研究的课程。记得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已的语言家董同龢先生临时动议去拜访杨先生。同行的还有邢慕寰先生。我们三个人当时都是“哈佛燕京访问学人”。董先生和杨先生是清华老同学,彼此很熟,所以我们连电话也没有打,便一同闯进了杨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那一晚我们天南地北谈了很久。他的和易的性情、丰富的学识和通明的见解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离开杨府还是不清楚杨先生的学术背景、路向和他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后来我在给钱宾四师的信中,附带报告了我和杨先生晤谈的情况。我说,据我的观察,杨先生在中国文史方面的造诣是深度和广度兼而有之。钱先生很快回我一信,告诉我,“杨君治经济史有年,弟能常与接触,定可有益。”我第二次见到杨先生还闹出了一个趣闻。不久,在费正清先生家中的下午茶会上,费先生介绍我和杨先生交谈,并当面说明杨先生是非常著名的史学家,我告诉杨先生,已从钱先生的信中知道他专治中国社会经济史。但接下去我竟问他专门研究些什么问题。这一问越发暴露了我的无知和社交技术的拙劣。像杨先生那样已负盛名的学者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同行的后辈向他提出这样鲁莽的问题。杨先生的涵养很好,他微笑地告诉我,在美国讲中国学问,范围很难控制,因为学生的兴趣各有不同,先生也就不能不跟着扩大研究的领域了。我这一问不久便在哈佛校园内传为笑柄。其实我的问语是诚恳的,而且是出于对杨先生的敬重。我那时既未读过他的任何作,如果用“久仰”一类游辞来敷衍,岂不反而是对他不敬了吗?他的答语也完全是实话,后来我了解的情况确是如此。

  

   二、从传统考证到现代史学

  

   杨先生在清华大学时代读的是经济系,但是他对史学兴趣已超过了经济学。因此他选修陈寅格先生的“隋唐史”和陶希圣先生的“中国社会史”。他的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便是在陈先生指导下写成的。陶先生创办《食货》,对他的影响更大。他在一九八七年所写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中回忆说: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3]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诸流竟起,但以学术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言,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仍然居于主流的地位。其次则《食货》派的社会经济史学也很快地激起了波澜。由于陶希圣先生任教北大,又同时在清华兼课,考证派中的许多青年史学人才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路上来了,杨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法国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为《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写《导言》,曾特别指出: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这一描述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愿意略作一点补充。杨先生“观微知著”的学风并不完全是由于天赋的才能,其中也有后天训练的成分。他早年对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深厚兴趣后来扩大到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恰好四十到五十年代,史学和社会科学合流在美国蔚成风尚,杨先生原有的治学倾向也因此发挥得淋漓尽致。“综合性的结论”正是出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他的著名论文如《制度史》所收的《朝代兴衰刍论》、《作息考》、《侈靡论》,和《汉学散策》所收《论“报”》、《兴建考》等以及《汉学论评集》所收的许多重要书评,都是以训诂考证的微观和社会科学的宏观相阐发,所涉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各方面。其中尤以《论“报”》一篇最为社会学家所激赏,《侈靡论》则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上发掘出一种近乎现代凯因斯以来所强调的关于消费的理论。

  

   杨先生的基本功力自然是在中国史学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专题都是先在中国史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证据,然后才加以整理。这是继承了清代以来中国朴学的传统,清代张穆为俞正燮(理初)的《癸己存稿》写《序》说:理初足还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箧中。积岁月,证据周遇,断以己意,一文遂立。

  

   杨先生的治学程序正是如此,我正式做他的学生五年有半(一九五六年秋到一九六一年冬),后来又和他合教了九年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制度史(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七年,中间有两年在香港),关于这一层我是相当清楚的。大体上说,杨先生平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博览群书,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则在阅读过程中发生部勒组织的作用。读之既久,许多具体问题便浮现脑际,而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层次和关系也逐渐分明,这时有哪些一专题值得研究,并且有足够的材料可供驱使,都已具初步的轮廓,然后他才择一专题,有系统地搜集一切有关的材料,深入分析,综合成篇。他的《兴建考》[4]可以说是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总之,杨先生的论著都是读书有得的产品,他所提出的问题无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间题,不但有各观的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另一方面,传统和现代的学术训练则为他提供了整理、批判、分析和综合的主观条件。因此他从不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中国材料之上,他的社会科学的修养融化在史学作品之中,而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所谓“水中盐味”.而非“眼里金屑”。

  

   杨先生的博雅在他的书评中显露无遗,《汉学论评集》所收四十几篇英文书评便遍涉语言、官制、考古、地理、边疆史、文学史、科技史、哲学史、经济思想史、书画史、佛教史、史学史、敦煌学等专门领域,包罗中国文化史的全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书评篇篇都有深度,往往能纠正原著中的重大失误或澄清专家所困惑已久的关键问题,其结果是把专门领域内的知识向前推进一步。这正是他所说的“第一线”的工作。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关于陶瓷的制作,明清文献中常提到一种青料叫做“苏泥勃”或“苏勃泥”,又有“苏麻离”、“撒卜泥”、“撒孛尼”种种异称。由于这种青料来自回教国家,因此一般也称之为“回回青”。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青料”,则专家之间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取得定论。一般的意见是以“苏泥勃”为外国地名,例如傅振伦的《明代瓷器工艺》(一九五五年)解“苏泥勃青”四字为“苏门答腊的泥”和“婆罗洲的青”。杨先生在评论一部有关伊朗所藏中国瓷器的著录(一九五七年出版)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首先考察中、英、日文现代专著中的各种说法,断定日本专家之说最为近理,即以“苏勃泥”是一种石质的外语译音。但日人追溯“苏勃泥青”一词仅到一五九一年高濂的《遵生八笺》为止,且未明言其为“石”;杨先生则在一五八七年周梦旸所编《水部备考》中找到了“回回青义名苏嘛呢石青”的记载。《水部备考》不但年代更早,而且明著“石青”两字。由于此书是官方编纂的,这条证据因此也更具有权威性。[5]必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偏僻的小问题而加以轻忽,其实许多历史上的大问题都是要靠无数小问题的解决才能得到答案的。何况在明代青瓷史上,“苏勃泥青”早已成了专家之问聚讼纷纭的一个中心问题呢。

  

杨先生考证精到而取材广博,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下的考证学家;他的训诂和考证都能为更大的史学目的服务。例如他在《质子考》中把《墨子·杂守》篇的“葆宫”和《汉书》的“保宫”以及《三国志》的“保宫”等名词联系起来加以考证,其结果是阐明了贯穿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一个侧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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