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1 次 更新时间:2022-11-12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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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本章的写作,基于这样一个思路:康有为、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发挥了很大的政治作用;然康只是工部候补主事,从未到部任事,梁只是一个举人,还不是官员,按常理来说,在当时京城地面官满为患的状况下,他们即便是大声说话,也无人听得见,又如何能进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先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对康有为的保举,其中最重要的是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举。由此,我最初的目的是,彻底地查清此中的真情。


档案的阅读使我发现,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实始于甲午战败。此后的三年多中,保举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档案中可以看到众多的保折。于是我又放大范围,企图在总体上予以把握。也就是说,我从对康、梁的保举出发,而注意到该时期整体的保举情形,这本来只应该是一个背景,然背景看多了,也成了研究的主题之一。


于是,我的这一研究就有了两个主题:其一是对康、梁等人的保举,由此观察康、梁派的政治活动及其企图;其二是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的情形,由此观察当时的政治实情。双视角的考察使我发现,如果不观察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的大背景,不容易看清对康、梁保举活动的意义与特点;而观察了整个保举的大背景,又使我意外地看到了当时政治的诸多特点。就这个意义上讲,我的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种豆得瓜了。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关心面的扩大,引用的档案增多,使得本章的文字变得十分冗长;为了使有研究同好的行家能够方便地查找及检验史料,我虽尽可能进行压缩,但还没有完全抹去证明的过程而仅开列结论。为此,也请其他尊敬的读者选用跳跃阅读的方法,以避开那些乏味的细节。


一 甲午战后下诏求贤


保举作为官员选拔的一种方式,其历史极为久远;到了清代,渐渐成为皇帝任用官员时的重要参考。有上奏权的官员平时即有保举之责(1),而当新君登位或朝运发生危机时,皇帝常常下诏求贤,命各位大员保举人才。被荐举的官员,一时得不到任用,皇帝也会下旨“交军机处存记”,以待后来官职出缺时尽先补用。咸同年间,曾国藩、骆秉璋等人保举的官员,皆得以重用,成为后来“同光中兴”的功臣和重臣,保举也于此时达于鼎盛。由于这样的经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保举相当重视,经常下诏求贤。


马关议和的消息,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应,在条约签订前后,官员与公车上奏、电奏、上书要求拒约达154次,参加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2)光绪帝迫于战败的形势,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御笔批准《马关条约》。四月十六日(5月10日),光绪帝发下朱谕,说明订约之原委,并提出战后之改革。此后京内外官员的奏议,由拒约渐渐转向改革。其中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于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上奏时,附片要求下旨各省督抚保举人才:


……以中国之大,士民之多,岂无瑰玮绝特之士,可以共济时艰?特患求之不诚,用之不当,斯人才所以伏匿而不显也。古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故诸侯有贡士之法,汉制州郡不举孝廉者有罪。今之督抚,古之诸侯也,应请饬令保举人才。其有道术通明,操履笃实,才堪经国,识洞韬钤、与夫精熟时务,能制机器,通习天算、地舆及各国语言文字者,令其特疏保荐,不拘正途杂流已仕未仕。奏上之时,应科别其条,实举其长于某事,别白书之,不得一以雷同考语,含混了事……(3)


张氏从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理念出发,求贤于隐。他似乎并不知道,根据当时及后来亚洲各国近代化的进展来看,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才,需要有计划、专门化地培养。该片当日呈送慈禧太后,闰五月十一日由慈禧太后发下。(4)两天后,闰五月十三日(7月5日),光绪帝明发上谕: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谕中外臣工保荐人才,业经次第擢用。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拔真才,藉资干济。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猷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俾资节取。该大臣等当念以人事君之义,一秉大公,详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责,谬采虚声,甚至援引私人,瞻徇情面,滥保之咎,例有专条,定惟原保之人是问。(5)


其中“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一语,表示了此时的“真才”标准,“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又有着战败后对新学的认知。然而,对于这一标准,当时官场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杨福臻、给事中褚成博为此上奏,表示了不同的看法。(6)


该旨下达后,保举人才的奏折纷至沓来。我在档案中查到52件相关的保折、片、单。


光绪帝收到的第一份保折,为吏部右侍郎长萃所上,保举副都统衔前驻藏帮办大臣延茂、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分发陕西试用道升允、分发江苏补用知府柯逢时,称四人“深明时务,久郁忠忱,才力足为干济之资,性情可保始终之一”。长萃的政治主张倾向于保守,在甲午战败、主张洋务与时务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时,此类政见风头正健。他称言:


抑又思之,臣工保荐人才,要不过后先奔走之任,至于调元赞化,辅治安邦,则惟圣心倚重之一二臣,得以审机宜而握枢纽。今念自宗臣而外,奴才素所深知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李鸿藻,公忠体国,守正不阿,众论之所翕服,薄海之所仰望。奴才尤愿皇上亲之信之,以端用人之本。则一切恃才逞私之辈,将必有所严惮而不敢出,而以身许国之真才,庶几得展所为矣。(7)


以徐桐、李鸿藻来主持朝政,很可能是长萃此折的真实意图。以当时的政治语言之习惯,可以看出,其攻击的对象有二:一是李鸿章,另一是翁同龢。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保折,为翰林院侍讲王荣商保算学生萧开泰。王荣商没有上奏权,其条陈由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徐桐代奏。该折称:萧开泰,四十九岁,四川洪雅县监生,光绪十九年由四川学政瞿鸿禨咨送总理衙门,经过考试,认为是有用之才,留在同文馆听候差遣:


其人精于天算,兼晓制造,平日愤洋人之强筹,所以制御之法甚备。所著书十余种,皆确有心得。其最切实用者,一曰火镜:用玻璃板镕铸而成,借日光取火,厚二寸者,可烧三里外之敌船,厚至一尺者,可烧三十里外之敌船;一曰炮架:用牛皮水袋,可御敌炮,中设机关,两旁安凸镜,能使放炮有准,合之可成营垒,分之可肩负而行;一曰竹筏:左右用木轮驾驶,中安木槽,可仰卧放炮,以攻敌船;一曰海镜:能入水不濡,洞见海底,又推其法为暗船,可驶至敌船之下,运放水雷;一曰气球:如鸟鼓翼,前后左右,惟意所向,中置炸弹,可自上击下,以毁敌垒。以上各件,皆自出巧思,为制敌利器,除气球需银二千余两外,造成须待一年外,余皆价廉工省,每造一具,需费不过二百金,为时不过一月,即可告成……(8)


王荣商是当时最富“知识”的人士,后也为内阁学士唐景崇所保;其所在的翰林院,又是最有“学问”的衙门。他所保举的人士,“掌握着”当时国家最为需要的克敌制胜的“技能”,然今人一眼即可看出,萧开泰只不过是利用聚光镜反射阳光之小技而行骗多年的术士。(9)


兵部右侍郎徐树铭开出了很长的保单,共保举了19人: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浙江按察使聂缉榘、江苏前署常镇道蔡钧、直隶候补道卫杰、分发浙江试用道许贞干、直隶候补道张鼎祐,以上6员“皆御侮之干城,济时之舟楫也”;福建粮道陈鸣志、福建汀漳龙道刘倬云、甘肃宁夏道周绶、山东登青莱道李兴锐,以上4员“有猷有为有守”、“公平练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贵州布政使唐树森、江西按察使翁曾桂、福建按察使季邦桢、湖北按察使龙锡庆、湖南按察使俞廉三、两淮盐运使江人镜、浙江宁绍台道吴引孙、河南南汝光道朱寿镛,以上9员“皆淬精励志,力求振作者也”。(10)徐树铭的这一份保折虽在当时并没有立即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但却展示出问题的实质:向朝廷保举人才当然是提议朝廷任用,说到底就是升官,然而朝廷的官缺都是固定的,这19人即便是全如徐树铭所言,但又何来如许官椅以安排这些人呢?如果再做下一步的思考,又可发现,若真有如谕旨中所称的“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者,朝廷中也没有相应的机构与官缺,又能将之安插于何处?


长萃、王荣商、徐树铭的三份保奏提示着当时的背景:一是当时官员的思想;二是当时的知识水准;三是当时的官僚体制。如此下诏求贤,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很可能失其原来的主旨,而流变成另一种形态。


如果以原折日期为序,先后上奏保举的官员有:刑部右侍郎江苏学政龙湛霖(11)、礼部右侍郎李文田、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陕西布政使护理巡抚张汝梅(12)、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吴大澂(13)、大理寺卿浙江学政徐致祥(14)、河南巡抚刘树棠(15)、广东巡抚马丕瑶(16)、东河总督许振祎(17)、山东巡抚李秉衡(18)、内阁学士唐景崇(19)、仓场侍郎廖寿恒(20)、两广总督谭钟麟(21)、西藏办事大臣奎焕(22)、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23)、云贵总督松蕃(24)、伊犁将军长庚(25)、兵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吴廷芬(26)、吉林将军长顺(27)、光禄寺卿曾广汉(28)、黑龙江将军恩泽(29)、安徽巡抚福润(30)、湖南巡抚陈宝箴(31)、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32)、户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兵部尚书徐郙、东河总督任道镕(33)、南书房翰林张百熙(34)、奉天将军依克唐阿(35)、通政使安徽学政李端遇(36)、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37)、闽浙总督边宝泉(38)……


由于档案保管与整理诸情事,许多档案已失,或分类不确;且我看档有限,很可能也未能周全。当时保折应不止于此数。


在以上人士的保折中,最合光绪帝原诏旨意的,很可能是兵部尚书徐郙的奏折,他保举了六人:


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姚文栋,沉潜笃实,专精舆地之学,尝随前出使大臣黎庶昌、洪钧、薛福成等,遍历外洋十余年之久,到处考察其兵制、舆图。复由印度至云南,穷乡僻壤人迹不到之处,裹粮深入,测量绘图,著述甚富。


二品衔准补直隶清河道高骖麟,器局深稳,精究格致之学,在北洋十余年,总办船坞、机器局,力求撙节,去年创造快炮,价廉器利,精巧不让外洋。署天津河间道,讲求水利,整顿营田,数月之间,开垦至数百顷之多。


礼部即补员外郎于式枚,器局闳通,学问渊粹,近随大学士李鸿章遍游各国,闻见更广,才识尤精。


三品衔候选道梁诚,幼年充美国肄业生,往外洋读书十年余,于各国语言文字、风土人情,无不洞晓,复为前出使大臣郑藻如、张荫桓等随员,游历各国,谙练老成,才大心细,精通翻译,熟悉洋情。


三品衔湖北候补知府章嘉谋,才识明通,屡膺繁剧,考究商务,长于理财,于中外出入盈虚之故,了如指掌。


二品顶戴安徽候补道维增,悃愊无华,实心任事,闻其督办皖南厘局,裁汰陋规,商民感激,收数独旺,颇著廉洁戆直之称。


从他保举的人才评语来看,若为属实,当为有用。徐郙对此要求“送部引见”,光绪帝当日下旨:“交军机处存记。”(39)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则,被保举的官员一般是“交部引见”,由皇帝考察后下旨任用,或交军机处存记。当时的保折也大多请求将其保举的官员“送部引见”,光绪帝也大多予以批准。(40)


然当时候补官员极多,官缺甚紧,被保举的官员交部引见后,大多发回原省,至多是交军机处存记。由此,光绪帝将徐郙所保六人直接交军机处存记,实际上是一种优遇。精通官场规则的张荫桓,也保举六人:安徽按察使赵尔巽、直隶候补道汤纪尚、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请求“交军机处存记”,二品顶戴江苏候补道潘学祖、盐运使衔候选道梁诚、直隶试用知县吴永,请求“交部引见”,以示等差。(41)光绪帝对“交部引见”者,很顺快地答应了。(42)对要求“存记”者,查军机处相关档册,只有伍廷芳一人。(详见附录)徐郙保举的姚文栋等六人,虽交军机处存记,但没有得到起用,清朝政府机构中并没有可以发挥他们才华的部门,而荐主徐郙也不是朝中的有力人士。


我在阅读档案时发现,以上保举的官员,大多数属于“察吏安民”的性质,这与光绪帝下诏求贤的主旨并不吻合,也与甲午战后“卧薪尝胆”的“自强”风尚不那么合拍。其中最典型的是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出奏保举游智开:


今日求才,先求忠谠切实之才,然后一切奇才异能算法格致之类,始能收其实用……前广东布政使游智开,在护理广东巡抚任内,缘参劾属员,不得其职,郁郁移疾而去。寻其所劾什九劣员,自该藩司去后,所经参劾者固早经开复,此后吏治益杂。如南海知县潘泰谦、香山知县杨文骏等,皆异常贪酷,罄竹难书。自非皇上圣明,简放马丕瑶、谭钟麟先后到粤,将劣员等重与参革,则粤民几无苏息之望矣……臣窃念今日最要在得民心,得民心在澄吏治。顾守正不阿之性或歉于循良,爱民如子之诚或短于刚劲。该藩司政声极著,风力亦遒,前在直隶永平府等任,遗爱在民,及升任四川藩司护理川督之时,办理重庆教案,尤得蜀民爱戴……


他要求“重与录用,以储边才”。(43)李文田是广东人,对家乡的吏治极为关注,该折也反映出其对前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的不满。“察吏安民”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的精要,虽说战败后的中国亟须改革,但体恤民情,安良除霸,什么时候也不失其重要性。


在上奏保举的人士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位:一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先后共六次上奏,保举官员24人。(44)战事虽为大败,他仍保举其营务处冯锡仁、曾丙熙、粮台毛庆蕃、支应局唐际春、转运局林志道。当他回到两江本任后,又保举了一大批下属,其评语多为“察吏安民”。另一位是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四次上奏,保举33人。(45)他有着一种天下己任的大气概,保举的官员并不限于两江或湖广,而是全国性的,由此建立一个大的关系网络;然仔细查阅其名单,可知相当多的官员出于其幕中;他保举的人员,后又有一些大吏再次保举,很可能此中也另有运作。


此次甲午战后的保举,时间长达两年多。(46)一些人由此得到了起用或提升,如游智开(广西布政使)、任道镕(东河总督)、于荫霖(署安徽布政使)、俞廉三(山西布政使)、恽祖翼(浙江布政使)、袁世凯(直隶按察使)、黄遵宪(湖南长宝盐法道)、蔡钧(江苏苏松太道)、罗丰禄(驻英公使)、伍廷芳(驻美公使)……但起用与升官者仍是少数,大量被保举的官员由光绪帝交军机处存记。我在档案中找到军机处存记档册多种,整理出附表,细心的读者若将保折名单与存记名单相核,可以体会出当时政治的许多内情。


甲午战后的下诏求贤,明显未获成效,中国政治并未因之改变方向。先前由战败而求贤,以求励精图治,而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上层大吏扩充势力提拔下属、下层官员特别是候补官员得保获缺升官发财的良机。(47)其中得到起用、升任、存记者,并非其真符合谕旨中要求的“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之条件,而在于荐主的实力。甲午战后的中国政坛依然如旧,没有太多的新鲜气息,只是各派实力稍有变化,李鸿章之船开始进水,慢慢倾斜,张之洞部队已成规模,与刘坤一并列为政坛的两大集团。


二 胶州湾事件后三次下诏求贤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舰占领胶澳(今青岛)。此后清朝在与德国的外交交涉中,一让再让,不得不同意德国的全部要求。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5日),俄国军舰驶入旅顺,此后又向清朝提出修建中东路支线及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清朝仍无力抗之。于此时刻,光绪帝于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18日)发出给户部、各省将军督抚的寄信谕旨:


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矜言自强之术,二年于兹矣,现在事机日迫,凡遇各国交涉之事,无不万分棘手,总缘我武备废弛,船炮不齐,以致强邻狡焉思启,合以谋我……昨复据徐桐折,奏请饬沿江沿海各督抚激励忠义……各省将官有老于兵事,缓急可济者,无论官职大小,现任退闲,准其一律奏调等语,所奏尤为当务之急。著即迅速筹办。如有知兵之员,为该将军督抚等素所深悉者,准其保奏,以备干城之选。(48)


战争一触即发,清朝统治者发现手中并无战将!先前保举的将领,此时根本派不上用处。该旨据徐桐的提议,命保举将才。然从细部去观察,又可以看出,该旨要求各地保举“知兵之员”,其标准仅是徐桐提出的“老于兵事,缓急可济”,似乎不追求克敌制胜的奇异之才。


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98年1月15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于西苑,表示“深谅时势之难”,并“谕绿营可尽裁,局员当尽撤”。次日,二十四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诘问时事所宜先”,翁同龢提出“以变法为急”、“从内政根本起”,恭亲王等军机大臣皆“默然”。光绪帝命“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材之旨”。(49)又次日,二十五日(1月17日),发下明发谕旨:


从来国运之兴,必由于人才之盛,我朝列祖列宗以来,无不下诏求贤,而诸臣亦必灼见真知,始登荐剡,所以名臣硕辅,代有其人。即至同治年间,如曾国藩、骆秉章等进举贤才,或采自幕府,或选从僚属,其时人才蔚起,卒能削平大难,宏济时艰。可知封疆大吏诚思以人事君之义,悉心采访,实力保荐,则一时之才自足供一时之用。现值时局孔艰,需才尤亟,各省督抚,朝廷寄以股肱耳目,其各澄心虚己,一秉大公,于所属道府州县中,无论现任、候补,详加鉴别,择其居心正大,才识宏通,足以力任艰巨者,列为上选,他若尽心民事,通达时务,均著出具切实考语,并胪列其人之实绩成效,详悉具陈,以备擢用。倘瞻徇情面,或谬采虚声,保非其人,必坐原保官以荐举不实之罪。(50)


这一道谕旨,实际上也宣布了甲午战后下诏求贤的失败,先前所上的数十份保折,保举了数百位人选,然到危机时刻,仍一无人才可用。然从细部观察又可以看出,该旨提出的标准首先是“居心正大,才识宏通,足以力任艰巨者”,其次是“尽心民事,通达时务”;与甲午战后诏求“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之条件,也有不小的差别。


以上两道谕旨还规定:保举者为地方将军督抚;被保举者其一为“如有知兵之员,为该将军督抚等素所深悉者”,其二是“所属道府州县,无论现任、候补”,皆为地方军政人员,而后一道谕旨明确是让其保举其下属的道府州县官员。此中并无中央各部院衙门之责。


两道谕旨下达后,各省大吏们再一次上奏。


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裕祥奏保五人:署临元镇总兵云贵督标中军副将高德元、西防分统本任临元镇总兵刘万胜、省防分统新授贵州古州镇总兵黄呈祥、记名总兵马惟骐、已革普洱镇总兵覃修纲。崧蕃等人此折为回应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谕旨,从五人评语来看,虽可谓是整军严整,统兵有方,曾与当地土匪打过仗,但并无近代战争经验,也看不出有与德、俄等国军队较量的能力。这也是当时清军武将的基本特点。光绪帝得奏后,朱批:“高德元等五员均著交军机处存记。”(51)光绪帝的这一处置方式,又与甲午战后的那次保举完全相同。


浙江巡抚廖寿丰奏保十一人:浙江藩司恽祖翼、署安徽藩司于荫霖、前福建臬司张曾敭、江苏候补道程仪洛、杭州知府林启、处州知府赵亮熙;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前福建安溪县知县戚扬、署浙江余杭县知县候补知县关钟衡、署镇海县知县候补知县毕诒策。他的评语多为“综核严密”、“学有本原”、“干练勤能”、“贞介绝俗”之类,看不出胶州湾事件之后的形势要求,也不符合谕旨中“力任艰巨”的要求,恐怕只能从“尽心民事,通达时务”的标准来考量了。廖寿丰的保举还超越了本省的范围,大多也不是道府州县官员,对此他解释道:“惟各该员才猷卓著、众论允孚,用敢据实胪陈。”光绪帝仍将此十一人皆交军机处存记。(52)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保八人:其中本省有候补知府陈维彦、黄平州知州署平越直隶州瞿鸿锡、候补同知张济、即用知县王人文;外省有直隶长芦盐运使景星、广东潮州府知府李士彬、江苏候补道钱宝传、四川候补道安成。王毓藻保本省官员称“求才之辅治”;保外省官员称“足供任使”。(53)贵州与沿海如此之远,感受不到当时的危机,他显然是将此当作提拔下属、推举同道的机会了。光绪帝将瞿鸿锡以外的七人交军机处存记。


安徽巡抚邓华熙奏保两人:一是其下属徽宁池太广道袁昶,称其曾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有年;二是尽先选用道郑官应,称言:“深谙时务,志虑忠诚,曩年游历诸邦,研究中外利病得失,汇辑成《盛世危言》一书,缕析条分,事多切要。臣前曾缮写进呈,钦奉朱批‘留览’。上年又开列事实具折保奏各在案。”(54)光绪帝命将两人交军机处存记。


根据前引谕旨此次并无荐举之责的太仆寺少卿隆恩奏保三人:四品衔候选知州前出使随员谢祖沅,称其随使十余国,前后十余年,请求将之发往南洋,交刘坤一派办交涉事件;同知衔升用知县候选盐大使总理衙门东文教习陶大钧,称其赴日本十四年,语言文字精明详审,要求交总理衙门酌量录用;花翎四品衔户部候补员外郎徐友兰,称其两次赴日,先后游历两年,与美商福柏士用混江机器滚刷绍兴三江闸淤沙有成效,要求交南洋大臣刘坤一差遣使用。光绪帝对此没有表示态度。(55)


陕西巡抚魏光焘奏保八人:盐运使衔在任候补道现署陕西督粮道西安知府童兆蓉、候补知府周铭旗、宁陕厅同知张守正、留坝厅同知文麟、渭南县知县樊增祥、白河县知县尹昌龄、候补知县张世英、宝鸡县知县李端榘,评语多为勤于政务之词;附片又保举陕西按察使李有棻,公正廉明,体用兼备。光绪帝全部交军机处存记。(56)


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前已有四次保举,军机处存记人员超过十五人。此次他又奏保三人:湖北试用道赵滨彦、奏调湖北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湖北候补道陈重庆,皆为其幕中得力官员。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在保折中写下这样的话:


以上三员,才具各有所长,而要归于实事求是,至其清廉无欺,不避嫌怨,则尤为三员之所同。窃惟当今世风日卑,官流日杂,以才论则可节取者尚多,以守论则真可信者实罕,至于瞻徇情面,顾惜身家,软熟圆通,油滑取巧,则尤为近日士大夫通病,即号称贤员者,亦恐不免。然则欲图济时艰,挽回风气,在朝廷访求任用,似尤以志节清鲠者为先。(57)


张之洞的这段话,不像是为所荐下属悃愊无华作辩解,很可能是针对京城风头渐起的康有为及其党人的。光绪帝命将此三人交军机处存记。


此外,还有一些官员的保举,不再一一细录。(58)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下“明定国是”谕旨,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与该谕旨同时下达的,还有一道明发上谕:


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著各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59)


这一道谕旨是求“使才”,与先前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谕旨相联结,即求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的人才。


三道谕旨先后下达了,但没有迹象表明形势会于此时出现大转机。甲午战败,创巨痛深,亟应反省,而后的保举依然在迷茫的政治中渐入旧轨。此次胶州湾诸事件,又能怎么样呢?


三 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897年12月12日),即胶州湾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上了一折两片:“请与德国定约由”、“李秉衡不宜终于废弃片”、“请令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其中最后一片称:


臣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难解纷,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卓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见[现]在时事艰难,日甚一日,外洋狡谋已露,正宜破格用人,为自存之计。所谓请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附片具陈,伏乞圣鉴。(60)


高燮曾此片中值得关注的为三点:一、光绪帝予以召见,即康可与光绪帝直接对话,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以往的保折多请“送部引见”,即由吏部等衙门带领数人或数十人同时觐见,皇帝一般也不问话。二、总理衙门“厚给资斧”,并照会各国。三、康有为的正式名义是“游历”。片中的“隗”指郭隗,战国时燕人,《史记·燕世家》录郭隗语“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以康有为比郭隗,高燮曾用意甚高。此时,光绪帝三道求贤谕旨尚未下达,高燮曾此片属自行其是;然光绪帝却对之相当重视,当日发下交片谕旨: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等语,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61)


孔祥吉先生认为,高燮曾的这一附片,是翁同龢、康有为密谋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康有为买折。(62)对此,我是同意的,并补充以下两点证据:


一、就高燮曾的知识结构而言,“弭兵会”、“瑞士国”对其十分遥远;而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明确提到了“弭兵会”:


……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素重,文学辩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入其弭兵之会,散布议论,耸动美英。(63)


高燮曾称康有为“熟谙西法”,他的“弭兵会”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从康有为处得到的。按当时国际社会并没有召开“弭兵会”或设有专门的国际组织,康有为可能在上海时得到了不确定的消息。(64)国际上召开的第一次“保和会”(又称“海牙和平会议”),于1898年8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提议并发出邀请,1899年5月18日至7月29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九日至六月二十二日)在荷兰海牙召开,共有26国参加,清朝派驻俄公使杨儒为代表参加。(65)总理衙门收到交片谕旨,整整三个月后才复奏,对派康有为参加“弭兵会”一事予以否决:


臣等查原奏所称,西洋弭兵会立意虽善,然当两国争论,将至开战,会中即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近日土希之战,不能事先弭兵,是其明证。该给事中所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入会一节,应毋庸议。(66)


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很可能也不知“弭兵会”为何物,复奏中左盼右顾,言语均不着实地。


二、张之洞的主要幕僚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称:


康有为好捏造谕旨。上年胶事初起,康有为创言愿入外国弭兵会,以保海口,其事已极可笑,康有为竟发电至粤至湘至沪,云已奉旨加五品卿衔前往西洋各国入弭兵会。闻者骇异,其实并无此事。


其中提到了康有为“加五品卿衔”。叶德辉的一信中亦称:


朝传一电报曰,康有为赏五品卿衔,游历各国,主持弭兵会;夕传一电报曰,湘抚陈宝箴入军机,黄遵宪督办铁路大臣……其前电至时务学堂也,同年友汪诵年编修为余言之,余笑曰:“此康谣耳,不足信。”数日往询其弟子梁启超,则言之忸怩。梁固笃信康教,终身不欲背其师,而亦不能为其师讳。(67)


此中可知,“五品卿衔”一事的传出,是由康有为打电报给湖南时务学堂梁启超。郑孝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1898年1月27日)日记称:


谢筠亭、李一琴来。李一琴初归自湖南……又闻康长素已赏卿衔,命出洋游历,且充弭兵会员。(68)


时任湖南时务学堂英文教习的李维格,又将“加卿衔”一事告知上海的郑孝胥。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致函汪康年称:


康先生并无赏五品卿衔之说,弭兵会亦已罢论。惟高位者,颇能为所歆动耳。(69)


张元济是答复汪康年的,在此之前,汪听到消息后去询问张。由此可见,梁鼎芬之说非为诳语。高燮曾的附片,光绪帝的交片谕旨,均无“加五品卿衔出洋”之事,康为何有“加五品卿衔”之语?我以为,此中似有一种可能:即高燮曾保其参加弭兵会的附片是康本人或其党人自行起草的,原本写有“加五品卿衔”一语,以能与当时的驻外公使身份相当或接近(70);而高燮曾出奏时删去了此语,康不知此中内情;而他听说光绪帝交下总理衙门复议时,误认为此事已成,故有此发电之举。


尽管康有为并未奉派参加“弭兵会”,但高燮曾的保片却使之获得了政治上一系列机会。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荣禄、张荫桓“察看”康有为,听取其政治改革的意见;不久,康请总理衙门代奏其《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全面政治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制度局”;二月十九日(3月11日),总理衙门代奏《上清帝第六书》,当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71)在此前后,康在京城中甚为活跃,联络宋伯鲁、杨深秀、徐致靖、陈其璋等人,为其草折,上奏言事,提出一系列的政治建策,促发了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之诏。康已成为京城政坛的新星。(72)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即“明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国是大定密保人才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其中对康有为、梁启超褒扬非常,在我所见过的此一时期的保折中,徐折所用的评语可谓是最高者。对于康有为,徐折称:


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其所著述有《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等书,善能借鉴外邦,取资法戒。其所论变法,皆有下手处,某事宜急,某事宜缓,先后次第,条理粲然,按日程功,确有把握。其才略足以肩艰巨,其忠诚可以托重任,并世人才,实罕其比。若皇上置诸左右,以备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以立措施之准,必能有条不紊,切实可行,宏济时艰,易若反掌。


对于梁启超,徐折称:


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湖南抚臣陈宝箴,聘请主讲时务学堂,订立学规,切实有用。如蒙皇上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或置诸大学堂,令之课士,或开译书局,令之译书,必能措施裕如,成效神速。


黄遵宪是康、梁一派中地位较高者,在兴办《时务报》的过程中,黄竭力挺梁;梁主讲湖南时务学堂,黄亦为关键人物。徐折建议:“若能进诸政府,参赞庶务,或畀以疆寄”,即在中央可入值军机处或总理衙门,或在各省授予督抚。谭嗣同是此期康、梁结交的激进变法派,尤与梁交善。徐折建议:“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即在中央可入康有为所设计的“制度局”之类的机构,在地方可任独当一面的专职。张元济是当时中央衙门司官中的激进变法派,在办理《时务报》的过程中,与梁交善,与康也多有来往。徐折建议“若使之肩任艰大,筹画新政”,即亦可入“制度局”之类的机构。徐致靖的奏折,强调了在变法时期须“破格用人”,“盖行非常之法,必待非常之才”:


查康有为、张元济现供职京曹,梁启超会试留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对,若能称旨,然后不次擢用。其黄遵宪、谭嗣同二员,可否特谕该省督抚送部引见,听候简任之处,出自圣裁,非臣所敢擅请。伏愿皇上既定国是,益矢以怵惕惟厉之心,坚决不摇之志,虚衷侧席,广集英贤,早作夜思,如饥如渴,天下之才必将闻风而起,争自濯磨,以仰副朝廷亟亟维新之至意。


徐致靖奏折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让光绪帝将康有为“置诸左右,以备顾问”,这与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局”,意思是一致的;其次,徐折还要求“特旨宣召奏对”,即要求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获皇上召见奏对,是康有为及其党人当时的主要政治企图之一。


徐致靖非为奉诏上奏,胶州湾等事件后三道谕旨皆是下达地方督抚,他也属自行其是。然徐折上达后,重石激浪,当日光绪帝明发谕旨:


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材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钦此。


该谕旨与徐折当日呈慈禧太后。(73)光绪帝下令召见康、张,是前所未有的特例。这也使得康、梁等人信心大增,认为光绪帝此后将会依照徐折之提议的行事。


黄彰健、孔祥吉均认为,徐折是康有为及其党人自拟的。(74)对此我也有同感,徐折中的这一段话,直与康党的言论乃至用词无异:


臣愚以为皇上维新之宗旨既定矣,而所以推行新法,乃皆委诸守旧之人,夫非变法则不能自强,而非得其人亦不能变法。昔日本维新之始,特拔下僚及草茅之士,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二十人,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不次擢用,各尽其才。新法皆数人所定,用能新政具兴,臻于强盛。(75)


尽管从道德的层面来看,康有为托人自保,可予以指摘;但康、梁作为政治下层人物欲有所作为,也可用此作为一种政治策略,似可不必厚非。


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召见后,光绪帝当日发下交片谕旨: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工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部,转传该员钦遵可也。此交。(76)


总理衙门章京是当时京城各部院司官所心仪的差使,康有为作为候补主事,分部仅三年,又未当差,未经考试与候补,也未经历“额外章京”的阶段,由光绪帝特旨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应当说是特例,也是令京官们注目垂涎的优遇。然而康有为对此并不满意,梁启超于觐见的次日,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致函夏曾佑称:“南海召见,面询极殷拳,而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77)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底在日本撰写《我史》,对此称言:


既退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时李合肥谢恩同下,面色大变,对我叹惜,谓荣禄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予微差以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将欲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辱屈我也。


向例总署章京由各部司员考取又复试之,其最高列者,尚须一二年,然后能传到。传到仅当译电等差,有年乃转司务厅,又一二年乃得派入各股,又数年乃可升提调,然后升帮办、总办。吾被特旨派差,为向来所无,入署即可派总办、提调。知交多劝就之,吾终不为屈也。(78)


康有为事后所写的这番话,虽不那么可靠,但也明确说明了两点:一、“特旨派差,为向来所无”;二、“辱屈我也”。相对于徐折中“置诸左右,以备顾问”,康有意出任相当于其提议的“制度局”之类的官员,以掌握实际政治大权,而总理衙门章京,康认为只不过是“奔走之差”。(79)


梁启超于五月十二日(6月30日)由总理衙门查看,次日该衙门上奏:“该举人梁启超,志向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拟恳恩施酌予京秩,以资观感。并可否特赐召对之处,出自圣裁。”当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广东举人梁启超著于十五日预备召见。”(80)五月十五日(7月3日)梁觐见后,光绪帝又发下谕旨:“举人梁启超著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81)由此之后,几经加增,梁启超以六品衔、开办费6万两并每月银5000两的经费,办理上海译书官局及京师大学堂编译局。(82)对于这一安排,康、梁也不太满意。


黄遵宪奉旨入京,但因病拖延。由于当时的驻日公使裕庚患有腿疾,要求回国治疗。六月二十四日(8月11日),光绪帝下旨:“湖南长宝盐法道黄遵宪著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充出使日本国大臣。”(83)但他七月到了上海后,再次因病停留,一直到戊戌政变时仍在上海。谭嗣同于七月中旬到达北京,七月十九日(9月4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当日光绪帝发下交片谕旨:“著于二十日预备召见。”此为特例。(84)召见后,光绪帝旨命:“明保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旨著以知府仍发江苏,尽先即补,并交军机处存记。”(85)此又属优遇。由于形势的急转,该旨命未行,谭嗣同当日被命为军机章京。(后将详述)张元济原本是刑部候补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召见后并未立即安排新职。五月二十九日(7月17日),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派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六月二十四日(8月11日)铁路矿务总局成立,王文韶、张荫桓又派其为管股章京。一直到戊戌政变,张元济是京城中的政治红人。


徐致靖,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累迁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他与康有为的交往很可能始于光绪二十四年初,但很快便成为康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当时地位并不高,也非为亲近之臣,但他的这一份保折却有四两拨千斤之力。相比于同时期各位大吏的保举,包括张之洞、李鸿章、张荫桓等人,可以明显地看出光绪帝对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优遇态度。从档案中可知,光绪帝曾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收到都察院代奏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二十三日收到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的三次上书及《日本变政考》等书籍,应当说,他对康有为的了解还是初步的;然仅以此等资讯的了解,即对康及其党人如此优遇,又似与翁同龢等人的面保有关,尽管徐折上奏时,翁已开缺。(86)


与徐致靖同官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济澂,于五月二十三日(7月11日)上奏保举三人:翰林院编修贵铎、候选道前承德知府启绍、前山东临清直隶州知州陶锡祺。要求送部引见。(87)但他就没有徐致靖那么幸运,光绪帝对之未予以理睬。(88)


四 王文韶、荣禄、张之洞、陈宝箴、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保举

尽管徐致靖的保折引发了京城政坛的震动,但在百日维新期间,各封疆大吏依然根据胶州湾事件后的三道谕旨,继续保举军事、政治与外交人才。随着维新活动的进展,他们保举的人选及评语也有着不小的变化。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1898年6月22日),光绪帝收到新任军机大臣、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保折,保北洋委用道傅云龙、候选道孙宝琦堪任使才,当日军机处电寄荣禄旨:“北洋委用道傅云龙、候选道孙宝琦,著荣禄饬令该二员来京,听候召见。”(89)自召见康有为、张元济之后,光绪帝对此类人才大多下旨“召见”,不再是“送部引见”或“交军机处存记”了。


五月三十日(7月18日),光绪帝收到浙江巡抚廖寿丰两件保折:其一是保举人才,当日军机处电旨:“廖寿丰奏览。二品荫生陶葆廉、江苏候补知县郑清濂,著该抚即传知该二员,来京预备召见。”其二是保举使才四人,江宁布政使袁昶、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翰林院编修张亨嘉、翰林院庶吉士寿富。光绪帝又发下交片谕旨:“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编修张亨嘉著于六月初一日预备召见。庶吉士寿富著于初二日预备召见。”(90)


六月初一日(7月19日),光绪帝收到江苏巡抚奎俊保举使才折,称:“江苏补用道志钧,癸未进士,光绪十八年由编修改捐道员,指发江苏,历办商务等局”;“盐运使衔改留江苏补用知府刘庆汾,光绪初年随使日本,充当翻译、参赞,在洋十余年,凡东洋语言文字、政治风俗,皆考求精确,洞达渊源。于各国形势政教亦素留心。”当日军机处电旨:“江苏候补道志钧、候补知府刘庆汾,著奎俊传知该二员迅速来京,预备召见。”(91)


六月初二日(7月20日),光绪帝收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保折,共保举31人!前四川总督鹿传霖,“清亮公直,守正不阿”,荣禄任西安将军时,鹿任陕西巡抚,交久谊深。他提议重新起用,“若竟投闲,似觉可惜”。湖南巡抚陈宝箴,“操履清严,识量宏远”;河南巡抚刘树堂,“任事果敢,干略优长”;内阁学士张百熙、瞿鸿禨,“练达精明,留心时事”;盛京将军依克唐阿,“老成宿望,威略冠时”;甘肃提督董福祥,“忠勇过人,勋勤夙著”;广西提督苏元春、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新疆提督张俊、直隶提督聂士成、固原提督邓增,“晓畅戎机,卓著勋绩,胆识恩威能结士心而寄军政”。以上10人皆是一二品实缺大员,荣禄没有提出具体任用方案,仅称“各员均经朝廷简擢,眷任方殷,无待奴才推挽”。湖北布政使员凤林,“持躬谨慎,处事精详,劳怨不辞”,荣禄请求给予封疆之位,“倘蒙天恩,畀以疆圻,于吏治必有裨益”。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质性果毅,胸有权略,统领新建陆军,督率操防,一新壁垒”;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激昂慷慨,胆略过人,不避艰险,能耐苦劳”。荣禄称两人“皆生自将门,娴于军旅,若重任以兵事,必能奋勇直前,建树杀敌致果之绩”。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志趣向上,博识多闻,通达中外学问,讲求时务”,荣禄请求“简畀重要”。太仆寺少卿裕庚,“精明干练,夙著勤能”;江苏苏松太道蔡钧,“心地明白,才略优长”;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气度沉凝,学有根底”。荣禄称“以上三员,于外交事务确有心得”,请求派他们出使“大邦”,或命在总理衙门“行走”。陕西渭南知县樊增祥,“学问优赡,志节清严”;兵部员外郎陈夔龙,“秉心公正,志趣清刚”。荣禄提议两人可充“司道”之选。广西桂平梧盐法道黄宗炎,“才具明练,办事耐劳”;山西泽州府知府陈泽霖,“性情直爽,勤干素著”。荣禄称两人“皆以将门之后而有吏才”,请求“量予迁除”。降调珲春副都统恩祥,“才略素优,能胜艰巨”;副都统荣和、寿长,候选知府寿山,“曾在军营,勇略素著”;总兵王凤鸣、马玉昆、宋得胜,西安城守协副将田玉广,“勇敢善战,屡在前敌立功”。荣禄称“以上各员均可备将材之选”。荣禄作为地方大吏,一下子提出如此之多的人选,且多为高官,是很不寻常的举动。对此,荣禄称:“奴才每念时局艰难,求才为当今急务。要以其人有材,而又济以实心实力,视公家事如己事,不蹈摸(模)棱敷衍积习者,乃能于事有益。”(92)对于保举使才,荣禄以附片表示了不同意见:


……惟使才之难,首重品学。必其立身有素,通达政体,本忠爱之忱,充专对之任,始能不辱君命,坛坫有光;非仅娴习语言文字,遂为克尽厥职也。夫语言文字虽亦使才之一端,第中国风气未开,士大夫肄此者少,大都学堂及商贾出身之人为多。此辈既未素砺风裁,又未熟谙政治,一旦滥竽充数,不独无裨于军国,抑且贻诮于远人。欲慎其选,宜得学识坚卓、器局深稳之士,而又济以通权达变之才,庶几胜任愉快。(93)


话虽然没有明说,但其意十分明显,即不满于那些学堂及商贾出身、号称知外情懂洋务的官员。对于荣禄的折片,光绪帝的处理是相当低调的,当日仅旨命将该折“留中”(94),且未呈送慈禧太后。六月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中,又记录了荣禄保举人员的名单,很可能是光绪帝命军机处再次进呈。又查军机处存记档册,光绪帝下令将之全部存记。(详见附录)


六月十四日(8月1日),光绪帝收到湖广总督张之洞保举使才的奏折、附单,共保五人:降调内阁学士陈宝琛、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直隶候补道傅云龙、奏调湖北差委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其中对陈宝琛的评语称:


才品兼长,学端志远,办事沉毅有为,向来讲求洋务,于兵轮商务工作等事并皆熟悉,中外大局皆属了然,能见其大,不同侈谈西学皮毛者。


最后的一句,很可能是针对康有为及其党人的。由于黄遵宪、傅云龙已旨命召见,当日军机处电旨:“张之洞奏览悉。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著该督即饬该二员来京预备召见。”(95)


七月十三日(8月29日),光绪帝收到湖南巡抚陈宝箴两件保折。其一是保举本省道府州县,即回应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旨,共14人:候补道夏献铭、试用道黄炳离、长沙知府颜钟骥、署衡州府事候补知府陈其懿、署永顺府事试用知府任国钧、候补直隶州知州郭庚平、署江华县事准补永桂通判车玉襄、武冈知州毛隆章、署宁远县事准补邵阳县知县卜彦伟、衡阳县知县盛纶、衡山县知县黎墉、桃源县知县汤汝和、署溆浦县事泸溪县知县陈自新、署新化县事前任芷江县知县起复候补知县李弼清。(96)其二是保京外贤员,属其自我的行动,称言:


惟是国家当力图振兴之会,庶政方新,需才尤重。凡为臣子,具有天良,苟其人有过人之长,为平日所深悉,自当不限方域,毕以具陈,庶几上副圣主图治之怀,下逭人臣窃位之咎。是以不揣冒昧,谨将臣耳目所及京外各员,择其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为臣素所知信者,共得十有七员,谨缮清单,各具考语,随折上陈。


陈宝箴所保17人为:降调前内阁学士陈宝琛、内阁候补中书杨锐、礼部候补主事黄英采、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广东候补道杨枢、广东试用道王秉恩、江苏试用道欧阳霖、江西试用道恽祖祁、江西试用道杜俞、湖北候补道徐家干、江苏候补道柯逢时、奏调北洋差遣湖北试用道薛华培、奏调北洋差遣候选道左孝同、记名简用道两淮海州盐运分司运判徐绍垣、浙江杭州府知府林启、江苏常州府知府有泰、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凤全。(97)陈宝箴是当时光绪帝最信任的地方大吏之一,保举名单中也透出了一股维新的气息。光绪帝当日明发上谕:


陈宝箴奏遵保人才开单呈览各一折。湖南候补道夏献铭、试用道黄炳离、降调前内阁学士陈宝琛、内阁候补侍读杨锐、礼部候补主事黄英采、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广东候补道杨枢、试用道王秉恩、江苏试用道欧阳霖、江西试用道恽祖祁、杜俞、湖北候补道徐家干、江苏候补道柯逢时、湖北试用道薛华培、候选道左孝同,以上各员在京者,著各该衙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其余均由各该督抚饬知来京,一体预备召见。(98)


其中诸多人士为张之洞的班底,以往由张之洞等人多次保举的陈宝琛、王秉恩、恽祖祁、杜俞等人,此次皆获召见。(99)其中杨锐、刘光第两人,后来直入中枢。(后将详述)然而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的此次保举极为不满。(100)


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光绪帝收到山东巡抚张汝梅的保折,保山东督粮道桂春、武定府知府尚其亨。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命桂春、尚其亨“来京预备召见”。(101)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光绪帝收到两江总督刘坤一保举折、片共四件。其一是保举本省道府州县10人:江苏试用道刘思训,刘长佑之子,“学术、治术自有渊源”,“胆识过人,不为浮言所夺”;江西广饶九南道诚勋,“该处交涉事宜最为棘手,该道颇有强忍之力,率使就我范围”;江苏候补知府柯逢时,“悃愊无华,深沉有识”,“即如理财一节,亦复丝丝入扣,滴滴归公”;江西补用知府袁树勋,甲午战争时曾随刘坤一督师,“办理军务,筹饷筹兵,深资臂助”;江苏候补道丁葆元,在淮扬办理水灾、河堤事务“救弊补偏”,“公家省数十万金钱,民间保数百万命赋”;江苏徐州道桂嵩庆,所属水灾匪患并作,“徐属夙称难治,加以多难之秋,若非该道恩信素孚,区处尽善,几何不致大乱也”;江苏江宁府知府刘名誉,“心平气和,吏事勤敏”;安徽凤阳府知府冯煦,“所属连年水潦,而各州县情形各异,该府单骑按部逐一履勘”,“且于听断擅长,屡次平反疑狱”,“洵不愧为良二千石”;署高邮州知州江苏候补知州章邦直,农商、时务、保甲“莫不严整”,“以臣观之,将来必成伟器”;江苏海门厅同知王宾,“实心实政,宜民宜人”,“士民莫不爱戴”。从刘坤一的评语中不难看出,他的主旨依旧是传统的“察吏安民”。


其二是保举使才六人:“江苏候补道钱德培,屡充出使日本、德国各署随员、参赞;又特用道阮祖棠、记名道罗嘉杰二员,先后随使日本,派充横滨正理事官;又试用道陶森甲,经出使俄、德、奥、和各国大臣奏调派驻柏灵(柏林)办事;又候补道沈敦和,以出洋肄业学生,历办上海租界会审及各处翻译;又安徽候补道张佩绪,清理教案甚多,现署芜湖关道,于洋人善于抚驭。”其三是保举易顺鼎,称其曾在甲午战争时身入台湾,后又随刘出师榆关,“学识闳通,性情忠笃”。其四是保已革广西桂平梧盐法道向万,称其光绪二十三年因参被革,投效刘坤一,被派往会办吴淞开埠事宜,“精明稳练,实为有用之才”,请求由其“给咨送部带领引见”。(102)此时光绪帝正在颐和园,与慈禧太后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京城中的空气已十分紧张;而刘坤一是当时的重臣,光绪帝当日明发两道谕旨:


刘坤一奏遵保人才一折。江苏试用道刘思训、江苏候补知府柯逢时、江西补用知府袁树勋、江苏候补道丁葆元、江苏候补知州章邦直,著该督抚即饬各该员来京,预备召见。其另片奏保河南候补道易顺鼎,即著刘坤一传知该员一并来京,预备召见。


刘坤一奏遵保使才一折。江苏补道钱德培、特用道阮祖棠、记名道罗嘉杰、试用道陶森甲、候补道沈敦和、安徽候补道张佩绪,著该督抚即饬各该员来京,预备召见。


光绪帝此次是照单全收,即候补、试用官员全部召见,未召入京的诚勋、桂嵩庆、刘名誉、冯煦、王宾等五名实缺官员,也交军机处存记。(详见附录)对于向万,光绪帝在该片上朱批:“向万著交吏部带领引见。”(103)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即戊戌政变的当日,慈禧太后、光绪帝收到湖北巡抚谭继洵两件保折。其一是保举“才识卓越,通达时务”的道府州县,共九人:署湖北按察使督粮道岑春蓂、湖北荆宜施道俞钟颖、湖北候补道陈重庆、甘肃宁夏道胡景桂、奏调湖北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云南候补道翁寿笺、湖北汉阳知府余肇康、湖北候补知府施纪云、湖北候补知府张孝谦。慈禧太后不再下令入京召见,而是将之交军机处存记。其二是保使才,共二人:翰林院检讨宋育仁,“曾充驻英参赞,于内政外交精心研究”;盐运使衔湖北候补知府洪超,“曾充出使日本国随员,于洋务素所究心”。慈禧太后明发上谕:“谭继洵奏遵保使才一折。在籍翰林院检讨宋育仁、湖北候补知府洪超,著各该督抚饬知该员来京,预备召见。”(104)


同日,慈禧太后、光绪帝还收到江西巡抚德寿保折,保举四人:九江道诚勋、赣南道周洁、督粮道刘汝翼、南昌知府江毓洁,称之“居心正大,才识闳通”。慈禧太后将之交军机处存记。(105)


八月初八日(9月23日),即举行慈禧太后训政典礼的当日,慈禧太后、光绪帝收到山西巡抚胡聘之保折两件。其一是保举官员10人:新授江宁布政使袁昶、贵州按察使玉恒、新授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山西冀宁道锡良、山西河东道杨宗濂、安徽凤颍六泗道李光久、北洋委用道奭良、江西候补道贺元彬、在任候选道山西夏县知县盛沅、在任候选知府调补山西永济县署平遥县知县胡延。慈禧太后将之交军机处存记。(106)其二是保举使才,保举盐运使衔候选道许珏、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由于郑孝胥已召见,慈禧太后发出明发上谕:“胡聘之奏遵旨保荐使才等语,候选道许珏著胡聘之饬令来京,预备召见。”(107)


直至八月十九日(10月4日),慈禧太后、光绪帝还收到贵州巡抚王毓藻保片,保翰林院编修前贵州学政严修为使才,慈禧太后将之交军机处存记。(108)


百日维新期间,京城与各地有着不小的差距,虽说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的眼睛时时注目于朝廷,但毕竟体会不同,其他省份大吏对京城的政情知之不多,信件与报刊的传递又需时日。与京城的风起云涌且急转直下相比,各地不仅是慢一拍,有些地方甚至是基本未变。此期绝大多数的保举,如同甲午战后,又成了封疆大吏提拔下属、亲信、幕僚的行动;此中绝大多数的评语,虽也挂有“时务”等名词,但基本上仍按照“察吏安民”的思路。由于当时的驿递制度,各省到京师的奏折需数日、十数日、数十日,我在这里使用的是收到日期,并将原折日期录于注释中,也请读者注意其中的时间差。


然而,以上材料的排比,又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点:一是时间上的差别。百日维新的温度也是越增越高,到了七月,光绪帝的旨意大变(又可详见下节)。二是光绪帝对于各封疆大吏态度之差异。他对荣禄最低调,其所荐人员无一召见,也无明旨下发。虽说荣禄所保者多为实缺大吏,按照当时的官规,也难以再升职,但若比较后来徐致靖再保袁世凯,光绪帝内心中的冷热即可互见。他对陈宝箴最为优遇,陈宝琛等人先前已有多人出保,但陈宝箴一出面,即获旨“召见”。


五 京城中的较量

徐致靖的保折、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京城形势从此风云变幻。然当时政治高层关注的焦点,是奉旨议复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一事,特别是其中的“制度局”。尽管康称其是政治咨询机构,但政治高层看得十分清楚,这个设在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对重大政治决策及改革方案进行讨论的新机构,将是一个政治决策机构,决心以全力阻击之。


尽管胶州湾等事件后三道谕旨,并没有要求京官上奏保举,但徐致靖的保折,也使京官们加入保举的行列之中。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1898年8月1日),光绪帝下达两道谕旨:一是交片:“直隶霸昌道端方,著孙家鼐、胡燏棻即饬该员来京,预备召见。”二是电旨:“福建兴泉永道周莲、广东督粮道延祉,著边宝泉、谭钟麟、许振祎饬令该员等来京,预备召见。江苏上元县知县陈谟、桃源县知县沈佺,著刘坤一、奎俊给咨送部引见。”两道谕旨意味着有人保举。端方、周莲、延祉、陈谟、沈佺五人是由军机大臣刚毅保举的。(109)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仓场侍郎李端棻上奏一折一片,该折片虽未能从档案中检出,但军机处《随手档》有军机章京拟题:“一、保黄遵宪以备顾问由”、“片一、保庶吉士熊希龄等请擢用由”;当日《上谕档》录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仓场侍郎李端棻奏黄遵宪堪胜重任折,奉旨‘存’;又奏保庶吉士熊希龄、江苏试用道谭嗣同片……”由此可知该折、片的大致内容为保举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李是康党中官职最高者,由他出面保举,当属康党的重要行动。黄遵宪此时已命为驻日公使,李端棻再出面保黄,很可能是请求将黄遵宪留京,出任高职,指导维新运动。(110)又由于黄遵宪、谭嗣同已奉旨召京,当日军机处电寄陈宝箴旨:“湖南在籍庶吉士熊希龄,著陈宝箴传知该员,迅速来京,预备召见。”(111)


七月初五日(8月21日),光绪帝下令设农工商总局,由内阁明发谕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奏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一折。训农通商为立国大端……著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端方著开去霸昌道缺,同徐建寅、吴懋鼎均赏给三品卿衔,一切事件准其随时具奏……(112)


该机构虽是根据康有为的建策而设,但主管官员却无一人为康党。端方是军机大臣刚毅所保,吴懋鼎是军机大臣王文韶所保,徐建寅是军机大臣裕禄所保。(113)


七月十三日(8月29日),主张改革但非为康党的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上奏敬保通达时务人才。他声称自己曾任福建学政,由此保闽籍人士四人:福建兴泉永道周莲,“讲求中外政务,实能周知利弊”;四川候补道沈翊清,“原任两江督臣沈葆桢之孙,长才伟略,不坠家风,在船政局十有八年,办事精详”;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原,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内阁候补中书林旭,“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当日奉明发谕旨:“少詹事王锡蕃奏敬保通达时务人才一折。福建兴泉永道周莲业经电谕来京预备召见,现尚在籍之四川候补道沈翊清、北洋差委候选道严复,著边宝泉、荣禄饬令该员等来京,预备召见。内阁候补中书林旭,著该衙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114)


七月二十日(9月5日),与康党甚有关系的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上奏保举将才,附片保举已革道员张上达等人。张荫桓是光绪帝的亲信大臣,当日奉明发谕旨:“张荫桓奏胪举将才请旨擢用一折。补用总兵郑润才、署通永镇总兵李大霆、署通州协副将龙殿扬、已革广东南韶连镇总兵黄金福,均著交部带领引见。另片奏,保已革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张上达、山东候补道黄玑、降补通判临清直隶州知州陶锡祺,均著开复原官原衔,发往交张汝梅差遣委用,俟此次河工竣事,由该抚给咨送部引见。”(115)张荫桓此次保举,并无深意,当时许多人怀疑其卖折。(116)


同日,政治态度温和的左都御史裕德,上奏保举将才,称言:“水师、武备各学堂成就人才,须稽时日,能先就宿将中果有讲求西法训练者,选用一二人,为之准的,收效尤为迅速。”他保举二人:直隶新建陆军营务处记名提督张士元,曾随同僧格林沁、曾国藩“攻剿发、捻各匪,勇于任事,所向克捷”,“在军与士卒同甘共苦,有古名将之风”;革职广东南韶连镇总兵黄金福,“前投效大学士左宗棠军营转战秦陇”,“叠次督队击获海洋大盗”。从两人军事经历来看,并无西法训练的经验,然裕德却称黄金福“于泰西操演各法确有心得”。当日奉明发谕旨:“裕德奏敬保将才以备任使,除已革总兵黄金福已由张荫桓保奏,有旨送部引见外,记名提督张士元著交兵部带领引见。”(117)


也就在此时,光绪帝采取了百日维新期间最激烈的政治行动。


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帝朱谕罢免礼部六堂官。二十日,自行决定了礼部六堂官的署任。与此同时,由于司员士民上书数量激增,军机处已来不及处理,光绪帝当日命军机处递《保举业经召见人员名单》。(118)


尽管自四月十五日徐致靖保折之后,光绪帝对保举的官员大多下达了“召见”的旨命;但由于各地官员来京需时,被召见者主要是在京各员。查军机处《早事》、《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光绪二十四年外官召见单》,此时已被召见的保举官员有:康有为(四月二十八日)、张元济(四月二十八日)、吴懋鼎(五月十三日、七月初九日)、梁启超(五月十五日)、端方(六月二十日、七月初七日)、杨锐(七月十六日)、恽祖祁(七月十八日)、刘光第(七月十九日)、林旭(七月十九日)、谭嗣同(七月二十日)。由于康有为、张元济、吴懋鼎、梁启超、端方已分别另有任用,军机处开出了一个仅为五人的名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西候补道恽祖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其中谭嗣同是当日刚被召见。光绪帝在该名单杨、刘、林、谭名字上画有朱圈。(119)当日奉明发谕旨:


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120)


这在当时是惊人的超擢。虽说只是军机章京,但谕旨中有两条特例:一是“四品卿衔”,一是“参预新政事宜”。(121)杨、刘、林、谭于七月二十一日在军机处入值,光绪帝还颁下一道朱谕:


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令参与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事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俟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122)


该朱谕又表明光绪帝对这批新进人士的重视与重用。他们在军机处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123)此外,光绪帝至此时还另外召见了保举为“使才”的官员共八人:孙宝琦(五月十一日)、傅云龙(五月十一日)、黄绍箕(六月初一日)、张亨嘉(六月初一日)、寿富(六月初二日)、志钧(七月初二日)、刘庆汾(七月初四日)、郑孝胥(七月二十日),并任命江苏候补知府刘庆汾为总理衙门章京。(124)


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反对康有为一派的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上奏保举湖南举人王闿运,称言:


……臣愚以为得百才人,不如得一贤士,才人足以供器使,而贤士藉以饬纪纲。以臣所知,湖南在籍举人王闿运,具高世之识,负匡时之略,才兼体用,学通中外,渊懿贞亮,卓迈群伦。当咸丰军兴之际,以一介书生遨游曾国藩、胡林翼幕府,计画指授,功成而不有。曾、胡诸臣以其不受保举,优礼敬待,一时名臣将帅翕然称之,而王闿运以偃武修文之时,退治经史,破汉宋门户之见,推圣明作述之源。著有《诗、礼、春秋笺》、《尚书注》、《论语训》诸书,使学者恍然知通经之足以致用。其他撰述,无虑数十万言,上本圣经,旁通子史,于西学之本始,声光电化制器之源流,举精遗麤,迥非近时言西学者所能望其肩背,庶几可谓抉经之心,执圣之权,览百家之旨要,合中西而一贯者矣……以臣观之,其于拨乱反正之理,中西政法之要,全体大用,靡不周通。至若理财、治兵,又其优为而犹以为末节者也。今国家当百度备举之时,汲汲需贤之日,如蒙皇上特旨召对,勤加延揽,资其明敏,以备询采,当有以开张圣听,辅赞机宜,较诸偏才一能之选,将什百焉……(125)


陈兆文与徐致靖同官,其出面保举王闿运,用意在于对抗康党;且陈保王用语之高,也与徐保康相埒,其中的一些话直接针对康党。当日军机处电陈宝箴旨:“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奏,湖南在籍举人王闿运才兼体用,于中西法政之要,靡不周通。请特旨召对等语。著陈宝箴令其来省察看,该举人品学年力是否尚堪起用?迅速电奏。”(126)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上奏保举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称言:


……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伏乞皇上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于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127)


保举袁世凯,是康党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康有为等人事先进行了调查与密谋,以图能在危机时刻利用袁世凯的军力。当日军机处电寄荣禄旨:“著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128)袁世凯七月底入京,八月初一日觐见,旨命“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129)袁由此而“独当一面”。与徐致靖的建策相对照,光绪帝似乎是依计行事。


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主张改革但与康党颇有距离的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上奏“敬举通达时务”人才四人:降调翰林院编修梁鼎芬,“生长海滨,博习时事,志趣劲直,不为势挠”;在籍内阁中书王闿运,“综贯古今,博而有要,湖湘学者,群所推仰”;陕西候补道升允,“前使泰西,多所历练,质朴之性,久而不渝”;陕西渭南知县樊增祥,“蔚然通儒,亦精吏事,善持雅操,慈惠之师”。他没有提出任用方案,仅仅是泛泛而言:“以上各员,学有本原,才足济变。若假以一职,必能敷陈典要,切究利弊。”军机处当日电陕西巡抚魏光焘旨:“陕西候补道升允、渭南县知县樊增祥,著魏光焘传知该二员,即速来京,预备召见。”(130)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主张改革但与康党颇有距离的顺天学政礼部左侍郎张英麟,上奏保举“通达时务、足备任使”人才五人:广东候补道林贺峒,“前督臣林则徐长孙”,“现办水陆师学堂及鱼雷等营,并交涉事件,悉心讲求,均得体要”;候选道林怡游,“船政学生,出洋肄习,随使秘鲁、俄、德等国,最长于炮垒工程”;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历襄疆臣戎幕,随使泰西东洋,凡所经埃及及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皆能悉心咨访,各得窾要,并于东洋变法始末,确有见闻,不同影响”;大名府知府荣铨,“戢暴安良,尽心民事”;分省补用知府刘恩驻,“从军营投效河工,皆能实心任事,自幼慧通西艺,于化学、电学尤属专长,且能制造德律风、鱼雷等物”。张英麟附片称:“各省现办一切新政,尤赖有大员董率,认真整顿,方足以课功而奏绩”;为此保举三人,山东按察使司毓贤、山西按察使景星、甘肃按察使丁体常,“令其独当一面,必能实力任事,破除积习,有裨新政。”(131)由于这一天奏折太多,光绪帝也将于当日去颐和园,延至次日,奉明发谕旨一道:“张英麟奏酌保人才以备任使一折。广东候补道林贺峒、候选道林怡游、分省补用知府刘恩驻,均著来京预备召见。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著该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谕旨中没有荣铨,看来光绪帝感兴趣的还是西艺、西学人才。(132)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与康党颇有交往的新任礼部左侍郎阔普通武,上奏“敬举通达时务人才”,共四人:候选道陈日翔,台湾举人,“少时曾出外洋,游历数国,于通商交涉机宜最为熟悉”,办理台湾团练、义勇,为历任巡抚、总兵奏保,“刘永福尤为倚重”;刑部主事陈桂芳,“英才卓荦,博极群书,尤讲求时务”;兵部员外郎祁师曾,前工部尚书祁世长之孙,“家学渊源,具有根底,讲求兵商学问,颇得日本之规模”;分发知县冯宝琳,广州驻防举人,“髫年即习见洋务,于茶商利弊,尤识本原”。阔普通武还称:“以上四员,据奴才所见,均系通达时务之才,用敢据实保荐,且俱在京候选供职。”(133)当日奉明发谕旨:“阔普通武奏敬举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候选道陈日翔、刑部主事陈桂芳、兵部员外郎祁师曾、分发知县冯宝琳,均著预备召见。”(134)


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反对康党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上奏请召张之洞入值军机处,同时也上奏“敬举通达时务人才”: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于西人言政言教之书,均能体会有得”;四川特用道夏旹,“讲求中外政务,皆能实事求是”;江西候补道贺元彬,“现在山西抚臣胡聘之调办铁路矿务,诸事深倚任”;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知府孙叔谦,“兴利除弊,劳怨不辞”。当日奉明发谕旨:“陈兆文奏敬举通达时务人员以供任使等语,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著预备召见。”(135)


百日维新期间的京城,“时务”、“西学”已变成最流行的名词。无论是以“时务”自专的康党,还是主张改革但与康党保持距离的中立官员,甚至反康一派,在保举官员时也大量使用新名词。裕德保张士元,就加上了“西法训练”一词;陈兆文保王闿运,也称其懂“西学”。王锡蕃、张英麟出奏保举似为忧国,关心新政;张荫桓、阔普通武上疏保举很可能是卖折,从中渔利;刚毅等人走向了前台,一出手即中彩;而李端棻、徐致靖的保举,又最为光绪帝所见重。(136)


从七月二十日任命军机四章京至八月初九日慈禧太后举行训政典礼后一天,光绪帝召见保举官员与“使才”为:新任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七月二十四日),广东督粮道延祉(七月二十六日),湖北补用知府钱恂(使才,七月二十八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七月二十九日),新任军机章京杨锐(七月三十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八月初一日),候补侍郎袁世凯、福建兴泉永道周莲、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新任军机章京林旭(八月初二日),直隶按察使周莲(八月初三日),候补侍郎袁世凯(八月初五日),刑部主事陈桂芳、候选道陈日翔(八月初八日),兵部员外郎祁师曾、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八月初九日)。光绪帝任命的保举官员,除前已提及的袁世凯外,袁的遗缺直隶按察使由周莲补,周莲的遗缺福建兴泉永道由恽祖祁补。此外,光绪帝还于二十四日旨命“翰林院编修江标著赏给四品京堂候补、候补江苏同知郑孝胥著以道员候补,均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137)


也就是此时,身在武昌的张之洞,已看出京城局势不稳。由他保举的主力洋务幕僚钱恂此时作为“使才”入京觐见;但他担心钱恂会同刘庆汾、郑孝胥一样,留京为总理衙门章京,于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致电总理衙门:


接日本总领事小田切自日本来电云,湖北与日本所商派学生赴东及聘各种教习来鄂各节,望速遣知府钱恂赴东一议,以便面商。并云,此系外部令其发电,即作为外部之电等语。查钱恂已遵旨赴京,日内计已到。鄂省本与日本议定派该守带学生前往,今外部催其速往,可否于召见后即令该守速回鄂,以便赴东。至祷。应否代奏,请钧署裁酌,并传知该守。


张之洞明显的是拿日本说事,从他与钱恂的电报往来,可以清楚地看出,此乃抽身之计。(138)


六 懋勤殿:康有为及其党人最后的保举攻势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1898年9月13日),新任军机章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在给其弟杨悦的信中写道:


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139)


杨锐曾为张之洞的幕僚,与张交往甚深,以至于被人视作张在京中的坐探。(140)他的政治敏锐性是很准确的,道破了当时京城政治变动的底因。杨所称“新进喜事之徒”即为康党及康有为的拥护者;“议政院”当为议政机构,相当于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制度局”;而设立“议政院”的目的,就是要“安置”康、梁,光绪帝已“意颇动”;而当时的政治高层对此已进行了全力的阻击,如果不能奏效,“朝局”必有“更动”。杨锐写此信时,正是戊戌政变的前夕。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尚在总理衙门、军机处“遵旨议复”期间,二月初八日(2月27日)与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康有为两次代拟御史宋伯鲁折,上奏请设“议政处”、“立法院”;五月初四日(6月22日),他再次上书请开“制度局”。总理衙门五月十四日遵旨议复《上清帝第六书》,否定了康有为的设计;然康却看出光绪帝对总理衙门议复的不满,通过梁启超,由李端棻于六月初六日(7月24日)出奏。李提出四条建策,其第二条为“请皇上选择人才,在南书房、懋勤殿行走”(141),光绪帝交庆亲王奕劻、孙家鼐议复。六月初八日,孙家鼐奉旨议复《时务报》改官报,提议由康有为督办,将康“礼送”到上海。六月初十日,奕劻、孙家鼐递说片,对李端棻的提议予以否定。六月十四日军机处、总理衙门遵旨议复《上清帝第六书》,再次否定了康有为“制度局”的设计。康至此仍没有放弃,七月初三日(8月19日)代拟阔普通武折,上奏请设“议院”(此处的议院非代议制机构,实为议政机构),光绪帝下旨“存”;七月二十日(9月5日),又代拟徐致靖折,上奏请设“散卿”,即“议政官”,光绪帝交孙家鼐议复,孙于二十四日奏复。多少受康有为影响的张元济,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由总理衙门代奏,请设“议政局”,光绪帝旨命“留中”。


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后,李端棻被命为礼部尚书。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光绪帝召见了谢恩的李端棻,当天下旨“翰林院编修江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此时的江标并不在北京,档案中也看不到由何人保举,他的任命很可能与李端棻的面保有关。(142)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李端棻又上奏折,光绪帝旨命“留中”,并呈送慈禧太后。李端棻的这一奏折,档案中尚未检出,在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中,军机章京均未为之拟题,其内容尚无从知晓。然而,八月十九日,即戊戌六君子就义的六天后,礼部尚书李端棻上奏自请惩处:


窃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臣或谬采虚声,而以为足膺艰巨,或轻信危言,而以为果为忠愤,将康有为、谭嗣同奏保在案。


慈禧太后等当日明发谕旨:


李端棻奏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书李端棻著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惩儆。(143)


李端棻保谭嗣同片上于七月初三日,李端棻保康有为折档案中却未见记载,由此似可推定,七月二十五日由光绪帝“留中”的奏折,主旨很可能是保举康有为。(144)又查军机处《早事》、《光绪二十四年京官召见单》,光绪帝在二月二十三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三日三次召见李端棻,惩李谕旨中称“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似主要指在七月二十三日召见时的面陈。由此似可推定,七月二十三日李端棻召对时面保了康有为,很可能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于是二十五日出奏保举康有为,很可能其中也有前引杨锐所称诸如“议政院”的内容。(145)


李端棻之折,由光绪帝“留中”;然在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徐致靖保举袁世凯,光绪帝依议行事。这可能刺激了康有为及其党人。(146)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宋伯鲁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选通才以备顾问折”,提出开“便殿”,设“顾问”:


……伏乞皇上仰绳祖武,俯念时艰,特开便殿,妙选通才,儤直左右,即仿泰西之例,每日定一准时,轮流召见,以广顾问之资,而收启沃之效。其于讲求变法,必非小补。(147)


据军机处《上谕档》,二十八日军机处致慈禧太后奏片称:“本日宋伯鲁……又奏请妙选通才折,奉旨‘暂存’……恭呈慈览。”又据军机处《随手档》,该折于八月初二日由慈禧太后发下。(148)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康有为一派发动了最后的保举攻势。这一天的军机处《随手档》记:


(二十九日)“署礼部侍郎徐致靖折:一、遵保康有为等由。候补京堂王照折:一、遵保康广仁折。(随事递上,八月初三日发下,分别抄交归箍)”


其中王照的奏折,军机章京原写为“遵保康有为等由”,“有为”二字改为“广仁”。又据军机处《上谕档》,二十九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本日……徐致靖奏保举人才折,王照奏保举人才折,均奏旨‘存记’……恭呈慈览。”而《随手档》中的八月初三日发下,亦指八月初三日由慈禧太后发下军机处。而军机章京在《随手档》对徐、王两折拟题时用了“遵保”一词,意即遵旨保举,查徐致靖、王照于光绪二十四年未获召见,现存档案中也找不到光绪帝有相关的谕旨,很可能是当时军机章京拟题时误用了习惯用语,似无光绪帝下旨命徐、王二人上奏之事。王照对此后来回忆称:


二十九日午后,照方与徐致靖参酌折稿,而康来,面有喜色,告徐与照曰: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须由外廷推荐,请汝二人分荐此十人。照曰:吾今欲上一要折,不暇及也。康曰:皇上业已说定,欲今夜见荐折,此折最要紧,汝另折暂搁一日,明日再上何妨。照不得已,乃于徐分缮荐(按此下脱“折”字),照荐六人,首梁启超,徐荐四人,首康有为,夜上奏折,而皇上晨赴颐和园见太后,暂将所荐康、梁十人交军机处记名。其言皇上已说定者,伪也。(149)


王照的回忆至少有两处不太准确,其一是时间,按照当时的制度,二十九日上奏须得于二十八日子夜前交到奏事处;其二是“首梁启超”,与军机章京的记录不符。


尽管徐、王的保举奏折未能从档案中检出,但大体意思是清楚的,即保举康、梁及其党人,开设懋勤殿之类的“议政”机构。他们很可能听说光绪帝将于七月二十九日“办事后”去颐和园,急于此时上奏。孔祥吉认为,徐、王的保折皆由康有为自我起草(150),对此我是同意的。我在此另补两条证据:一、湖北补用知府钱恂于七月二十八日召见后,次日电告张之洞:“昨召见三刻,上询鄂,为详敷奏,兵为先,蒙许可,议政局必设。”(151)二、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召见严复,八月初一日严复告诉郑孝胥:“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152)钱、严有此说法,当是他们在召见时光绪帝对此有所透露。杨锐七月二十八日私信中称“上意颇动”,乃身在其中的观察。


光绪帝七月二十九日到颐和园后,与慈禧太后关于懋勤殿与重用康有为一事有着正面的交锋。七月三十日(9月15日),光绪帝召见了杨锐,发下朱谕。其中云: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153)


此中的“议政”,即“懋勤殿”之类的议政机构,“通达英勇之人”,即康有为及其党人。光绪帝此时选中杨锐,并示之朱谕,自有其用意。杨锐二十八日给其弟信中表达了他对政局内情的感触,两天后突蒙召见,又可见历史之奇巧。八月初二日(9月17日),光绪帝又明发谕旨: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既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154)


这一道谕旨表明,开懋勤殿及“登进”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保举活动,已遭到慈禧太后的全面封杀。光绪帝下令康有为立即去上海,当日又召见新任军机章京林旭。


康有为及其党人此时已知其处于绝境,仍然进行活动:往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派谭嗣同见袁世凯。康有为代拟杨深秀折,要求“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并提名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著之筹”。(155)这也是一种保举,该折于八月初四日(9月19日)子夜之前递到奏事处。八月初五日清晨,康有为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准备南下。与此同时,光绪帝初五日早朝时接到杨深秀奏折,下旨“存”,并呈送慈禧太后;当日上午十一点,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康有为临行前,又代拟宋伯鲁奏折,“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该折附片保举马建忠。(156)这仍然是保举,该折片于初五日子夜前递到奏事处。


也就是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八月初五日,日讲起居注官裁缺右庶子陈秉和上奏参张荫桓滥保折上达,光绪帝下旨“存”,并于当日呈送慈禧太后。然在该折中有一段称:


皇上力欲去之,大臣谋同保之,务使怨归朝廷,恩归自己,独何心哉?如果发往,则是权归臣下,不惟于山东吏治、河工有损,并于天下大局有损。无怪乎康有为奉命已久,迟延不行,实堪诧异者矣。(157)


此时慈禧太后已于初三日傍晚回到城内西苑,光绪帝依例陪住于瀛台,两人的关系已临于崩解,若慈禧太后由此而得知康有为还在北京未行,必怒不可遏,很可能是她决计次日走向台前的诱因之一。(158)此外,尚未发现黄曾源请求训政的奏折,也有可能是另一诱因。(159)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时参加早朝,开始训政。当日发下的朱笔谕旨称:“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而当日早朝时收到宋伯鲁的折片,又是保举康有为,慈禧太后不免大怒,明发谕旨:“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160)


七 简短的结语

在此之前,我对康有为自称其“深获帝心”之类的言论,是不敢轻信的。康有为“作伪”甚多,言辞多有夸张之处,对此小心谨慎也是不得已之事。从发生的事实来看,光绪帝仅召见其一次,仅命其为“总理衙门章京”,后又根据朝臣之议,派其出京“督办官报”,也就是将其排除出政治中心。若从这些旨命中,很难看出光绪帝对康的格外优遇。但是,若将之与甲午战后的清朝整个保举情形进行比较,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光绪帝对康有为及其党人的确是青眼有加。对于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保举奏折,光绪帝已经是竭尽全力,最后不惜与慈禧太后摊牌,以能成立相应的“议政”机构来安置康、梁等“通达英勇之人”。光绪帝并不掌握最高权力,上有慈禧太后的注视,下有慈禧太后钦定的军机班底,不能遂其心愿来做事,更没有任命高官的权力。由此,要观察到光绪帝的内心,不能只看某一道谕旨或某一项决策,而须阅读其对某类事件、某方面决策的全部史料,仔细感受细微差异。我的这一次考察活动,使我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也使我理解当时的政治高层与慈禧太后为何对康有为如此警惕,力图将其赶出京城,最后欲置之于死地。他们是光绪帝身边的人,了解光绪帝的心思。他们已经看出光绪帝有意重用康,而一旦建立康所提议的“议政”机构,一旦康入主此类机构,原有的政治体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从甲午战后清朝的整个保举情形中,又能看出光绪帝对各派系、各大臣的态度:对于刚毅等军机大臣的保举,基本听从;对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保举,大体听从;对于其他官员的保举,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他最关注的,是徐致靖、李端棻、陈宝箴等人的保举,尽其权力而从之。也就是说,光绪帝内心中相当清楚各派系的政治企图,也有亲疏之别。他也打破常规,从保举官员中直接任用小臣,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刘庆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江标、郑孝胥等人。而对于荣禄的保举,他的态度就相当低调。


然而,此一番对于保举的考察,使我体会最为深切的却是甲午战后的清朝政情萎靡。惨败、割地、赔款,激起了战后改革的热情,以“卧薪尝胆”为自我标榜。可是在毫无生气的政治生活中,此一种热情被柔软地消磨殆尽。胶州湾等事件的刺激,再一次激起亢奋,然其前景似无延伸性。清朝的整个保举情形,清楚地表明,绝大多数官员关心的并不是“励精图治”,而是升官发财。战败与危局,居然成了许多人得保举、获实缺、换顶戴的机会!直到戊戌政变三个多月后,陕西巡抚魏光焘仍上奏向皇太后、皇上保举七人。他声称是根据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谕旨,然其言辞和做法与甲午战后的保举并无二致。(161)由此似又可引申出进一步的结论:若不是康有为及其党人的借势生事,似无可能产生如此激烈的政治振作与波动。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康有为的举动可以有多种指责,也可以对戊戌政变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表示不满,我个人也以为康政治幼稚;但若没有康及其党人,很可能就没有戊戌变法。他们是造就形势的人,尽管他们最后并不能似也不可能左右形势。


附录 军机处保举各档册摘录

《各项保举文职人员档》(摘录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此档册原件已无封面,其标题是根据相同档册的命题方式,由我自拟的。时间从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内容有多项,我在此摘录与本章有关的内容。该档册所录为奉旨“军机处存记”的名单,其日期大多为奉旨日期,个别为原保折日期,对此我已加注明。评语大多为原保折所具,也有一些为军机章京根据原保折内容而摘录。该档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簿册》第58号第一盒。其中一部分内容为军机章京后来补记的,我加括号以标明。)


(前 缺)


两江总督刘坤一保(162),光绪二十(缺损):江苏记名海关道曾丙熙,器识宏通,为用世之器。江苏候补道唐际昌,明干过人,清操绝俗。直隶候补道林志道,智虑深长,精神周密。记名知府凤凰直隶厅同知徐庆璋,颇具将才,熟悉边事,循声卓著,在牧令中不可多得。


(浙江学政)大理寺卿徐致祥保(163),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江苏候补道朱之榛,折狱理财,才长干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张之洞保,才猷明达,综核精详。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任道镕保,才略超群,廉正绝俗(164))


河南巡抚刘树堂保(165),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十日:翰林院编修宋育仁,内阁中书伍元芝,江苏候补道蔡钧(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刘坤一保,奉旨以海关道记名简放)(今放苏松太道),直隶候补道李树棠,直隶吴桥县知县劳乃宣,以上五员熟谙中外情形,尤为讲洋务特出之才。前台湾巡抚刘铭传,堪胜统帅将领之任。(故)候选道前山东巡抚任道镕(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奉旨来京听候简用)(现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西督粮道刘汝翼(故),安徽凤颍道王定安(光绪廿二年四月廿九福润奏报病故),署浙江温处道候补道宗源瀚(确知病故),杭州知府陈璚(今湖南岳常澧道),广东广州遗缺知府李士彬(今补潮州府知府)(光绪二十一年九月马丕瑶保,朴实清刚,任事能断),河南候补道穆奇先(今开归陈许道),河南候补道吴炳湘,河南睢州知州蒯良荪,以上九员无愧循良之选。翰林院编修胡景桂(今山东按察使),留心时务,能见其大。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持正不阿,办事能顾大局。


前广东巡抚马丕瑶保(166),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三品衔广东候补道林贺峒,精勤廉洁,才大心细。署惠潮嘉道钟懿蓉,重厚寡言,实心实力。三品衔潮州府知府李士彬,朴实清刚,仁而能断。以上三员均堪胜监司之任。


山东巡抚李秉衡保(167),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前通政使黄体芳。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志虑清纯,公忠体国。山东兖沂曹济道毓贤(今升按察使),有守有为,才堪大用。新授甘肃巩秦阶道李光久(今苏松太道),宏通沉毅,文武兼资。(现在开缺)发往山东差遣委用吏部主事卢昌诒(今山东泰安府知府),有学有识,廉谨不阿。(光绪二十三年李秉衡保,经济博通,遇事勤恳)三品顶戴尽先补选用道马开玉,治河统军,不避艰险。记名简放知府奉天辽阳州凤凰直隶厅同知徐庆璋(今升甘凉道),胆勇血诚,实非寻常可及。安徽督粮通判张廷銮,操守可信,胆识兼优。奉天举人刘春煊,精天文舆地之学,才堪录用。


河东河道总督许振祎保(168),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五日,江苏即补道凌荫廷,军推廉将,民称善人,大权剧任,无施不宜。湖南岳常澧道桂中行,既有才具,又能实心。(调湖南臬。放广东臬。故)在任补用知府黄履中,才长守洁,河务及地方吏事均资其力。


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保,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前淮扬海道嵩庆,识练才优,明决善断,办事切实,为监司中不可多得之员。请交军机处存记,遇有道缺,请旨简放。


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保(169),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湖北试用道署盐法道赵滨彦,清操自励,持正不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张之洞保,性情伉直,心精力果。(170))湖北试用道札勒哈哩,志趣甚正,明干有为。湖北荆州知府舒惠,局量宽宏,性行仁恕。湖北候补知府余肇康(今补汉阳府知府),操履清严,识见明决。


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保(171),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湖南按察使俞廉三,才识谙练,治事精密,为两司中不可多得之员。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袁昶(今直隶布政使),才学优长,志趣清远。(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八日福润保,志趣公正,吏治精纯。(172))(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邓华熙保,学有根底,器识宏深。(173))(升京堂)奏调江南差委分省补用道黄遵宪(今放湖南盐法长宝道),学识赅勇,精心洋务。(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陈宝箴保,识量宏远,学有本原)(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张百熙保,知虑深远,精熟洋务)(现充出使大臣)奏调江南差委江西补用道恽祖祁(今福建兴泉永道),才识干练,任事勇往。在任候补道江宁知府李延箫(今升山西按察使),操守清廉,政事勤练。江苏候补道朱之榛,才猷明练,综核精详。江苏候补道志钧(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陈宝箴保,才识通敏,存心忠挚。(174))甘肃庆阳府知府徐庆辉,才长力果,胆识具优。(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依克唐阿保,通达时务,为守兼优)(故)奏调湖北差委分省补用知府钱洵,学识淹雅,才思精详。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操守廉洁,才具精练。


云贵总督崧蕃保(175),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云南迤西道张廷燎(今升广西按察使),器宇宏深,洞达治体。云南开化府知府刘春霖,心精力果,沉毅有为。云南永昌府知府汤子坤(今调云南府),才优识练,勤奋有为。(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崧蕃等奏报病故)署龙陵同知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均,有胆有识,不事矜张。


伊犁将军长庚保(176),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伊犁府知府黄丙焜,居心正大,办事公允。


山东巡抚李秉衡保,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候补道李希杰(今调山东登莱青道),力坚识远,克济艰难。候补道沈廷杞,勤廉精果,实力公家。(177)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保,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分省补用知府寿山(放副都统),才猷卓越,果毅有为。


内阁学士陈彝保,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前通永道杨宗濂(今山西河东道),力拯颠危,公而忘私。长芦运同蔡寿臻,讲求吏事,操守亦严。前霸昌道廷雍(今直隶按察使),性情笃实,有志匡时。


河南巡抚刘树堂保(178),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浙江盐运使惠年,老成端谨,资格甚深。(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廖奏故)浙江候补道任锡汾(今补四川川东道),留心洋务,有志匡时。(革。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明发)河南知府用候补同知傅钟元,洞达时务,识老才长。


护理陕西巡抚张汝梅保(179),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陕西西安府知府文启(今升潼通道),器识宏通,志趣远大。(故)


湖南巡抚陈宝箴保(180),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陕西按察使李有棻(今升布政使),器干精能,操履严介。(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魏光焘保,才识宏通,足肩艰巨,奉旨存记。(181))刑部主事乔树枏,志虑周通,见事敏决。(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张百熙保,器量宏远,学识优长,操守尤为峻洁。(182))兵部候补郎中李本芳,志趣端纯,条理精密。工部候补主事喻兆蕃,赋性刚果,锐志有为。


大学士李鸿章保(183),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罗丰禄,有体有用,不仅熟悉泰西语言文字见长,堪膺专对之任。(现充出使大臣)


户部侍郎张荫桓保(184),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历办交涉事件,不激不随,堪称使任。(现充出使大臣)


兵部尚书徐郙保(185),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直隶候补道姚文栋,沉潜笃实,著述甚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张百熙保,学识淹通,究心时务。)直隶清河道高骖麟,器局深稳,讲求格致。礼部即补员外郎于式枚,器局宏通,学问渊粹。候选道梁诚,谙练老成,才大心细。(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廿五日张荫桓保,十月廿四日引见,奉旨:交军机处存记。(186))湖北候补知府章嘉谋,才识明通,考究商务。安徽候补道维增,悃愊无华,实心任事。


河东河道总督任道镕保(187),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江苏补用道钱志澄,器量恢宏,才识明练。


吉林将军长顺保(188),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刑部候补员外郎那福,器识宏远,留心时务。(十二月初三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存记)


两江总督刘坤一保(189),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江苏候补道杜俞,心地光明,志趣远大。


两广总督谭钟麟保(190),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九日:新疆布政使丁振铎,器识宏达,体用兼赅。四川布政使王毓藻(今升贵州巡抚),忠诚自矢,沉毅有为。浙江候补道李辅耀,学优才长,留心时务。湖北候补道曹南英,心地光明,才能肆应。江西候补道贺元彬,洞达政体,勤求民谟。福建候补知府秦炳直,才具开展,勤政爱民。(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张百熙保,负性沉毅,操守廉洁)


伊犁将军长庚保,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察哈尔领队大臣春满,心地光明,办事公直,堪胜专阃之任。


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保(191),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内阁候补中书杨锐,博学多通,有猷有守,洵属留心经济之才。(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革)甘肃西宁道联魁(今安徽按察使),端洁勤能,老成练达。前台湾道顾肇熙,器局宏伟,学识淹通。候选道前四川成都府知府汪鉴,兴利便民,认真吏治。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品行端懿,志量宏远。福建诏安县知县方朝榘,秉性刚直,沉毅有为。湖南候补知府朱其懿,恢廓宏通,明敏骏爽。前福建顺昌县知县捐升道孔宪教,立身行己,丝毫不苟。升用知府候选直隶州晋昌,才具优长,开敏能断。


安徽巡抚邓华熙保,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候选道郑官应,才识练达,志虑忠诚。(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邓华熙保,深谙时务,志虑忠诚。(192))镇江府知府彦秀,明干有为,勤求民隐。


直隶总督王文韶保,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在任候补道天津知府沈家本(今直隶保定府知府),精神内敛,为守兼优。三品衔大名府知府荣铨(今调天津府知府),识力坚定,廉公有威。盐运使衔道员用候补知府吴积(今补大名府知府),识力过人,通达治体。三品衔道员用候补知府梁丹铭,才长心细,操守谨严。补用知府候补直隶州知州署献县知县胡良驹,天资警毅,力果心精。开州知州吴焘,廉惠勤明,才能肆应。


伊犁将军长庚等保(无日期):伊塔通商道英林,器识超卓,明决有为,堪胜边疆一面之任。


浙江巡抚廖寿丰保,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四日:浙江候补知府朱荣璪,才猷练达,器识宏通。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保(193),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奉天驿巡道志彭,诚笃弥远,明体达用。候补知府徐镜第(今奉天候补道),志节端谨,为守兼优。


湖南巡抚陈宝箴保,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四日:湖南辰永沅靖道廷杰(今补奉天府尹),果决精敏,条理井然。


湖广总督张之洞保,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汉黄道瞿廷韶(今升湖北按察使),器识宏远,才守兼优。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今候补道),学识清超,志趣坚定。候补内阁中书黄忠诰,才识杰出,学识志远。


升任四川总督山东巡抚李秉衡保,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山东候补道蒋兆奎,有为有守,才堪干济。


安徽学政李端遇保(194),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直隶候补道钱奎元,讲求洋务,才堪任使。(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革)


河东河道总督任道镕等保,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河南候补道陈履成,熟悉河工,才具稳练。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195),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候选道荫昌(今记名副都统),才具明敏,任事实心,使差、关道,均堪胜任。


两江总督刘坤一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江宁盐巡道胡家桢,尽心职守,办事精详(现在降调开缺)。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保(196),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甘肃新疆镇迪道潘效苏,品学兼优,强干有为。


热河都统寿荫保(无日期):直隶热河道湍多布(今湖南盐法长宝道),筹备布置,悉合机宜。


四川总督奎俊查复广东巡抚鹿传霖面保,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四川候补道曹穗,宅心平正,才具充裕。四川候补同知唐星球,学自外洋,素习矿务。四川候补道夏旹(今放川东道),才长识稳,练历甚□。


光绪二十四年内外臣工保举文职名单(197)


浙江巡抚廖寿丰保(198),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浙江布政使恽祖翼,力矢公忠,胸有伟略。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学有本原,清严刚正。前福建按察使张曾敭,勇于任事,志期远大。江苏候补道程仪洛,廉洁自持,老成谙练。浙江杭州府知府林启,悃愊无华,实事求是。浙江处州府知府赵亮熙,干练勤能,不阿时好。前安徽青阳知[县]汤寿潜,抱负宏弥,晓畅时务。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操守廉洁,办事结实。前福建安溪知县戚扬,志趣远大,识量渊弥。浙江候补知县署余杭县知县关钟衡,勤政爱民,实心任事。浙江候补知县署镇海县知县毕诒策,胸有智略,干练精明。


贵州巡抚王毓藻保(199):直隶长芦盐运使景星,怀情朴厚,器识宏弥。广东潮州府知府李士彬,精明谙练,胸有断制。江苏候补道钱宝传,才长心细,通达时务。四川候补道安成,稳练笃诚,实事求是。贵州候补知府陈惟彦,明干精练,严核无秕。贵州候补同知张济,才气开展,措理裕如。贵州即用知县王人文,朴实果毅,志大才优。


云贵总督崧蕃保(200),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留滇补用道李必昌,办理电线,督率有方。(现放昭安开广道)


陕西巡抚魏光焘保(201),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陕西按察使李有棻,公正廉明,体用兼备。在任候补道陕西西安知府童兆蓉,才优守洁,稳练老成。陕西候补知府周铭旗,实心办事,劳怨不辞。陕西宁陕厅同知张守正,识见超卓,操履清廉。陕西留坝厅同知文麟,才识优长,办公结实。陕西渭南县知县樊增祥,学问淹通,办事精敏。陕西白河县知县尹昌龄,志趣超群,悉心民事。陕西候补知县张世英,朴实耐劳,持躬廉介。陕西宝鸡县知县李端榘,勤政爱民,有条有理。


湖广总督张之洞保(202),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湖北试用道赵滨彦,性情伉直,心精力果。广东候补道王秉恩,学识淹通,志图宏远。湖北候补道陈重庆,学优才长,任事勇锐。


直隶总督荣禄保(203),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前四川总督鹿传霖,清亮公直,守正不阿。湖南巡抚陈宝箴,操履清严,识量宏远。(革)河南巡抚刘树堂,任事果敢,干略优长。内阁学士张百熙,练达精明,留心时事。内阁学士瞿鸿禨,练达精明,留心时事。盛京将军依克唐阿,老成宿望,武略冠时。湖北布政使员凤林,持躬谨慎,处事精详。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质性果毅,胸有权略。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激昂慷慨,志略过人。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今候补四品京堂),志趣向上,通达时务。太仆寺少卿裕庚,精明干练,夙著勤能。江苏苏松太道蔡钧,心地明白,才略优长。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气度沉凝,学有根底。(堂谕不立单)(开缺)陕西渭南县知县樊增祥,听断勤能,无愧循良。兵部员外郎陈夔龙(郎中。今升内阁侍读学士),秉心公正,志趣清刚。广西桂平梧盐法道黄宗炎,才具明练,办事耐劳。山西泽州府知府陈泽霖,性情直爽,勤干素著。候补知府寿山(今黑龙江副都统),曾在军营,勇略素著。


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保(无日期):直隶霸昌道端方(陕西按察使),学优才宏,力果心精,明干有为,通变适用,实有理繁治剧之才。


浙江巡抚廖寿丰保(204),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留浙尽先补用道郭式昌,稳练广洁,办事精详。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保,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遇缺即选道李征庸,四川进士,历著政声,见义勇为,讲求洋务商务,洵为监司中不可多得之才。


军机大臣刚[毅]保,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广东督粮道延祉,满洲镶蓝旗人,监生。


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保(205):候补道严复。


直隶学政张英麟保(206):直隶大名府知府荣铨,敏练干达。山东按察使毓贤(今升湖南布政使),清勤果锐,明干有为。甘肃按察使丁体常(今升布政使),廉静敏练,明慎和平。


两江总督刘坤一保(207),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江西广九南道诚勋,久居繁剧,措置裕如。江苏徐州道桂嵩庆,拊循防剿,恩信素孚。江苏江宁府知府刘名誉,心气和平,吏事勤敏。安徽凤阳府知府冯煦,心存利济,听断擅长。江苏海门厅同知王宾,实心实政,士民爱戴。


顺天学政张英麟保(208),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福建进士。


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保(20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四川特用道夏旹,练达沉毅,体用兼赅。江西候补道贺元彬,才识明敏,持正不阿。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知府孙叔谦,精明强干,才略过人。


湖北巡抚谭继洵保(210),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湖北督粮道岑春蓂,器质稳重,识见明通。湖北荆宜施道俞钟颖,宅心廉正,处事精详。湖北候补道陈重庆,心精力果,体用兼全。甘肃宁夏道胡景桂,博览经史,留心政治。奏调湖北广东候补道王秉恩,才干精实,心术优良。云南候补道翁寿笺,志趣端谨,才具勤明。湖北汉阳知府余肇康,器识远大,操守清廉。湖北候补知府施纪云,才识优卓,风骨坚凝。湖北候补知府张孝谦,朴实勤明,才具稳练。


江西巡抚德寿保(211),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九江道诚勋,气识超卓,才猷练达。赣南道周洁,器识宏达,果毅兼资。督粮道刘汝翼,老成谙练,才识俱优。南昌知府江毓易,洁己爱民,操履清介。


山西巡抚胡聘之保(212),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江宁布政使袁昶(今候补三品京堂),学有本原,通达政体。贵州按察使玉恒,秉性刚直,持躬清正。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识量宏通,才猷卓越。山西冀宁道锡良,志趣超卓,坚忍耐劳。山西河东道杨宗濂,老成谙达,任事实心。安徽凤颍六泗道李光久,忠勇性成。北洋委用道奭良(今湖北荆宜施道),才具优良,条理严密。江西候补道贺元彬,才识稳练,晓畅戎机。在任候选道山西夏县知县盛沅,志趣远大,学识兼优。在任候选知府现署平遥县知县胡延,学识淹通,才具敏练。


两江总督刘坤一保,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江苏补用道任玉森,心气和平,公事稳练。江苏试用道李维翰,局度严整,才具优长。江西广信府知府查贝绥,胆识皆优,恩威并著。江苏候补知府吴增谨,悃愊无华,深沉有执。


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保,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八日:江苏候补道穆克丰布,才长识达,操严贞清;丁葆元,心地纯正,才具敏捷;曾丙熙,宅心公正,才具敏捷。


两江总督刘坤一保(无日期):工部给事中冯锡仁,户部员外郎毛庆蕃。


内外臣工遵保使才人员名单(213)


出使大臣许景澄保,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五日:降调内阁学士陈宝琛,学识精明,究心交涉。(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张之洞保,才品兼优,学端志远)分发北洋记名道梁诚,才具展开,肆应明敏。江苏候补道杨兆鋆,才识精细,办事稳练。


北洋大臣王文韶保,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214):北洋委用道傅云龙,学贯中西,通达时务。(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张之洞保,学问优长,治事精核)候选道孙宝琦,才识优练,志趣远大。


浙江巡抚廖寿丰保,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江宁布政使袁昶(今补三品京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翰林院编修张亨嘉,翰林院庶吉士寿福。


湖广总督张之洞保,光绪二十四年(215):湖南盐法道黄遵宪,学富才长,思虑精细。(现在奉旨回籍)分省补用知府钱恂,中学淹通,西学切实。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才识坚定,学问淹弥。


江苏巡抚奎俊保(216),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江苏候补道志钧,志虑忠纯,识见闳远。江苏补用知府刘庆汾,朴诚练达,熟悉洋情。


湖广总督张之洞保(217),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江西候补道郓[恽]祖祁,江苏监生,办事认真,精致耐劳。


贵州巡抚王毓藻保(21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翰林院编修严修,朴诚廉正,品学兼优。


湖南巡抚陈宝箴保(219):广东候补道杨枢。山东巡抚张汝梅保:山东督粮道桂春(今升甘肃臬司)。山东武定府知府尚其亨(今升山东粮道)。以上三员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八日均奉旨:存记。


《内外臣工保举五品以下人员名单》(选录)


(该档是军机处存记档册之一,记录同治元年起到光绪二十五年保举五品以下人员的名单。此处选录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原件藏《军机处簿册》第58号第二盒)


广东巡抚马丕瑶保,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广西归顺直隶州王方田,河南进士,廉正爱民。前在湖北,后至广西,所至循声惠政,舆论翕然。(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吏部知照,补广西泗城府知府。改归四品以上)


山东巡抚李秉衡保,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山东补用直隶州知州卢昌诒,有学有识,廉谨不阿,请以府、道记名简用。(今放泰安府知府)(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放)


内阁学士唐景崇保(220),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翰林院侍讲王荣商,根柢坚厚,论议宏通。翰林院编修丁立钧,同上。翰林院修撰张謇,宏达有为,勇于任事。翰林院检讨宋育仁,天性伉直,熟悉洋情。礼部员外郎罗文彬,办事勤能,志节贞介。(放)吏部员外郎区俊霖,练通洋务,熟悉地舆。刑部员外郎沈曾植,同上。


两江总督刘坤一保(221),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四品衔海州分司通判徐昭垣,整饬盐纲,讲求时务。(革)


金州副都统寿长保:候选直隶州知州晋昌,奉天候补道明征。(改入召见存记)康平县知县涂景涛。


大学士刚毅保:江苏桃源县知县沈佺。(今候补道)(改入召见存记)


《各项保举武职人员档》(选录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该档是军机处武职人员的存记档册,其中包括《醇贤亲王会同伯彦讷谟祜等保举人员》、《另行存记熟悉轮船水师人员》、《另行存记堪胜总兵未经引见人员》、《新召见存记》、《各省遵保提镇档》、《开复总兵档》等,时间从光绪元年至二十五年。此处选录与本章内容有关的两目。所录时间当为光绪帝旨命存记时间;评语大多为军机章京根据原保折片摘拟。军机章京后来添注的文字用括号标明。原档藏《军机处簿册》第58号第二盒)


光绪二十一年内外臣工保举名单(222)


署直隶总督云贵总督王文韶保,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直隶提督聂士成,新疆提督董福祥,前广东水师提督曹克忠,直隶正定镇总兵吴宏洛(光绪二十一年八月调通永镇,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七日直督王文韶奏报病故),山东登州镇总兵章高元,江南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安徽皖南镇总兵李占椿(今升江南提督),广东南韶连镇总兵郭宝昌(今署寿春镇总兵,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张之洞奏报丁忧,奉旨改为署任),广东琼州镇总兵申道发,以上九员或秉性忠直,骁勇绝伦,或器识沉毅,谋略优长,详加考察,均可信其人不渝,实心报国。


(浙江学政)大理寺卿徐致祥保(223),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二日:补用参将吴杰,忠勇奋发,规画周详。补用都司廖天佑,实事求是,晓畅戎机。


河南巡抚刘树堂保(224),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十日: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堪胜统帅将领之任。(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旨开缺)


山东巡抚李秉衡保(225),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已革提督李定明,久历战阵,治军严整。提督万本华,朴诚廉勇,久历战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刘坤一保,奉旨:存记。)(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放曹州镇总兵)堪胜提镇补用副将张国林,战功卓著,纪律严明。遇缺升用总兵候补副将杨昌魁,朴讷勇敢,允称战将。(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李秉衡保,先补副将,仍以总兵记名简放)乌鲁木齐提督董福祥、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广东高州镇总兵余虎恩、广西右江镇总兵夏辛酉,该员等均系专阃大员,堪为干城之寄。


河东河道总督许振祎保(226),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五日:记名提督李永芳,骁勇善战,忠信朴诚。


闽浙总督边宝泉保,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建宁镇总兵秦怀亮(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边奏报病故),漳州镇总兵侯名贵(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日边宝泉奏报病故),以上两员皆能整饬营伍,保卫地方。闽安协副将钟紫云,朴诚勇健,奋发有为。(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边宝泉保,奉旨:存记。)(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放建宁镇总兵)补用总兵洪永安,谋略兼优,才堪应变。(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边宝泉保,奉旨:存记)(今福建漳州镇总兵)


云贵总督崧蕃保(227),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署开化镇总兵顺云协副将刘万胜,谋勇兼优,堪膺重寄。(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放临元镇)留滇补用副将黄呈祥,营务谙练,有守有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放古州镇)


驻藏办事大臣奎焕保(228),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四川越嶲营参将何长荣,讲求洋务,明体达用。


河南巡抚刘树堂保(229),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山东曹州镇总兵王达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刘树堂报丁忧)(今直隶大名镇总兵),记名提督武朝聘(今河南南阳镇总兵)(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河南巡抚裕长奏报病故)、蓝斯明,记名总兵李福兴、郭广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河南巡抚刘树堂报病故),以上五员可为将才,再加历练,将来必能独当一面。


闽浙总督边宝泉保,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闽浙尽先副将记名提督余宏亮,老成干练,韬略素娴。(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旨补授浙江海门镇总兵)


新疆巡抚饶应祺保,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尽先补用提督张宗本,署阿克苏镇总兵,练勇习勤,以身倡率,才明谋裕,缓急足资。(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奉旨补授陕西延绥镇总兵)记名副都统马亮,署伊犁镇总兵,才具明练,办事勤能,善抚士卒,营务整严。


陕甘总督陶模保,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五日:记名提督罗平安,四川人,才气开展,谋勇兼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奉旨补授新疆阿克苏镇总兵)记名提督焦大聚,江南人,沉静有度,朴实勇敢。记名总兵陈元萼,江西人,勇敢善战,胆识坚卓。(今放甘肃肃州镇总兵)署凉州镇总兵永昌协副将刘璞,陕西人,久历行阵,熟悉韬钤。


光绪二十四年内外臣工保举武职名单(230)


山东巡抚张汝梅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记名提督今广西左江镇总兵李永芳,纪律严明,勇果善战。


贵州巡抚王毓藻保,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署四川提督松藩镇总兵夏毓秀,秉性朴实,不畏艰险。贵州大定协副将熊时敏,质实镇定,沉毅有为。(今放威宁镇总兵)贵州遵义协副将马柱,年力健强,骁悍善战。候补副将罗志珂,勤朴耐劳,爱恤士卒。


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裕祥保(231),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署临元镇总兵云贵督标中军副将高德元,营规整饬,于外洋交涉事件尤能和衷商办。临元镇总兵刘万胜,久于戎行,有胆有识。贵州古州镇总兵黄呈祥,精明稳练,营规严肃。记名总兵马惟骐,历署镇篆,营务日有起色。(今放广东潮州镇总兵)已革普洱镇总兵覃修纲。


河道总督任道镕保,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河标中军副将郭达森,久历戎行,忠勇朴实。


山东巡抚张汝梅保,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陕西固原提督邓增,广西右江镇总兵李永芳,记名提督河南荆子关副将李葆珠,以上三员谋勇兼优,可胜统将之任。


直隶总督荣禄保(232),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甘肃提督董福祥,忠勇过人,勋望夙著。广西提督苏元春,晓畅戎机,卓著勋绩。广东提督张春发,晓畅戎机,卓著勋绩。新疆提督张俊,晓畅戎机,卓著勋绩。直隶提督聂士成,晓畅戎机,卓著勋绩。固原提督邓增,晓畅戎机,卓著勋绩。降调珲春副都统恩祥,才略素优,能胜艰巨。副都统荣和,曾在军营,勇略素著。副都统寿长,曾在军营,勇略素著。总兵王凤鸣,勇敢善战,屡立战功。总兵马玉昆,勇敢善战,屡立战功。总兵宋得胜,曾在军营,勇略素著。西安城守协副将田玉广,勇敢善战,屡立战功。


两江总督刘坤一保(233),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记名提督杨金龙,性情甚笃,胆识兼优。记名提督前徐州镇总兵陈凤楼,忠勇绝伦,勤劳懋著。记名总兵班广盛,气局雄毅,纪律严明。补用总兵蒋良眷,朴实可靠,训练认真。记名提督韩大武,机权熟悉,调度合宜。记名提督金德恒,人材壮健,方略优娴。记名提督周应堂,声绩素优,韬钤夙裕。记名总兵卢国泰,久历戎行,深谙兵法。


理藩院尚书裕德保(234),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记名提督张士元。(现放高州镇总兵)


四川总督奎俊查复广东巡抚鹿传霖面保,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署四川提督夏毓秀,老成稳练,统驭堪资。记名提督周万胜,统带防营,不惜身命。副将佟在棠,年强才裕,营伍整饬。游击翁焕章,防捕窜匪,颇称得力。


闽浙总督许应骙保,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漳州镇总兵洪永安,久司防务,恩信素孚。海门镇总兵余宏亮,深晓戎机,勋劳卓著。顺昌协副将谢国恩,尽心营伍,抚驭得宜。


(1) 除此之外,地方督抚每年年终需对其下属官员出具考语,光绪帝对此十分重视,一般都旨命“留中”。这一类的考语,虽无“保举”之名,但在效果上也与保举相近。


(2)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3) 张百熙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3/30。原片无日期,且已与折分离,据其内容并参照军机处《随手档》而确定。


(4) 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七日。


(5)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文中的“前谕”,指甲午战争期间光绪帝下令各大吏保举。又,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瑞洵奏各项保举人员请申明定例等语。朝廷简用人才,全在中外大员核实保荐,方可收群策群力之效。乃近来臣工荐举,虽不乏可用之员,而徇情滥保,以致劣迹败露者,亦复不少,殊非以人事君之义。著通谕各部院及各省督抚等,嗣后保举人才,务当秉公核实,不准稍涉冒滥。如保举之员有犯贪劣不职者,定将原保大臣交部查取职名,照例参处,以示澄叙官方之至意。”(见该日《上谕档》)


(6)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福臻上奏“人才当观心术勿专取空谈洋务折”,称言:“现在侈谈西学,自诩精能,考其为人,率非端正者,颇属不少。诚恐诸大臣未能体会谕旨,妄测朝廷欲一切改从西法,因而所荐,但取好谈洋务之人,不复考其品行……”(《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1/15,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四日)吏科给事中褚成博上奏“保举人才请饬中外大臣秉公折”,称言:“皇上试取二三十年内诸臣条论洋务之奏议,汇而观之,何一不审势度时,兼赅体用。诚能行之以渐,持之以恒,早可无敌于天下,乃远猷败于粉饰,患气伏于贪私,锢疾日深,几难救药……彼时丁日昌之议曰: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之正气,靖彼之戾气,不至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有识者所窃笑……”从折中内容来看,他的主张与丁日昌相同。(《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1/16,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六日)两折皆于当日奉旨“存”,并呈慈禧太后。(参见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7)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1/26,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李鸿藻在当日的日记中称:“长萃封禀,保举人才,后及徐、李可美……”(李宗侗、刘凤瀚:《李鸿藻先生年谱》,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台北〕,1969年,第733页)


(8)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8/3,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9) 《知新报》第28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刊出了萧开泰的来稿,称其在总理衙门、南洋、上海等处试验的经历,并称自己之怀才不遇。而编者另作按语:“前所刊萧君履安开泰能自造火镜,可以代煤,可以焚敌,闻之当道,事为妒忌者所持,今得萧君书,而事之悒郁,更有令人增愤者。前记其略,此道其详,载之以见秦非无人,而才之掩抑,为可惜也。”(《知新报》影印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册,第285页)可见萧开泰的把戏还真哄骗了不少人。至民国年间,沈宗畸作《便佳簃杂钞》,以“造化楼”记其事,仍不无感叹之处。(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13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7—208页)


(10) 徐折称:“……兴贤举能,握要图治。盖公辅得其人,则疆吏贤;疆吏得其人,则属吏贤。布满天下无非公忠仁义之吏,即无非祥和福祉之机,而宵小不至逞,祸乱不至萌。”他称其保举是“举善绥民起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8/10,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


(11) 保江苏候补道黄立鳌、户部主事毛庆蕃、内阁中书欧阳中鹄、前甘肃宁夏府知府黄自元、河南补用知府刘人熙、江苏候补知县李相厚。(《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6/2,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一日)


(12) 一、保新授山东沂州府知府锡良、广西候补道何昭然。(《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6/105,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二、保西安知府文启。(《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0/26。原片无日期,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收到)


(13) 保候补知府署长沙府知府裕庆,要求送部引见。光绪帝予以批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辑,第813—814页。原片日期可能为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14) 保江苏候补道朱之榛、开缺驻藏帮办大臣延茂、补用参将吴杰、补用都司廖天佑。(《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8/20,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八月初二日收到)


(15) 一、保翰林院编修宋育仁、内阁中书伍元芝、江苏候补道蔡钧、直隶候补道李树棠、吴桥县知县劳乃宣;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候选道前山东巡抚任道镕、江西督粮道刘汝翼、安徽凤颍道王定安、署浙江温处道候补道宗源瀚、杭州知府陈璚、广东广州府遗缺知府李士彬、河南候补道穆奇先、吴炳湘、睢州知州蒯辰荪;翰林院编修胡景桂、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0/39,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初十日收到)二、保浙江盐运使惠年、浙江候补道任锡汾、河南知府用候补同知傅钟沅。(《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0/33,原片无日期,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日收到)三、保山东曹州镇总兵王连三、记名提督武朝聘、记名提督借补信阳协副将蓝斯明、提督衔记名总兵李福兴、总兵郭广泰。(《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7/5913/67,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初五日收到)


(16) 保前户部尚书崇绮、前通政使黄体芳、前国子监祭酒盛昱、已革御史安维峻、前翰林院编修梁鼎芬;附片保三品衔广东候补道林贺峒、署惠潮嘉道钟懿蓉、三品衔潮州知府李士彬。(《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9/110、111,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九月十九日收到)


(17) 保记名道罗麓林、江苏即补道凌荫廷、湖南岳常澧道桂中行、在任补用知府黄履中、记名提督李永芳。(《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3/3,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十月初五日收到)


(18) 一、保前通政使黄体芳、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江苏督粮道陆元鼎、山东兖沂曹济道毓贤、新授甘肃巩秦阶道李光久、五品卿衔前安徽宿松县知县孙葆田、发往山东差遣委用吏部主事卢昌治、二品顶戴尽先补选用道马开玉、三品衔在任候补道沂州府知府锡良、记名简放知府奉天辽阳州凤凰直隶厅同知徐庆璋、安徽督粮通判张廷銮、奉天举人刘春烺、已革提督李定明、提督万本华、补用副将张国林、遇缺升用总兵候补副将杨昌魁;乌鲁木齐提督董福祥、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广东高州镇总兵余虎恩、广西右江镇总兵夏辛酉。(《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1/13、3/98/5335/7,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初三日收到。该折、片已分离,根据内容确定)二、保直隶天津道李兴锐。(《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5/48。该片与原折分离,难以确定其具体日期,似在光绪二十一年)三、保二品衔候补道李希杰、沈廷杞,要求军机处存记。(《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0/21,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初六日收到)


(19) 保翰林院侍讲王荣商、编修丁立钧、修撰张謇、检讨宋育仁、礼部员外郎罗文彬、吏部员外郎区德霖、刑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江南筹防局道员王秉恩、洋务局道员黄遵宪。(《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3/11,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20) 保江苏上元县知县陈谟、拣选知县湖南举人罗正钧、候选教职江苏举人袁衔。(《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2/102,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21) 保新疆布政使丁振铎、四川布政使王毓藻、浙江候补道李辅耀、湖北候补道曹南英、江西候补道贺元彬、福建候补知府秦炳直。(《军机处档》,136647,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2) 保二品顶戴四川越嶲营参将何长荣。(《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3/43,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收到)


(23) 保湖北试用道署盐法道赵滨彦、湖北候补道札勒哈哩、湖北荆州知府舒惠、湖北候补知府余肇康。(《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8/120,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收到)


(24) 保云南迤西道张廷燎、开化府知府刘春霖、永昌府知府汤子坤、署龙陵同知候补直隶州知州杨均、署开化镇总兵顺云协副将刘万胜、管带省防绥靖中营留滇补用副将黄呈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6/5909/108,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收到)


(25) 保伊犁知府黄丙焜。(《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辑,第264—265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收到)


(26) 保江苏候补道钱志澄、黄承乙、湖北候补知府汪洪霆、安徽候补知县何恩煌,要求送部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8/71,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又据当日光绪帝上谕,吴廷芬另有一附片,虽未见,但知其保安徽在籍候选知府曹英。


(27) 一、保宾州厅同知谢汝钦、候补知府杨同桂。奉朱批:“谢汝钦、杨同桂均著交部带领引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辑,第339页;《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8/120,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二月十六日奉朱批)二、保二品顶戴记名存记道春顺、副都统衔花翎协领达桂、补用知府寿山、刑部候补员外郎那福。奉朱批:“春顺等均著送部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1/67,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十七日奉朱批)


(28) 保江苏候补道凌荫廷、直隶试用道林志刚、江苏候补道杜俞、吏部候补主事陈三立、候选知县邹代钧、拣选知县黄彝凯,请求送部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39/77,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29) 保二品顶戴按察使衔四川候补道兼署建昌道安成、国子监司业瑞洵、福建补用知府试用同知前署平和县知县刘辉元、云南南安州知州金福善、荆州驻防正蓝旗满洲协领良续。(《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7/5913/74,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二十九日收到)


(30) 保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徽宁池太广道袁昶。(《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3/18,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七月初八日收到)


(31) 保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湖北按察使恽祖翼、安徽按察使赵尔巽、陕西按察使李有棻、前福建汀漳龙道刘倬云、奏调江南补用道黄遵宪、江苏候补道志钧、户部候补员外郎毛庆蕃、刑部主事乔树枏、兵部候补郎中李本方、工部候补主事喻兆蕃;降调御史屠守仁、降调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4/35,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九月十三日收到)


(32) 保二品顶戴记名海关道罗丰禄。(《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1/4,原片无日期,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收到)


(33) 保五品衔前安徽宿松县知县孙葆田、兼署江苏按察使粮储道陆元鼎、长芦盐运使李兴锐、江苏候补道钱志澄、江苏遇缺题奏道朱之臻。(《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8/25,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十四日收到)


(34) 保刑部候补主事乔树枏、内阁额外中书杨锐、甘肃西宁道联魁、前台湾道顾肇熙。(《军机处档》,137330,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该件为残件)从军机处存记档册中可知,张百熙保举的还有:湖南盐法道黄遵宪、直隶候补道姚文栋、福建候补知府秦炳直、候选道前四川成都府知府汪鉴、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福建诏安县知县方朝榘、湖南候补知府朱其懿、前福建顺昌县知县捐升道孔宪教、升用知府候选直隶州晋昌。该折的收到日期为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可参见附录。


(35) 保奉天驿巡道志彭、道员用候补知府徐境第、署金州厅同知准补义州知州高钦。(《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辑,第438—440页,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二日)


(36) 保直隶候补道钱奎元。(《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辑,第606—607页,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二十四日收到)


(37) 保二品顶戴镇迪道兼按察使潘效苏、记名简放副都统伊犁惠远城满营左翼协领额尔柯本、记名简放副都统署塔城新满营协领和陈泰。(《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5/26,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收到)


(38) 保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5/123,原片由军机章京补写“正月廿五日”,似为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收到)


(39)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7/50;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40) 如仓场侍郎廖寿恒保陈谟、罗正钧、袁衔,要求送部引见。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明发上谕:“廖寿恒奏遵保人才一折,江苏上元县知县陈谟、拣选知县罗正钧、候选教职袁衔,著江苏、湖南巡抚给咨送部引见。”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右侍郎吴廷芬保钱志澄、黄承乙、汪洪霆、何恩煌等人,要求送部引见。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明发上谕:“吴廷芬奏遵保人才各折片。江苏候补道钱志澄、黄承乙、湖北候补知府汪洪霆、安徽候补知县何恩煌、安徽在籍候选知府曹英,著江苏、安徽、湖北各巡抚给咨赴部引见。”光禄寺卿曾广汉保凌荫廷、林志刚、杜俞、陈三立、邹代钧、黄彝凯,请求送部引见。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明发上谕:“光禄寺卿曾广汉奏遵保人才一折。江苏候补道凌荫廷、直隶试用道林志道、江苏候补道杜俞、吏部候补主事陈三立、候选知县邹代钧、拣选知县黄彝凯,著直隶、两江、江西、湖南各督抚给咨送部引见。”(谕旨见各该日军机处《上谕档》)


(41)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4/26。原件为清单,无日期无署名。据文内“去年随臣东渡,今年随办日本商约”一语,判断作者为张荫桓。又据《上谕档》,该折日期为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42) 当日交片谕旨:“交吏部。本日侍郎张荫桓奏保举人才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江苏候补道潘学祖、候选道梁诚、直隶试用知县吴永,均著吏部调取引见。”(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43)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6/51,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44) 一、保御史冯锡仁,为其营务处幕僚。(《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6/94,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二十日收到;又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2册,第881—882页)二、保襄办湘军粮台户部额外员外郎毛庆蕃、营务处江苏记名海关道曾丙熙、支应局江苏候补道唐际春、转运局直隶候补道林志道,请求交军机处记名。附片又保江苏候补道李光久、凤凰厅直隶同知调署辽阳州徐庆璋。(《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8/61,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又见《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888—889页)三、保冯锡仁、曾丙熙、唐际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2/108,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又见《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05页)四、保前署淮扬镇总兵记名提督刘青煦、统领新湘营记名提督陈基湘、前统长胜军记名提督万本华、管带督标水师记名总兵蒋福田。(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15页)五、保江苏候补道杜俞、户部员外郎毛庆蕃;镇江知府彦秀、徐州知府詹鸿谟、通州直隶州知州汪树堂、奉贤县知县金元烺、桃源县知县调署宝山县知县沈佺、东台县知县汤曜、补用知县署桃源县知县陈绍庚;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江苏补用知州候补知县窦镇山、江苏试用知县张羲树;江苏候补道蔡钧。(《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9/49、50、51;《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4/25、27,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三日收到;又见《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65—967页)六、保四品衔海州分司运判徐绍垣、同知衔候补通判许星璧。(《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辑,第666—667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二十八日收到)还须注意的是,在光绪帝下诏求贤之前,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五日,密保了袁世凯。(《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874页)


(45) 一、保前台湾布政使于荫霖、前通政使黄体芳、前内阁学士陈宝琛、前陕西布政使李用清、四品卿衔前山西布政使林寿图、前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五品卿衔前安徽合肥知县孙佩兰、新授安徽按察使赵尔巽、江苏候补道程仪洛、新授广东惠潮嘉道陆元鼎、湖北汉黄德道恽祖翼、四川川东道黎庶昌、本任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奏调江南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安徽安庆知府联元、江西瑞州知府江毓昌。(《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2/4、5,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七月初六日收到;又见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册,第1012—1014页)二、保江苏试用道沈瑜庆。(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93—1094页)三、保湖南按察使俞廉三、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袁昶、奏调江南差委分省补用道黄遵宪、奏调江南差委江西候补道恽祖祁、在任候补道江宁知府李廷萧、江苏候补道朱之榛、江苏候补道志钧、甘肃庆阳府知府徐庆璋、奏调湖北差委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0/51、53,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收到;又见《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18—1120页)四、保新授奉天府尹、前湖南辰永沅靖道廷杰、署安徽布政使于荫霖、湖北汉黄道瞿廷韶、汉阳知府余肇康、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候选内阁中书黄忠浩。(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月十九日收到,《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255—1256页)


(46) 现存的保折中,大多都引用或提到光绪帝的谕旨,表明自己是奉旨保荐。有些保折上奏时光绪帝的谕旨已过了很长的时间。如张汝梅的附片称:“前奉谕旨,饬令中外臣工秉公保荐”(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收到);陈宝箴于二十二年八月奏称:“伏读上年诏旨,兼命直省督抚臣保举人才”;徐郙于二十二年十月奏称:“伏读去年五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应是闰五月);南书房翰林张百熙奏称:“二十一年闰五月皇上特颁明诏……”(二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收到);奉天将军依克唐阿于二十三年六月奏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钦奉谕旨……”;安徽学政李端遇于二十三年九月奏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于二十三年十一月奏称:“前准兵部咨,内阁抄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奉上谕。”这是我看见的最后一篇奉诏保举的奏折,时间已过了两年多。也有一些官员如安徽巡抚福润、大学士李鸿章、河道总督任道镕、两广总督谭钟麟,在保折中未提谕旨。但从福润、任道镕、谭钟麟保折的上下文来看,奉诏似又属应有之意。也有一些官员保举甚多,如刘坤一,大多也不写明是奉诏;而张之洞先在署理两江任上,后在湖广本任上,故两次上奏皆称奉诏。


(47) 文廷式称:“甲、乙之间,事变至繁。和议成后,一年以来渐皆复旧,所稍异者,南城赁屋之价不致太昂,各衙门团拜之戏或有不举而已。其谋差事,盼京察者,则纷纷扰扰无异昔时也。”(《闻尘偶记》,《文廷式集》,下册,第720页)


(48)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徐桐的奏折主旨是联络乡团,营勇之缺弱者赶紧募补,裁绿营之饷,调内地屯防之旅。该谕旨的另一要点是裁空粮以足军实。据《翁同龢日记》:“寄谕一道,据刚公面奏裁兵空额及厘金中饱,通谕直省及户部。”(《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第6册,1998年,第3070页)由此可见,此旨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刚毅、徐桐的建策。


(49) 《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081页。


(50)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该谕旨后段称裁绿营及局员,并以此经费练新军:“至经武整军,必须宽筹的饷,各省绿营废弛已久,近来防勇亦多沾染习气,难备缓急。著各该督抚再行实力裁汰,腾出饷项,以备添练新军之用。各省制造、洋务、盐捐、盐务等局,总办以外,复有会办以及司事绅董,名目繁多,每岁虚糜公费,不知凡几。当此库款支绌,该督抚等具有天良,岂竟置国事于不顾,尚欲为位置闲员地步耶?著即严加核减,将节省实数迅速奏闻,毋得胶持成见,仍以裁无可裁藉词搪塞。将此通谕知之。”后一段谕旨当属据慈禧太后的面谕,其基本精神来自刚毅的建策。


(51)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5/10,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二月十七日奉朱批。又,云贵总督崧蕃后来又保举留滇补用道李必昌,办理电线,督率有方。(《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74年,第11辑,第645—646页,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存记)


(52)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6/90、91,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二十五日收到。军机处存记的情况,可见本章附录。以下各条军机处存记情况,皆见附录,不再注明。


(53)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7/12、3/99/5326/32,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三月初三日收到。


(54)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8/56,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闰三月十五日收到。


(55)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5/27、28;《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8/64,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又,据三月二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所录军机处奏片,光绪帝命“存”,并呈慈禧太后。


(56) 保折见《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1辑,第763—765页;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30,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二十五日收到。


(57)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8/5,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四月初四日收到。又张之洞、谭继洵于是年闰三月十六日附片保举江西候补道恽祖祁,称其防堵京口县溃堤有功,光绪帝朱批“恽祖祁著交部带领引见”。(《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1辑,第778—779页)


(58)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总理衙门保候选道荫昌,称“才具明敏,任事实心,使差、关道均堪胜任”。(《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29)光绪帝交军机处存记。闰三月十九日,奉天将军依克唐阿保举二品顶戴候补道署山海关道王颐勋,称言:“办理交涉,悉协机宜,将来假以事权,可预决其必有建树。”光绪帝朱批:“交军机处存记。”(《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3辑,第139页,查军机处《随手档》,当月二十八日收到)四月初四日,兵部左侍郎荣惠保前安徽补用道萧允文、前湖南永定县知县奎英,请求带领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29)光绪帝下旨“存”,并呈慈禧太后。(见该日军机处《上谕档》)又,据军机处存记档册,此期保举军事人才的还有山东巡抚张汝梅、贵州巡抚王毓藻、东河总督任道镕,军机处存记共八人,详见附录。


(59)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60)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7/51。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61)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62)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68—172页;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又,马忠文认为,康、高之间有交易,翁对此似也是知情的。(《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戊戌维新前后康、梁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学术交流》〔哈尔滨〕1998年第1期)


(63)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上册,第207页。


(64) 与康、梁甚有关系的天津《国闻报》,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刊出消息称:“自欧美诸国文治日进,又经俄土、普法、南北花旗数大战之后,各国讲求水陆军政不遗余力,而又以兵力愈厚则战端之起愈难,以其不幸而一战则伤人必多。故泰西进化家乃有万国弭兵会之议。本年西历八九月间,奥斯马加该会员已传檄至东亚诸国约同入会。顷本馆接京友来函,高理臣给谏本此意以建言,于前月某日具折陈奏,请中国简派通知泰西诸国时事之人,赴欧洲联络各国同入此会,并密保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足膺此任。并闻总理衙门已奉旨议行,至其详细情形,容再探明登告。”(《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79页)文中的“本馆”很可能是夏曾佑等人,文中的“京友”即是康有为及其党人,文中的“奥斯马加”为奥地利之旧译,而“西历八九月间”,康有为正在上海。从康有为第五书中称“分游各国,结其议员,开新报之馆”来看,属于非正式、半官方的外交活动;康又称“入其弭兵之会,散布议论”,又似属非正式的国际会议。高燮曾称“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此说当误,当时国际社会并无此类权限与事务的组织,很可能仅是当时人的一种设计。由此来推断,康有为可能在上海等处得到了一些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消息及其设计,到北京后以其理解告诉了高燮曾,高又错解了康的意思,将当时人的设计错认为是已存在的事实。张之洞作《劝学篇》,其外编第十四篇即为《非弭兵》,谓:“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策,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奥国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州,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67—9768页)《劝学篇》多为非康所作,其《非弭兵》亦是针对康的,作者当为张之洞手下的洋务幕僚。


(65) 参见唐启华:《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1899—1917)》,《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3期,2005年5月。


(66) 《杰士上书汇录》,见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此中的“土希之战”,当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4至5月发生的土耳其与希腊的战争,事为克里特岛而起,希军大败,在欧洲列强的调停下,于12月签订伊斯坦布尔条约。


(67) 苏舆辑:《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68)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2册,第639页。一琴,李维格,字峄琴,又作一琴,《时务报》西文翻译,湖南时务学堂西文教习。


(6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册,1986年,第1723页。此为对汪康年询问的答复。该信无日期,似写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之后,即总理衙门大臣约见康有为之后。看来张元济很早便得到消息,康有为的弭兵会差使将作罢。信中所称高位者,似为翁同龢、张荫桓。


(70) 此时清朝驻外公使的品级大体是道员或相应京卿之衔。如当时的驻英公使罗丰禄为赏二品顶戴四品卿衔候补道,驻法公使庆常为赏二品衔以五品京堂候补,驻俄国公使杨儒为左副都御史,驻德公使吕海寰为以四品京堂候补(后为内阁侍读学士),驻美公使伍廷芳为二品衔候补道赏四品卿衔,驻日本公使裕庚为四品京堂候补。除杨儒和正准备回国的许景澄(工部侍郎)外,地位并不很高。康有为此时的官衔为工部候补主事(正六品),若加五品卿衔,即可跳过各部院司官一级,而直接从京卿升迁,会晋升很快。


(71)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72) 御史杨深秀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奏折、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四月二十日奏折要求明定国是,该两折皆为康有为代笔,后呈慈禧太后。翁同龢在四月二十三日日记中称:“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2页)由此可知,慈禧太后因杨、徐之折而命光绪帝明定国是。该两折由康代笔,以及康为宋伯鲁、杨深秀、徐致靖、陈其璋等人代拟奏折等情事,可参见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1998年。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


(73)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由于当时光绪帝住在城内宫中,这一道谕旨可以认为是光绪帝独自决定的。按照预定计划,他于次日赴颐和园,二十八日返回。召见康、张时,他仍在颐和园,可直接得到慈禧太后的指示。


(74) 黄彰健的主要证据是,梁鼎芬所作《康有为事实》称言:“康有为好求人保举。此次徐致靖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折,系康、梁师弟二人密谋合作,求徐上达,徐文理未通不能作也。疏上,都下哗笑,既笑康、梁作文自保之无耻,又笑徐之无文也。”(《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第732页)黄先生还认为,康弟子张伯桢所编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著录有《徐致靖奏疏》,也是一证。(见《康有为戊戌真奏议》,第29—30页)孔先生又提出了两条证据:其一,徐折中文句多似康氏口吻,其中“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当二十年前,即倡论变法,其所著述有《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等书”一句,与康三月二十日由总署呈递《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折》中“臣二十年讲求万国政俗之故,三年来译集日本变政之宜”等语,只是稍变其词。其二,徐致靖之子徐仁铸在政变后于八月十五日请湖南巡抚陈宝箴代为电奏“请代父囚折”,称其父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与康有为的结识,也是由他介绍,并由他拟保举康有为等人折:“臣去岁入湘以来,与康有为之门人梁启超晤谈,盛称其师之品行才学。臣一时昏聩,慕其虚名,谬谓可以为国宣力,当于家信内附具节略,禀恳臣父保荐。臣父溺于舐犊之爱,不及博访,遂以上陈。兹康有为获罪,臣父以牵连逮问,推原其故,皆臣妄听轻举之所致也……微臣以不肖之身过听人言,乃至陷父于狱……”(《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17-04-111,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收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该折明确地表白了徐仁铸、徐致靖、梁启超、康有为之间的关系。孔祥吉称:“徐致靖此折,似应由多种因素促而成之,然应以康氏授意为主要因素也。”(《救亡图存的蓝图》,第101—103页)


(75) 徐致靖该折见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第98—101页;《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35—338页;原件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6/37。黑体字为引者所标。


(76)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77)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七日梁致夏曾佑函又称:“二十八日康先生召见。闻今上圣明,诸大臣皆无及者,实出意外。惜覃溪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未能大启天下之蒙耳。康先生从容度无所补救,亦将南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1页)


(78) 《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47—148页。总理衙门章京是差,不是官,其本缺为各部院的司官(即主事、员外郎、郎中、中书、侍读等),共有章京、额外章京48员,由各部院司官考取而来。至时由各部院选派年轻、精干、笔头快的官员,参加总理衙门的考试,考中者记名;当章京一职出现空额时,由额外章京调补,再由记名者调补额外章京。一般而言,考中者补额外章京须数年,额外章京补章京又须数年。由于一次考试参加者人数较多,考中者也有数十人,补缺又需多年,因此,考试并不是每年举行,须等到记名者已大多调补后,由总理衙门奏请皇帝再次考取。又由于总理衙门章京可经常得到保举,升迁较快,在京中被视为优差。每次临近考试,各部院中下层官员多托堂官送考,考中后,又多方设法先补。


(79) 五月初八日,即召见的十日后,康有为在御史文悌登门拜会时,明确表示“实不能为此奔走之差”。(《翼教丛编》,第32页)


(80)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60页;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81)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82) 根据杨深秀四月十三日“请筹译书片”、李盛铎四月十八日“请开馆译书折”,总理衙门五月初十日出奏,以每月银2000两经费令梁主持上海译书官局,光绪帝同日批准,并提出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之事,总理衙门于五月十四日出奏,每月另增银1000两设立大学堂译书局,由梁办理,“随事自行往来京沪,主持其事”。六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奏请给予上海编译局开办银4万两,光绪帝予以批准。六月二十九日,光绪帝收到孙家鼐代奏的梁启超的呈文,批准大学堂译书局开办费银2万两,每月增加经费银2000两。至此,梁启超两局开办费为银6万两,每月经费银为5000两。参见本书第四章。


(83) 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84) 据《引见档》,当日吏部带领引见共78员,顺天府带领引见1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光绪帝在引见79人中,特旨召见谭嗣同。交片谕旨见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


(85)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6/13。


(86) 张之洞的幕僚陈庆年,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898年6月18日)的日记中,生动兼具形象地写道:“朱强甫见过,知康有为等为侍讲学士徐致靖所保,着于二十八日照(召)见。下晚,王雪臣招饮,知是二十五日谕旨;或谓学士之子仁铸主张康学。康党如梁启超、谭嗣同并尊康,黄遵宪亦附之,故均见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结于翁。二十七日忽有朱谕罪状,翁着开缺回籍。二十四日上谕,保举宗室近支,又改为由朕亲自查看。懿旨复令所用新进大员,须于奉旨后至太后前谢恩。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谕变法,殆亦翁主康说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权,以便其改制之邪说。如朝廷知是保之由来,恐不免于罢斥。数日之间,能鼓动翁老至此,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明光整理,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朱强甫”,朱克柔,“王雪臣”,王秉恩。由此可见,张之洞的幕中人士皆认为徐致靖的保折与翁同龢有关。


(87)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1/93,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88) 据当日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奏片,光绪帝下旨“存”,并呈慈禧太后。与此相同情况的,还有兵部侍郎荣惠五月十五日保湖北候补知府郑思贤,要求予以召见,派广东商务局总。光绪帝也下旨“存”,并呈慈禧太后。(荣惠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9/23;光绪帝处置意见见该日军机处《上谕档》)


(89) 军机处《随手档》、《电寄档》、《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


(90) 军机处《随手档》、《电寄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并参见附录。又,七月初五日,光绪帝收到浙江巡抚廖寿丰保折,在任候补道台州府知府郭式昌,搜获匪徒,要求将其开缺以道员留浙尽先补用。光绪帝朱批:“郭式昌著开缺,以道员分浙尽先补用,并交军机处存记。该部知道。”(《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3辑,第292—293页;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91)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2/1,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电旨见该日军机处《随手档》、《电寄档》。


(92)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2/5,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93)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9/22,该片与正折分离,据军机处《随手档》确定。


(94) 朱批折件事由单,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5/2。


(95) 张之洞折、单在整理时分离,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2/4、3/99/5369/20,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又见《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16—1317页。光绪帝处置见军机处《随手档》、《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96) 陈宝箴折、单在整理中分离,据其内容确定,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2/62、3/99/5370/2,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97)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0—163页。


(98)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99) 陈宝琛为张之洞多次所保,此次得获召见,张之洞甚喜,发电给陈宝琛:“福州。陈阁学:奉旨赐对,欣喜无可言谕。鄙人屡请不获。今竟得之于义宁,快极。何日北上,务电示。洞。有。七月二十五日午刻发。”(东方晓白:《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近代史资料》第109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20页)


(100)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御史杨深秀上奏:“(陈宝箴)今其所保之人才,杨锐、刘光第、左孝同诸人,均尚素属知名,余多守旧中之猾吏。王秉恩久在广东,贪险奸横,无所不至,前署抚游智开劾其把持各局,大类权奸,革职,嗣以夤缘李瀚章开复,兹且营谋特荐,此人岂可复用?欧阳霖久办厘金,刻薄性成,怨声载道。杜俞居心巧诈,营私牟利,历任上司无不能得其欢心者。杨枢以庶吉士入李瀚章幕,招摇纳贿,把持威福,捐升道员。至陈宝琛,虽旧有才名,闻其居乡贪鄙,罔尽商贾之利,行同市侩。余人臣所未知,特能谙知务者少耳。倘皇上以该抚新政重臣,信其所保皆贤,尽加拔擢,则非惟无补时局,适以重陈宝箴之咎。仍请严旨儆勉,以作其气,于其所保之人,分别加以黜陟,万勿一概重用。”杨折是由康有为起草的,提醒光绪帝不要将已裁官员,如出裁缺广东巡抚许振祎、裁缺河道总督任道镕、裁缺湖北巡抚谭继洵等,再次重用,“庶免阻挠新政”;强调“至京官卿贰开坊以上,外官司道以上,除鸿名硕学数人外,实鲜通才”;也不要重用当时其他大吏所保举的官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81—183页)联系到这一时期康设立散卿及开懋勤殿的努力,该折的真实用意,是让光绪帝建立以康党为核心的新政班底。后将详述。


(101) 军机处《上谕档》、《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102)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3辑,第347—352页,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又,关于江苏候补道丁葆元,文廷式称:“(中日甲午之战时)刘坤一治兵既无效,而营求回任之心至亟,内则恭亲王、荣禄主之,然上意殊不谓然也。乃遣江苏候补道丁葆元入都,粮台以报销余款十万济之,遂得要领。余告李高阳,高阳以为事所必无。不数日而回任之旨下。高阳又谓余曰:汝前所言之事,乃真实语也。丁者何名,信有神通耶?余曰:非某知之,有门人籍宁波者,言‘四恒’(宁波人在京师开银号者,有‘恒顺’、‘恒丰’等共四家,交通贿赂,人皆信之,故名)前月已出票,故敢告也。高阳曰:上终恶之,故于其保荐之人咸谕勿庸记名。至戊戌七月遵旨保举人才,复以丁葆元名列第二。”(《闻尘偶记》,《文廷式集》,下册,第735页)


(103) 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光绪帝对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已有不满之意。七月初十日明发谕旨中称:“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务一切新政,叠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并令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该将军督抚等自应仰体朝廷孜孜求治之意,内外一心,迅速办理,方为不负委任。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憩,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总督两江两广地方,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辄藉口部文未到任意稽延。(以上十一字朱笔改为:‘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藉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该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藉词宕延,定当予以惩处。(以上六字朱笔改为:‘定必予以严惩’)直隶距京咫尺,荣禄于奉旨交办各件尤当上紧赶办,陆续奏陈。其余各省督抚,亦当振刷精神,一体从迅筹办,毋得迟玩,致干咎戾。”(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此中已点刘坤一、谭钟麟的名,并旁及荣禄。而到了此时,光绪帝已只能是不计前嫌了。


(104) 谭继洵折、单在整理中分离,根据内容及军机处《随手档》确定,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46、3/99/5364/49;《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7/11,光绪二十四月七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存记见附录。


(105)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63,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存记见附录。


(106)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7/5926/117、118,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存记见附录。


(107)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3辑,第388—389页;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


(108)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66,原片无日期,此处据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并参见附录。


(109) 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刚毅可能是面保,因此没有奏折。本章附录中军机处存记档册,对此有三条记载:“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保,直隶霸昌道端方,学优才广,力果心精,明干有力,通变适用,实有理繁治剧之才。”“军机大臣刚毅保,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广东督粮道延祉,满洲镶蓝旗人,监生。”“大学士刚毅保:江苏桃源县知县沈佺。”此是旨命交军机处存记,由于周莲已放缺,陈谟未到京觐见,故档册中未有对此两人存记的记录。七月二十六日,又是光绪帝召见延祉之日。由此似可推断此五人由刚毅所保。又,五月二十五日军机处电寄廖寿丰旨:“前任安徽青阳知县汤寿潜,现在是否在籍?著廖寿丰迅即电查,饬令该员即行赴部,听候带领引见。”六月十二日,军机处电寄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旨:“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前经谕令该督抚送部引见。著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即行饬令该二员,迅速来京,毋稍迟延。”(见各该日军机处《电寄档》、《洋务档》)这些电旨的背后,也当有保举的建策,尽管还不能查出是何人所保。又,沈佺办理吴淞开埠,刘坤一电请延缓入京,军机处电寄刘坤一旨:“电悉。桃源县知县沈佺,著准其缓,俟办理商埠事竣,再行来京。”


(110) 康广仁致何易一信中称:“……弟无如何,乃与卓如谋,令李苾老奏荐伯兄出使日本,以解此祸。乃皇上别放公度,而留伯兄,真无如何也。”(《康幼博茂才遗文》,张元济编:《戊戌六君子遗集》,商务印务馆,1937年,第6册,第1页)此信由康有为提供给张元济,很可能会有所窜改,但也可看出梁启超在此中的操作。周传儒当年受学于梁启超,1925年夏与梁相会天津,听梁讲戊戌掌故,撰文称:“在外交路线上,维新派是亲日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师。其中牵线人物是黄公度……1898年阴历六月二十三日(阳历8月上旬)虽有以黄公度为三品京堂出使日本之命,其意在厚结日本为外援以自固。尚未成行,北京事变日急。有人建议以公度与南海相对调,故德宗三诏敦促,有无论行抵何处,着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之谕……”(周传儒:《戊戌政变轶闻》,《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4期)此中的“有人”,很可能是指李端棻。《国闻报》七月十三日以“奏留星使”为题刊出消息:“黄公度京堂奉旨简放出使日本大臣,曾志前报。兹接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有人专折奏报黄京堂留京办事,盖以黄公学兼中西,为今日中国进化党之领袖,若令其留京办事,必于新政大有裨益。并闻湖南熊秉三庶常亦在奏保之列云。”此中的“有人专折”正是指李端棻荐折。张之洞京中情报甚多,八月初三日致钱恂电:“闻黄有留京入枢、译之说,故托病辞使。如黄不去,或云拟熊希龄,确否?”(《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654页)张称“托病辞使”是其此时已见过黄遵宪。又,叶德辉在一信中称:“夕传一电报曰:湘抚陈宝箴入军机,黄遵宪督办铁路大臣”(《翼教丛编》,第165页),叶意攻康党造谣,但“督办铁路大臣”一职,也值得注意。


(111) 军机处《随手档》、《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


(112)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113) 康有为称:“先是上折请开农工局,并进呈农学图,奉旨派端方、吴懋鼎、徐建寅办理。端方者,刚毅之私人,但为骨董之学者也。徐建寅者,裕禄之人也。吴懋鼎者,王文韶之私人也。”(《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54页)前已说明,端方由刚毅所保,六月二十日光绪帝召见,交军机处存记。吴懋鼎,天津四大买办之一。同治三年(1864)进入上海汇丰银行,光绪六年(1880)被派往天津筹设汇丰天津支行,后任该支行买办。其后又任英商仁记洋行买办,开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等企业。他是李鸿章的幕僚,创办电线等事业。二十年以候补道员由李鸿章委派北洋铁轨官路总局差使。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由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顺天府尹胡燏棻奏调吴接办铁路工程差使,旨准。他本是李鸿章的班底,王文韶调京后推荐,光绪帝于五月十三日召见了吴。军机处《随手档》五月二十六日记:“发下吴懋鼎条陈并酌拟办法二件。”光绪帝“发下”的本身说明,吴懋鼎条陈及酌拟办法,不是由正常渠道递上,很可能在召见军机时由王文韶面递。当日发下两道谕旨,其中一道中有“据王文韶面奏”一语,似可说明其中的原委。当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本月二十四日道员吴懋鼎条陈,当交军机大臣酌拟办法……谨将原折并所拟办法缮单一并恭呈慈览。”可见吴懋鼎条陈五月二十四日已送达光绪帝。徐建寅,其父徐寿为著名科学家,曾在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徐建寅早年随父,在江南制造局参与译书。同治十三年起由李鸿章、丁宝桢先后奏调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主其事。光绪五年以参赞派往德国等国,监督军舰建造,并编译《德国议院章程》。甲午战争时由薛福成奏保,光绪帝召见,派其检查北洋各舰,任督办军务处章京。甲午战后任福建船政局提调。裕禄曾任闽浙总督兼船政大臣,入值军机处后一直主张重兴闽厂。他的现代海军知识、福州船政局造船技术等知识,皆得自于徐,很可能裕禄向光绪帝介绍闽厂情况时,也推荐了徐建寅。设立农工商总局的旨命下达后,端方于七月初七日第二次觐见,吴懋鼎于初九日第二次觐见,徐建寅于戊戌政变后赶到京师,八月十二日递履历单请觐见,未召见。十三日,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召见徐建寅。(端、吴、徐召见之事,见军机处《早事》,3-51/2169-4;《光绪二十四年外官召见单》,《宫中杂件(旧整)》第915包)


(11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3—164页。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115) 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116) 与康有为同一派的候补四品京堂王照,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参张荫桓朦保张上达,称言:“张荫桓苟知时务,不应有此。”(《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56页)当日奉明发谕旨:“王照奏,私罪被革之员朦混列保,请旨办理一折。据称已革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张上达、山东候补道黄玑、降补通判陶锡祺前经李秉衡参奏,均属劣迹昭著,张荫桓朦混列保等语。张上达、黄玑、陶锡祺前在山东才品究竟如何,是否可用?俟到工后,著张汝梅查明具奏,不准回护。”(见该日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日讲起居注官裁缺右庶子陈秉和八月初五日再参,称言:开缺山东济东泰武临道员张上达曾任河工总办,凭权藉势,贿赂公行,光绪二十三月三月二十三日,由山东巡抚李秉衡参奏,奉旨即行革职,同时被革职降调的还有候补道黄玑、知州陶锡祺。今春山东巡抚张汝梅奏调张上达差委,未蒙批准。“上达克扣桩料是吞饷也,帑项到工,上下朋分,是以十成之银,仅以二成办工”,“汝梅与上达同乡至好,故敢于欺上以庇私交”;“上达又营求张荫桓保荐,且极力称誉”,“汝梅既经奏调,复令查看,势必回护前非,为之掩饰,肯发上达奸私乎?观此情形则汝梅、荫桓、上达通同一气,共为欺罔,显然可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人事项》,3/99/5364/41)八月十九日,陈秉和见张荫桓拿问,而张上达参案未奉明旨,再奏请“勿庸开复发往,则山东幸甚,天下幸甚”。(《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4/105)


(117)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7/5926/102;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118) 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119)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该名单又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6/14。


(120)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光绪帝当时未选中恽祖祁,我以为有以下原因:一、年龄太大,当时已57岁;二、捐班出身,没有功名;三、一直在地方任职,没有中央政府的经历;四、也是最重要的,他是张之洞的幕僚,其兄恽祖翼也是张之洞的幕僚,已放浙江布政使,军机章京不应与外官有太多的联系。恽祖祁于七月十八日召见后,十九日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以本班尽先补用,并交军机处存记。”(恽祖祁:《谢恩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3辑,第370页)


(121) 虽说当时军机章京因多次保奖,官衔已很高,如“花翎三品衔候补五品京堂户部郎中孚琦”、“三品衔即选道理藩院即补郎中员外郎多寿”、“三品衔道员用得道员后换二品顶戴工部郎中继昌”、“花翎三品衔记名道府遇保送应升之缺开列在前礼部郎中郭曾炘”等,在军机章京48人中四品衔以上有25人,但杨、刘、林、谭是“四品卿衔”,即可以在京卿上补用。按照当时的官规,升迁会更快。


(122) 孔祥吉称其亲见此朱谕。(《光绪与戊戌维新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3—264页)由于朱谕现在不对外开放,我尚未能见到。杨锐在私信中也录有该朱谕,文字完全相同。(《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72页)由于该朱谕不录于军机处《上谕档》、《洋务档》等档册,外人无从可知;由此似可推定,杨锐的私信是相当可靠的。该信我在后面还将引用。


(123) 参见拙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0—78、237—246页。


(124) 军机处也另写一单给光绪帝,“内外臣工遵保使才人员名单:分发北洋存记道梁诚、北洋委用道傅云龙、候选道孙宝琦、翰林院侍讲黄绍箕、编修张亨嘉、庶吉士寿富、江苏候补知府刘庆汾、江苏候补道志钧、江苏补用知府郑孝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项》,3/111/5736/47)该单当属应光绪帝要求而开,并录于七月二十二日军机处《上谕档》之中。光绪帝命军机处开出此单的用意,我尚不明确。又,七月初四日召见的江苏补用知府刘庆汾,初五日旨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五日)刘庆汾,贵州遵义县附生,光绪七年由驻日公使黎庶昌调充东文学堂学生,十一年任公使馆翻译,十二年任长崎理事署翻译兼帮办文案,十四年使馆翻译兼箱馆、新潟副理事官,二十年因甲午战争随公使回国。在日十三年,经历黎庶昌、徐承祖、李经方、汪凤藻四任公使。此后办理苏州开埠等事务。他是江苏的主要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总理衙门清档·请奖南洋办理洋务各员》01-30/1-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25)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99,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126) 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127)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5页。


(128) 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129)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


(130)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123;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131) 张英麟保折、片、单在整理时分离,根据内容与存记情况确定,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124、3/99/5370/3、3/99/5360/70,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132)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又,荣铨、敏贤、丁体常旨命交军机处存记,景星因王毓藻保举,已交军机处存记,未再存记。


(133)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4/11,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八月初七日,御史黄桂鋆上奏参阔普通武:“丧心昧良,以朝廷吁俊之盛典,为臣下利市之私图。”“陈日翔乃阛阓粗才,乡曲竖。识字无多,恃其多财善贾,倩枪入场,幸中举人。至今会闱,犹复托人代订枪手,在京招摇殊甚,广求门路,拜认门墙。实属下劣无耻,不安本分。祁师曾乃寿阳祁氏之不肖子孙,沉溺声色,不务正业。不特不能承其家学,即先世所藏图籍书画,亦且盗卖殆尽,以供冶游之资。”“臣闻该侍郎操守难信,陈日翔家资巨富,人言藉藉,皆谓其由贿托而来。祁师曾之祖前工部尚书祁世长,乃该侍郎之座师,徇情滥保显然可见。应请于召对时,将原保考语称其所长各事,严加诘问,一一研究,自不能逃圣明洞鉴。并请简派公正、不要钱之大臣,将陈日翔面试时务策论一道,则真情毕露。至阔普通武官居卿贰,乃敢滥保匪人,似应从重惩处,以昭炯戒而挽颓风。除陈桂芳、冯实(宝)琳素行未有所闻,不敢置议外,谨据实纠参,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4/56)黄桂鋆提到了皇太后,看来已知道了政变的消息。


(134)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又,军机处《早事》对此有以下记录:八月初七日,“冯宝琳、洪用舟、陈日翔、陈桂芳预备召见,召见崇礼、洪用舟、军机”。八月初八日,“祁师曾、李稷勋、陈日翔、陈桂芳预备召见,召见陈日翔、陈桂芳、军机”。八月初九日,“祁师曾、李稷勋预备召见,召见文焕、祁师曾、李稷勋、军机”。由此可见,冯宝琳、陈日翔、陈桂芳原定是八月初七日召见,祁师曾原定是八月初八日召见。这种召见日期的改动,当时是很少见的,很可能是黄桂鋆奏折带来的影响,也反映出政变后光绪帝的权力变化。此时政变已经发生,光绪帝也不再能任用这一批官员。


(135)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69;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夏旹、贺元彬、孙叔谦旨命交军机处存记。


(136) 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后,以仓场侍郎李端棻为礼部尚书,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署礼部侍郎,均属超擢,在当时政坛十分显眼。


(137)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在此前一天,二十三日,光绪帝已发下交片谕旨:“翰林院编修江标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二十四日谕旨命定下江标的品级。


(138) 《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651页。


(139) 《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72页。


(140) 李宗侗:《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大陆杂志》(台北)第19卷第5期(1959年9月15日出版);《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文献跋之一》,《大陆杂志》(台北)第22卷第4期(1961年2月28日出版)。又,张百熙的保折中称:“记名总理衙门章京内阁额外中书杨锐,四川绵竹人。博学多通,有猷有守。少岁受知于前四川学政今两湖督臣张之洞。该督臣自外任山西巡抚,洊升两广总督及两江、两湖总督任内,杨锐皆在其幕中,办理文案,事无巨细,悉与筹商。平日讲求经济,于书无所不窥。洎厕硕果幕僚,谙练既深,性尤忠爱。前年倭事吃紧之际,该员毅然渡海来京供职,足见其不避艰危。”(《军机处档》,137330,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特别强调了他与张之洞的关系。


(141) 李端棻原折未能从档案中检出,此为孙家鼐议复说片的引用文字,又奕劻在议复说片中称该条为:“请皇上选博通时务人才,以备顾问。”(《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7/74、75)


(142)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以“总署添人”为题刊出消息:“……江建霞太史刻下尚在假期之内,闻系有人密保,且在湖南学政任内开倡风气,振兴实学,不遗余力,湘中守旧之风,近年始稍稍改革者,实系江太史提倡之功。此事早在圣鉴,故不待召见,而恩纶先贲也。”八月初三日,总理衙门收到江苏巡抚奎俊电:“沁电谨悉。编修江标在沪就医。据复,一俟病可,即行北上。”初七日,总理衙门再收到奎俊电:“江编修标定于本月初八日由苏北上。”(《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17-3,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


(143) 《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97页;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


(144) 蔡金台致李盛铎信(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称:“后伊藤来,李苾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荫桓)所阻。”(邓珂点校,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页)蔡金台称李端棻保康有为,是伊藤博文来华时的“接待使”,很有意思;然此信中多有误,似不可当作确据。然此一说法,又可见刘体智之说:“伊藤博文薄高丽统监而不为,观光大陆,有囊括四海之志,欲吾国聘为辅佐。康有为作奏章,自荐为迎送专使,令李端棻上之,弗许……及谋为迎送使而不得,心知有异,奉诏督促出京,幸免于祸。”(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172页)


(145) 黄彰健发现李端棻曾保康,当属其对史料的敏锐精察,然其未能读到北京的档案,故在时间上认定为六月,误。(《戊戌变法史研究》,第245—246页)


(146) 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对此有着比较生动的描写。参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6—27页。


(147) 宋伯鲁:《焚余草》,1924年刻本,卷下。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五节。


(148) 军机处《随手档》记: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宋伯鲁折:一、参谭钟麟由。片一、参魁元等由。(次日递上,发下归箍)一、选通才以备顾问由。片一、仿西法修道由。片一、定银元价值由。(廿八随事递上,初二日发下,分别抄交归箍)”


(149) 《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


(150) 参见孔祥吉《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论》,《戊戌维新运动史新探》,第165—169页;《救亡图存的蓝图》,第247—251页。


(151) 《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654页。


(152) 《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81页。


(153) 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戊戌之变》,黄南津等点校:《赵柏岩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9—240页。黑体为引者所标。相关的考证可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30—431页。


(154)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155)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借著之筹”,典出于《史记·留侯世家》:“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原意借你面前的筷子来指画形势;后喻从旁为人出主意,计划事情。杨深秀借用此词,意以客卿用李提摩太、伊藤博文。


(156)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171页。


(157)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4/105,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黑体为引者所标。该折当于初四日子夜前送到奏事处,此时康有为尚未离京。


(158) 拙文《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和认知、补证、修正》曾指出:“我以为,慈禧太后未经军机处命步军统领捉拿康有为,可以说明两点,其一是有人向她报告康有为尚在北京,否则就不会令掌京师治安警卫的步军统领去捉康;其二是很可能她曾命光绪帝捉康,而光绪帝未能及时执行或拒绝执行。前者由逻辑关系可证明;后者完全是我的推测。我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大胆想象了这样一个场景:即在光绪帝八月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到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她命令光绪帝将康氏兄弟抓起来送刑部审讯。光绪帝对此表示不能从命。于是,慈禧太后出示杨崇伊的奏折,光绪帝见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咨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一语,只能跪请皇太后‘训政’。慈禧太后因此密召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我的这一并无材料的大胆假设,只能留待以后证实或证伪了。”(《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22页)该文发表于三年前,近日读到陈秉和奏折中这段文字后,心中不免欣喜。该史料虽不能完全证实我的假设,但也是一条有力的证据。


(159)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批阅本”,有一条很奇怪的记录:“黄曾源奏:同[时]事艰难吁恳慈恩训政折,初六。”该“批阅本”的抄者是吕忠谋。案,黄曾源为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无直接上奏权,他的奏折须由翰林院代递。又查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及翰林院代奏原折,八月初六日翰林院有代奏条陈事,为于受庆、江春霖,并无代奏黄曾源条陈的相关记录。黄折是通过何人何部门递上?递到慈禧太后处还是光绪帝处?都是很大的疑问。然从黄折的内容来看,即使翰林院敢递,黄也未必有胆量送,很可能是通过另一渠道送给慈禧太后的。又案,黄曾源是政治经验丰富的人,他于八月初四日通过翰林院代奏一折两片:《借才非现时所宜折》、《伊藤不宜优礼片》、《请和俄以惑英日片》,该折日期署为“八月初四日”,翰林院上奏日期也署为“八月初四日”,由此观之,黄须在八月初三日一大早将其折片递到翰林院,然后当日经堂官批准即派员拟折,翰林院方可赶上将黄折片当夜递至奏事处。上引记录中“初六”二字,若是黄折原件上所写,那么,黄上折的日期也很可能是初五日。由此又可推及,黄曾源奏折也很有可能通过另一渠道,在八月初五日夜或初六日清晨送到慈禧太后面前。由于黄折我在档案中未能检出,以上的叙述,又是建立在该“批阅本”的抄者吕忠谋看到黄折原件或抄件的基础之上的,若吕忠谋看到了不可靠的材料或抄写中另有错误,则全盘另作他论。有关《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的相关知识,我参考了冯明珠的论文:《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述介》(《故宫学术季刊》〔台北〕第5卷第2期);《再论〈清季外交史料〉原纂者:兼介台北故宫所藏〈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油印本,2005年9月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术会议宣读)。


(160)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又,是日总理衙门代奏章京郑孝胥条陈,保举通济管带萨镇冰。军机处当日电荣禄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候补道郑孝胥,奏保现充北洋通济练船管带官参将萨镇冰练习海军,兼习陆战,历年管带兵轮,痛除积习,操行尤属可信等语。究竟如何,著荣禄详细察看,据实具奏。”(军机处《随手档》、《洋务档》、《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161) 保前福建汀漳龙道刘倬云、江苏候补道杜俞、候选道左孝同、记名提督江南城守营副将杨金龙、记名提督新疆抚标中军参将汤泳山、记名提督署汉中镇总兵龙恩思、记名总兵徐有礼。(《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7/55,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162) 原件日期处缺损。原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8/61,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163)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8/20,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164) 任道镕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8/25,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


(165)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0/39,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166) 原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9/111,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167)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1/13、3/98/5335/7,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附单有缺。


(168)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3/3,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169)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8/120,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70) 张之洞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8/5,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


(171) 原保折、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0/51、53,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72) 福润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3/18,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173) 邓华熙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8/56,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174) 陈宝箴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4/35,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


(175)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6/5909/108,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76) 原保片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辑,第264—265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77)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0/21,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78) 原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0/33。原片无日期。


(179) 原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0/26。原片无日期。


(180)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4/35,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九日。


(181) 魏光焘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30,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


(182) 张百熙保折见《军机处档》,137330,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


(183) 原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1/4,原片无日期。


(184) 原保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4/26,原单无日期。


(185)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7/50,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186) 张荫桓保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4/26,原单无日期。


(187)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8/25,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188)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41/67,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89)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4/25、27,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0) 原保折见《军机处档》,136647,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1) 原保折见《军机处档》,137330,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藏。该件是残件。


(192)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8/56,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193) 依克唐阿原折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辑,第438—440页,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保举志彭、徐境第、高钦、增韫。根据依克唐阿的提议,高钦、增韫传旨嘉奖。


(194) 原保折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辑,第606—607页,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195) 原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29。原件无日期。


(196)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5/26,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97) 该标题是原档所具。显然是军机章京据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旨而专设此栏,以便于随时查考。


(198) 原保折、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6/90、91,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3辑,第186页。


(199) 原保折、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7/12、3/99/5326/32,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三月初三日收到。


(200) 原保片见《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1辑,第645—646页,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201) 原保折见《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1辑,第763—765页;原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30,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


(202)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8/5,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


(203)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2/5,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204) 原保片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3辑,第292—293页,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205) 原保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3—164页,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206) 原保折、片、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124、3/99/5370/3、3/99/5370/70,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207) 原保折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3辑,第350—352页,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


(208) 原保折单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124、3/99/5370/3,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209) 原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90/69。


(210) 谭继洵遵保人才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46。原折与清单分离。原折称共有九员。


(211)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3/63,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212)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7/5926/117、118,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213) 该标题是原档所具。显然是根据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谕旨而专设此栏,以便于查考。其中许景澄闰三月的保单原列入“光绪二十四年内外臣工保举文职名单”,后删去,改录于此,也是一体考虑之意。


(214) 日期为原保折日期,不是光绪帝下令存记日期。


(215) 日期原档如此,未记具体日月。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2/4,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六月十四日收到。


(216)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2/1,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217) 原保片由张之洞与谭继洵联衔,《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1辑,第778—779页。从该片内容来看,也非为保举使才。


(218) 原保片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70/66。原件无日期。


(219) 原保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0—163页。


(220)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3/11,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221) 刘坤一原保片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辑,第700—701页。


(222) 该标题是原档所具。时间也不限于“二十一年”,也列入了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的存记情况。


(223)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8/20,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224)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0/39,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225)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1/13、3/98/5335/7,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但附单有缺。


(226)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3/3,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227)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6/5909/108,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28)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3/43,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


(229)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7/5913/67,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230) 该标题是原档所具。很明显是根据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旨,而专设此栏,以便于查考。


(231)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5/10,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232)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2/5,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233)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7/5926/140,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234) 原保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人事项》,3/117/5926/102,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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