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 次 更新时间:2022-11-12 00: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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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本章的写作,基于这样一个思路:康有为、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发挥了很大的政治作用;然康只是工部候补主事,从未到部任事,梁只是一个举人,还不是官员,按常理来说,在当时京城地面官满为患的状况下,他们即便是大声说话,也无人听得见,又如何能进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先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对康有为的保举,其中最重要的是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举。由此,我最初的目的是,彻底地查清此中的真情。

  

   档案的阅读使我发现,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实始于甲午战败。此后的三年多中,保举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档案中可以看到众多的保折。于是我又放大范围,企图在总体上予以把握。也就是说,我从对康、梁的保举出发,而注意到该时期整体的保举情形,这本来只应该是一个背景,然背景看多了,也成了研究的主题之一。

  

   于是,我的这一研究就有了两个主题:其一是对康、梁等人的保举,由此观察康、梁派的政治活动及其企图;其二是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的情形,由此观察当时的政治实情。双视角的考察使我发现,如果不观察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的大背景,不容易看清对康、梁保举活动的意义与特点;而观察了整个保举的大背景,又使我意外地看到了当时政治的诸多特点。就这个意义上讲,我的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种豆得瓜了。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关心面的扩大,引用的档案增多,使得本章的文字变得十分冗长;为了使有研究同好的行家能够方便地查找及检验史料,我虽尽可能进行压缩,但还没有完全抹去证明的过程而仅开列结论。为此,也请其他尊敬的读者选用跳跃阅读的方法,以避开那些乏味的细节。

  

   一 甲午战后下诏求贤

  

   保举作为官员选拔的一种方式,其历史极为久远;到了清代,渐渐成为皇帝任用官员时的重要参考。有上奏权的官员平时即有保举之责(1),而当新君登位或朝运发生危机时,皇帝常常下诏求贤,命各位大员保举人才。被荐举的官员,一时得不到任用,皇帝也会下旨“交军机处存记”,以待后来官职出缺时尽先补用。咸同年间,曾国藩、骆秉璋等人保举的官员,皆得以重用,成为后来“同光中兴”的功臣和重臣,保举也于此时达于鼎盛。由于这样的经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保举相当重视,经常下诏求贤。

  

   马关议和的消息,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应,在条约签订前后,官员与公车上奏、电奏、上书要求拒约达154次,参加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2)光绪帝迫于战败的形势,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御笔批准《马关条约》。四月十六日(5月10日),光绪帝发下朱谕,说明订约之原委,并提出战后之改革。此后京内外官员的奏议,由拒约渐渐转向改革。其中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于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上奏时,附片要求下旨各省督抚保举人才:

  

   ……以中国之大,士民之多,岂无瑰玮绝特之士,可以共济时艰?特患求之不诚,用之不当,斯人才所以伏匿而不显也。古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故诸侯有贡士之法,汉制州郡不举孝廉者有罪。今之督抚,古之诸侯也,应请饬令保举人才。其有道术通明,操履笃实,才堪经国,识洞韬钤、与夫精熟时务,能制机器,通习天算、地舆及各国语言文字者,令其特疏保荐,不拘正途杂流已仕未仕。奏上之时,应科别其条,实举其长于某事,别白书之,不得一以雷同考语,含混了事……(3)

  

   张氏从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理念出发,求贤于隐。他似乎并不知道,根据当时及后来亚洲各国近代化的进展来看,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才,需要有计划、专门化地培养。该片当日呈送慈禧太后,闰五月十一日由慈禧太后发下。(4)两天后,闰五月十三日(7月5日),光绪帝明发上谕: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谕中外臣工保荐人才,业经次第擢用。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拔真才,藉资干济。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猷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俾资节取。该大臣等当念以人事君之义,一秉大公,详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责,谬采虚声,甚至援引私人,瞻徇情面,滥保之咎,例有专条,定惟原保之人是问。(5)

  

   其中“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一语,表示了此时的“真才”标准,“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又有着战败后对新学的认知。然而,对于这一标准,当时官场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杨福臻、给事中褚成博为此上奏,表示了不同的看法。(6)

  

   该旨下达后,保举人才的奏折纷至沓来。我在档案中查到52件相关的保折、片、单。

  

   光绪帝收到的第一份保折,为吏部右侍郎长萃所上,保举副都统衔前驻藏帮办大臣延茂、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分发陕西试用道升允、分发江苏补用知府柯逢时,称四人“深明时务,久郁忠忱,才力足为干济之资,性情可保始终之一”。长萃的政治主张倾向于保守,在甲午战败、主张洋务与时务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时,此类政见风头正健。他称言:

  

   抑又思之,臣工保荐人才,要不过后先奔走之任,至于调元赞化,辅治安邦,则惟圣心倚重之一二臣,得以审机宜而握枢纽。今念自宗臣而外,奴才素所深知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李鸿藻,公忠体国,守正不阿,众论之所翕服,薄海之所仰望。奴才尤愿皇上亲之信之,以端用人之本。则一切恃才逞私之辈,将必有所严惮而不敢出,而以身许国之真才,庶几得展所为矣。(7)

  

   以徐桐、李鸿藻来主持朝政,很可能是长萃此折的真实意图。以当时的政治语言之习惯,可以看出,其攻击的对象有二:一是李鸿章,另一是翁同龢。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保折,为翰林院侍讲王荣商保算学生萧开泰。王荣商没有上奏权,其条陈由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徐桐代奏。该折称:萧开泰,四十九岁,四川洪雅县监生,光绪十九年由四川学政瞿鸿禨咨送总理衙门,经过考试,认为是有用之才,留在同文馆听候差遣:

  

   其人精于天算,兼晓制造,平日愤洋人之强筹,所以制御之法甚备。所著书十余种,皆确有心得。其最切实用者,一曰火镜:用玻璃板镕铸而成,借日光取火,厚二寸者,可烧三里外之敌船,厚至一尺者,可烧三十里外之敌船;一曰炮架:用牛皮水袋,可御敌炮,中设机关,两旁安凸镜,能使放炮有准,合之可成营垒,分之可肩负而行;一曰竹筏:左右用木轮驾驶,中安木槽,可仰卧放炮,以攻敌船;一曰海镜:能入水不濡,洞见海底,又推其法为暗船,可驶至敌船之下,运放水雷;一曰气球:如鸟鼓翼,前后左右,惟意所向,中置炸弹,可自上击下,以毁敌垒。以上各件,皆自出巧思,为制敌利器,除气球需银二千余两外,造成须待一年外,余皆价廉工省,每造一具,需费不过二百金,为时不过一月,即可告成……(8)

  

   王荣商是当时最富“知识”的人士,后也为内阁学士唐景崇所保;其所在的翰林院,又是最有“学问”的衙门。他所保举的人士,“掌握着”当时国家最为需要的克敌制胜的“技能”,然今人一眼即可看出,萧开泰只不过是利用聚光镜反射阳光之小技而行骗多年的术士。(9)

  

   兵部右侍郎徐树铭开出了很长的保单,共保举了19人: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浙江按察使聂缉榘、江苏前署常镇道蔡钧、直隶候补道卫杰、分发浙江试用道许贞干、直隶候补道张鼎祐,以上6员“皆御侮之干城,济时之舟楫也”;福建粮道陈鸣志、福建汀漳龙道刘倬云、甘肃宁夏道周绶、山东登青莱道李兴锐,以上4员“有猷有为有守”、“公平练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贵州布政使唐树森、江西按察使翁曾桂、福建按察使季邦桢、湖北按察使龙锡庆、湖南按察使俞廉三、两淮盐运使江人镜、浙江宁绍台道吴引孙、河南南汝光道朱寿镛,以上9员“皆淬精励志,力求振作者也”。(10)徐树铭的这一份保折虽在当时并没有立即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但却展示出问题的实质:向朝廷保举人才当然是提议朝廷任用,说到底就是升官,然而朝廷的官缺都是固定的,这19人即便是全如徐树铭所言,但又何来如许官椅以安排这些人呢?如果再做下一步的思考,又可发现,若真有如谕旨中所称的“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者,朝廷中也没有相应的机构与官缺,又能将之安插于何处?

  

   长萃、王荣商、徐树铭的三份保奏提示着当时的背景:一是当时官员的思想;二是当时的知识水准;三是当时的官僚体制。如此下诏求贤,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很可能失其原来的主旨,而流变成另一种形态。

  

   如果以原折日期为序,先后上奏保举的官员有:刑部右侍郎江苏学政龙湛霖(11)、礼部右侍郎李文田、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陕西布政使护理巡抚张汝梅(12)、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吴大澂(13)、大理寺卿浙江学政徐致祥(14)、河南巡抚刘树棠(15)、广东巡抚马丕瑶(16)、东河总督许振祎(17)、山东巡抚李秉衡(18)、内阁学士唐景崇(19)、仓场侍郎廖寿恒(20)、两广总督谭钟麟(21)、西藏办事大臣奎焕(22)、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23)、云贵总督松蕃(24)、伊犁将军长庚(25)、兵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吴廷芬(26)、吉林将军长顺(27)、光禄寺卿曾广汉(28)、黑龙江将军恩泽(29)、安徽巡抚福润(30)、湖南巡抚陈宝箴(31)、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32)、户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兵部尚书徐郙、东河总督任道镕(33)、南书房翰林张百熙(34)、奉天将军依克唐阿(35)、通政使安徽学政李端遇(36)、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37)、闽浙总督边宝泉(38)……

  

   由于档案保管与整理诸情事,许多档案已失,或分类不确;且我看档有限,很可能也未能周全。当时保折应不止于此数。

  

   在以上人士的保折中,最合光绪帝原诏旨意的,很可能是兵部尚书徐郙的奏折,他保举了六人:

  

   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姚文栋,沉潜笃实,专精舆地之学,尝随前出使大臣黎庶昌、洪钧、薛福成等,遍历外洋十余年之久,到处考察其兵制、舆图。复由印度至云南,穷乡僻壤人迹不到之处,裹粮深入,测量绘图,著述甚富。

  

   二品衔准补直隶清河道高骖麟,器局深稳,精究格致之学,在北洋十余年,总办船坞、机器局,力求撙节,去年创造快炮,价廉器利,精巧不让外洋。署天津河间道,讲求水利,整顿营田,数月之间,开垦至数百顷之多。

  

礼部即补员外郎于式枚,器局闳通,学问渊粹,近随大学士李鸿章遍游各国,闻见更广,才识尤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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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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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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