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网络时代美国司法对媒体预先限制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18-04-17 0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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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的传统(1966年以前):通过事后惩罚限制媒体

二、短暂的春秋(1966—1976):通过司法缄口令预先限制媒体

三、沉重的反思(2006年):30年后对司法预先限制媒体的反思

四、未来的走向(2006年以后):历史的车轮将转向何方?

  

   内容摘要:在美国,1966年以前,司法对媒体预先限制不符合宪法。但是,1966年确立了通过司法缄口令预先限制媒体的合宪性,这一做法在10年后的1976年被废除。30年后的2006年,因为一起著名的案件,学者们又开始反思要不要恢复对媒体的司法缄口令。历史的车轮将转向何方?由于美国言论自由至上的传统,回到30年前的老路上去,几乎没有可能。

  

   关键词:言论自由 预先限制 司法缄口令

  

   媒体与法院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犯罪报道和司法报道是当地新闻机构可以提供给公众的最有用和最受欢迎的内容。甚至,从长期来看,当公众了解了司法系统的程序、判决和限制时,司法系统自身也将获益匪浅。媒体希望刊登或播出关于法庭程序的报道,但是法官或诉讼当事人视媒体为公正审判的一种威胁,试图限制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在美国法律中,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与第六修正案之间的矛盾。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定,“国会不得制定……的法律:剥夺……出版自由”;尽管第一条修正案只是具体提到联邦国会,但这条规定现在保护新闻界不受无论是地方、州还是联邦各级政府的干扰。美国的开国元勋制订了第一条修正案,以使他们的新政府区别于英国政府。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实行新闻检查,并起诉那些敢于批评英国君主的人。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在1974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那样,第一条修正案的基本宗旨在于“创造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四个机构,从而对三个官方部门(行政、立法和司法)进行额外的检查。”[1]

  

   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了刑事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利。该修正案的部分条款如下:“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

  

   法院判决,公正的陪审团(impartial jury)保障是指,在审判开始时头脑开放,不带有先入之见,只受到审判过程中依法出示的证据的影响的陪审团。但是,这并不是规定,陪审团预先对案件毫不知情。事实上,陪审团来自“罪案发生地”这一规定意味着,陪审团应当对情况有所了解。简而言之,法律要求,陪审团应当是公正的。宪法《第六修正案》标准不仅适用于联邦案件,而且适用于州案件,因为通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该条款也适用于州。[2]

  

   宪法第一修正案与第六修正案冲突的两难情形经常发生于报道著名的犯罪案件。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充斥着各种各样指向定罪的信息,有可能造成法院无法找到或组成一个公正的陪审团。但是,法院是否可以通过预先限制媒体来实现审判公正呢?法院对此是非常慎重的。

  

   言论自由的权利也不是一直都像今天这样包罗万象。但是,无预先制约是言论自由最早的基本含义。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18世纪中叶撰写著名的《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时,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是“无预先制约”(lack of prior restraint)。他的意思是,政府不能够阻止某个人表达或发表他所信仰的观念,但一旦这个人说出的话属于被禁言论,他可以受到惩罚。按布莱克斯通的意思,政府虽然无法制止一个人批评政府,但可以在他批评政府之后惩办他。在17和18世纪,不列颠王国政府起诉了数百起诽谤案,并且经常施以残酷的惩罚。来到北美的英国移民带来了英国的法律,但从早期开始,理论与实践、法律文字与实际应用并不一致。殖民地议会通过了数项言论规定,但无论是皇家总督还是地方法院似乎都没有大力执行。[3]

  

   向媒体发布禁令,限制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和评论,是与美国自由理念中“言论自由不能被预先限制”的观念不相符合的,所以在1966年以前的很长时期,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同意以发布预先禁止令的方式来限制媒体对司法的报道。

  

   一、自由的传统(1966年以前):通过事后惩罚限制媒体

  

   美国通过事后惩罚限制媒体言论的法律,较早出现在1789年的《司法法》(Judiciary Act)。《司法法》规定,法院对一切侮辱或妨碍司法的言行,得处以罚金或监禁[4]。1791年,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权入宪后,对藐视法庭罪的正当性的质疑声便多了起来。1789年司法委员会法授予联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所有在法庭听审中的藐视法庭行为处以“罚款或监禁”,这被认为是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官James Peck对一个已经“不在法院”(该案件在上诉中)的律师刊登批评法官的文章定为藐视法庭罪。作为回应,美国国会的反应是,1831年,限制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承认普通法:(1)任何人在其面前或附近(in its presence or so near thereto as to)阻碍法院管理或者司法审判的不端行为;(2)任何人在法院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中的不端行为;(3)不服从或抗拒法院合法令状、程序、规则、法令或命令(lawful writ, process, order, rule, decree, or command)的行为。[5]该法令的颁布、施行使藐视法庭罪的适用范围、对象受到了更大的限制[6]。该法令规定,联邦法官仅能即决性地惩罚发生在法庭内的不当言行及“近乎”或“附近的”妨碍司法的不当言行。

  

   这样,媒体言论因为并非法院“附近的”的言行而应当在“藐视法庭罪”内容之外,然而这一法令并没有立即改变出版物屡次被判藐视法庭罪的命运。原因在于:一是该限制只是约束了联邦法院对法庭外发表言论的直接处罚。一般情况下,藐视法庭罪是由法官在不必遵守“控审分离”原则下直接处罚的,对于媒体言论,虽然法院不能直接加以处罚,但是可以通过由检察官提起诉讼并经一定诉讼程序对发表不当言论者施以惩罚;二是1831年的这一法令针对的是联邦法院,并不适用于州法院,州法院法官仍然可以对媒体报道评论司法的言论进行处罚。正因为如此,这一权力现在仍然规定在美国法典 “法院的权力”条款(18 U.S.C.A. §401)中。不过,2002年的修正案将处罚条款中的“直接处罚款或者监禁或者同时处以罚款和监禁”修改为只能 “选择处以罚款或者监禁”。[7]

  

   1941年以前,对于媒体言论构成的藐视法庭罪的条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审而未决原则”(pendency),即在诉讼进行中即案件尚未做出判决前,出版物不得针对法庭和法官进行批评,不得发表未加证实的案情消息;二是“合理倾向”原则(reasonable tendency),即批评只要具有法官所认定的可能影响司法运作的“合理倾向”,就可加予惩罚。[8]确立该原则的案例是1918年Toledo Newspaper Co. v. U.S案[9]。该案中一家叫做Toledo News Bee的报纸发表文章和讽刺漫画抨击正在审理另一案件的法官。最高法院认为1831年法令中的“near”一词为“近乎”之意,而该报的批评即具有“近乎”妨碍司法的“合理倾向”,构成藐视法庭罪,一审、二审的有罪判决并未抵触宪法第一修正案。此后,尚有一系列的案件表明,被告因为不当评论法院、法官或陪审员而获罪。[10]美国每个州都规定藐视法庭罪,其规范内容大同小异。但是,媒体报道正在诉讼中的案件是否可以违反此种法律来处罚,则涉及到人民(媒体)的言论自由权的限制问题。在20世纪50、60年代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先后在四个案件中审核这一问题。[11]

  

   1941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Nye v. United States[12]一案的判决对“近乎”一词的内涵缩小为仅具有地理上的涵义,而不包括因果上的含义。同年著名的Bridge v. California案[13]确立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即只有存在着对正常司法程序的一种“极其严重的”实际恶意并且存在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情况的出现,适用藐视法庭罪才不失为正当。对媒体报道司法构成藐视法庭罪的条件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

  

   在实践中,由于出版物言论极少可能构成一种“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因此,自1941年以后联邦最高法院一直不允许以藐视法庭罪惩罚媒体[14]。有人指出,“对于媒体向公众通告审判事宜的能力而言,事后刑事惩罚或许和预先约束或司法限制言论令一样危险。”[15]联邦最高法院在1951年的“谢泼德案’(Shepherd v. Florida, 341 U. S. 50, 53(1951) )中,更明确地指出:报纸如果要享受宪法所赋予的自由,就必须不能剥夺被告享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1964年的《约翰·F.肯尼迪遇刺事件总统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President Commission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即通常所说的沃伦委员会报告进一步将社会关注引向了新闻报道对司法程序的威胁。该委员会批评媒体大肆报道被指控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德(Lee Harvey Oswald),进而怀疑:如果奥斯瓦德在他被捕几天之后没有被杀,那么他能否接受公正的审判呢?委员会认识到,美国民众,事实上是全世界的民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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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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