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17-08-15 10: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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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关键字:天津商会  选举制度  公推票举

  

   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迅速开展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关于商会的投票选举制度,已有的相关论著也从不同角度有所提及,但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题论述的成果并不多见,仍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1)揆诸史实,可知商会的投票选举制度是伴随着商会从西方的引入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并非孕育于中国本土。而在商会投票选举制度产生及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与民间工商界人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但应该注意的是,在商会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各地区的商会既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甚至也并非每个商会都主动接受投票选举的制度安排,因此笼统而论难免失之偏颇,需要进行更多的个案考察和分析。天津商会是1904年中国商会正式诞生后,于当年在全国最早成立的少数商会之一,其后不仅在华北地区的众多商会中堪称翘楚,而且也位于清末民初著名的全国八大商会前列(3),但其投票选举制度的建立却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曲折演进过程,具有相当的个案研究价值。正因如此,本文主要对清末到民国时期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发展变化进行初步探讨。

  

   一、清末天津商会的“公推”制度

  

   在保存至今的上海和苏州商会档案中,不难看到有关这两个商会清末民初职员选举的大量资料。天津商会档案虽是国内保存数量最多也最为完整的珍贵商会资料之一,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卷帙浩繁的天津商会档案中,我们却发现有关清末天津商会职员选举制度以及有关选举活动的记载为数甚少,这可以说是天津商会较为独特的历史现象。实际上,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是天津商会对选举问题持有不同于上海、苏州商会的认识和态度,并且采取了不同于上海、苏州商会投票选举的一种“公推”制度。

  

   天津商务总会正式成立于1904年11月,在此之前只有上海商务总会等为数极少的几个商会诞生,这几个商会也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一批商会,在当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示范作用。另外,上海商务总会系由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而成,天津商务总会则是由1903年成立的天津商务公所演变而来,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时拟订的章程已开始对选举问题有所涉及,规定总董、董事均由会友大会选举产生,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修订的上海商务总会第二次暂行试办详细章程,对投票选举制度又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从表面上看,天津商务公所建立时在暂行章程中也曾提及“公举”董事。该章程第二条说明:“天津商情涣散,互相倾轧,现设商务公所以资联络。拟令各行商业大者公举董事二人,小者一人,以便详求受病之原及救急之法,和衷共济,一洗从前积习。”(4)但这里所说的“公举”,其实际涵义乃为“公推”而非投票选举。1904年5月商务公所商董筹备成立天津商务总会时,也并未重视制定投票选举制度。在其最先拟订的《商会就地便宜章程二十条》中,没有明确规定总理、董事等职员由投票选举产生。参与其事的商董仍受商务公所时期“公举”制度的影响,对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相关条文的理解也有偏差,在呈请将商务公所改组为商务总会时,该“商等查部章第四条,商会之总理协理须由各行董保荐”,遂据此保荐原商务公所四大商董中的宁世福为总理,王贤宾为协理,另保荐么联元和卞煜光为坐办。(5)据《大公报》记载,商务公所诸董集议设立商会公推总、协理时,被推举之“诸绅等再四逊让,谓正在将行举办、需才孔殷之际,诚恐才不胜任,欲告退以便各行商董选保贤能总理等人,以专责成。各行商等集议,以诸绅素为各行所悦服,非该绅等难负此任。(6)实际上,部订章程要求总、协理必须由会董“公推”,会董则必须就地由商家“公举”,而不是保荐。因此,直隶总督袁世凯批示天津商会修改便宜章程:“总会之总理协理,分会之总理,应由各会董会议公推,分会董事应由各商家公举,仍应遵照部章及会议通例章程办理,期收得人之效。”(7)

  

   但是,1905年天津商会重新拟订的试办便宜章程中,第4条仍含糊地说会董由商会总理“先约会董十数员”,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直隶总督袁世凯再次批示此条必须修改:“一曰公举宜实行也。查部章第五款商会董事应由就地各商家公举为定,总会自二十员以至五十员为率。今该会第四款云,本会遵照部章先约会董十数员,不曰公举而曰约,似总理、协理、坐办即有无限之权。查部章商会董事应由各商家公举,而总理、协理由各会董会议公推,所以联络商情允孚众望者,全在‘公举’二字为之枢纽,非少数之总理等人可以任便纠约也。”另外,袁世凯还认为“坐办宜裁撤也”,因部章“本无坐办名目”。这里所说的会董由商家“公举”,是指会董必须经由商家推举产生。接到这一批示后,天津商会对试办便宜章程进行了修改,确定“商会遵照部令,先令各商家公举会董十数员,由十数员内拣选评议会董四人、会计会董二人、庶务会董二人,常川到会监理各项事宜,以期实事求是。倘遇疑难事件,准临时公举,惟不得逾部章五十员之数,以示限制”。这一具体情况表明,清末商会引进并实施选举制度,也有一个认识和学习的过程,并非都像上海商会那样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同时也说明清朝官员在商会选举制度建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与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商部对袁世凯提出的批示修改意见,除表示对会董应由商家选举之改动予以肯定外,对设立坐办一条却准允通融。商部认为:“坐办名目虽为部章所无,现在风气初开,各处商会甫经设立,不得不量予变通,期得实际。上海商务总会总、协理外,亦经本部札派坐办有案。盖总、协理类皆事务稍繁之人,而会中一切事宜,必须有常川驻会者以资经理。该会章程第二十条所拟,本会坐办有管辖全会收发各项事件之权,是坐办权限不过管辖收发各事,核与本部添派坐办之意尚属相符,自不虞于总、协理办事之权有所侵越。”(8)

  

   另外,有关会员的选举在天津商会修订的章程中也略有不同之处。在清末,上海和苏州商会都规定会员由入会的各行、帮商家选举,并以缴纳会费的多少确定不同的会员名额。其人数最多的成员主要是各行帮的会友,上海商会会友年纳会费12两,苏州商会会友“岁捐会费12元”,会员的人数并不多,由会友选举产生,基本上都是各行帮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比较突出的商董。清末的天津商会无会员和会友这样的不同称呼,但规定“无论何项商业,凡允认常年会费四元以上者,均得入会”。入会者实际上相当于上海、苏州商会的会友,但年纳会费少得多。除会董之外,天津商会还有所谓行董,即各行董事,相当于上海、苏州商会的会员。天津商会的行董从表面上看也以各行商家公举的方式产生。1903年天津商务公所成立时,“各行商业大者公举董事二人,小者一人”。商会成立后,“各行董事仍援商务公所旧章,大行三、四员,小行一、二员,应由就地各商家公举为定。(9)但天津商会没有像上海、苏州商会那样以缴纳会费的数额的差异,确定各行帮选举会员的名额,而且所谓“公举”实际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票选举,仍然是采取“公推”方式。整体而言,清末的天津商会与上海、苏州等地的商会相比较,在选举制度的建设方面并无多少建树,甚至显得较为保守。这不仅反映在上述天津商会成立时拟订的章程中没有明确制定有关投票选举的制度,仍然试图沿袭传统行会推选董事的方式,而且当这一问题被政府官员指出并要求修改时,天津商会也只是在章程中写出简单的几句话,并未像上海、苏州等商会那样在章程中列出“选举”的专章,制定详细的相关条文,更没有像苏州商会那样另行拟订选举章程。当时,最早成立的上海商会拟订的章程,曾被许多商会自行制订章程时作为范本加以参照,包括其选举制度在内的规定均为许多商会的章程所采纳。时人记载:“中国商埠之中,集全体商人而设公共机关,自上海始也……余往办华商联合报,曾调查各处商会章程,类皆沿袭沪会,所损益无多也。”(10)然而,天津商会却没有借鉴上海商会制定的投票选举制度。在天津商会正式成立之前,时任商部左参议的王清穆还曾专门致函宁世福、王竹林等天津商董,说明“沪埠商会业已开办,谨上章程二册,务祈台端迅速联合绅商,斟酌时宜,参照沪会章程,克日举办报部,由部颁给关防。凡有陈请,即可径行达部核办,而一切应兴应革之举,亦得随时具报,实于商务大有裨益。”(11)在保存完好的清末天津商会档案资料中,我们也查到当时商部寄给天津商会参考的光绪三十年五月上海商务总会第二次拟订的暂行试办章程,该章程已对选举制度列出专章作了详细的规定,按理说天津商会并不是没有看到上海商会的章程,也完全有借鉴和参照上海商会所定选举制度的条件,但天津商会却没有像其他许多商会那样加以仿效。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天津商会对选举制度的建设并未予以充分的重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经过袁世凯和商部的数次批示,天津商会虽然在修订的试办便宜章程中写上了“遵照部令,先令各商家公举会董十数员”这样的条文,但却并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天津商会此后已开始真正实行投票选举制度,还需要通过具体考察相关史实才能知晓其“公举”的确切涵义,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美国驻津总领事若士得向天津商会函询有关章程及职员情况时,天津商会在复函中明确回答:“天津商务总会之设,系遵照农工商部奏定章程参拟会章办理。所有驻会办事各员,均由各商选举,分任职司。”(12)从天津商会的这一复函看,似乎其所有职员都是由商家“选举”产生,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当时的天津商会已经实行投票选举制度。但严格说来,天津商会的所谓“选举”并不是指投票选举的方式,而仍然是一种带有传统色彩的“公推”方法。真正实施投票选举的上海、苏州等许多商会,在每次会董换届改选前都要发布选举通告,不仅有关选举的过程以及相关具体情况的记载在档案中均保存完好,而且改选后又将选举结果包括各位当选会董的名单以及获得的不同票数,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上予以公布。随后的总、协理投票选举通告和选举结果,也照此在报上公布。但是,在保存完好的清末天津商会档案中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关于投票选举会董和总、协理的具体资料,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上也同样找不到有关天津商会投票选举结果的报道。这实际上是证明了天津商会并没有真正实行投票选举制度。因为换届改选对于商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商会档案中一定会有详细记载,在当地的报纸上一般也应有报道。就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商会资料,只要是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即使是资料保存并不完整,也都无一例外地在这方面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记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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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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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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