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17-06-27 1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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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与民间互动视野下的近代所得税研究”(13BZS051)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关键词:沦陷时期;天津商会;税收

  

   在近代税收体系由衣业税向工商税演进的过程中,商会作为商人利益之集体代言者,在事实上具有“纳税人团体”的属性,在政府的税政实施和商人的税权表达方面均担负重要角色。在早期发展及战前历程中,商会在税收问题上都有着积极表现。(1)在抗战时期,税收为财政与军事根基,国统区和沦陷区都重视借用商会来协行税政,汇聚资源。然正邪有分,是非有别,一为抗战建国,一为助纣为虐,对商会行为的政治与道德评判云泥可见。但显然不能仅满足于此,只有深入过程,见之于行事,才能深入理解沦陷区税收体制的运作机制。

  

   天津于1937年7月陷落,不久即成立治安维持会。日本占领当局将商会主席王竹林,常委王晓岩、邸玉堂均拉拢入瓮。(2)到9月22日,伪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成立,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天津作为华北经济中心,始终是日本竭力掌控的战略要地。1940年3月,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商会原有领导层纷纷称病请辞,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初则维持商会现状,继则根据日本兴亚院、华北政务委员会之要求,选择亲日分子及投敌分子执掌商会,不断强化天津商会的组织系统。(3)日本占领当局及日伪政权为稳定财政基础,继承了国民政府的税收行政和制度体系。在正式税务行政机构之外,还重视运用商会作为协助税政的工具。学界关于天津商会的研究已经极为宏富,对战前商会与税收之关系也有深入讨论,但沦陷时期天津商会如何参与税收征稽的影像依然模糊。本文主要运用天津商会档案史料,以所得税和营业税作为讨论中心,分析商会在两大税类征稽中的实际角色。(4)

  

   —、沦陷初期的税政延续及商会改选

  

   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成立之后,伪市财政局即派员接收税源,作为市库开支之用。1937年8月,财政局代管统税管理所,要求“一切仍照向章办理”。到11月,京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将统税局、印花烟酒税局、所得税办事处、禁烟清查处等原有征收机关合并改组。根据区域税类划分标准,冀晋察绥区天津分区统税管理所、河北印花烟酒税局第七区烟酒稽征分局、冀晋清查总处天津办事处等机关改组为天津国税管理署,2月1日起开始办公,署长为彭乐韬。(5)1938年1月,国税管理署根据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税总署之命令,改组为天津统税分局“所有各该管理署经管之统税、印花税、烟酒税、所得税、矿产税及禁烟清查事项,仍应照旧办理,并饬原有职员务各振刷精神,照前安心供职,不得稍事疏懈。”(6)政权属性转换,但税收作为财政基础的性质一仍其旧。

  

   及至汪伪政府成立之后,其基本政策也是全面接受国民政府的税收体系并加以整顿改造,以之作为伪政府的财政来源。1940年3月,周佛海就任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财政部下辖关务署、税务署、盐务署、赋税司等三署五司一处。关税、盐税和统税,在汪伪政权的税收结构中占居主要地位。税务署掌管的税类还包括出厂税、印花税、烟酒税等。(7)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事务相对独立,天津的经济及税务需接受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管理。天津的所得税归属在津统税分局征管,营业税则由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财政局所设立的营业税征收处主管。

  

   在商会的组织脉络方面,日本占领当局在组建地方维持会之时,就将商会主席王竹林等人纳入其中。但除少数亲日者外,商会领导层纷纷称病请辞。在华日本特务机关虽认为“旧商会法有与现时施政抵触之处”但在改订新法之前,仍以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的《商会法》及施行细则为原则,要求商会暂时维持现状。在组织制度上,因原商会、公会系用主席之名“系沿用党政府规定,亦嫌不合,应一律改用会长名义,以符名实”将执行委员改为董事,监察委员改为监事。(8)然在天津沦陷之后,经济及社会秩序混乱,无法外迁的商人不得不就[地生存,更加迫切需要商会能够出面周旋,维持空间,抵灾消妄。同业公会曾吁请常委王晓岩打消辞意,到会办公。(9)按照原定时间,商会应在1938年底改选,商会曾请示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是否改选,公署批复:“查旧商会法有与现时施政抵触之处,正由实业部厘订修改中,在未奉颁布以前,自应暂缓改选。”(10)

  

   到1940年3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先后指定邸玉堂、焦世卿、孙冰如、屈秀章、王子寿、刘静山、徐新民等24人为整理委员,负责商会改组事宜。1940年8月,市公署颁布《天津市商会改选方案》,对商会会员进行重新登记,领导层进行重新选举。9月底,商会完成改选,刘静山当选会长,焦世卿、屈秀章、邸玉堂、孙冰如为常务董事。(11)各业同业公会希望商会能够继续运转,而伪政府也有借重商会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商会的组织生命得以延续。只是在日军刺刀威逼之下,一般商人不愿出面担任商会职务,既违大义,又担心被日军利用。最后日本特务机构和伪市公署所挑选者,也基本是亲日投日或与日本经济往来密切的商人。

  

   在战前即担任商会会长的王竹林,本为津门商业名宿,早年以经营盐业致富。在1903年就担任过天津商务总会总董,后又担任过长芦纲总,与华竹绸布庄股东景竹洲接办日本大阪公司的华账房。在1936年的天津商会改选中,当选为天津市商会的会长。不意晚节不保,天津沦陷后,就参加了维持会任委员。1938年,在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成立后,还出任伪长芦盐运使,年底被锄奸团刺杀毙命。(12)刘静山早年在天津英租界经营祥泰义洋酒果品店,后曾拜入青帮,借助帮派势力结交达官显贵。天津陷落之后,更是各方钻营,伺机获利。在1939年成为干鲜果品同业公会会长,1940年被日本人相中担任天津商会会长。(13)继刘之后担任会长的邸玉堂本开设晋丰五金行及晋隆商行,商号业务专营日本进口五金。1932年创办亨通贸易公司,1933年任天津五金同业公会会长。天津沦陷后,他成为地方维持会的委员,后也担任商会会长。(14)以此3人之作为看,很难期待能够与日本占领当局和伪政府抗衡。在日本特务机构及伪市公署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会,其社会合法性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同业公会在1940年也获准进行改选。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转发伪实业总署训令表示同意。天津市商会成立了各业公会改选监选委员会,呈请伪市公署核准后进行。商会拟定了强化各业公会一般标准,要求:各级公会职员必须一人一职,不得兼任;各级公会必须慎选人才;各公会必须有固定会址及办公设备;各公会必须有电话。还拟定有调整各级公会人事暨收支预算标准大纲,将公会分为7级。甲级全年必须有预备费4000元,每月经费最低标准为1000元。最低的庚级公会会费100元,预备费为100元。(15)强化商会和同业公会,是为了给政策施行和经济控制增强组织力。

  

   在商会的人事及业务关系上,日本占领当局及伪政权有直接干预与监督权。依天津商会向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之呈报,伪市公署是商会的主管监督机关,实业总署是商会之上级机关“商会有接受命令之责”。宪兵队可委托商会代查事务,特务机关“对于统制特效及核定货物价格,为期施行合理计,每有召集商会陈述意见”。统税局专司征税“如施行征收捐税或变更税则,以及征税手续有改革时,得征商会意见”。(16)表面上写的是征询商会意见,委托商会办事,但实际上将商会视为社会控制体系的延伸。在税收事务方面,文字所述强调征税手续“得征商会意见”,实际上是需要商会在征税之中承担委托任务。

  

   强化商人团体的政策一直在持续。1942年1月,汪伪国民政府颁布《修正商会法》。8月,伪天津市社会局为“彻底推行协定价格及明码制运动”,召集各商会、公会会长,要求强化商业机构,其具体办法是强制要求商号加入同业公会,划一公会章程,协助商会及公会收取会费,整理各公会人事等。(17)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亦于1942年7月颁布了《商会统制暂行办法》及《工商同业公会统制暂行办法》,试图通过强化商人团体来提升经济控制能力。(18)1943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又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暂行条例》。(19)从商会到同业公会,伪政权一直在努力加强商会的组织体系,并企图以此为中介来强化其政策执行效力。商会也希望经由组织交涉来维护经济生存。1942年7月,天津商会拟定《天津特别市官商联合恳谈会组织规则》,言明目的在于“应合时代需要,遂行新经济体制,沟通官商情感,免除上下隔阂”其所列组成人员包括天津商会会长、常务董事及各同业公会会长,其余均为日本占领当局及天津伪政府之代表,如市陆军特务机关经济班、宪兵队经济班、兴亚院天津派遣员事务所、日本领事馆负责经济事务方面的代表,还有伪市公署社会局、警察局特高科、铁路局运输处、联合准备银行外汇局天津办事处代表。初定为每月例会,开支由商会负责。(20)笔者尚未看到“恳谈会”如何进行的材料。商会希望通过“恳谈”来委曲求全,但在沦陷的政治环境下,其与日本占领当局、伪政权已经失去法律上的平等权,其团体话语权也大为削减。

  

   显然,不论是宏观的殖民统治之中,还是在地方政权的控制之下,商会都被赋予了相应职责,成为日本占领当局经济控制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商会的组织与人事的改选,也达到了对商会的直接控制目的。商会的组织化与商会的代表性在名义上得到延续,但是由于领导层与会员的脱节,商会在实际上是否能够发挥其维护商利的职责,则属疑问。

  

   二、所得税后援会之成立及停征交涉

  

   南京国民政府久经酝酿,排除万难,方在1936年成功开征部分所得税,1937年1月方全面开征三类所得税。国民政府之初衷,是以具备直接税特性的所得税弥补开支,并推动财政结构之合理化。天津陷落之后,维持会不愿放弃到手的财源,仍然继续征收所得税。

  

因为新税未稳,商界希望借此变局减税。1938年9月9日,天津商会召集的各同业公会主席代表大会,专门讨论所得税问题。天津市各业公会认为“津市自事变以来,百业萧条,一蹶不振,各商大半外强中枯,终日坐食,有余力者勉强支持,无办法者相继倒闭,市面不景气不堪言状”,此时如征收所得税,增加商人负担“不啻驱民于水火”因此,提议组织天津市各业公会请求停征所得税后援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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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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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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