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天津商会的改选及其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 次 更新时间:2017-04-20 12:30:17

进入专题: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天津商会     换届改选     政府  

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天津商会两次换届改选过程中,政府都没有直接加以操纵和控制,而是由商会自主进行。即使是商会与同业公会之间就改选出现了严重争议,政府也没有借机干预,故商会仍然能够像以往那样自主进行职员和领导人的选举继续保持了原有的独立性。尽管如此,天津商会的发展却一直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局,甚至经常连会务都无法正常維持而处于瘫痪状态,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在各方面打压民间社团的发展空间,而主要应从当时天津工商业发展困难以及商会自身寻求原因。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天津商会;换届改选;政府

  

   近代中国的许多商会自清末成立后即实行了投票选举制度,后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显示出明显的现代特征。但天津商会在清末一直推行所谓领导人“公推”制度,拒绝“票举”,直至1915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明确规定,所有商会的会董和正副会长都必须一律实行投票选举,才被迫从“公推”改为“票举”。不过,1918年天津商会首次实行投票选举正副会长之后,却曾经遭遇日本驻津领事的蛮横干预,下一届选举时又被会员指控发生选举舞弊案,致使天津商会的选举多年陷入困顿。(1)可以说,天津商会与其他许多商会都不一样,在实行选举制度后碰到了各种意外困难,一直都非常不顺利。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商会的选举制度有何发展变化?具体实施情况如何?无疑值得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结束了10余年动荡的军阀混战时期,也使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从理论上,人们很容易推断出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结束了一轮又一轮的军阀混战,将会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开创良好的新局面,商会也将随之发挥更为突出的功能与作用,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理论推断常常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究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商会是否随之进入了一个良好的新发展时期,透过天津商会的改选或许也可从一个侧面进行个案分析。

  

   不仅如此,就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而言,大多数论著都强调国民党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实行一党专制,通过各种手段对包括商会在内的民间社团进行干预和控制,使商会以及其他许多社团遭遇前所未有的厄运,基本上丧失了民间独立性。但是,绝大多数论著在得出这种结论之前,却并没有对国民政府建立后商会的实际运作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实际上也带有某种推断性质。对这一结论,同样也可从天津商会改选的过程重新进行探讨。

  

   因此,本文拟以天津商会为研究对象做一实证性的个案研宄。当然,个案考察的结论无疑也有着应用范围的限制,不能简单地推而广之,其研究目的也并非为了完全推翻原有的整个结论,而是帮助我们对上述问题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进而加深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多向性与复杂性。

  

   一、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天津总商会的首次改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不久,商会就曾遭遇过一次生存危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曾经提出:“旧有商会组织不良,失却领导商人之地位”,向国民党中央商人部“请求撤销全国旧商会,以商民协会为领导之机关”。中央商人部也一度接受此项要求,准备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该议案。1927年11月上海总商会获悉这一消息,专门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对策,会后致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强烈反对撤销商会,并要求转呈国民党中央“请从速妥订商会法,颁布全国,俾资遵循,庶得统一组织之实,而于商情亦不致扦格”(2)。随后,冯少山还以上海总商会主席委员身份发表数篇长文,以强硬的口吻列举商民协会无法替代商会以及商会不能撤销之种种理由。为了壮大声势和影响,上海总商会又于12月电邀全国各地商会派代表在沪召开了各省商会联合会大会,会后呈文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表示“商会系法定机关,其组织皆根据商会法”,不能随意撤销;同时为革除当时舆论所批评之商会存在的弊端,主动提出商会改良方案,内容包括废止原有的会长制,改为执监委员制,会员不限男子,减少会费以便普及;最后则强烈呼吁“请准撤销中央商人部废止商会提案”(3)。另外,各省商会联合会暨总商会还拟具了商会改组大纲。在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各地商会的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于1928年训令各商会筹备改选改组事宜,于新商会法未颁布之前,按照上海各省商联会总事务所呈送的商会改组大纲,斟酌地方情形分别办理。

  

   现在我们来看天津商会的具体情况。此前,天津总商会会长张仲元曾提出辞职,经在会的各同业公会一再挽留后打消此意。因本届正副会长系1927年选举产生,故天津总商会在1928年并未按照商会改组大纲进行改选和改组,只是经由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改用“天津特别市总商会关防”。1929年8月新商会法颁布,其中对商会会员、职员的设置及其选举作出了若干新的规定,也为包括天津总商会在内的各地商会的选举制定了相关原则。

  

   关于会员分为两种,一为公会会员,二为商店会员,由各业按照章程选举产生。公会会员由每个公会选举1人,“但其最近一年间平均使用人数超过15人者,就其超过之人数每满15人得増加代表1人,惟其代表人数至多不得逾21人”。商店会员指商业法人、或商店别无同业,或虽有同业而无同业公会之组织者,每店举出代表1人为会员,“其平均一年间之平均使用人数超过15人者,就其超过之人数,每满15人得増加代表1人,惟其代表人数至多不得逾3人”。无论是公会会员还是商店会员,“均有表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关于职员,新商会法规定不再设会董和正副会长,天津商会此前还设有“行董改设执行委员15人,监察委员7人,在执行委员会中互选常务委员,另在常务委员中选举1人任主席。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之任期均为4年每2年改选半数,不得连任。(4)

  

   显而易见,新商会法既然规定商会会员分为公会会员和商店会员,于是同业公会是否健全和完善,非公会之商店会员如何确定会员人数,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商会改选是否能够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天津总商会在改选过程中即遭遇到相关问题。新商会法颁布后,原会董杨明僧两次致函天津总商会指出改选中必然会碰到的难题,认为“此次本会改组,若将公会抛弃,完全采用商店会员,恐于法律不合。再商店会员,某号应出代表一、二人,某号应出代表二、三人,本会无所稽考,若仅凭商号自认,恐将来结果应多者反少,应少者反多,流弊甚大,争执无穷。”此外,商店会员必须是同业不足7家者,不能组成公会,才能举代表一人成为商会会员。因1928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工商业公会之设立,须有同业公司、行号7家以上之发起。为了使商会的改组顺利进行,杨明僧建议“应先改组及成立同业公会,然后使其依法推举代表,其不能组成公会者为商店会员,亦应依法推举商店会员,以期勿缺勿滥。”但天津总商会考虑到重组同业公会将耗费时日,所以起初并未重视这一建议,仍拟采取“以商店代表为会员之办法”。杨又再次上书总商会,阐明此项办法甚为不妥,其结果势必导致同业商号众多但己成立同业公会的行业推举代表受到限制,而同业商号较少未成立同业公会的行业却能够得以多推举代表,尤其是天津工商同业公会原本己皆具雏形,不能弃之不顾,否则会给总商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5)

  

   类似的争议并非仅在天津出现,广东梅县商会和上海银行公会当时都曾因同样的问题上书当地官厅,地方官厅则转请工商部解释答复。面对这一争议,1930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又对相关问题予以补充说明和规定,指明虽有同业而无同业公会之组织者,系指同一区域内之同业不满7家者而言,己满7家则必须成立同业公会,不得以商店资格加入商会。这一规定与上述杨明僧的解释完全吻合。细则还说明“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由会员大会就代表中用无记名连举法选任之,不得按业摊派或分业自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常务委员在执行委员中以无记名连举法选出,主席由执行委员会就当选之常务委员中用无记名单记法选举,以得票满投票人之半数者为当选,若一次不能选出,应就得票最多数之二人决选之。(6)

  

   从理论上说,既然新商会法及其施行细则己就选举制订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与说明,各地商会照此执行即可,不会再有什么阻碍和争议,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却仍然并非如此。在天津正当各业在总商会安排下重组同业公会时,警备司令部却下令称“值此军事时期,津埠治安关系甚大”,据此宣布全城戒严,禁止开会、结社,使同业公会的重组无法进行。总商会呈请天津特别市政府准予通融,但警备司令部仍要求暂缓办理。与此同时,天津特别市却于1930年8月初训令社会局催促总商会迅速改组,因新商会法颁布时曾要求各商会在一年内完成改组,而“现在法定限期瞬将届满”。总商会回函详细说明了改组停顿的原因:新《商会法》于八月间正式公布,自应积极进行。不过,此次《商会法》规定,乃系先从下级做起,凡各行旧有同业公会组织者,一律依法改组,其向无同业公会组织及同业商号满7家以上者,均应依法组织公会,然后由公会推举代表,完成公会会员,再加以同业商号不满7家之商店会员,始能进行商会选举。是此次《商会法》既规定以同业公会为基础,而各行同业之有公会与无公会者,核计不下60余业,一律依法改组并联合重新组织,原非短期所能办竣,故敝会于奉颁新法之后,迭经开会,对于各业公会之改组与创立,分别详加指导,制成方案,严定限期,以期早日观成。不意正在积极进行之际,而地方忽告戒严,禁止开会,所有各业正在组织者,多遭警宪之干涉,商人纷纷报告,敝会无可如何,不得不暂行停顿。嗣鉴于解严无期,而敝会应付一切备感艰困,急待改组,故于本年五月间,又呈市长并函公安局,沥陈改组情形,请对各业组织公会开会特予通融,免加干涉,俾期如限办竣。”结果仍遭拒绝。“敝会夙夜在念,无可解除之痛苦,究应如何通融,以期进行办理之处,相应据情函复,敬希贵局查照,核示一切,至感公谊”。(7)

  

总商会所说之困难当属实情,而且这一困难非总商会自身努力即可解决,必须得到官厅的支持。社会局一方面要求总商会先就己改组之公会及未改组之商店分别通告推选会员代表依法进行,另一方面呈请市政府咨请警备司令部准予通融办理。8月底,警备司令部答复“此次商会开会,关系甚属重要,自可准其举行。至开会日期及时间,应请查照,先期示知,以便转饬警宪届时莅场维持。”这显然是官方的通融之举,但此项通融仅系准许总商会开会改选,并非同意各业开会重组同业公会。总商会认为仅就己改组之公会及未改组之商店分别推选会员进行改选,仍然无法进行。因按照新商会法之规定,己改组之公会,虽会员多至数百家,而其代表人数每会以21人为限,未改组或未成立公会之商店会员,每家即可推举3人,该业若有商号200余家,即可推举代表600余人,严格限定每一商店推举1人,也仍有代表200余人,“况如此限定,依法尚有未能,若与已改组之公会相较,其代表不啻霄壤之别,事实之不平如此,选举自难免纷争。”因此,只有同业满7家者均重组同业公会推举会员代表后,总商会才能进行改选,“商会改组之迟速,完全系于公会成立之急缓”。总商会进而提出各同业公会之尚未改组与正待组织者,仍有40余行,所有征询意见、讨论章程及选举职员等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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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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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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