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烈: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公法学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1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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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烈  

   【摘要】 40年来,我国国际公法研究与改革开放同步并行,经历了重整恢复、扩张积累和创新提升三个阶段,在立足本国实践、合理借鉴国外先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法理论。改革开放促进了国际公法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反过来,国际公法研究也为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抚昔望远,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学者将会更多地参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国际法治,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中国贡献”。

   【中文关键词】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公法学;研究述评

  

一、小引:新中国国际公法研究的起步与停滞

  

   近代国际公法因清末洋务运动传入中国,虽在对外交涉中被倚为有用工具,但直到清民鼎革都终未能作为近代法律科学的一部分在中国扎根。民国代清之后,全面师法西方,因英美国际公法学科发达,中国学者习公法者多选择留学英美。这些民国学者,多属社会知识上层,在意识上进步爱国,厌恶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对中共持同情态度。

   正因为此,当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大部分国际公法优秀学者都没有赴台去美。少数政治进步、影响大者(周鲠生、李浩培、倪征日奥等),被作为法律专家调入外交部等中央机关,其他学者则多继续在大学留用。1952年中央开始院系调整,建立苏式专科大学来取代民国大学体系。在调整中,以英美法教学传统为底色的民国国际法重镇,如东吴大学、武汉大学等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大学的国际公法教师除部分北上外,相当部分流失了,国际公法的大学教研中心因此从江浙、武汉转移到了北京。除院系调整外,创设官方科学院系统也是效仿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1950年代中后期留苏学生陆续学成回国,其中优秀者进入了1959年成立的中科院法学所国际法组,由此形成了大学和科学院“双体系结构”。

   为有一个新的起点,从1952年院系调整时起,各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教学即被中断,直到新教材出炉、师资初步整顿后才逐步于1956年后恢复。在此期间,为利新教材建设之需,一批重要的苏联国际公法著作被突击翻译出版,包括柯席乌尼科夫的《斯大林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柯罗文的《现阶段的国际法》、维辛斯基的《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等。师资的整顿呈现一种“三结合”特点,即留用的民国学者需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学习苏联国际公法理论,留苏归国的年轻学者需对西方国际公法理论作批判性研究,而两类学者都需要联系中国实践、走中国化道路。而这也启示了当代中国国际公法理论发展的方向。

   应该讲,当代中国国际公法教学和研究在绝大程度上是重构体系和另起炉灶,除事情本身的复杂和困难外,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风云起伏也不断冲击和影响着这一进程。1957年反右运动中,法学界不幸沦为重灾区,而有英美学习背景的学者又首当其冲,如***崖、陈体强等都因此受到冲击。60年代各种运动不断,加之中苏交恶、政治氛围紧张,学者们恐因言取祸,期刊报纸上国际公法论文的发表数量大幅萎缩,正常的教学研究已很难维持。这一局面的恶化,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达到了顶峰。

   文革十年,新中国国际公法学科初蕊方绽便被摧落于疾风暴雨之中。动乱所及,多数大学政法院系被迫解散,教学中断,教师转行、资料散失。随着法学刊物停刊,文革中再无国际公法论文面世,刚刚搭起的国际公法学术体系一夜瓦解,有组织的研究工作几近于无——外交部系统和北大法律系是侥幸未被文革大潮淹没的孤岛,“收容、庇护”了周鲠生、李浩培、倪征日奥、***崖、陈体强等一干最优秀的学者,为国际公法学科留存了薪火重燃的希望。

   文革初期,学者们不得不被政治运动风暴所裹挟,其情形多如李浩培先生所回忆的那样,“大部分的时间都被运动占去,或是开某人的斗争会、写关于某人的调查材料,或是交待自己的政治问题。”[1]其后他们被下放干校劳动,喂猪拾粪,无所不为。尽管周遭环境无比恶劣,这些学者们放不下他们所钟情的学术事业,不甘搁笔伏枥,仍利用劳动或运动后的私余时间从事国际公法研究,以此慰藉心灵、寄托生命的意义。几部让后辈学者仰止的经典著作,如***崖、陈体强所译的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第8版、李浩培翻译的菲德罗斯《国际法》、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等,都是他们籍学术心火抗拒人生黑暗的实物见证。

   1972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关系改善,外交法律工作重要性再次被关注,国际公法学者们的处境略有好转。***崖、陈体强所译《奥本海国际法》(劳特派特修订,第8版)和周鲠生1964年完成的遗作《国际法》得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这些迹象隐约预示着严冬将尽,但新中国国际公法学科再结新蕊需待改革开放的春风真正吹遍神州大地。

  

二、改革开放的初始探索(1978-1992年)与中国国际公法研究的恢复重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但“两个凡事”的错误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思想,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改革既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法治的建设;而开放不仅是对内开放,更意味着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使国际公法学科的恢复重整成为必要。小平同志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需要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而这须以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政治关系为前提。与西方打交道,离不开国际法,因此重启、发展国际法,特别是作为国际法学基础的国际公法的教学和研究,势在必为。

   改革开放,亦为国际公法学科的恢复重整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彻底否定了文革时期奉行的“法律虚无论”,在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下,法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主张,搁置“姓资姓社”问题上的分歧,讲求解放思想、事实求是,这消除了中国国际法理论发展最大的观念障碍。

   为改革开放和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迅速恢复并完善中国国际公法学科体系,而第一件要完成的紧迫任务就是要恢复遭文革破坏的教研组织结构,这是国际公法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和运行的载体。[3]

   作为国际法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中国国际法学会于1980年成立,它是外交部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旨在团结、组织国际法学人,促进国际法教学研究,服务国家外交法律工作需要。成立初期学会会员只有数十人,至1992年时会员已达近千人。在我国国际法学科体系中,大学和科学院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在1978年后均逐渐开始恢复正常教学与研究工作。文革前国际法教学研究集中于北京,改革开放后以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学术高地”呈现北京、武汉南北双中心局面——文革中幸存的著名国际法学者逐渐在两校汇集(北京大学有***崖、赵理海、魏敏、邵津等,武汉大学有韩德培、梁西、黄炳坤、姚梅镇等),两校最早开始国际法研究生教育并在80年代获批国际法学博士点。1977年中国社科院从科学院中分立,国际法研究机构作为其中一部分得到扩大,刘楠来、王可菊、吴云琪等任职其中,其仍是留苏学者较集中的地方。改革开放后,文革期间被停刊的专业法学杂志得以复刊(如《政法研究》复刊为《法学研究》),而后又陆续有新刊创办。其中,《中国国际法年刊》是中国国际法学会于1982年创办的最权威的国际法专门刊物,《法学评论》、《中外法学》、《法学杂志》、《国际问题研究》等期刊亦非常重视国际公法文章的刊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还专门出版发行《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月刊,定期转载重点理论文章。中国国际法学会、大学、研究所以及期刊体系对国际公法的科研工作有着明显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有了国际法学科体系的支撑,国际公法的教学研究就有了组织上的基础和保障,就能更好地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大局。自1984年“国际经济法庐山讲习班”始,原为国际公法分支的国际经济法逐渐发展为独立学科,专门用于支持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方面的理论研究,而国际公法侧重研究国际外交、政治体制方面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如领土、条约、争端解决等。

   1978-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初始探索阶段,国家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是要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进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因此,国际公法学科除了要为刚刚恢复的大学教学积攒必要条件外,还要为外交实务工作提供理论研究方面的支持。从这一时期的各类成果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1.这一时期是苏式国际公法官方教科书编写的高峰,数量虽不算太多,但不少教材都有很好的学术质量。[4]其中,尤以***崖、魏敏主编的1981年版《国际法》为代表。该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官方教科书,受到了苏联国际法传统的影响,即由官方组织最优秀、资深的国际公法学者编写,结构内容都反映官方国际法立场和主张。特别难得的是,该教材实现了英美国际法学术语言和方法、苏式教材理论逻辑和体例架构以及中国立场和诉求的“三结合”目标。同时,该教材还准确把握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搁置了意识形态争论,消解了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国际法理论发展的障碍,确定了与改革开放务实路线相一致的实证国际法理论基调,为中国国际公法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教材建议但不强制各高校使用,也体现了当时开明、宽容的政治风气。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国际公法部门法教材,如魏敏主编《海洋法》、贺其治著《外层空间法》等,也都堪称佳作。

   2.这一期间的中译著作开始侧重欧美,说明中国国际公法学界重新将重心从引进苏联国际法转向学习欧美国际法。1950-1960年代,国际公法中译著作中十有八九系苏联著作。而在1978-1992年30余部中译著作中苏联作品占比不到1/5,英美著作与欧日著作则各占2/5。苏联译作以权威教科书为主,虽仍有价值,但已非理论关注和引进的主要方向。这一时期的中译著作,除菲德罗斯《国际法》系李浩培译于文革期间外,其余均系文革后翻译,译者多为国际公法学者。从内容类别上看,较侧重通论作品,[5]部门法专著则主要集中于国际组织法、空间法、海洋法、武装冲突法等领域。[6]

   3.这一时期所出版的中文专著约40部,主要关注部门法的重要制度,如条约制度、国际组织法、海洋法等。这些著作的作者中,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包括“民国辈”学者、留苏学者等)约占2/3,其中1980年代中期以前以他们的作品为多——这些作品很多都是他们文革期间不懈研究的心血结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7]1980年代后期,恢复高考后培养的年轻学者开始进入学术界,他们的成果约占1/3,有不少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较好,以海洋法、国际组织法为重点。[8]

4.这一时期的国际公法论文约900余篇,基本不再触及阶级性等意识形态理论议题,研究多集中于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国籍、海洋法、国际组织法、国家豁免等。1980年代中期以前,论文中译文仍有很高比例(约占全部论文的1/9),主要刊于《法学译丛》、《中外法学》等期刊。这多少说明文革阴影犹在,学者们仍较谨慎。1980年代后期开始,译文占比逐渐下降,盖因思想解放,大家不必再以译代文回避文责风险。在近800篇中文论文中,除去书评、会评、知识小文外,较重要刊物发表的论文约600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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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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