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近代工商界的“辛亥”记忆与政治经济诉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0:45:08

进入专题: 工商界       “辛亥”   记忆     双十节  

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工商界有关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并非是一种十分良好的记忆,而是充满着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感受。但从直观感受获得的初始“辛亥”记忆,向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社会记忆过渡时,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不仅逐渐有所改变,而且在整个社会重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辛亥”记忆的不断重构,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为工商界的商业言说与经济诉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工商业者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既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商品促销,由此实现商业与政治的双赢。

  

   关键词:工商界   “辛亥”  记忆  双十节

  

   20世纪80年代以降,“记忆”史学的产生与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内外新社会史乃至新史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具体表现。在辛亥革命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一百年之后,除有必要对革命运动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外,从记忆史的新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派别与群体对这次革命的记忆、诠释及其影响,无疑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所谓“辛亥”记忆,是人们对辛亥革命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民主共和、民族国家认同发展历程的记忆。本文主要探讨的即是从辛亥革命至20世纪20年代末,近代工商界(即工商业资本家)这一社会群体对辛亥革命以及相关问题的集体记忆及其影响,并兼而分析辛亥革命作为“历史记忆”对工商界所产生的独特作用。

  

   一、工商界的初始“辛亥”记忆

  

   作为一个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工商群体,对该事件的初始记忆,一般是经由直观感受以及当时报刊传媒的宣传报道而获得的记忆。此类记忆与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辛亥”记忆有所不同,它具有直观性、原始性或经验性特点,缺乏理性的分析与归纳,主观感情色彩更为突出,也较少受统治者演绎成分的影响。

  

   客观而言,工商界有关“辛亥”的初始记忆并非是一种十分良好的记忆,而是充满着动荡与不安的感受。从实际情况看,对于大多数工商业者来说,辛亥革命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并无充分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在武昌首义爆发的当晚,恰好从汉口乘坐日本商船赴上海,启程之际亲眼看到武昌新军士兵在江边燃起作为起义信号的火焰。其自订年谱还曾描述: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但他并没有料到,这就是辛亥革命猝然爆发的信号。虽然这场革命运动在武昌首义爆发之前已经酝酿了十余年,但工商业者却始终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革命缺乏了解与认识,而且极少给予同情和支持。在此之前,工商业者所期待的并不是一场暴力革命,而是在不引发社会动荡和保持正常经济生活的前提下,通过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现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制的变革,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创新局面。“自立宪明诏颁发,各处商民无不欢欣鼓舞,开会庆祝。”许多商会还纷纷致电清朝农工商部,“请以翘盼立宪之意,代达天听”。(1)

  

   然而事与愿违,清廷虽应允将预备立宪的期限缩短3年,预行组织内阁,“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但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受其影响,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金融恐慌,钱庄、票号的倒闭屡有所闻,市面一片混乱。例如,在京津地区,“自鄂省事起,谣言四播,京津亦因之人心惶惑,市面异常恐慌”(2)。武昌起义后,江苏省的金融恐慌也十分严重,苏州17个钱庄联名呈文苏州商务总会,说明“苏省自得武昌警信,人心惶惑,纷提现款,以致银圆缺乏,市面紧急”,请求总商会转呈抚藩拨库银接济。江苏布政使一方面准拨现银20万元,交由商会具领,分借各钱庄,俾资周转;另一方面也照会苏州商务总会,阐明“金融机关,全资流通,近日苏城银根奇紧,商情恐慌,亦由钱庄各为自保之计,藏匿现银,有进无出,并不照常兑付,甚有持本票而无处取款者,以致人心疑虑,种种困难,激而成此现象。其实省城数十家钱庄,银洋现款何啻百万,除存项应酌定限制,暂缓提取外,其余商业往来,仍应照常收付,便可救济市面,何必定资官力?’(3)根据江苏布政使的上述说法,苏州的金融恐慌主要是由于钱业商家面对武昌起义后的社会动荡,为求自保而藏匿现银所导致的结果。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武昌起义造成各地工商界的严重恐慌当属事实。当时,处于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重要地位的上海,同样也是如此。据当时报纸报道:“日来上海因湖北乱事大受震动,市面为之生起恐慌,金融极形紧迫,居民又多持钞票换银钱,市面大有危险之状。”(4)另外,日本外务省根据驻华领事报告于1911年11月2日编发的《通商汇纂》第3期号外(5),也有记载称:“芜湖商业几乎停止,金融机构因遭挤兑而没有了硬通货,人心不稳。”汕头也是“市面不振,发生挤兑”“上海商人纷纷迁避租界,城内及相邻地带的交易全部停止,店铺相继关门”(6)。日本驻杭州领事馆10月18日的报告甚至说:当地商会人士认为市面的恐慌远远超过了义和团起事之时。”(7)这样的恐慌情形,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工商界对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但当时的工商业者普遍认为是武昌首义即辛亥革命导致了经济恐慌,破坏了正常经济生活,使自己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自然会影响当时工商业者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态度,可以说是导致工商界在这一短暂时间内留下不良“辛亥”记忆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此时的工商业者甚至仍然“以前此之叛乱举动视革命党”,因而被党人批评为“误谬之甚者也”。上海革命党人还在自行创办的《民立报》刊文阐明:“夫市面所以生起恐慌之原因,非惧乱事之波及乎?岂知此绝不足为惧。无论鄂中革命之势力尚未至于上海也,即已至于上海,然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断不至有骚扰之事。不观彼等在武汉之举动乎?武汉三镇商民,今日已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此不可以推知革命党虽至上海,吾商民固无惊惧之必要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且革命党非强盗流氓可比,当亦稍有财政经济之知识。闻其在鄂中对于大清银行及湖北官银号之钞票,皆准一律给换。则不至为无意识之举动,故意破坏市面,惹起恐慌。可知即已至于上海,而吾商民对于各银行之债权,断不致受其损害,必可无疑。何为而惊惧不已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8)尽管有如此详细的说明,但却不能完全解除工商界初始“辛亥”记忆中的一片恐慌之情。

  

   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金融恐慌、市面动荡的愁云惨雾并未消散,仍然是继续笼罩在工商界面前的巨大阴霾。即使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商业萧条的状况也未见即刻好转。许多地区仍然是“银元飞涨,日益加甚,人心恐慌,几达极点”;“市面萧条,大有江河日下之势”。(9)这种状况使商人颇感失望,他们原本以为“自此以往,咸冀共和幸福”,此时面对这一局势即无不抱怨:商务凋零,银根奇困,乱机隐伏,如弓在弦。……我商民处此时代,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10)所以,辛亥革命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商人脑海中,并未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反而是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情景,在工商业者的初始“辛亥”记忆中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迹。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二年间,工商界的初始“辛亥”记忆中,不乏“光复以来,瞬经一载,损失纵不可数计”、“前岁各省反正,商界受损,创巨痛深”、“我商界自经革命,损失甚巨,元气大伤”“国家历经浩劫,商界受损特深”等等类似悲怆的情景。(11)

  

   工商界的这种有关“辛亥”的初始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工商业者的政治行为。尽管在武昌首义之后,武汉、上海等一部分地区的工商业者转而支持革命,更多地区的工商业者也在财政上对新成立的地方革命政权给予了资助,值得充分肯定,但已经印于脑海的种种动荡恐慌与“创巨痛深”等难以抹去的“辛亥”记忆,却促使工商业者迫切盼望尽快恢复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发展,对那些可能再度引发动荡恐慌的政争,基本上都是不问是非地加以反对。正如高阳商会所担忧的那样:自刺宋、借款两案发生,南北猜疑,两党交讧,朝野鼎沸,岌岌可危,影响流播,市面萧条,金融因之停滞,而商业首蒙其害,拟陈请全国商会直隶事务所干事长通电各省联合会征求意见,设法维持,以靖人心。”(12)“二次革命”爆发后,上海总商会又通电北京政府和各省商会说:赣省变起,商业受害,今日上海全体商界开会,均反对此次扰乱。”当时,全国各地的工商界基本上都将“二次革命”视为破坏“统一”与“秩序”的扰乱之举,持反对态度。有的商会甚至指责革命党人的武力讨袁是“乱党谋覆政府”,呼吁全国各地商会“亟应抱定宗旨,勿听谣言,拥卫中央”(13)。工商界的这种表现,后来深得袁世凯嘉奖: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匪鲜浅……各省商会,同心拒逆,实多深明大义之人,应由各该都督、民政长确切查明,分别呈请,奖给勋章匾额。”(14)1914年5月,由农商部报经袁世凯圈定而获奖励匾额者,共有全国各地30个商务总会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的事务所。

  

   二、参与“辛亥”记忆的再建构

  

   但是,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后来整个政治形势以及社会氛围的制约影响。尤其是从直观感受获得的初始记忆向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记忆过渡时,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随着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开始有所改变,这也体现了辛亥革命持续产生的一种历史作用与影响。另外,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工商界在政权更替时也常有从权应变以及附和社会发展变革之举动。辛亥革命期间,武汉、上海、广州等部分地区工商业者转而支持革命党人的行动已证明了这一点,随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华民国正式建立,民主共和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工商界的态度与行动很快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

  

   即使是在工商界建立其初始“辛亥”记忆的阶段,许多地区的工商业者虽仍然感慨工商业发展受到的严重影响,同时也开始受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参与了“辛亥”社会记忆的建构行动。尽管工商界起初的相关行动主要还只是属于一种从属社会大众的行为,但仍然值得重视。我们知道,集体记忆或者是社会记忆的建构与发展离不开仪式、庆祝、纪念活动。从民国元年开始,由副总统黎元洪提议并经参议院通过,将武昌首义爆发的10月10日确定为国庆日,此后几乎在每年的“双十节”都举行国庆活动,同时也纪念武昌首义与辛亥革命。正是通过这些持续进行的庆祝纪念与举行各种仪式等活动,有关辛亥革命的社会记忆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强化,至今仍然历久不衰,成为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份历史遗产。

  

在近现代中国漫长的“辛亥”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工商业者都是民间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文化教育界人士主要是在报刊上撰写纪念文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起到思想启蒙与动员号召的作用,那么工商业者则除了积极参与纪念集会和庆祝活动之外,还为形塑整个庆祝纪念活动的浓郁社会氛围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每逢“双十节”纪念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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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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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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