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三十年前的高考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1 次 更新时间:2020-01-06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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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高考记忆


吕文浩


2019年端午节和高考第一天重合,各机关学校放假。对于我这种不天天坐班的人来说,倒也无所谓放假不放假的,该干的事情还都要干,最近正在为一篇难产的论文而焦灼,本无心彻底放松心情欢庆节日的机缘,然而架不住线上线下浓浓的节日气氛,忍不住要说点什么。


一大早看到老同学,鄠邑区著名作家陈启老师的“早安寄语”,说到高考考生应该具备的心态,不由得冒了一句:“期待陈老师写一篇高考回忆”。话刚出口,心里觉得自己也有高考记忆,而且是刻骨铭心的,何不也趁此良辰,写上几笔?


不一会儿,又在微信群里看到杨美娟同学转发的关于高考的对联,妙趣横生,又冒出一个想法:今年是我们参加高考三十年的纪念,如果各位同学都能写上一篇,大家相互切磋交流,岂不是乐事一桩?我把这个意思发到群里了,不知道有几个同学会响应?别人的事情管不着,自己先写一篇吧。


三十几年前的高中生活无疑是以高考为中心的,十年寒窗,大家冲刺的就是高考赛场上的“金榜题名”。到了高三,那种紧张的气氛就愈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全部身心都在备战高考上,高中后两年的期中、期末考试,每当考试的前一晚,一向睡眠很好的我都会在半夜四五点钟醒来,醒来之后便再也睡不了。后来上大学后心情放松了,遭遇考试,我不再半夜醒来。内心深处的谨慎、警惕是那个时期须臾不能忘记的。


这有点像我这些年常看的足球赛,90分钟常规时间和几分钟的补时时间,全部比赛时间球员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刻也不能大意,大意很可能会导致惨败的结局。我看过多场大赛直播,不乏比分领先、场面领先但因一时大意被对方翻盘的,有的翻盘甚至是压哨进球,进球后终场的哨声响起,留给观众无尽的惊愕与回味。三十年前我还不懂足球,更不懂足球人常说的全部比赛时间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道理,但我深刻地意识到高考是一场决定一生命运的大赛,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性。适度的紧张,会给比赛过程中的球员带来一定的兴奋感;强烈的求胜欲望,则会创造本来似乎是没有的机会。高考也是这样,无欲无求的放松心情是考不好的。适度的紧张和强烈的求胜欲望会使考生注意力高度集中,甚至灵光一闪,超常发挥。


这些年常听说高考有“誓师大会”的说法,甚至北京著名的人大附中也年年搞这个事情。最初我挺不理解的,以人大附中学生的优异成绩,高考高分难道不是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吗?何必要把气氛搞得紧张兮兮的?现在回想起来,“誓师大会”还是很必要的。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个东西,但“高考改变命运”的信念是深入骨髓的,无须再由他人提醒。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好多了,无须打拼就能过上大致安逸的生活,他们的学习动力是严重不足的。我十几年前曾教过几个中学生英语,学生大都是一幅懒洋洋的样子,看起来就让人生气,他们不认真学习的一大理由是:不感兴趣。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和他们严肃地说:“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学英语,到博士毕业,这么长时间里我从来就没有对英语发生过任何兴趣。博士毕业后,不需要争取那些功利性的目标以后,我才享受了两年快乐学习英语的日子,那时候才体会到一点英语语言的美感。那为什么我对英语不感兴趣还能学好英语呢?驱使我学好英语的最大动力就是我想考上大学,改变命运。不然的话,我就只能跟同村的一些同龄人一样到建筑队去打工挣钱。比较一下,我觉得考大学还是比在建筑队干活轻松一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些学生往往没有说什么,我想他们是不会理解我们的处境和心情的。现在想起来,作为一个教师,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让学生真正明白我的意思,他们离我们的时代已经太远了,说给他们也无非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已。


我高二、高三两年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基本稳定在第三名,第一名是我们的“学神”戴丽英同学,她似乎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任何人休想超过她。第二名哪些人得过,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似乎没有谁能稳定在这一位置。我的成绩稳定在第三名,没有起伏,这很重要,给我一个心情基本平稳的“压舱石”。那两年,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奢望,不敢期望出现奇迹,只希望高考时仍然能稳定在这一位置。所有的努力都在力图保持这个“老三”的位置,其他事情都不关心。那时候个别同学本来学习不错,后来陷入男女情爱的漩涡导致成绩下降,我则对这种事情没有丝毫的兴趣,个别好朋友偶尔告诉我一点我才知道一些,多余的一点也不去打听。高中毕业后,陆续得知有些男女同学当时就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后来结为伉俪。我几乎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我问一位同学:“某某和某某当时联系密切,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难道他们是在搞地下工作?你们都知道吗?”被问的同学莞尔一笑:“人家那像你就知道读书?书呆子一个。”


那时候高考前有一个预考,我考了第二名,终于突破了长期当“老三”的局面。但我的心情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只是把这次意外的升等当作一次偶然事件,更不敢妄想超越“学神”戴丽英。那次考试的第一名仍然是戴丽英,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眼里,她宛若一位冷冰冰的女神,傲然站在群山之巅,看着身边的云卷云舒,全然不管下界众生挣扎得死去活来。


预考时历史科的选择题里有一道南京是几朝古都的问题,老师似乎没有特意讲过。我在预考前不久为了舒缓心情看了一本小说,什么人写的已经全然不记得了,也不是什么好书,大概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书中有一句话“六朝古都南京”当时在脑子里还有印象,遇到这道题时,我心中窃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六朝古都”这一答案。其实,我当时对于南京是哪“六朝”的古都还模模糊糊地,为什么是这样,“六朝古都”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等等问题,完全是一头雾水。一直到上大学、参加工作以后,很长时间之内,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真正的理解。这几年,我喜欢游历各地,行前行后往往做好些功课,去年夏天去南京实地考察,也做了一些功课,才大致理解了所谓“六朝古都”的意义。这促使我认识到,学习历史,重要的不是记忆史实,而是真正地对历史有所感受,能够对历史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过程有真正的理解。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可惜,这些原本应该成为核心性的目标被我们国内的教育给无情地扼杀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预考考了第二名,不敢得意,大概“六朝古都”这种由侥幸得来的分数有点作用。


预考结束放了几天假。有一天我在我们村西南甘河的桥上,看河下的潺潺流水,看路上悠闲的各色行人,心情很茫然,那时我在想,万物皆有归宿,我的下一阶段又要到哪里去?没有憧憬,也没有太多的担忧,只是那种前途茫茫,不知去向的感觉笼罩着我。这种感觉,终生难忘。


那一年大城市里正在发生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我们乡村则是一切平静,所能获得的消息来源也只是报纸,而且多为《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在此之前的两年,受高二时期的地理课许育胜老师影响,我对“文化热”有一点感受。那时候许老师大学毕业不久,热心于在课堂上介绍《河殇》、《丑陋的中国人》等流行书籍里的思想,许老师讲得热情澎湃,我们也跟着心潮起伏。不过,潮起而浪不高。因为我们可以参考的资料很少能看到,《河殇》、《丑陋的中国人》都没有看过原著,《老井》、《红高粱》等电影都没有看过,所能获知的一点信息主要来源于《人民日报》等官方报纸。带给我们新思潮的只有许育胜老师,其他老师学识很精湛,教学很认真,但对时代新思潮的把握则迟钝得很。高一时期教语文的杨老师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陕西师大的毕业生,热衷于总结段落大意和主题思想,我还记得他说“本文热情地讴歌了……”时的语调和语气。在这种学校大环境下,我们不可能对时代思潮有太深刻的感知。对于正在发生的政治运动,更是知之不多。当时我晚上下了自习以后住在教室里,同在教室住的同学里有一位三过村的吴晓武同学,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当年的容貌,他是一个关心政治时局的人,热心地从各处探听消息,把获得的有限的消息加以综合整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则对此不感兴趣,其实也不是真不感兴趣,是从内心深处害怕这些消息扰乱自己备战高考的心情。当时晓武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个消息说,今年政治局势很乱,很可能要取消高考。我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真怕一旦这个消息成为事实会使我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对这种消息,我是本能地予以排斥。后来的事实大家都知道了,政治局面稳定下来了,高考如期举行,我因这种排拒的态度成为事实上的获益者,晓武的高考情况怎么样,我都不记得了。现在想起来,晓武这种态度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中学生应该具有的态度,但不幸这不是一个革命的乱世,晓武也没有因之跻身革命的洪流从而做出一番事业,我这个一心读书的平庸之辈居然因缘凑巧,得以考上大学。


高考的那几天,我住在家里,每天早上骑自行车去学校参加考试,下午考毕回家。我的家离学校大约五里路,骑车费不了太多时间。记得第一天早上我骑车出发去学校,快到校时忽然想起似乎忘了带准考证,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马上骑车飞奔回家取证,骑到村西南甘河桥上时似乎又记得带上了,急忙翻开书包一看,准考证果然在里面。此时距离开考时间已经不远了,再次飞奔到校。7月的天气热得厉害,一路上着急、紧张,弄得我浑身大汗,到教室时已是气喘吁吁,勉强赶上发卷子时间,但心情的平复则在半个多小时以后。


高考试题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基本在我的预料之中,没有什么难题和偏题,只要基础好,头脑灵活一点,大体上都能对付。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历史科出的某道大题,似乎是美国史方面的,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综合性的解答,题是什么,我怎么答的,细节都记不住了,但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对答案时发现,我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致,当时为了谨慎起见,没敢给自己算上分。后来成绩下来后,我的历史科考分不错,显然那道题老师给判了对,得上分了。另一件事情是考地理时忘了带尺子,有一道比例尺的填空题没有做。好在那道题分数不多,没做也没有太大影响。1997年我下基层锻炼,和张永华兄在一起聊天,我们同龄,有相似的遭遇。他是一个非常机灵的人,他说他也忘了带尺子,但他把那道题做对了,他的做法是猜,猜那段线段有多长,他想一般出题的人不可能把长度弄一个1.3、1.4这种不确定的长度,一定是几点5或整数,他根据目测确定了一个长度,就按那个长度计算了,果然没有失误。言毕我惊叹竟有这种的通达人情世故的人,自己远远不及。后来永华兄在从事多年历史学专业研究之后,竟然考上法学博士生,开了一家律师事业所。像他这样精通人情世故的人,这真是一个最合适的归宿。


高考成绩下来后,看榜的时候发现我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之所以不敢相信,是因为“学神”戴丽英的成绩一落千丈,比我低了二十多分。我的第一反应是,成绩恐怕抄错了吧?我怎么可能超越戴丽英呢?戴丽英当时也在场,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觉得是抄错了,当时说要去查分数,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去查。我感觉,这次高考失利对戴丽英打击太大了,尽管也考上了大学,但她的心气不再高了,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眼里,她似乎也变得和我们一样俗气了。


我那年高考考了519分,高出本科录取分数线468分整整51分,那一年陕西省的文科状元王欢考了565分,也考到西北大学,跟我住一层楼。看榜归来,我嫂子的娘家妈那天正好在我们家,听说我的成绩后惊呼我为“天才”。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被人称为“天才”,所以印象格外深刻。我自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什么“天才”,某个阶段之所以取得一点成绩,主要还是全身心努力的结果。年近半百,这一点看得格外清楚。如果说我有一点聪明的话,也不能说完全错误。我的特点在于脑子反应快,但缺点是耐久性不好,遇到枯燥的问题往往坚持不下去,“喜新厌旧”,做了好些题目皆因各种原因半途而废,至今一事无成。回顾往事,心情是复杂的。


我是高考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我受益是因为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爱好,凭借自己的脑筋反应快,加上集中高度注意力努力钻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高考成绩之所以比较好,得益于各科平均发展,总体上多数科目成绩都在中上,另外再加上数学成绩远远高出一般文科学生,所以总分就比较高了。我的数学高考成绩是100分,满分120分,我记得班上其他同学稍高一点的大概70多分,五六十分的也不少。上大学后我再也没有学过数学,中学时代学的那些数学知识基本上都还给老师了。我有时在想,如果大学一年级学校搞通识教育,学点经济学,学点高等数学和概率论什么的,也许我能学进去,并能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派上用场。说不准我以自己的这种文理均衡的特点能够开辟一些新的领域。但造化弄人,这都是事后的设想,无法再回去的。我也是这种制度的牺牲品。我没有什么心神向往的东西,能够被它吸引住,好多年锲而不舍地围绕它做事情,所以弄得无所专长。


高考已经过去了三十年,那种心情那种气氛,至今不能忘怀。也许还有一些细节可以说一说,但都无关宏旨,我主要想说的,都在这里说了。期待着同学们有更多的回忆,大家彼此切磋,从三十年的人生经验的高度再去回望那一段青春岁月,苦涩也罢,欢欣也罢,都是一段最为宝贵的人生阅历。


作于2019年端午节,高考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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