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8-01-04 23:33:08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   记忆  

麻国庆  

   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在逐步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了现代中国社会不同层次的记忆,奠定了今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本文以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重新认识我国民族研究中的民族走廊和环南中国海通道,延伸了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学说和全球社会理念,既关注不同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记忆整合出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又深入分析跨境、跨海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进而揭示多层性的共同记忆对于全球化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走廊  环南中国海通道

  

   近代以来,在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回忆”本民族的“历史”。人们通过“回忆”本民族的“历史”来凝聚和强化本民族的集体记忆,由此来建构“民族共同体”。他们在“回忆”本民族“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记忆之“场”:既有如博物馆、档案馆、剧院、节日、仪式、庆典、照片、广播、电影、电视、展览、网络、论坛等有形之“场”,也有影响相对更为广泛的如历史传说、英雄事迹、苦难遭遇等无形之“场”。这种多元的记忆之“场”,还会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形成,会促使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国家之间因分享共同的记忆而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悼念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的活动在很多西方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活动将原来仅属于犹太人的吊唁仪式变成了各国的共同记忆。

   现代中国集体记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源自并不断影响境内民族互动和认同,而跨境、跨海民族的共同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层级的区域体系中,集体记忆对于共同体的形成和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记忆的多层性来理解并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学说,从记忆多层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耦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每个民族根据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的区域社会环境,形成了民族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从多样化的个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中整合出各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区域文化的集体记忆,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记忆的多层性视角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早年所坚持的类型比较法。在记忆的多层性视角下,我们通过对境内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记忆进行比较,可以达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全貌的目的。

   本文以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重新认识我国民族研究中的几大民族走廊和环南中国海通道,延伸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走廊学说和全球社会理念,尝试揭示多层性的共同记忆对于全球化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意义。

  

一、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

  

   记忆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很早就被心理学家所关注。但早期心理学家对记忆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内,较少关注到人类记忆的社会基础。随着认知心理学与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界对于记忆的研究开始逐渐关注记忆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心理学家巴特莱特(Frederick C.Bartlett)对记忆的社会决定作用的研究,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记忆的社会属性。他提出人们在回忆或重新叙述某一故事时,事实上是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之上重新建构这一故事。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界,关注记忆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的著名学者首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集体欢腾”概念的影响下,他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从哈布瓦赫的研究来看,他从社会体系视角出发,着重论证了家庭的记忆、阶层的社会记忆、宗教的社会记忆等,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建构。康纳顿(Paul Connerton)进一步指出,哈布瓦赫不仅承认社会记忆的重要基础性,而且坚持系统地关注记忆如何被社会建构。康纳顿本人则强调记忆的惯性,关注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强调记忆的社会构成,研究使共同记忆成为可能的传授行为。

   记忆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个体对过去的诠释如何被转换成为群体对过去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指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能够进行记忆。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当然,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根植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爱德华·凯西(Edward S.Casey)认为,个人是记忆的载体。个体记忆的构建承载着个体对过去的一种有意识的陈述,也承载着个体对过去经验的一种身体体验,并受个体所成长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个体记忆彰显着个体的身份认同,集体记忆由大量个体的记忆构成又超越个体的特殊性,彰显一个社会或群体有别于其他社会或群体的身份认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相互构造或相互勾连的关系,且两者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共谋的。

   到目前为止,学界提出了三种理论来讨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构建集体记忆的社会文化过程。其一,依据物质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来探讨社会个体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导致他们各自的个体记忆的重叠和交叉;其二,借鉴疾病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一种个体记忆或观念如何获得“传染性”(即吸引力)从而从一个个体传向多个个体;其三,探讨一个社会的知识和记忆如何被个体依据其各自的教育和政治经济地位及社会情境转变成为个体化的知识和记忆,这一理论即是分布性认知理论。这三种理论虽然分析了记忆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传播,但它们都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个体在知识和记忆传播过程中的影响所存在的差别,进而也就没能揭示出在个体记忆转变为集体记忆并彰显群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以及特殊个体或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对群体认同所产生的显著作用。

   记忆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在记忆的延续、流动与传承过程中,一部分记忆在身体实践与社会延续中得到无意识的传承。当记忆被置于社会变迁或者全球化进程中的时候,个人、集体,乃至区域的记忆在不同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有意识地被抑制、被恢复,甚至被重新创造。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集合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由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以及信仰、价值、对立、抵抗所决定,其中也包括文化基准、真正性、认同以及权力的问题,他们属于意识领域”,“这些社会的、集合的、历史的记忆有时被抑制、忘却,有时又被恢复、唤醒,此外,有时还根据需要被更正或创造”。因而,在思考记忆与共同体认同的关系中,要将记忆和共同体的概念置于动态的变迁过程中来看待,而记忆本身即是共同体并创造共同体意识,对于社会结合和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明珂曾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范围进行了划分。他指出,“社会记忆”的范围最大,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借着媒介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的典籍、民间故事、物质建筑等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等;“集体记忆”的范围比“社会记忆”的范围要小,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经常被提起的记忆,进而成为社会成员之间或某次群体成员之间分享的共同记忆,如某著名的社会刑案、过去某重要的政治事件等;“历史记忆”的范围则更小,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由此而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是族群借以认同的记忆,如祖先传说或者祭祖仪式等。由于“历史记忆”通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个社会中,因此它强调一个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王明珂对“记忆”的划分,对如何从“个体记忆”上升到“历史记忆”,再到“集体记忆”,乃至“全球集体记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基础。

   不同类型的记忆之间应该存在递进关系。在讨论记忆问题时,必须结合个体记忆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及其时代背景。当下,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愈发明显,区域网络日渐形成。在一个区域里,每个个体和每个民族,必然存在多方面的记忆共享。这些记忆共享的形成,是他们特定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所造就的。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大量个体记忆之间的碰撞、交流,乃至最终融合成为一个稳定的集体记忆,这种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愈发明显,而“全球集体记忆”也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

   全球集体记忆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记忆可以说是全球的,如果它是由所有或大多数人所共享的;其二,记忆可能成为全球的,如果它的符号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图像、象征、事件等,即使是在世界政治中存在众所周知的权力不对称;其三,记忆可以成为全球的,或至少容纳了世界所有或大部分人的经验、观点和价值体系,特别是感受性的记忆。在全球化进程中,可以通过虚拟通道和快速的交通,让世界大多数人取得联系,使世界各地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最终实现记忆的共享。全球集体记忆的现实基础是人口迁徙、信息、图像和商品的快速传播、流通与链接的发展。其表现出来就是地域、文化和时间的界限被消除,体现出“去地域性”和“共时性”的特征。不同人口尝试重新划分界限,组成共同的社会,回忆并重现过去的影像。

   列维(Daniel Levy)与施奈德(Natan Sznaider)所提出的“世界性记忆”,在于超越民族或国家的界限,基于不同地域条件激发出身份认同的探寻。必须认识到,世界性记忆的产生与民族国家记忆的变化存在密切关联。世界性记忆是向外的,而民族国家的记忆是向内的。世界性指的是全球化叙述的内心化,即是将全球的重要事件化约为民族国家自己的经验。世界性记忆的产生,表明了社会记忆在某种条件下出现了非领土化的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世界性记忆的增长,并非意味着民族国家记忆的消退。在世界性记忆或全球集体记忆的日益强化下,世界性记忆或全球集体记忆与民族国家记忆在某些叙述上是逐渐趋同的。

   以上记忆的多层性研究及相关理论,为清晰阐释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认同问题,进而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二、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

  

   在中国多民族交接地带,贸易、婚姻、习俗、宗教等因素相互交融与叠加,为充分理解民族区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提供了典型“素材”。大量个体记忆的碰撞与融合,构建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彰显出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在现代中国背景下的民族认同。而基于各民族相互交往而形成的不断流动的自我与他者的区辨,各民族集体记忆得以构建。通过各民族集体记忆的接触、碰撞与杂糅,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诸多区域的集体记忆,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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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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