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战时秩序下的浙江省农会组织(1937-194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17-07-22 2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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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抗战时期,浙江省西部地区的农会组织在国民党省党部及省级农会的督导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沦陷区在基层政权散迁弱化后的重要组织动员基础。为提高战时农会之组织效能,省党部及省级农会在加强对县乡农会会务指导的同时,也力推农会会员入党及党员入会。实质上,乡村的保、甲长等地方实力人物掌握了农会的领导权。在战时的严峻环境下,省级农会及基层农会仍然在战时勤务、战时生产及战时农政之推行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关键词:战时秩序  农会

  

   晚清民初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整合方式都处于持续的转型与蜕变的过程之中,新式民间社团的兴起与发展即为其中的重要表征。新兴的知识分子、工商人士、专业群体、政治精英等群体所组建的学会、商会、职业公会、政党等团体既代表了传统社会解构与新社会阶层走上历史舞台的步伐,也意味着社会阶层分群与结社标准的已发生重要转变。对于传统农民来说,这一中国最为普遍与普通的职业群体的自我意识与整合方式也在发生转变。在宗族、乡帮、宗教等习惯性的整合路径之外,士绅精英、政党势力及国家权力亦开始寻求通过社团的方式来影响农民,力图改变其“愚闇怯弱、散漫松弛”的旧习。农会、农民协会等组织形式遂因势因政而起,但在不同时期农会之组织、任务与性质确各有不同。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为建立新的党农关系,重新建立了全国性的农会组织体系。进入抗战时期之后,农会组织亦被纳入到抗战建国的社会组织系统之中,用以支持沦陷时期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农村动员行动。从学界研究来看,晚清农会及大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会情况,尚缺乏深入认识。对战时农会,过去也因资料发掘的不足,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1)本文在系统收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室及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拟对浙江省的农会组织进行初步探讨。

  

   一、战时浙省农会组织之组建

  

   浙江省的农会组织发轫较早,大革命时期中共组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即于1921年在浙东衙前成立,此后浙省农民协会也基本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在1927年后,国民党厉行“清党”、“清会”,对民众团体进行整顿。国民党反思在农民运动中完全处于劣势的组织根源,以为“过去农民组织的失败,不能归咎于组织的本身,而在其策略错误。”(2)1930年1月,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在制定《农民运动方案》中指出:“以前本党的同志,因为不太注意农民运动,可以说完全让共产党给包办了,所以才教共产党恣所欲为,把农民害得稀糟,……现在我们于民众新创之际,又来作农民运动,……尤在训练农民帮同国家作种种的建设,这便是最近作农民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条。”(3)兹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12月颁布了《农会法》,将党的方案上升为国家法律。1931年1月,国民政府跟续出台了《农会法施行细则》予以补充。(4)在法规及细则出台以后,建立农会就成为国民党农村施政的重要举措加以推行。

  

   浙江省是国民党的中心统治区域,浙江之农会改革也率先推行。1934年夏,浙江省正式成立了省级农会,为全国率先成立省农会的两个省份之一,则已形成省、市县、区乡的三级农会组织系统。(5)据1940年浙省农会的统计,浙江省成立于1928~1929年的县农会有2个,成立于1930~1933年的县农会约31个,成立于1934~1937年间的县农会约8个。1937年秋,战火燃及江浙,浙西各县相继失陷。同年冬杭州失守后,浙江省党政机关随军南撤,浙江省农会亦迁至金华。原有职员星散各地,负责乏人,整个浙西农运工作,几陷于停顿。浙江省党部战时推进民众团体工作委员会鉴于战时农运工作之重要,依据《战时民众团体整理办法》规定,拟具调整省农会计划,指派莫定森、李士豪、项朝壬等9人会同省党部遣派的吴望伋、林建中2人重整省农会。1938年5月,成立办事处开始办公。同年底,浙江省农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选举职员正式成立新的省农会。(6)据当年统计,浙江省县农会的数量是75个,除少数县份外都已建立了农会组织。备案、改选时间基本都是在战前,因此这一数字仍是浙江省在战前县农会的发展数。(7)

  

   浙江省级农会对于农会组织在抗战中的职责也有明确认知。在省农会之工作报告之中,阐释说“浙江省为战场之前卫,所处之地位,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极重要。……际兹时会,吾人要求抗战胜利、建国成功,则如何使农人组织合理,如何使农人组织发挥其效能以配合军事、政治、经济长期作战,当为农运工作者所当深切研究者”,“是农会不特为领导农民之组织,亦即为民族国家之基石,抗战之堡垒。”战前各地农会发展普遍乏力,在抗战烽火之中,农会之自强精神与民族意识反得到某种程度的提升。在省级农会的组织下,浙省的县、乡农会仍然得到顽强的发展。省农会经常以书面指示或派员指导浙西各县市农会强化组织,动员农民打击敌伪阴谋。抗战前三年间,浙西各县农会虽在敌伪双重压制下,“不但毫未松懈,反较抗战初期更为坚强,如堵塞河道,破坏敌人工事、电讯、公路、铁道、桥梁,创办战地农民子弟学校,组织任务队、情报团,协助我军侦察敌情等等,颇著成效。”(8)1941年3月间,浙江省农会还设立浙西办事处,并通过《浙西办事处组织大纲》,派员常驻浙西,以便就近积极指导各县农会推进工作。(9)浙东宁绍等地在1940年后相继失陷,建立日伪政权,原有农会组织大受影响。截至1940年10月,全省县市农会计约75个,乡区农会2373个,占浙省乡镇总数70.5%。县级农会在数量上有所保持,乡农会则有所增长,会员总数共计448003人。(10)据1944年的调查,除省农会外,县市农会有76个,乡农会后方43县共984个。游击区县份因情形特殊未据查报齐全,每县以20乡农会计,共尚有600余个,合计全省约1500余单位。(11)抗战时期农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乡农会层级,乡农会基本保持了形式上的发展态势。据社会部的评估,“若就各省相互比较,则浙省发展得最普遍,闽豫甘等省次之,其它各省又次之。”(12)

  

   1943年,国民党对原《农会法》进行修订,对农会之宗旨及其组织等方面都加以调整,使之更符抗战之需。在农会之宗旨方面,强调农会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应以团体力量抗御强敌,保卫国家,同时协助政府实施有关国防及生产计划等政令,主要目的是加强农会自身的组织建设,协助抗战及农业生产,有利于各地农会的发展。但许多规定在实践中仍遭遇不少困难,如农民参与农会的积极性问题、农会的经费困难问题,都难以通过法令完全解决。

  

   二、农会组训与“党团”问题

  

   在抗战时期,因应抗战建国的需要,浙省党部及省农会加强了对农会组训及运作方面的督导,而基层保甲及农村党务问题也与农会建设相互渗透。

  

   农会组训包括会员发展、机构设置、组织运作、业务发展等诸多方面内容。浙江省党部及省农会的督导之法有三:

  

   (1)派员指导。即省农会派员辅导各地如何发起农会、建立组织、征求会员,同时也编发工作纲要,指导农会运作。1940年2月萧山失守后,宁波、绍兴各县陷入战事状态,省农会为强化各该县农会工作以配合战事打击敌伪起见,特推沈理事友梅为宁绍区农运辅导员,经常巡回辅导各该县农会推进工作。省农会计往杭县、淳安、金华、平阳、绍兴、鄞县等48县派出过辅导员,采行分处辅导制。(13)

  

   (2)干部培训。国民党为使民众团体避蹈大革命时期的旧辙,极为重视对于民众团体的职员、干部的训练,在战时更加大培训的力度。训练之主旨,包括思想训练、民权训练、智能训练及生活训练四大部分。1940年11月,省农会依照中央党部之令,指派理事周子叙、卢和惠及叶晋安三人赴渝参加中央训练团社工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对县及县以上农会干部方面,省农会举办一期战时农运干部人员讲习班,学员88人。至县以下农运干部人员之训练,省农会曾抽调各乡农会书记或干事长集中训练一次。后开化、常山、江山、遂安、诸暨、衢县、永嘉、绍兴等20余县,收训学员共计800余人。余因经费困难,未能继续举办。(14)1941年9月,浙江省农会继续举办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县级农会干部,受训者,计有景宁县农会干事长吴赞烈等27人。(15)

  

   (3)工作考核。为使考核更加规范化,省农会专门还制订了《浙江省各县市农会工作考核暂行办法》,由省农会提经第八次理事会通过,从1941年起通饬施行。奖惩标准以会务执行、社会评价及抗战贡献为主,奖励方式包括嘉奖及补助事业费,惩戒则无非警告、申诫、改组为限。乡农会参照此办法实行。此办法仍较为粗略,奖惩办法也缺乏实效,其执行效果似难高企。(16)

  

   国民党在农会组织方面,一方面希望农会能够发挥自治性的作用,支持党在基层的施政,因此在组训之中强调贫雇农入会,强调民权训练,但在另一方面,却在组织管理方面加强党政的主导性。浙江省为加强各级农会的规范化,在中央出台的《职业团体派遣书记办法》的基础上,拟订《选派书记办法》,指派卢和惠为省农会书记。至县乡农会书记,则由各县市党部遴选优秀农运干部分别派定,县市党部大都遵照上级命令办理。(17)这有利于在制度上加强地方党部对农会的控制权。在党政人员加入农会方面,国民党在抗战前为保持农会作为农民组织的纯净性,规定政府之公务员不得加入农会。但是,对于党务人员是否可以加入农会之中却并没有禁止。以省农会的情况来看,农会职员大部分都具有党政从职背景:

  

   上表主要列举的是省农会理事会的职员名单。从上可知,绝大多数都有在省、县党部任职的经历,所有理事均属国民党党员,有的还是现任党部成员,常务理事吴望伋本人就是省党部的书记长,杨明等人则在县政府任职,中央禁令在省级农会中就未能得到贯彻。而从其资格来看,各理事以县农会派出代表出任省农会职员,且入会资格以有农地者为主。省农会理事保有农地并不奇怪,但肯定不属贫雇农的范畴。更为吊诡的是,各理事均为籍贯地农会的派出代表,但许多人并无在县乡农会任职的经历,不由让人怀疑这是省党部着意安排的结果。另在省农会的监事会及评议员中,情况与此相类。这种人事安排无疑增加了省农会的权威性,使之在执行会务时可得到下级政府机关之协助,但此种安排与国民党所宣扬的农民办会原则是相矛盾的。(18)

  

在乡村基层,不仅党务人员可以入会任职,担任农会干部的也大多是过任或现任保甲长。以浙江宁海县下属四个乡的情况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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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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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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