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17-07-19 09: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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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吸取在大革命时期农民组训的教训,颁布了《农会法》,力图在全国建立新的农会体系,以加强乡村拉制与农业建设。地处中部的湖北向为农业大省,农村问题十分严重。湖北省依国民政府之法令,逐步建立起了以县农会为主体的省、县、乡三级农会体系。这些农会组织以农民为主体会员,接受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对于国民党在农村的施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乡村控制方面,政府希冀以农会来加强与农民的组织联系,对农民实施组织与思想训练,贯彻兵役旅政。在农业建设方面,农会在改进农业生产、实施二五减租、推行农货、发展农村合作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功效。不过,由于农民并未在农会中取得主体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会的运作绩效。

  

   关健词:农会;乡村控制

  

   近代中国的农会组织自晚清就有先知人士倡导设立,至民初已有所发展。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农民协会为动员农民革命的基层组织,革命风潮所及,农民协会也广泛成立。但这两种农会并非同一,晚清农会多邮申商倡立,集中于都市,以改良农业为宗旨;农民协会由政党革命动员而立,多重于“阶级斗争”。关于此两种农会之发展及其特点学界亦有研究,此处不多赘述。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由革命党一转而为执政党,其农村政策的目标发生转变,对于农会组织之态度亦随之而变。国民党政府在新立《农会法》的指导下,要求各省广设农会,以加强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湖北省亦在此背景之下设立了省农会及各市县农会,在市县以下又设乡镇农会,初步建立了三级农会组织体系。目前,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会组织尚乏研究;在湖北地方史的研究之中,主要关注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协会,而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农会组织未予关注。(1)本文依据在湖北省档案馆、武汉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搜集的农会资料,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农会组织之分布流变、运作绩效作初步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国民党与农民之关系。

  

   一、湖北省农会组织的组建及演变

  

   湖北省为大革命的中心区域之一,国共两党均在湖北省各地组建了数量众多的农民协会以协助北伐之进行。1927年宁汉合流之后,武汉及湖北大部分地区归于南京政府控制,原由共产党所领导建立的农民协会在清党的过程中多被解散,此种情形在南方各省均甚为普遍。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后,改变了以前以革命动员为主旨的民众运动方针。1929年至1930年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工会法》等一系列社团法令,《农会法》于1930年12月颁布,其意在对原有之商人组织、工人组织、农民组织进行全方位改组,转民众运动为民众控制。1931年1月,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农会法施行细则》予以补充。《农会法》规定,农会为增进农民福利,协助农业推广,促进农业生产而设。(2)由条文上分析,国民党组建的新农会并非政治动员性的农民组织,而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农业推广组织。不过,在实施过程之中,农会之职责未必仅限于经济而已。此法颁布后,国民政府要求各省予以切实实施。

  

   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及政府的推动下,区别于原有农民协会的农会组织逐渐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全国总体情况来看,截至1933年底,经实业部核准备案者,计有省农会2个,为山西和浙江。县农会253个,市农会4个,区农会1055个,乡农会9273个,共计10587个。显然,这一时期农会的发展并不快,以县乡农会为主,省、市农会尚少。不过,已经初步形成了省、市县、区乡的三级农会组织结构。但因地区差异较大,组织程度不同,三级农会之成立并未依序进行。依实业部的统计,湖北省在这一时期并未成立省级农会,但已有县级农会13个,市、区、乡农会还没有建立。(3)这说明,湖北省农会的发展是以县级为先,而省级和基层的发展较为迟缓。至1936年,湖北省政府曾对各农会发展情况进行调查,已成立县级农会20余个,有所增加,但尚有黄梅、大冶、通山县、五峰县、竹山县、当阳县、宜昌县、建始县、均县、郧县、咸宁、枣阳、来凤县、恩施县等大量县市未成立农会。(4)

  

   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加强社会组织,推动抗战事业进行,更为重视对于农会组织的组建领导工作。在沦陷区,号召以秘密形式组织农会,对农民进行动员宜传。在后方,则依农会法令及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管理办法进行组建训练工作。截止1940年S月底,中央社会部统计经呈报备案省市级农会4个,县市级农会403个,乡区农会4880个,数量有所增长。其中,湖北省有县市农会35个,乡区农会70个,乡区农会会员达30299人,省级农会仍未成立。(5)在武汉地区,农会组织有所发展。汉口市农会在1926年称为夏口县农会,至1928年成立汉口特别市农会联合办事处,下辖八个区农会。至1938年,“以市各区农会地位辽阔,值此全国军民抗战时期,为集中力量,整一步伐起见”,重新组建汉口市各区农会联合办事处,推选张燮南为主任,韩勤为副主任,田种玉担任总务,王道富担任组训等。(6)及至武汉沦陷之后,伪市政府对原有农会重新进行分区组建。1941年4月,成立了市农会筹备委员会,将全市划分为八区,每区设区农会筹备会,积极办理农民登记。到1942年10月,又成立了第九区农会筹备会。(7)

  

   至1943年12月,湖北省农会终在恩施成立,理监事均由地方农会中选出,多有党政任职经历。首任理事长陈洁,为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六期毕业,历任党部书记长、报社主编,为郧县农会会员。常务理事4人,分别为傅亦悦,中华大学毕业,历任党部局长,房县农会理事长;王雨民,国立农业大学毕业,历任农场技士及县府科长,枣阳县;刘莺章,农专毕业,曾任校长及党部干事,建始县农会理事长;朱询起,文华高中毕业,曾任农场指导员,县农会理事长,恩施县农会。(8)至此,湖北省农会的省、县、乡三级农会组织体系初步建立起来。抗战期间,湖北的少数地区的农会组织稍有成效。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农会工作,修订了《农会法》,颁发了《示范农会实施办法》,要求各级农会协助抗战建国,并要求各地加强创立示范农会,以期推动农会工作的全面进步。(9)在1945年,在国民政府评定的示范农会之中,湖北恩施农会、利川农会榜上有名。(10)不过,在抗战时期,由于战乱及政府西迁的原因,湖北省的农会组织未能得到整体发展。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对湖北的控制。为了推进农业发展,稳定农村社会,抑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发展,国民政府又修订了新的《农会法》,并要求全国各地对农会进行改组整顿。在原沦陷区,要求重新建立农会组织,加强农民训练。湖北省政府社会处亦要求各县市积极组建农会,在恢复农会组织的浪潮之中,武汉地区走在前列,当时的汉口市、武昌市均恢复了农会组织。1946年10月,武昌市农会第二区农会成立,由蔡书舫任常务理事。(11)1947年4月17日,武昌市抱江区(今徐家棚地区)农会成立,湖北省农会陈洁,武昌市农会万斌侯、张集垂,武昌市党部的杨振华,抱江区公所的蒋正宴均参加成立大会。(12)1947年3月1日,武昌市还成立了园艺农会,“凡在本区域内以园艺及推销园林产品为业,如抗不加人本会者,由本会申请主管官署核办之。会员分为园林组,技师技工组,担户组,篮户组。”(13)此类园艺农会与一般设于乡镇的农会有所差异,是适应武汉作为都市区的专业性农会。

  

   依《农会法》规定,农会之组织体系为三级制,依行政级别以省(特别市)、区县、乡镇为主。其中,湖北省农会以区县农会为主要会员,其领导成员由基层农会代表中选出;区县农会以乡镇农会为主要会员,其领导成员由乡镇农会代表中选出;乡镇农会为基层农会,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户等。不过,由于各级农会之成立多依实际情形而定,因此在组织上并未依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顺序而成。如湖北省农会最先组建的是一些县级农会,而省级农会至1943年方才正式成立。汉口市则是在市农会成立之后方才划域成立区农会。农会之组织依法设立理监事,理监事多在农会会员之中选出。理事会行执行之责,设理事长一名,常务理事3-5名,理事若干;监事会行监督之责,设理事若干,具体名额依规模而定,未必相同。依据法定程序,农会在成立筹备委员会以后,经备案核准,召开成立大会以后即可宣布正式成立。理监事人选名义上规定由选举而定,不过从实际上的情形来看,当选者尤其是理事长或常务理事多具有一定背景。这里的背景包括经济背景、知识背景、履历背景、能力背景、行政背景、地方影响力等多个方面。以处于最基层的襄阳县第一区渔梁坪乡农会为例,该农会1934年11月成立,会员共93人,职员共8人。其职务及履历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湖北省档案馆藏:LS31-2—410,《宜城、襄阳县农会会员名册》,第34页,1936年9月。

   担任职员者大多为有地者,且数目远远超过当时人均田亩数,在20亩者已非自耕农,而属于小地主的范畴了。这些人又并非单纯的“土地主”,而是具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政府公职,不同程度带有“乡绅”的色彩。湖北省农会的理监事人选也有此特点。或许正因如此,才能够得到地方政府之肯定。

  

   各级农会之经费多以会费收人为主,会费包括人会费、经常费及特别费用,人会费为人会时所交纳,经常费为每年需交纳项目,特别费则依事而定。湖北省原定人会金为一角,常年金五角,此后又多次修改。抗战时期,因物价高涨,农会费用不足。湖北省社会处依社会部标准又加以调整:会员人会金二元,会员常年金五元。”(14)对于大多数农会来说,因农民之困苦而拖欠会费,农会经费经常是人不敷出。不少农民因为难以负担会费而不愿意人会,这也影响到农会组织的发展。政府虽然规定对于经费困难的农会会加以补助,但时常难以兑现。1936年,钟祥县农会整理委员会因经费困难,申请由县政府补助。经反复努力,方才列人县预算之中。(15)对于绝大多数县来说,要担负农会的经费是不胜其难的。

  

   二、农会组织与国民党的乡村控制

  

国民党在南京建制后倡导农会组织设立之初衷已与大革命时期不同。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训政纲领》,斯后正式通过了《训政约法》,确立了国民党的独裁党地位。对于民众运动,亦重新加以整顿重组。在专项性的《农会法》、《商会法》、《工会法》之外,又颁布了《人民团体组织程序》、《社团管理办法》等普适性法规,以期对于农民、商人及工人运动加以控制,以巩固国民党之社会基础,对抗共产党之农民革命。此种指导思想,极为明显。在社会部所印发的创办农会指导书籍《农会会务与业务》之中,对于组建新的农会组织之意图有所阐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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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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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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