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17-07-17 14: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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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间,全国绝大部分省区都成立了新式社会团体——农务总会、农务分会与分所,并开展有关活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新趋向。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当时的农会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没有专文和专著问世,一般中国近代经'济史甚至农业史的教材与专著也都不曾提到农会,这显然是一个需要弥补的缺陷。

  

   笔者曾参与整理编辑清末苏州商会档案,意外地发现商会档案内保存着一部分农会资料,遂开始对这一问题加以重视近几年来,又从各种报刊、档案和其他文献中搜寻到一些资料。本文即依据这些资料,对辛亥革命前农会的产生、性质及其活动作一初步探讨。

  

   一、农会的产生

  

   清末农会肇始于1907年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随后,其余诸省也相继创办。目前限于资料,尚不能精确地统计出辛亥革命前农会的总数。据文献记载:“各省农会,至庚戌年底,报成立者已百数十处”[1-①]。另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所我农工商部奏折透露:至1910年,“农务总、分会,直省以次举办,总计总会奏准设立者十五处,分会一百三十六处”[1-②]。但据宣统二年四川第四次劝业统计表记载,当年川省已创办农务分会114处,农务分所711处。广东省在1910年也成立43个农务分会和18个农务分所[1-③]。照此数宇推算,全国的农务分会当远不止130佘处。至于1911年的农会数,根据日文《宣统三年中国年鉴》记载,全国成立农务总会19处,农务分会276处[2-①]。这些数字,总会数估计出入不大,分会则属保守数字。当时,各省的分会大都已达到数十乃至上百处,例如山东省即有分会106处[2-②]。

  

   需要指出,清末农会的正式诞生虽然是在20世纪初,但19世纪下半叶设立农会的呼吁已见诸舆论。1890年,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说明中国农桑不振,为害已甚,亟宜谋求改良之策,“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2-③]。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及工商界代表人物也曾提出创立农会。如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提出,“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楛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2-④]。1896年,张謇也指出:“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2-⑤]次年,他又为请设农会专折上奏清廷,说明创办农会乃“今日标本兼治”之重要措施[2-⑥]。在此前后,谭嗣同也提出设立农会、商会和工会,阐明“士会于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工会于场而工事良,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2-⑦]。

  

   在设立农会的舆论推动下,罗振玉等人于1896年在上海成立了农业学术团体——农学会[又称务农会],宗旨为“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2-⑧]。其试办章程规定:“凡官绅士商及寓外国之中国人,寓中国之外国人,皆可入会。”[2-⑨]但农学会与后来的农会尚有区别,它只是士大夫知识分子研究农学的学术性组织,主要活动为翻译编纂〈〈农学丛书》,出版发行《农学报》。

  

   1898年,康有为再次奏请光绪皇帝谕令各省府厅州县皆设农学局,办农报以广见闻,开农会以事比较。该年8月,光绪帝发布上谕,命“各省府州县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田,由绅商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2-⑩]。此时,新式农会已呈呼之欲出之势。然而未及各地农会正式成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包括农会在内的诸项新法也随之流产。

  

   20世纪初,清王朝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之中,整个财政面临行将崩溃的困境,为此不得不打出“新政”旗帜,开始实施振兴实业的新政策。当时所称之实业,包括农工商多方面的内容,统由1903年新设立的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管辖,在大力提倡振兴工商的同时,商部也比较重视发展农业,意识到“商务初基,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工商亦无以为资”[3-①]。同时还指出,欲使农业发展,非设农会难以奏效。若普设农会,“凡农田、树艺、蚕桑、纺织、森林、水产、‘山利、海界、畜牧、狩猎暨一切应兴应革之事,自不难逐渐考求,递收成效。”[3-②]1906年,农工商部奏定职掌事宜,第四条即提出在各省组织农会。次年7月,在被誉为“新政权舆之地”的直隶,首先创设了农务总会。农工商部奏请朝廷批准立案,并请谕饬各省一体仿行。10月,农工商部又奏筹办农会酌拟简明章程折,阐明“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其利也有三,一为“劝导演说,聪明以瀹,于振兴实业之中,启教育普及之渐、二为“博稽新法,日事改良,究草人土化之精微,课计然金穣之实效”;三为“团结一气,共图公益,有所兴作,合群力群策,以谋无尔界此疆之别”[3-③]。

  

   1907年底,农工商部奏准颁行《农会简明章程》23条,规定各省城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次第酌设分所。总会设总理一人,协理一人,分会只设总理,不设协理。总、协理以下设董事,总会董事20至50人,分会10至30人,分所董事至多不得超过5人,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可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条陈农工商部,次第兴办。

  

   农工商部拟定统一章程,并奏准朝廷颁行,无疑对清末农会的诞生起了促进作用。某些地方官吏在督促农会成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例如直隶农工商务局“奉饬劝办农会,连日与司、道、府、县及地方绅士悉心商议,意见相同”,农会遂即在1907年成立[3-④]。四川地方官也积极“照部章设立农务总会,复订各属分会暂行章程,饬令筹设”,并扩充农业中小学堂20余所,开办农业试验场[3-⑤]。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的官吏都对设立农会十分重视,仍有不少敷衍延宕者。在这些地区,资产阶级则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当时的资产阶级虽然强调发展民族工商业,认为“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强之道,务在兴商。”[3-⑥]他们还意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兴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贩运货物者商,制造货物者工,而生出货物以供工商制造贩运者,则贵乎农也”[4-①]“二十世纪以来,商业固为立_之木,而农业更为商业之本。……欲为商业,先为农业”[4-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一些地区的资产阶级积极敦促地方官府组织农会,有的甚至直接出面组织农会。

  

   例如在苏州,1907年农工商部颁行农会简明章程后,即以公文咨行江苏抚院,抚院转饬府县,而“府县视为具文,多未切实经办”。时逾两年,苏州农会仍未成立。宣统元年十一月,苏州商务总会的总理、协理和议董尤先甲、潘祖谦、张履谦、吴韶生、倪开鼎等商界头面人物,会同当地社会名流呈文苏抚,说明“吾国地大物博,而于农学绝少讲求。……必先组织农会,庶于提纲挈领之中,可收执简驭繁之效。”还具体阐明了农会成立之后所应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开办农业学堂,.改良新法,讲求水利,辨别土性物宜,教人如法耕种。而一切蚕桑牧畜,皆可次第兴举。果使办理得宜,五年之后当有成绩可观。”[4-③]经苏州资产阶级敦促,地方当局始对农会一事予以重视,请苏州商务总会“烦遵宪饬,速依限兴办”。此后,苏州商务总会又研究拟定了农务总会章程20条,呈报农工商部查核立案。1910年初,苏州农务总会在商人的直接帮助下才得以正式成立。

  

   广东的一些农会,也是经商人禀准创办的。如出面组织广东农务总会的即是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据护理两广总督咨农工商部文称:“广东自治研究社绅联合同志,筹集捐款,禀设.农务总会,并先在城内狗头山辟试验场,延聘场师,分区布种。”[4-④]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则是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派绅商组织的社团,主要致力于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在广东农务总会创办之前,广州商务总会曾禀准农工商部成立了香山县农务分会。此外嘉应州绅商叶泰藩等人也呈文农工商部,指出“国家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致富即以讲农为要。……惟欲讲求农务,整理农业,奠不以筹设农会为治理之总机关。”[4-⑤]1908年初,嘉应州农务分会即宣告成立。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许多省区同样屡见不鲜。如江苏泰州农务分会,系由江宁商务总会呈报立案成立。通州农务分会,经通崇海泰花业总会禀准创立。锡金农务分会,则是由声望素孚的工商界要人周廷弼发起呈报立案。成立之后,周还担任农会总理,撣供开办经费[4-⑥]。

  

   另须特別指出,除创办地方性农务总会和分会外,资产阶级还于1910年发起成立了全国农务联合会。是年6月,由江浙资产阶级具体筹备,宫商联合在江宁举行了清末规模最大的商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全国各地许多工商团体和企业都选送赛品参加这次大型盛会。劝业会展期近半年,“各省人士观感之余,咸谓我国立国以农,天产之富,甲于五洲,所惜民间墨守旧法,以致日居退化地位。于是遨集各省同志六十二人,发起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5-①]10月23日,假南洋劝业会会议厅召开成立大会,赞同者15行省,到会者千余人,当场签名入会者即有300余人,多系参加南洋劝业会的各省工商界人士。大会拟定了全国农务联合会章程草案,推举张謇担任会长,并决定“取联络声气之便利”,设立总事务所于南京,另分设南北两事务所于武昌和保定。农工商部批示:“査筹设全国农务联合会,系为振兴农业,互换智识起见,规模宏远,深堪嘉尚。详阅所拟章程,亦属周密”[5-②]。

  

   在各省农会相继成立的情况下又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目的在于“上以补农工商部之不逮,下以促各省农会之进行”。创办者解释说:“农工商部之设也,范围甚大,头绪纷繁,以中国版图辽阔之土地,墨守成法之民族,要非数纸空文,能收实效。各省农务总会之设也,或囿于方隅,或居于僻壤,气候不齐,土质各异。所谓农国者,指—国而言,枝枝节节而为之,吾未见其有效也。至于分会、分所,则日从事于乡民纠葛,彼疆此界之纷争,蹊牛攘羊之口实,排解日且不暇,尚何暇为研究改良乎?此本会所由发起也。有此会则藉以交换智识,联通声气,互相讨论,互相补助,创提纲挈领之规,收脉贯络通之效”[5-③]。

  

   综上可知,清末农会的诞生既与清政府谕允劝导有一定联系,同时又与资产阶级的敦促和努力密切相关。一部分地区农会的成立,主要得力于地方官吏的督促,更多的地区则主要是以资产阶级为原动力。

  

   分析清末农会的产生和发展,还应指出,它虽是经清政府谕允才作为合法社团正式成立的,但究其根源,农会实质上与当时的商会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

  

前已述及,近代中国最早提出成立农会者并非清朝统治者,而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他们主张设立农会,发展农业,本质上截然不同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施行的“重本”政策,更非出于维护落后小农经济的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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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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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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