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自由职业者”的社会生存:近代会计师的职业、收入与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1 次 更新时间:2017-04-11 16: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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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会计师是近代的新兴自由职业,应市场及社会信用之需求而兴。在国家会计师制度之规范下,会计师群体渐趋壮大,且组建公会,参与社会事务。不论是政府、工商界还是会计师,对于会计事业之重要性及前景均有乐观期待,但在现实之中会计师仍受制到信用观念及财务制度之制约,需要通过兼职来拓展职业空间。会计师具有较为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方式,总体上收入较高,政治态度相对保守,但注重通过职业公会来维护政治及经济权益。在社会交往方面,亦体现出专业圈际特色。

  

   关键词:会计师  收入  生活

  

   引言

  

   在近代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职群中,会计师是重要主体之一。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标志着近代中国效法西方建立了会计师职业制度。曾留学日本、主持拟订该章程的著名会计专家谢霖领取了第一号会计师证书,此后依法定资格取得会计师证照者渐次增加。根据政府部门的统计,自1927年到1937年全国登记的会计师人数总计达到1488人。至1942年,总计达2283人。[1]在一些通都大邑,会计师相对集中,也成立了自己的职业公会,成为与律师、记者、医师等比肩的“城市白领”,其在企业簿记改良及维系社会信用方面的角色也渐为公众所了解。

  

   会计师乐于被称为“自由职业者”,而不是传统的账房先生或记账员。在会计师法规中规定,会计师可作为查账人、清算人、信托人执行会计业务,其职业定位并非账房式的私家管账人。著名会计师徐永祚说,会计师“业务之性质,表面上虽似商家所雇用之高级会计员,但其所处之地位大不同,不专为特定之个人、商店或公司所雇用,乃系受社会公共之委托,处于独立的地位,不为外界所拘束,虽亦收受报酬而供给劳力者,但能本其自己之见解,以公平之态度,自由行使其职权。”[2]藉由国家之职业资格认证,获得第三方之独立执业地位,虽以专业技能受雇于雇主,但又需秉持公正诚信的职业伦理,证社会之信用,昭股东之信仰,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更强的自主与自治空间。在与传统账房相区别的同时,会计师喜欢与律师、医师进行地位上的对比。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潘序伦言,“会计师方诸于律师、医师,其相需之切,未为多让。而又处于超然地位,本其独立不倚之精神,证明金融界诸般之真相,以坚社会之信用,而供公众投资之参证,其影响所及,正不独直接利害关系人而止。”[3]有此立论,中国本土会计师可以说是准确把握到了“自由职业”的精髓。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关于职业团体的分类之中,也明确将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医师公会、记者公会列为“自由职业者团体”,与工会团体、商人团体、农会组织并列。[4]

  

   引自西方的“自由职业者”(professionals)的概念,本意也正是强调从业者以专业(profession)能力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而并非对固定雇主负责的职业特质。[5]自由职业者须通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养成,在以职业谋生的同时又承担着相应的公共责任。与一般隶属于公私机构的受雇者相比,较少受到科层体制的制约,而是在市场竞争和流动中寻求职业生存的空间。正是在这一角度,帕森斯(TalcottParson)认为自由职业与一般的工作(Occupation)存在差异。在拉森(MagaliLarson)关于职业主义的经典论述中,也将自由职业者视为职业主义发展的代表性成果。[6]在晚清民初,中国建立律师、会计师、医师、工程师等自由职业的认证制度,既是受到外国自由职业者在租界执业活动的影响,也是适应社会转型构建本土职业体系的需要。会计师制度的建立既为挽回会计主权,也是公司制度建立的即时之需。[7]早期赴欧美留学或在国内商学院学习西式借贷簿记的会计专才对此职业制度皆有切实观察,会计师的社会活动及生活方式也多少带有些“职业主义”的色彩。

  

   之所以在此对其职业特性加以赘言,也是因为职业、收入与生活间存有显性与隐性的关联逻辑。目前学界对会计师职业制度、职业团体和执业活动的讨论相对丰富,但对从职及收入问题缺乏关注。相较于以“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眼光对工人工资、农户所得、公务员薪金、知识分子收入等问题的研究来说,自由职业者的收入状况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8]在一般之社会认识中,会计师多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精英人士,其收入与律师、医师相类,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9]但会计师的收入既受个人专业能力、职业声誉之影响,也受宏观环境及社会认知的制约。新兴会计师努力与传统账房先生相隔离,而在公众看来却未必如是。依中国传统,账务向来为商家之秘,会计师要开展清算查账等核心业务并不容易。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会计师要寻得更为广阔的职业空间,获得更高的职业收入,也需要努力提升其专业能力。本文主要运用近代会计报刊及档案材料,对会计师的从职状况、收入问题及社会生活作一剖析。

  

   一、近代会计师的本职与兼职问题

  

   1918年9月,北京政府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会计师的职业建制正式启动。这部法规系仿效日本而订,虽然较为简陋,但对会计师之资格及业务范围都进行明确规范。章程规定:凡中国人民年满30以上、大学经济学科毕业主修会计的,或曾在资本50万元的银行或公司任主要会计人员5年以上的,经农商部批准,即颁给会计师证书,准其开业。[10]此时国人对于会计师的职业认识尚属浅薄,学院化的培养体制亦未建立起来,所定专业资格有些过于严苛。在谢霖领取第一号执照后,当年领照者仅十数人而已。到1923年,农商部将资格稍稍放宽,改为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之商科或经济科以会计学为主要课程之一肄业三年以上得有文凭并具有相当经验者,又将服务经验资格改为在资本50万元以上之银行公司充任会计主要职员继续5年以上者。此次修改后,申领者渐有增加。潘序伦曾述其领取证书的情形,“九月农商部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十一条,鄙人复为文以商榷之,均载银行周报。此项章程,虽规定不免简略,而对于资格之限制尚严,故至十年七月,鄙人领到会计师证书时,先后仅有十五人。”至1923年5月,修正会计师暂行章程,将资格放宽,“于是呈请为会计师者乃日多。”[11]

  

   到1925年,《会计师暂行条例》再经修订。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年满30岁以上,具以下3项资格之一者得呈请为会计师:(1)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之商科或经济科,以会计学为主要课程之一,肄业3年以上,得有毕业文凭,并具有相当经验者;(2)原在本国或外国大学商科或商业专门学校3年以上毕业,得有文凭者;(3)在资本50万元以上之银行或公司充任会计主要职员继续5年以上者。[12]学科范围有所扩大,呈请为会计师者日多。1925年,全国的执业会计师已过百人。上海的会计师报农商部批准于当年3月成立了公会,会员共23人。1926年8月和10月又先后成立了京津、武汉两个会计师公会。据潘序伦的统计,在北京政府时期领得会计师执照者约有284人。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1933年截止,领得证书者有962人。[13]以会计师人数的扩充及会计师公会的成立为基础,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可以说初具规模。

  

   会计师的法定业务范围亦在职业制度中予以规定。暂行章程规定,会计师可办理会计的组织、查核、整理、证明、鉴定、和解等事务。[14]1930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会计师条例》中,规定:“会计师受公务机关之命令,或当事人之委托,办理关于会计之组织、管理、稽核、调查、清算、证明及鉴定各项事务。会计师得充任检查员、清算人、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及其他信托人。会计师得代办登记纳税事务,并得代撰关于会计及商事各种文件。”[15]根据法定范围,会计师的业务可分为会计管理、查账公证、代办受托等几个层面。但各类业务是否能够全面展开,却取决于社会认知与市场需要。在本职难以为继时,会计师也以兼职扩展职业空间。

  

   何为本职?何为兼职?这里有两个层面需要厘清。其一是资格获取。依法注册登录取得会计师资格者,可以执业从事法定的会计师业务,也可以凭此资格所证明的专业能力来从事其它工作。在此,会计师执照是其专业水平的象征。其二是职业选择。取得会计师资格之后,可单独或合伙开办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查账审计及各项法定业务者,此为从事本职。在执行会计师业务的同时,又兼任其它职务获得报酬者,可称为兼职。兼职中还有一种类型是取得会计师资格不执行本职业务,却另以其他工作为专职者,此类兼职严格应称为转职。转职者从事的基本也是与会计相关的职位,如固定受聘于公私机构担任内部管账人。因为当时会计师的入职条件较高,取得执照意味着专业水准得到国家认可,但从事本职的收入状况,则因地因时因人而异。

  

   早期会计师的本职业务并不乐观。会计师取得执照后,或单独开办事务所,或合伙创办事务所,同时在报刊上发布广告,开展业务。谢霖在取得会计师证书后,在天津开办了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在京津地区执业。不过由于谢霖同时还在交通银行任职,事务繁忙,无暇顾及事务所之事,业务发展缓慢。主张改良中式簿记的徐永祚先后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和上海神州大学,曾任上海《银行周报》编辑、主编,银行公会书记长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会计科长。在取得会计师证照后,在1921年合伙创办了会计师事务所。公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为公平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于1927年。初由奚玉书、俞希稷会计师创办,后徐英豪、王海帆等会计师先后加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为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是由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在1927年1月创办于上海。该所初创之际,只聘用助理人员1人,到1937年已拥有工作人员70多人。分设主任会计师室、计核科、文书科、法律科、信托科、总务科、编辑科以及学校部,是近代最为成功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16]此外,还有汪海帆会计师事务所、正谊会计师事务所等亦显名于世。近代上海之经济中心地位,会计师在此最为集中,事务所规模较大。至其他地区,亦有较为杰出的会计师事务所,但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

  

   即使是后来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初创时期也比较艰难。早期会计师的业务主要是注册代办及咨询改良类较为集中,查账清算一类的业务较少。在民国初年,公司注册、商标专利注册、团体注册、财产登记方面法规不断颁行,会计师得以发挥其专业所长,代为处理此类事务。据笔者统计1937年前上海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的营收状况,发现公司的注册、商标与专利的注册、公司增减资本、公司的解散与清算及服务代办业务占据绝对数量,而清算、查账类事务相对较少。[17]这里不排除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倾向因素的影响。咨询改良类事务在1920年代后期至1937年前较为普遍,因这一时期既有改良中式簿记的提倡,也有西式簿记的推广,政府、商家、商会、会计师多方都对此较为看重。在公司制企业中,簿记改良被纳入企业管理合理化的范畴之内。以徐永祚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和以潘序伦为代表的西式簿记派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交流,使两种新式簿记都得到较大普及,各自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户来源。[18]

  

至于查账稽查一类业务,因传统中国的商业习惯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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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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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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