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论民初商会调和党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 次 更新时间:2017-04-06 1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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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关于民初商会调和党争的动,在近代中国商会政治活动的发展史上,是一次值得重视的事件但迄至目前,尚未见有专文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因此,本文拟依据有关史料,就民初商会的调和党争作一初步探讨。

  

  

   许多地区的商会在辛亥年间由热衷于立宪转为支持革命,壮大了革命力量,使清王朝更趋孤立而加速覆亡,从而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为了尽快结束时局的动荡,恢复经济的发展,在革命派短时期内难以取得北伐胜利并统一中国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商会又与革命派分道扬镳,转而寄希望于控制北洋军权的强权人物袁世凯,并制造各种舆论帮助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然而,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之后,尽管从表面上看清廷宣布退位,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消除,但却并未获得商会及其广大商人所殷切盼望的统一和秩序。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并不满足于当一个权力受到各方面限制的大总统,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做一个权力至高无尚的皇帝。因此,袁世凯在爬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之初,虽也标榜共和与统一,但不用多长时间即暴露出其蓄谋已久的野心,不仅谋杀了威胁其统治地位的革命派领导人宋教仁,而且接连向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责仟内阁、国会乃至《临时约法》开刀。

  

   辛亥革命后,早先领导革命的核心同盟会趋于涣散,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真诚而执着的革命党人为了维护革命成果,仍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袁世凯虽然控制了中央与许多省份的政权,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控制整个中国,因为南方的七、八个省份仍主要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并且拥有10余万军队,因而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未真正结束。

  

   不过,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两年多时间中,南北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并非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政党政争的形式展开:清朝封建专制政体的瓦解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使民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政党林立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在民初成立的政党和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大约有300多个,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前所未见的。

  

   民初虽然从表面上看政党林立,但实际上真正有实力有影响的政党,只是以同盟会为主体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和袁世凯御用的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这三党后来又改组为进步党。其他许多政党和政团,其政见都是偏向于以上有影响的两大政派中的某一方。因此,民初的政党之争,仍然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8月,系由革命党人宋教仁等组建。当时,同盟会已趋涣散,政权为袁世凯所窃取,宋教仁等人决心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争取国会中的多数议席,以限制和分取袁世凯的权力,最终出组责任内阁掌握国家政权。于是,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原由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解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在宋教仁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的发展十分迅速,各省和海外各埠均设有支部,党员为数甚众,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据了三分之二的议席。

  

   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加紧拼凑其御用的政党,以便与国民党抗衡。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原本即是袁世凯的御用政党,但力量较分散,影响远不及国民党。在1913年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共和党等三党所获得的参众两院议员席位只有223席,而国民党则取得了392席。为了集中力量对抗国民党,这三党又于1913年5月联合组成进步党。

  

   在政党之争的过程中,代表革命力量的国民党在初期显然处于优势,而袁世凯的御用政党则处于劣势。于是,阴险狡诈的袁世凯不得不采用卑鄙的手段,图谋镇压革命力量。起初,袁世凯企图以金钱收买宋教仁,遭到拒绝后,即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教仁,暗杀接着又不经参议院同意,以全部盐税收入为担保,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筹措镇压革命力量的经费。围绕着借款问题,在国会中尚占多数议席的国吆党议员,以借款合同未经国会通过,理属非法而不予承认。以进步党人为主的拥袁派议员,则百般为袁世凯辩护,形成两党之争的一个主要内容。民党进步党之间的另一斗争焦点,是先制定宪法后选举总统,还是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国民党卞张先制记宪法,是希望以宪法限制袁世凯的集权,而进步党兰张先选举总统,则是为袁世凯的集权汗辟道路。至此,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亦即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也趋于白热化特别娃“宋案”发生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真实面目已有所认识,主张武力讨袁,一时间中国政坛风起云涌,处于剑拔驽张的紧张态势。同时,政坛的波谲云诡,又导致人心惶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两派政党之争的初期,商会并未直接介入。但到此时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斗争日显激烈之际,商会即作为非党派政团的民间社会,以中间力量的姿态积极开展所谓调和党争的活动。

  

   商会之所以热心于调和党争,按其自己的说法有两方面原因,即“一为生命财产,一为国家存亡”。(1)然而从各方面具体情况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担心党争的进一步白热化,造成时局动荡,允其害怕党争再次引发战争,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使广大工商业者在经济上遭受损失。1913年5月初直隶髙阳商会率先提出请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事务所出面,会同全国各省商会调和党争的建议时,即已和盘托出了这一初衷,高阳商会的建议说:“自刺宋、借款两案发生,南北猜疑,两党交讧,朝野鼎沸,岌岌可危,影响流播,市面萧条,金融因之停滞,而商业首蒙其害,拟陈请全国商会直隶事务所干事长通电各省联合会征求意见,设法维持,以靖人心”(2)。因此说商会起初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而不是抱着某种政治目标从事调和党争的活动

  

   当时,各地的商会及其工商业者积极谋求实业的发展,以挽回辛亥革命期间时局动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从长远看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革命也不吋避免地带来了暂时的动荡。影响了商业活动的正常往来,武昌起义之后,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金融恐慌,钱庄、票号的倒闭屡有所闻。即使是南京临时政府组成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商业萧条的状况也未见即刻好转。许多地区仍然是“银元飞涨,日益加甚,人心恐慌,几达极点”。“市面萧条,大有江河日下之势”。(3)这种状况使那些曾赞助革命的商人颇感失望,例如广东商人原以为“自此以往,咸冀共和幸福”,此时面对这一局势即无不抱怨:“商务凋零,银根奇紧,乱机隐伏,如弓在弦……我商民处此时代,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4)所以,辛亥革命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商人脑海中,并未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反而是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情景。珞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迹。直至1913年初,工商业才出现了由萧条转向复苏的迹象:面粉、火柴、造纸、制革、碾米、纸烟、酿酒等行业,在1912年下半年以后都开始有所发展:这正是广大工商业者望眼欲穿而求之不得的时机,他们迫切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人更企盼市面的恢复更为迅速并走向繁荣。也正因为如此,工商业者对任何危及“和平”、“秩序”及实业发展的政争都极为敏感和担忧,力图维持经济复苏的现状,此可谓商会调和党争的根本目的。

  

   由于上述原因,当时的商会及其广大商人对党争的是非与曲直并不感兴趣,而是以维持“和平”和“秩序”,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为唯一宗旨。《申报》即曾报道说:“自大借款风潮发生后,各省商界观此情形,深虑足以扰乱大局,决计组织商会联合会,派举代表来京,与各方面接洽,以冀收调和之效。”“群以国民成立,金融停滞,元气凋残,当今之要着,在维持大借款之成立。(5)事实上,商会及商人在政争中不管是非对错,只是一味寻求“秩序”的这种表现,前此已有反映,辛亥年南北议和期间,即有商人表示“现拟结一难民团,不问其为何政府也,但知有抚我者而归附焉”。(6)革命派在同意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为了确保共和、限制袁世凯,提出必须定都南京,要求袁世凯南下就任和遵守《临时约法》。但各地商会及商人却认为革命派是节外生枝,不仅不表示支持,反而加以反对。先是天津的全体商人联名公开通电,声称“若令袁公往南接任总统,北方必有变乱,于民国前途恐多危险”。试图以此要求革命派放弃正确主张,他们同时还表示:“如不得请,则拟邀约各省绅商前来南京,哀请于大总统之前,必得请而后已”?(7)北京、天津等地陆续发生“兵变”之后,上海等地的商人也如履薄冰,认为“商民何事,屡遭兵厄,并呼吁“大局一日不定,商业一日不安,列强藉保卫为名,调兵干涉,国事愈艰,民生愈蹙”。(8)上海总商会、沪南商会则以在沪全体商人名义,分别致电孙中山和袁世凯说:“民军起义,海宇光复,以战事之故,农辍于野,工休于肆,商绝于途,所望共和速成,国利民福。讵以南北统一,争持地点,纷扰浃旬,人心静而复动,大局安而又危。……建设之事,端绪万千,一着之差,关乎全局,切盼早定统一政府,免再风动云扰,致生意外干涉。”(9)最后,革命派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可见,在民初政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商会及商人这种不问是非而急于求得和平统一的表现,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此次商会调和党派之争的具体情况看,商会的这种态度与行动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消极影响。

  

   另外,商会在调和党争的过程中,表面上是不偏不倚,超越党派政见,并一再表示“应抱定中立主义,切不可为一党利用”(10)。但实际上是明显倾向于支持进步党,换言之也就是支持袁世凯,而向代表革命派的国民党施加压力。商会的这一态度,主要缘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之后,虽然不断采取行动削弱革命派的力量,但却力图将自己装扮成维持统一和秩序,保护工商业者切身利益的贤明大总统。他多次发布通告和训令,保证今后将“同心协力,规复秩序,务使市應田野早安生业(11),在党争日趋激烈、时局动荡不安与人心惶恐之际;他又针对商人害怕动乱危及其身家财产的心理,通令各级官厅务须保护商民,“如有匪徒借端扰乱,损害商人,惟该都督、民政长是问”。并表示,“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良民也”。(12)

  

   同时,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之后,也确曾实施—些发展工商实业的政策,他不仅亲自签发《通饬重农保商文》,要求各省都督“保护市面,使农勤于商野悦于途”(13),而且还先后任用革命党人陈其美、刘揆一和工商界的南北巨擘张謇、周学熙为工商(农商)总长,颁行了一批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法规,这些都贏得了相当一部分商会及工商业者的好感。

  

在政治上,袁世凯似乎也对工商业者的权益十分关注。1912年底第一届国会选举时,各地商会都对参议院制定的国会议员选举法普遍表示不满,尤其反对有关众议员选举人财产资格的规定。因为按照这一规定,选举人必须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或是拥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未实行所得税和营业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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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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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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