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17-07-29 13: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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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关键词:近代 无锡 商会 选举

  

   关于五四运动时期及其稍后的商会改选问题,一直受到商会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1920年上海商会的改选更是令人关注,学术界对相关问题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上海商会在五四运动之后的这次改选,“是一次划时代的历史性改组,也是当时上海新旧两代民族资本家地位升降、权力转移的信号”,“是上海商会建立以后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意味着这个上海工商界的重要社会活动舞台上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企业家时代的开始”(1)。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上海商会此次改选虽然原有正副会长以及旧的会董多数未再续任,但“并不是‘新派’打倒‘旧派’的结果,而是商会的制度使然。”这次改选对于上海商会来说,也并不“具有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意义”(2)。

  

   本文并非针对上述1920年上海商会改选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辨析,而是以无锡商会为例对该时期的商会改选风波进行探讨。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前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均呈现出新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新旧之争在各个领域都十分突出,甚至在一些领域形成激烈的交锋和冲突,造成某种震荡性的社会效应,对其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这种震荡效应在类似商会这样的民间工商社团中也有所反映,其具体表现可从商会的改选风波窥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一时期商会改选问题的考察,当然首先需要对上海商会这样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商会进行重点研究,但同时也很有必要分析更多的个案,包括对一些中小商会加以剖析,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把握该时期的商会改选以及探讨由此所折射出的诸多问题。不仅如此,近20年来的商会史研究虽然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也主要是关注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区商会的探讨仍比较薄弱。

  

   一、会董改选前的“新派”与“旧派”之争

  

   无锡商会诞生于清末的1905年,时称锡金商务分会,是近代中国较早成立的商会之一。故而后人有称“无锡商会之成立,后于上海,而先于各地。”(3)1919年3月无锡商会改选之前,按惯例由商会向所属各业发出通告,要求在限期内公同推选本业会员,并将推定会员姓名暨年岁、职业、住址等详细开单函送商会,以便依次选举会董和正副会长。各业随即按部就班地援例推举会员,似乎并无什么新的异常情况。

  

   不过,由于此前江苏有的商会在改选过程中出现过纠纷,并且在同年4月初江苏商会联合会大会期间由泰县、瑶湾、界首、沙浦等商会代表提议,对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应作出明确规定,以息争端。大会经过讨论,拟定如下两条“一、非入会会员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二、自公布之日起至选举之日止,暂停入会。”同时,江苏商会联合会致公函江苏省实业厅请转呈农商部。农商部遂发布第876号指令“查该省商会联合会事务所议定商会会员选举资格两条,为杜选举竞争起见,核于商会法尚无抵触,应即照准办理,除通令各省实业厅遵照外,仰即通行各商会一体遵照可也。”(4)

  

   无锡商会此次改选,起初的进展比较正常和顺利,各业推选的会员均陆续在当地报纸刊布,并确定7月5日投票改选会董。但在会董改选之前,商会内部开始有人对改选的203名会员中的部分人提出了两点质疑。一个是会董连任期限问题。按照《商会法》第24条的规定,会董连任以一次为限,而改选的会员中张鸣球、祝兰舫、周舜卿、华叔琴、吴方之、史问耕、高季莲、秦歧臣、杨经笙、荣德生、顾叔嘉、高映川、唐水成、杨翰西等人,均曾连任会董一次,应该不具备被选举权。另一个是拥有被选举权会员的年龄问题。《商会法》第20条规定,会员年龄未满30岁者,无被选举权。但当选会员中程炳若、钱敬之、王积卿、杨蔚章、华凝云、蔡竹君等人,年龄均不足30,所以也不应具有被选举权。

  

   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并非未曾发生,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商会能够正常地加以处理,不会影响到会董的改选。但此次的质疑和争议似乎有较为特殊的背景,其背后所体现的是两种不同力量的较量,被时论称之为“革新派”(“新派”)和“守旧派”“旧派”之间的角逐。所谓“旧派”当然指的是那些年龄较大、过去己担任商会会董的一批人,“新派”则是指那些年龄较轻、希望通过此次改选进入商会会董领导层的一批人。上述对会董连任问题提出质疑者,显然系“新派”所为,而提出年龄不足30岁不得享有会董被选举权,则明显是“旧派”有针对性的反诘,并且双方均以《商会法》的有关条文规定作为依据。

  

   随着会董改选日期的日益临近,双方的争议和角逐也越来越突出,而且都借助报纸这一公共舆论工具互相指责。“旧派”在报上以“商界同人公启”的名义,首先说明历年商会选举并无弊端,也不存在所谓“盘踞”会董现象。“吾邑商会创设十余年,历任会长、会董,悉凭会员秉公推举,与议员之运动选举者不同,是以历久尚无弊窦。今有议者,谓历年会董更动极少,不无盘踞之嫌。殊不知会董大半出于业董之有资望者,某业有事先由某业会董出任调查处理,无效再开大会公决之。”此外,还解释“会长、会董均尽义务,并无俸禄,此又与议员不同之点,即如历届会长、会董连任,报部之后,部中并未驳请撤销,吾邑如是,他处亦如是也。”这显然是想说明商会领导人实际上无并什么实际利益,只是尽义务,即使连任也均报由农商部批准,各地商会都是如此,并非无锡商会的独特现象。在进行解释的同时,“旧派”还针锋相对地公开批评“新派”企图运动改选,“觊觎会长等职,欲以选举议员之法行之,开出名单,大肆运动,揣度其意,无非视商会为利薮,彼果如愿,我等商人悉为鱼肉,可不惧哉?”(5)

  

   “旧派”的这则公启登出之后,立即受到“新派”的强烈抨击。“旧派”也以“商会会员同白”的名义在报上予以批驳“新无锡报登有商界注意告白一则,不胜诧异,窃思此种卑劣手段,愈用愈奇。既知旧董等有盘踞之嫌,复多方面维护,冀贯彻其盘踞之志。吾辈常见市上商店广告,只有百年老店,从未闻有百年老董。此番商会改选,同人等本诸良心,有将不称职之会董予以一部分改选,讵知把持派遂造作种种危言,且公然假冒商界全体名义,登报耸闻,希图淆惑观听。愿吾全体商人幸勿堕其奸计,商界万幸。”(6)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无锡商会改选之前的所谓新旧两派之争,似乎己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在两派的激烈争论中,难免出现过激或是偏颇的言论。针对“旧派”所谓商会创设十余年来会长、会董选举“历久尚无弊窦”的解释,“新派”也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说“无锡商会成立己逾十年,而历届选出之职员大都为接近官僚臭味之绅富,欲觅一富于商业思想之办事人,几如凤毛麟角。故其平日所办之事,除联络官场敷衍商人外,几不知商会本身有法赋之职任,并不知商会为商人之代表,决不能持中立于官厅及商界间之态度,故无锡之商会,除调和诉讼外直谓之未办一事可也。我无锡近年来因商会之不良,蒙其影响者指不胜屈。”(7)应该指出,“新派”对无锡商会的这种尖锐批评显然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并非客观的态度和全面的评价。无锡商会成立以后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绝不是像“新派”所说,除调和诉讼之外“未办一事”。实际上,无锡商会在联络商情、开通商智、促进工商业发展、保护工商业者利益、调解商事纠纷、协调地方税收乃至地方自治等许多方面,都曾发挥令人瞩目的重要作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无锡商会还筹建了商团,在辛亥革命前设有8个支队,团员300余人,拥有数量可观的枪支弹药,对于维持市场与地方社会秩序也具有重要作用(8)。

  

   不过,“旧派”在争论中一味指责“新派”的行动是“觊觎会长等职,欲以选举议员之法行之,开出名单,大肆运动”,而丝毫不对商会过去会董改选以及在相关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反省,这种做法同样难免包含有意气用事的成份,也很容易给人留下排斥新人和盘踞垄断的印象。“新派”正是抓住这一点,以挖苦的口吻讥讽“旧派”:乃一般无意识之商民及守旧派之职员,一则曰,幸勿轻事更张,再则曰,报部并未驳诘。人谓其有意维护冀贯彻其盘踞之志,作百年老董之想,所论未免过酷。惟以任事多年、意志颓唐、公权残缺、智识不完之老者,昧于世界进步之趋势及自身言行之腐败,不早事退让提挈后俊,谋地方政治之更替、新旧之调度,及至新潮陡起,不为因势利导之补救,乃欲以牢不可破之主张,阻遏后起之进取,不第为有识者所窃笑,彼辈自省,当亦深愧平日之毫无布置也。”(9)

  

   由此观之,在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新旧冲突比较突出的五四运动时期,在一些商会的内部所谓新势力与旧势力的争论和较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一争论和较量在商会改选时往往使双方的矛盾更加明显和突出。但各地商会的具体情况不无差异,结局也非千篇一律。就无锡商会而言,两派的争论从表面上看确实非常激烈,似乎是针尖对麦芒难以调和,给无锡商会的这次改选投下了浓厚的阴影。然而从后来的结果看,却又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所谓“新派”与“旧派”虽然有着明显的年龄差别,加上所受教育的背景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差异,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的认识与表现当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说两派在面对所有问题时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形成水火不相容的态势,则又有所夸大。划分新旧派别本身即是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往往容易失之片面。因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渡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各个方面都普遍存在着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现象,真正完全截然两分的新旧并不多见。再则,就当时无锡商会改选争论双方的具体情况而言,虽然不可否认地存在着新旧两种力量的角逐,但也很难说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对立集团,甚至也还谈不上形成了所谓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只是对某些具体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如果真正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双方之间的争论就绝不会仅仅只是产生于一时,而会在较长的时间内和较多的问题上都持续出现争论,但这种情况我们在其后的无锡商会中并没有发现。

  

当时,双方均借助在当地报纸发文的方式批评指责对方,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报纸在刊发双方公启和告白的同时,也曾对无锡商会改选时出现的“新派”与“旧派”之争,进行了比较客观和中肯的评论,对双方都予以规劝,希望各方谨慎认真地采取行动,相互体谅和合作,为商会及地方社会造福。例如《锡报》登载的文章以诚恳之言谆谆劝告“旧派”应以宽广的胸怀提携“新派”,即使“老者苟鉴于此事之不能绝对放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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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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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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