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1920年代的戴季陶与商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17-08-06 18: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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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1920年代的戴季陶与商会以及商会法的修订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不仅对民初北京政府颁行的商会法以及商会的现状进行过相当激烈的批评,而且拟订了一份“广东省商会法草案”。但戴季陶以及受其影响的国民党对商会的认识与采取的对策,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起初全盘否定商会,强调“应全体取消”,导致商民运动期间商会与商民协会的矛盾冲突,到转而实施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的策略,直至最终在戴季陶等人的主导之下,国民党中央颁布了新商会法,明令商会通过改组予以保留,商民协会则一律予以撤销,体现了国民革命运动前后商会起伏动荡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戴季陶  商会  法商会

  

   戴季陶是近代中国十分独特的著名历史人物,以其系统丰富之思想命名的“戴季陶主义”,(1)是1920年代后期国民党及其南京国民政府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戴季陶并非工商界人士,也未曾加入商会,但在1920年代却与商会以及商会法的修订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并曾拟订了一份“广东省商会法草案”。(2)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迄今尚无人论及,此篇短文拟对此略作阐述,以期有裨于戴季陶、国民党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历史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有助于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商会存废命运跌宕起伏的的深入探讨。

  

  

   1920年代初的戴季陶何以会关注商会问题,并且煞费苦心地拟订了“广东省商会法草案”和“广东省商会议员选举法草案”?按照戴季陶本人在1927年的解释,是由于五四运动前后,好读书不求甚解与不切实际空谈政治、社会问题的“两个毛病,从新发作,中国八股变了洋八股,研究革命的理论和政治经济的人,把‘改造’、‘解放’替代了之乎者也,整天家高喊其打倒甚么,而实际问题,却很少有人去过问。……对于任何问题,都抱定了‘要全体改造,要根本改造’的念头,问起怎样改造来,却大家又都抱定一个‘船到桥头自会直’的意见,想把这些困难的问题,嫁祸于后人,这种态度,这种办法,如何得了”。(3)显而易见,戴季陶对当时空谈理论而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风气非常不满,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因而他大声疾呼:“在一方面,我们要细心研究主义的理论,把我们的思想坚定起来;另一方面要把一个一个的事实问题的解决方法研究清楚,把改革的方案,拟制出来。行得通时就要去行,行不通时,再求改进。”(4)

  

   在戴季陶看来,商会组织的改革即可谓当时面临的一个实际重要问题。他曾说明“商会组织问题,固然在许多更重要的组织上看来,是较小的问题,犯不着便发这么一篇大牢骚。其实再重要一点的问题,也何尝不是如此。”实际上,戴季陶并不认为商会是可以不予重视的小问题,从后面介绍他对商会重要作用的论述即可看出这一点。此外,戴季陶还认为当时商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他问题一样,缺乏具体解决方案。“就商会的问题来说罢,在上海的商人们,许多都晓得上海总商会要不得,想要去改造他。可是他甚么地方要不得,如何改造他,也没有人发表过甚么有价值的意见。不高兴的时候,便各自去另造一个似乎像商会的东西来,和他抵住。广东呢,简直老老实实地,在一个地方,组织几个商会来,政府看得惯,社会也看得惯,不觉其怪,不觉其糟,对于明天,也不发急,而社会的纠纷,却因此愈益加多,决不会逐渐减少。’(5)

  

   正因如此,1920年代初希望能够解决商会组织这一具体问题的戴季陶,即曾以政治思想家的独特眼光,对民初北京政府颁行的商会法以及商会的现状进行过相当激烈的抨击与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改革方案。这里提及的商会法,最初是经参政院议决之后,由北京政府于1914年9月公布的商会法,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直接以“法”命名的有关商会的法律文件。该商会法共3章,总计60条,较诸清末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26款,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似乎显得更加完备。同年11月,农商部又公布了商会法施行细则20条,规定“商会法施行前成立之各省总、分各商会等,遵照商会法规定,六个月期限一律改组为商会。其不合商会法所规定及逾限不报者应即取消。”各商会“每届选举,应先期禀请该管地方官派员到场监视”。(6)新商会法及施行细则公布之后,因受到全国各地商会的强烈反对,实际上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当时,海内外商会最为不满者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1912年获准成立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全国商会联合会(7),在商会法中只字未提,实际上被取消;第二,商会法虽未就商会与官厅行文程式作出具体规定,但该法各条款凡官厅对商会者无不用“令”,商会对官厅者则无不用“禀”,形成了所谓官厅与商会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第三,按商会法及其施行细则的规定在六个月限期内进行改组,各省原有的商务总会都将被撤销,以松散的临时集会性质的商会联合会取而代之,另外,各县将只能保留一个商会,其余的原有商会或者撤销,或者改为分事务所。

  

   在全国商会的一致反对和要求之下,农商部不得不对商会法进行修订。1915年12月15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申令公布参政院重新议决的新商会法,总计9章,46条。(8)修改的商会法基本上接受了商会提出的三方面要求,因而得到商会的认可。但是,戴季陶却对该商会法以及商会现状提出了强烈批评。1921年初,戴季陶就在其拟订的“广东省商会法草案理由书”中指出如下几点“第一,民国三年九月十三日及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政府所制定之商会法暨商会法施行细则,其立法主旨,全与设置商会之必要及理由相背。而现在中国各省之商会,纯为少数人集合之私团体,不足以资工商业之发展。故应全体取消,另行组织。第二,商会为特殊自治机关之一,故关于商会法令,可由各省自定。”(9)戴季陶将商会性质确定为“特殊自治机关之一”,而不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济团体,显然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治方面的考虑。1927年他在国立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宣传部编印其《商会与商会法》一书的“重刊序言”中阐明:“向于商会组织,我确是费过一点苦心研究,意见对与不对是另一问题,可决不是不负责任,东挪西凑而成文者之比。”自身并非工商业者的戴季陶,能够如此关心商会和商会法,并有不同于他人的认识,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实不多见。

  

   戴季陶还认为,民初北京政府制定的商会法只顾及已有商会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充分考虑商会应有的组织架构以及功能作用,而原有商会存在诸多缺陷,以致商会法也弊端甚多。他明确指出:“商会决不能是一种会员组织的任意结合。北京所定的商会法,他本是顾虑着已经有的事实来作规定,并没有问商会的本体应该如何。他立法的主意,是先已经划了一个上海总商会在脑筋里,把上海的组织形式认成一个天经地义,不能更改,于是乎便铸成这样的大错。他把日本商业会议所法,拦腰截为两断,只要了他的上半截,不要他的下半截,商会的基础,便根本没有了。”戴季陶强调日本商业会议公所是规范的商会组织形式,即真正的商会应该“是一个商人会议的组织,既然如此,组成的分子当然凡是叫作商人的,都应该有份,不能说谁可以做会员,谁不能做会员。像中国这样的会员组织,商会简直成了少数人包办的东西,完全失了自治的意义”。很显然,戴季陶对商会法最为不满的是其中有关会员资格的限制以及由各行业推举会员的规定,而这却是清末民初商会普遍实施的办法。他最后归纳的结论是:“总而言之,中国商会组织的错误,一在于当时上海的商人,太无智识;二在于袁世凯时代北京起草法律的人,太过因循敷衍,不负责任,或者也是没有仔细研究,所以弄到这样非鹿非马。”(10)

  

   当时,除戴季陶之外国民党内部并无多少人关注商会和商会法,也可以说此时的国民党根本未曾顾及商会与商会法问题,因而上述否定民初商会法的言论,主要只是反映戴季陶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当时国民党对待商会和商会法的态度。加之这一时期戴季陶尚未进入国民党最高核心决策层,只能算是国民党内部言论活跃、见解独特的成员之一,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也难以直接影响国民党关注商会与商会法问题,更无法产生重要作用与影响。但从后来国民党大力开展商民运动之后如何对待商会成为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商会法的修订也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的实际情况看,戴季陶较早即敏锐地注意到商会和商会法问题,确实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不仅如此,当时的戴季陶还特别强调了商会的重要作用以及完善商会组织以发挥其独特作用之刻不容缓。他较为详细地指出:“在现行之社会组织及产业组织下,欲发展国民产业,非使为社会生活中坚之工商业者为自动的行动不可。故商会组织,大有提倡及改良之必要。各地方若有有力之商会,则关于工商业之计划、调查、统计、研究以及足资工商业发展之特殊事业之发起改良,皆能由其独力推行。而政府所定之产业计划,亦能得其援助,不特可节省一部分行政经费,且于社会知识之发展上,亦有不少裨益。将来产业劳动者之智识日增,产业劳动团体之组织,日趋完备,则政府今日所望于商会之事业,亦可同时求诸‘产业的劳动组合’。故就目前情形论,商会之组织及改良实属刻不容缓。”(11)由此可见,戴季陶对商会作用的认识,在当时的政治思想家中应该说也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

  

  

   正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即拟订新商会法和改变商会存在的弊端,戴季陶才不惜花费一番气力,于1920年底至1921年初拟订了一份“广东省商会法草案”,共计49条。(12)他后来曾解释为何以广东省商会法命名“我这一个草案,是当年专为广东起草的。因为当时长江和北方的情形,再也不能希望他们改良,所以我想从广东作起。那时陈炯明在广东,还有所谓省议会者,像煞有介事地握住了立法权。”(13)因此,戴季陶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只有在广东尚存在实现这一变革的可能性,故而只拟订了一份广东省商会法草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判断也是错误的。“陈炯明先生也似乎不大愿意做这些实际改革的工作,所以大家一丢,就把这几个法案都塞到阴山背后去了。”七年之后,即1927年8月戴季陶又将该商会法草案重新印行,其原因是“因为商会反对裁厘加税的怪运动,和一般钱庄鬼对于中央纸币,低折挤兑的事件发生,我觉得广东这样大一个商场,一些商人原来如此的无知识,无公道,不顾大局,甚至连自己商场的死活都不顾,实在太难为情。于是又想起前些年所起草的商会法草案,因此重新把他翻印出来,请朋友们大家看看,并且希望政府下一个决心,费一点心力,把这个法案细细审定一下,制定成暂行的法律,把全省的一切商会总商会造成名副其实的商人的议会,造福于经济建设的前途,一定不浅”。(14)上述表明,此时的戴季陶对待商会的态度和认识与前期相比并无根本改变,甚至认为情况更趋严重。另外,国民党在1926年开始大力开展商民运动之后商会问题的解决也愈来愈迫切。所以需要将多年之前起草的广东省商会法草案重新翻印,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达到改造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目的。

  

戴季陶当年拟订的这份商会法草案,所依据的蓝本是日本的商业会议所法。他自己曾经在“广东省商会法草案理由书”中说明:本草案法文之编制,取范于日本‘商业会议所法’及‘商业会议所议员选举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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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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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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