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沙红兵: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想象

——超越“前理解”与“还原历史”的二元对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2: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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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前理解”与“还原历史”的争论。在今天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古代文学研究需要倡导超越这些争论的文学史想象。“前理解”与“还原历史”可以构成文学史想象的两翼。文学史想象用历史的“整体感”去“盘活”个别细节和史料,用想象的方式补充史料的不足。文学史想象是一项高度个性化的创造活动,是古代文学研究保持自身价值与魅力的必然选择。

  

   古代文学研究有着两千年的传统渊源,一百年的学科演进以及晚近三十年的重要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自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人们从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功与缺陷、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见解。受这些见解的启示,本文也尝试在此提出我们的看法:古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研究对象一样,也是一项高度个性化的创造活动;探讨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想象(以下简称“文学史想象”)问题,是古代文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必要的理论准备。

   强调文学史想象,从根本上说,是由古代文学研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历史关系所决定的。清代学者陈澧云:“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①指出古今之间的时空阻隔,引起对话与理解的困难。造成这种阻隔的原因相当复杂。文献的欠缺或失散,是阻隔的首要原因。陆游《跋吕侍讲〈岁时杂记〉》云:“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②当时人们由于对当下所处的环境与状况熟视无睹,造成文献空阙,后人因此而产生理解的困难。古人所记录的完整文献,也可能存在着当代人的局限。清代汪琬《〈唐诗正〉序》论及一定时期的诗歌“正变”:“当其盛也,人主励精于上,宰臣百执趋事尽言于下,政清刑简,人气和平。故其发之于诗率皆冲容而尔雅。读者以为正,作者不自知其正也。及其既衰,……政烦刑苛,人气愁苦。故其所发又皆哀思促节为多,最下则浮且靡矣。……读者以为变,作者亦不自知其变也。”③指出社会政治状况对于人们心理的影响以及在文学中的反映,竟然有可能“作者不自知”。这些例子,需要我们在史料空白之处,重建当年“人人知之”的节物与风俗,或者在“作者不自知”的情况下,重建作者所处社会的心理氛围,恢复其与无意识心理积淀的深层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发挥文学史想象力,尽可能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了解发生在古代作家周边与内心的事情全貌和前因后果,实现古今之间的意义联结。

   今天,我们强调文学史想象,还因为它牵涉到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些长期纠缠不清的基本问题。鉴于与研究对象的历史关系,不少人主张文学史研究应该还原历史、回到历史现场,另一些人则提出应当重视前理解和现代阐释、现代转换。它们彼此争论甚至对立,代表着不同的看待古代文学的态度,不同的批评、研究的理路,以及不同的学术品格。即使主张两者彼此借鉴、融合,也未必具备清楚的学理自觉。从学术史和学理分析的角度对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误解予以澄清,仍然很有必要。

   在21世纪将走完第一个十年时,我们强调文学史想象,也是我们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之下的必然应对。在接受西方人文学科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受到信息技术的重大影响。当今时代,计算机在人文学科中的运用已经从检索时代走向分析时代,由被动应答走向提供知识服务。只有创造性的思维和思想,丰富的历史想象力,才是人优越于计算机之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许多工作就会被计算机所代替、淘汰或变得价值不高④。在古代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现代学科日趋专业化、技术化的时代,对历史想象在内的人文精神的遗忘与失落,并不是杞人忧天的多虑,而是日益严重的倾向⑤。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句名言三十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学者的理解和认识。这种学术观念表现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便是强调对于文学史的现代阐释。而现代阐释又离不开“前理解”⑥,这种理解的先行结构(Vor-Strukur),隐藏于所有解释活动的发端之处,古代文学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由于受到本土与外来学术资源的双重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理解极为复杂,它是由多方面因素纠结在一起而形成的。以古代文学史研究为例,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但也不乏相关的意识与实践。古史中《文苑传》、《艺文志》等,记载文人的生平与创作成就或者记录某些时代的文学风尚。传记前后的序、论、赞等文字之中,也寄寓着史官的文学史观念。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史臣曰”对汉魏“文体三变”等各时期总体文风的归纳,成为屡被征引的文学史实;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序》所谓“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也相沿而作为文学史家对唐代文学变迁的基本判断。这也正是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所称的“史中有史”现象,在现有的文学史与古代文学现象之间有着古代批评认识的中介⑦。又如古代目录学著作向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见长,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也”(郑樵《通志•校雠略》)。所以文学史作者对于历代目录的依赖都非常之大,林传甲撰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至被论者指摘几乎照抄《四库全书总目》。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观念与实践更多的是外来输入之产物,这就决定了包括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及有关文学理论、文学史著作,也必将为文学史研究者所借重。刘大杰曾列出影响自己最深的几部著作:“1.泰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2.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3.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达史》;4.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⑧日本古城贞吉、久保天随,英国翟里斯、德国顾路柏等汉学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更直接的学习与模仿对象,也影响了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史的解释框架、发展走向及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又如近代科学进化论在我国现代学术中影响甚大,所谓“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⑨。在此风气下文学也被视为生物有机体,“每一种文学都经过一种生、老、病、死的状态”⑩。文学进化观成为研究古代文学发展规律最基本的认识。

   古代文学研究者由于自身经历与学术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前理解的个性差异。有个性的前理解是独到的慧眼,可以“见”出常人所“见”不到的意味。辛弃疾《木兰花慢》云:“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千百年来,多少人读此词,评此词,然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评绝对与众不同。他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月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如果没有西方科学的知识背景作为评论家的前理解,这种在传统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匪夷所思的妙想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11)。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云:“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钱锺书解释说:“韩愈《城南联句》说;‘蜀雄李杜拔’,早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和他们在诗歌里的造诣联系起来;宋代也都以为杜甫和黄庭坚入蜀以后,诗歌就登峰造极(例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与王观复书》,《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二引《豫章先生传赞》)——这是一方面。李白在华阴县骑驴,杜甫《上韦左丞丈》自说‘骑驴三十载’,唐以后流传他们两人的骑驴图(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卷三十六,《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施国祁《遗山诗集笺注》卷十二);此外像贾岛骑驴赋诗的故事、郑綮的‘诗思在驴子上’的名言等等(《唐诗纪事》卷四十、卷六十五),也仿佛使驴子变为诗人特有的坐骑——这是又一方面。两方面合凑起来,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12)陆游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两方面”的每一个细节,但文学史家富有个性的前理解却可以让一首人们熟悉的诗作放射出异样而绚丽的光彩。

   当然,前理解提供了使“见”成为可能的视野,但另一方面,前理解也限定、遮蔽了“见”的其他各种可能性。“善于自见”(《典论•论文》)可能就是“闇于自见”。傅斯年曾以桐城派、文选派为例,说明前理解所可能引起的模式与漠视:“假使一个桐城派的古文家写文学史,或一个文选学家写诗史,必然千部一腔,千篇一面,都是他们自己欣赏的东西,而于民间文学体制之演成,各级文学作品所寄意之差别,等等题中,所用之材料,不会去搜寻,即遇着也不会睬的。”(13)这样说当然不是全无道理,不过,傅斯年本人也是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种观念为“前理解”来看待桐城派与《文选》学的,所以话说得不免极端。就是在傅斯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这一观点影响下(14),胡适所撰《白话文学史》也同样难免见与蔽的二律背反,朱光潜评价说:“我们不惊讶他拿一章来讲王梵志和寒山子,而惊讶他没有一字提及许多重要诗人,如陈子昂、李东川、李长吉之类;我们不惊讶他以全书五分之一对付《佛教的翻译文字》,而惊讶他讲韵文把汉魏六朝的赋一概抹煞,连《北山移文》、《荡妇秋思赋》、《闲情赋》、《归去来辞》一类的作品,都被列于僵死的文学;我们不惊讶他用二十页来考证孔雀东南飞,而惊讶他只以几句了结《古诗十九首》,而没有一句提及诗歌之源是《诗经》。”(15)胡适之“取”与“裁”实即前理解之“见”与“蔽”。后来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胡适,以人民性、现实主义作为贯穿文学史的“史识”,拔高了杜甫、白居易却也贬斥了李白、李商隐。诸如此类,适可见前理解的两面性。

   因此,对于“蔽”与“见”如影随形的前理解,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阐释过度或不足,古代文学研究者亦须保持高度的自省意识。如所谓现实主义,原本是从西方19世纪小说发展出来的一种创作方法与批评原则,应用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失为有益的借鉴,然推而至于诗、词等其他文体,就不免阐释过度之弊(16)。虽然一部分诗人的部分诗作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符合这一批评原则与方法,中国传统本身也有“诗史”的见解,但是“诗史”之称,哪怕对于杜诗也仅是部分适合。若以“现实主义”或“诗史”概而言之,势必忽视或曲解了杜甫其他内容与风格的诗作,带来杜诗的阐释不足。

  

   自孟子、司马迁、朱熹以降的古代学术传统,都强调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得其“本意”。这一传统表现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即是对还原历史、回到历史现场的强调。朱自清曾称赞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17)。即使是撰《白话文学史》而被批评“成见”太重的胡适,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亦云:“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18)都把“还原”作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目标和标准。“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19)

要“还原历史”、“回到历史现场”,首先是要意识的还原。当代现象学针对前理解所可能产生的遮蔽,要求作“悬置”或“加括号”的意识还原。在中国古代则有所谓“虚静说”。如朱熹《答吕子约书》指出:“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所以卒见笑于大方之家也。”(20)要求以“虚心平气”搁置或清除先儒旧说,避免曲解和误解,直接经典本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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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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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9年6期第3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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