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 次 更新时间:2017-05-02 14:46:29

进入专题: 古代文学研究  

张伯伟  

一 问题的提出


   每一时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面对的问题,也因此而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唐代大德高僧义玄禅师曾说:“山僧说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总无实法。”又说:“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①这里所谓的“病”,从学术史的立场上看,就是一个时代所面临的大问题。那么,今日中国学术所患之“病症”为何?“病理”安在?就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检讨的。时代学术之“病”当然不会仅限于某一领域,甚至也不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但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我的反省和探索将以文学研究为主要对象,并旁涉中国传统的思想、宗教和历史研究。

   坦率地说,中国现代人文学研究(不限于文学)之“病”,症结就在缺乏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基于我对外部批评的观察和反观自身的内省而得出的结论。以前者而言,不妨略举数例如下:

   在史学研究上,保罗·柯文(Paul 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②这是一种惋惜的态度。

   而在文学研究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曾多次对中国学人当面直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欠缺理论意识”③,这是一种批评的态度。事实上,学术研究上理论意识和方法意识的欠缺,在欧美学者眼中,也可以说是东亚人文学者的通病。以宗教研究为例,福井文雅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西洋学者类似的批评:“日本汉学家虽然拥有广博的知识,但缺乏科学的整理而使之上升为学术研究的方法。”“日本人写的论文是知识的罗列,这并非学术。”④这也使他感觉到,此番议论背后有着西洋学者“独特的自豪感”。法国汉学家的批评有时兼涉中日两国学者,比如说:“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有文献的知识,却不懂得处理、研究文献的方法。在方法上,我们比日本人优越。”(《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第267页)

   还有一种态度是嘲讽。在思想史研究上,包弼德(Peter K.Bol)的言论颇有代表性。他说:“难以讳言,即使有千百种不愿意,今日国际性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断地由西向东移动。”这一移动的结果在他的预言中是这样的:“除了欧美思想架构体系以及方法论在世上不同语言国家中的扩张外,思想史在国际转向上还能有其他作为吗?其他文化(例如南亚与东亚)能有所反馈吗?儒学学者能有所反馈吗?我觉得对此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不能’。而这也是过去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深层焦虑的源由。”⑤出于对各种“新研究方法”的依恋乃至痴迷,包弼德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传统的汉学训练无非“会使你更为广博,使你能够独立地去研究更多的史料”,但对于一个西方汉学家来说,“它并不是必要的,它的必要性不见得超过研究中国必须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方面看,他是在强调“不是某个国家的学术传统内的专家也能研究这个国家”,而实际想表达的意思是:“大陆出版的最有价值的书是古籍整理,而不是研究著作”⑥。

   以上列举的言论,其表述方式有着不同的态度,但无一例外都蕴含着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豪”,如果不说是“傲慢”的话。我们无须对其中的嘲讽反唇相讥,重要的是应该虚心听取,反躬自省。若干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针对今日中国文学研究存在的两大问题,即文学本体的缺失和理论性的缺失,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解,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或改变这样的研究现状。所谓“理论性的缺失”,指的是两种情形:“一是以文献学代替文学,将艺术作品当作历史化石,或者用‘科学的’方法,比如统计、定量分析、图解等,追求文学研究的‘实证性’和‘技术化’;一是生硬地搬贩西方理论,生吞活剥地运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之中,使得研究工作不免沦为概念游戏,同时也失去了西方理论自身的魅力。”⑦以上两者关系密切,要弥补文学本体的缺失,需要细读文本,保持对作品的敏感度,而理论的建设与实践,又要以文本的阅读为基础,以文本的研究为旨归。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话题:加强对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与实践,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⑧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史实的考辨,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曰“外来的”。所以除去文献整理,欧美的东方研究者对中国的学术著作颇为轻视,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一种传统。萨义德(Edward W.Said)《东方学》概括道:“那就是,西方文化内部所形成的对东方的学术权威。……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它有工具性,有说服力;它有地位,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⑨萨义德的某些论述虽不免以偏概全之弊,但上述概括为我所认同。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看,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涉及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时,存在不少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有必要首先加以检讨。

  

二 以往的认识和实践误区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成立,使得中国学问的研究取得很大进步,形成了一时的新风气。用周法高的话来概括:“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和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的结果。”⑩而所谓的“新方法”“新观点”,主要就是胡适等人提倡的西洋的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从事于“国学”或曰“国故”(11)。为什么要用西洋的方法,而不用自己的方法呢?那是因为在当时的许多学者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中缺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研究而言,尽管有丰富的批评文献,但总体来说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当然也就没有可供挖掘和继承的资源。除了向西方寻求“金针”之外,别无他途。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晚。

   我们不妨对这种观念略作梳理:

   1924年,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千多年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所以他的这本著作,是“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12)。杨氏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从学术理念来看,延展的就是胡适的思路。在这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文献所居的地位仅仅是“材料”而已。

   1936年,郭虚中将日本学者丸山学的《文学研究法》译为中文,赵景深在《序》中指出:“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一切科学都有了新的估价与认识,作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也不是例外。以前人们是从来不知道系统地科学地研究文学的。即如古代名著如刘勰《文心雕龙》等,亦有杂乱破碎之感。”(13)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学批评文献,如果只用“杂乱破碎”四字概括,就成为一张醒目而又易于随手张贴的标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一类的著作,基本框架来自于前苏联的季莫菲耶夫、毕达科夫等人的学说,尽管它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国传统的批评文献同样只是作为可资印证的材料散见于各个部分。到七八十年代修订再版时,这个基本架构还是一仍其旧。

   1976年,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中指出:“我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文学研究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故晚近受西方文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回头研究中国古典或近代文学时,即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学派。”(14)这番议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所谓“学派”,当然需要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仅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范围,用西洋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在比较文学的领域中,如何能够形成一个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鼎足而三的中国学派呢?但在这番不着边际的议论背后,却有着言说者观念上的苦衷,即中国文学批评自身是缺乏理论和方法的。这张标签被随手张贴了数十年,已经成为学者知识库中的“常识”。

   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形也类似。比如在韩国,据林荧泽先生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国家虽然有文学作品,却没有评价它们的合适标准。所以借用国外的评价标准也是不错的。”(15)这里所谓的“国外”,指的就是欧美。1975年前后,为祝贺美国学者唐纳德·靳(Donald Keene)提出的《日本文学史》写作计划,日本笔会举行座谈会,“其中好几次出现了这样的颂词:只有美国学者才能写出真正的日本文学史”(16)。而唐纳德·靳的写作动机,也缘于此前读到佐佐木信纲《上代文学史》后的感想:“我们毕竟还是不得不为自己写文学史。不管日本人的评价如何,佐佐木氏的著作与我们的趣味相去甚远。”(《日本文学史》,第238页)、东亚各国不仅承认自身缺乏理论和方法,也承认运用西洋理论来处理本国文学(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是理所当然的。

   针对上述“标签”,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写作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想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在接触西洋学术之前,传统的中国人是如何从事文学批评的?有什么样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是否自成体系?其特色何在?基本结论如下:

   1.大量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有三种方法最能体现传统文学批评的精神,即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以及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以这三种方法为支柱,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自身结构。这三种方法,是从三个不同侧面对文学作品所作的各个层次的研究:“以意逆志”法偏重于将作品置于与作者及社会的关系中探讨;“推源溯流”法偏重于作品与作品之间关系的探讨;而“意象批评”法则纯然就作品本身立论,以考察其独特的风格。“以意逆志”法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两种方法偏重于内部研究,其中“推源溯流”法着重于描写手段和表现手段等细节上的分析,而“意象批评”法又着重于整体上的把握。这三种方法,从思想背景上考察,皆有其不同的学术或宗教来源,但在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结构中,却能够相成互补。即使在同一个批评家手中,也能够兼容并采,综合运用。

   2.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不仅有上述内在结构,同时又有独具特色的外在形式,即选本、摘句、诗格、论诗诗、诗话和评点。这六种形式,是西方文学批评中所鲜见或为时较短,而在汉文学批评(包括朝鲜—韩国、日本、越南)中又最普遍长久地为人使用的。六种形式之间既彼此独立又互相渗透的现象,也显示了这些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有机性和整体性。三种独具精神的批评方法主要就是通过这六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些方法的涉及面,不仅在空间上遍布汉文化圈,在时间上从古到今,而且在门类上也不限于文学,还程度不一、关系深浅地反映在书法、绘画和音乐批评中。内外结合,有体有用,展现了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体系(17)。

此书出版至今已有十多年,我不知道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学者们对中国文学批评的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17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