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7-07-31 17: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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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  

   素心会是系里的新生事物,它的前途未可限量,它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表达学术上的思想、意见的机会。这才是第二次,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更多的教师,更多的同学将参加这个活动,形成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生动活泼、不断开拓、不断深入的学风。我已退休好几年了,但当我听到系里老师说有这样一个机会,我非常愿意来参加学习。

   今天的题目是两点论,我想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为例,谈谈治学的方法问题。我们先从一个很远的地方讲起。中国古代民间有个流传很广的八仙成道的故事,讲八仙是如何成为神仙的。中国神话、仙话的系统,它是属于民间创造的,真正人民创造的神仙,多半都很富有人情味。八仙成道的故事中塑造的吕洞宾这个人物,形象就很有趣味,他不仅到处济困扶危,他也恋爱,有个情节是“吕洞宾三戏白牡丹”。这吕洞宾游戏人间,在一个人家里住了很久,临走时,他问主人,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我可以帮助你,那主人没有回答他,吕洞宾就把手一指,一块石头变成了金子,再问要不要,他不要,吕洞宾就把一块更大的石头点化成金子,诸如此类,主人都说不要。吕洞宾就问他到底要什么,那个人想了半天,说,我要你点石成金的指头,我要了这块金子就只有这块金子,而有了这个指头,我就什么都可以点。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判断,从一方面讲这个人贪婪,品德不好;另一方面,对做学问的人来说,这又是个非常聪明的想法,他不是要某个学问,而是要得到做学问的方法。就好像你有一个仓库,内有货物二十吨,也就一个仓库而已,如果你有所有仓库的钥匙,能打开所有仓库的门,那所有的货物就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个别的知识,而是要得到那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西游记》上有这么一段,孙悟空见到他的老师以后,祖师问他,你要学什么仙法,有流字门,静字门,动字门,孙都不学,最后老师密传了他长生不老七十二变。这就是他后来大闹天宫,除了如来佛祖谁也不怕的本领由来。那也就是说,学本领要学到最高的东西。那么我讲了吕洞宾的故事,又讲了孙悟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如何结合到一起,我就又要回到那个主人问吕洞宾要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有长有短,那么如果这是个聪明的主人,他会向吕洞宾要哪个指头呢?一定会在十个指头中要右手的大拇指。动物中有手的很多,但是只有人才有大拇指,有位人类学家给人类下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定义——人是会用大拇指的动物。人类就凭着这个大拇指创造了工具,创造了劳动,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本身,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劳动创造了美感。我们研究历史、文学,就研究这些内容。所以孙悟空向他老师学的就是十个指头中的大拇指。这也就是说,你们要做学问,当然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做学问在任何时间、条件下都需要记住两点论。

   我们至少从高中起,就开始接触我们目前认为思想上最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有个最基本的观点,即整个时间空间的条件不断地变化。一个很著名的说法,这个茶杯是个茶杯,同时又是个别的什么东西。一切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空间,无始无终的时间和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当中形成的条件,使一切万物都在变化,任何东西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面。在中国的哲学中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天地、男女、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中国古代的一部哲学名著《易经》,这个“易”有三个含义:变易,指不断变化;不易,是说在特定的某个时间空间条件下是不变的;还有一个就是简易,即一切真理都是朴素的。举个例子,我们这里很多是学语言学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不管文学呢?文学是语言的表达成果,语言是文学的根本材料,如果说对文学完全不理解,那你就是站在一个金矿里不动手去挖,看着大量的语言材料在你面前流逝;反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也是如此,无论你是搞创作还是研究,首先都要求准确使用语言,语法、修辞各方面都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这是就我们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两个系统随便说说,下面我主要就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方式,文艺学与文献学两个问题来谈谈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方法——两点论。当然,“两点论”决不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

   人类通过自己的物质生活使大脑变得发达起来,那么就有两种思维,一种是对客观事物观察以后总结出来的,我们一般称之为形象思维。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我们看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在安禄山占领长安以后,关在城内逃不出去,看到唐政权即将崩溃、老百姓四处逃亡的景象,这是形象。另外一种思维,是根据生活经验对客观事物作出判断,一般称为逻辑思维,产生于哲学、历史等需要推理的学问中。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支撑。根据我国目前的学术风气,有一点没有认真考虑,就是多数时间是对客观事物的估量和研究,而忽略了文学本身是一种情感作用,从感情开始,然后归到感情。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不同时进行,对你们来说是很吃亏的。我们那时读书,老师要求我们做诗,那个时候认为文学重在“能”而不重在“知”。你能创作是文学家,你只能讲不是文学家而是文学研究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你们的建议是进行研究的同时应注意文学创作,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姑娘,一个是专业学校毕业•分配在幼儿园带小孩,她可以根据老师讲的很好地照顾小孩;另外一个姑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可她结了婚,有了孩子,对孩子护理得可能比那个专科毕业的姑娘更为仔细,经过不懂到懂,非常有经验,是个好妈妈、好老师。我们研究文学自己完全没有创作经验,就像那个没有当过母亲的老师一样。我讲的创作经验是非常广泛的,你会弹琵琶,跳迪斯科,也是一种创作经验,只要你有激情,有感发,而不是冷冰冰的。我看到现在很多青年同志写论文,好像一个严格的法官,把杜甫往这里一摆:根据历史条件,根据哲学,根据人生观,根据开元天宝年间的时代背景,现在宣判杜甫符合现实主义的三条,违背浪漫主义的七条,杜甫要哭的呀!我们不能如此冷酷地对待我们的艺术大师,因为文学艺术是个感情的东西。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我希望头一点告诉你们的,就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重,对古代文学的作品理解要用心灵的火花去撞击古人,而不是纯粹地运用逻辑思维。

   至于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是如何互相支撑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代过去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比较早,一个说比较迟。说早的理由是《明月皎夜光》一首诗中,有“玉衡指孟冬”一句。“玉衡”,是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第五颗星至第七颗星习称斗柄。“孟冬”,古人把北斗绕北极星运转的圈子,分为十二份,配上太阳在周天运行时途径的变化,即黄道十二宫(用地支子丑寅卯等来表示),来测定一年中的四季和昼夜的时间。斗柄所指方位不同,季节或时间也不同。“孟冬”,是指十二宫之一的亥宫。“玉衡指孟冬”,李善注《文选》解释说是指的季节,而且用的是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的历法,孟冬十月,就是夏历的七月,这样此句才能与全诗所写秋景相合。于是,人们由此也认定这首诗产生于西汉初年,但后来金克木教授写了一篇文章,叫《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发表在《国文月刊》1948年第63期上,现收入他的《旧学新知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金克木先生根据天象学的知识,认为“孟冬”在这首诗中并不是指季节,而是指孟秋或仲秋下弦月夜半至天明之间的这段时间。金先生的这个说法,很多人认为很合理,所以这首诗出自西汉不太可能。另外,就整个西汉时代来看,没有出现这样成熟的五言诗,不是说没有五言诗,而是没有出现这样成熟的、艺术性高的一个群体。凡是要讲考据,就要有不断的规范它的定位的一些词句。我们利用形象思维来判断这诗的年代,因为这在考据上没有,我们看得出诗人有着极大的忧患意识,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非常忧伤,好像黑暗得一点希望都没有。我们把东汉的历史一段段地来看,只有在黄巾大起义前,桓灵之时,整个东汉帝国马上就要消亡,农民起义迫在眉睫,敏感的诗人感到一片黑暗。说还不到农民起义,是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反映农民起义的字眼。这样来判断,我们就可以用形象思维来理解来支撑这个逻辑思维,因为这不是用考据能够解决的,这种情况很多。我有一篇很长的论文谈到唐代诗歌中的地理问题,用纯粹几千里,在什么方位,不能代替诗人的想像,诗人的想像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文艺学的方法和文献学的方法,两者是交叉的,互相支撑的。

   现在我们南大有一个很好的学风,就是要求一定要同时注意两方面:一方面是文艺学,从美学的观点分析理解诗人的心理;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书面上和考古所得的各种材料,包括国外汉学家的材料。我们工作的目的,研究的最高希望就是文艺学和文献学两者的精密结合。这要求一方面要有比较深刻的美学艺术修养,其中包括创作经验在内;另一方面要有深厚的文献学知识,要懂得版本、目录,要懂得音韵训诂,还要懂风俗、制度等。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你就会有很多东西不懂。比如唐人的诗“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见唐孟榮《本事诗•情感》)。要是你不懂唐人风俗,种芝麻关我何事?便难以理解诗意。而根据唐代的习俗,胡麻(芝麻)要夫妇同种,这样才会长得茂盛。芝麻是多子的,古人以多子为好,这意思是说,你该回来了,不是要种芝麻,而是该有个孩子。再比如,唐人小说《东城老父传》中,那位身历数朝、目睹唐王朝盛衰的老人贾昌,谈到他过去休假回家,走在街上,看到卖白布的商人很多,邻里百姓想买点祭祷用的黑布都不容易,只好用当兵人系的黑头巾代替。可是安史乱后,在街上连穿白衣服的人都已少见了。于是他感慨地说:“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如果你不懂得唐代的制度是平民穿由衣服,而士兵自武则天以后,便穿黑衣,那么你就会不理解小说主人公所发的这番感慨。这种地方太多了。要写出一篇很有见解的论文,一定要文艺学和文献学两方面都注意到。有的同学说这挺难的,做学问就是难,不难怎么叫做学问呢?所以真正要做学问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古人讲十载寒窗。我有十几年时间都不能工作,只能放牛,白天劳动或者挨批,晚上我还在看晋隋八史,至今有些章节还能记得。现在你们的条件大不一样,更应好好珍惜。另外,在两方面结合上还有一个实践的问题,首先是要看别人用这种方法写的文章;其次就是实践。做学问要靠材料,要靠理论,还要靠想像。胡适的话还是对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常常好像里面有什么好挖掘的,试一试,不行,这也是经常有的。能够自己动笔写,有些想法,大家一起讨论,要有为自己不成熟意见辩护的勇气。当然也要有勇气认输,说我错了。

   一方面是形象思维,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逻辑思维;既注重文艺学基础,又注重文献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两点论中主要的两个点。还有文与史、高与大等方面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略略谈一谈。对文来说,史就是历史背景,如果你对于一个作品只知道它写得好,而不知道它是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什么人写的,那你只知道了一半,知文而不知史;相反,你也不能知史而不知文,把文学

作品完全当成一个史料。高与大是有区别又相通的两点,做学问应该积累到很高的程度,但基础要非常好。一方面是广博,一方面是精深。胡适有两句话:“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能高。”我们现在做学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知道得很多,但除了这个之外,就知道得很少了。要既能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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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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