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2016-06-25 22: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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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明清以来,在文学批评上形成评点与反评点两大理论阵营。本文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以及对评点著作的评价,考察清代官方对此问题既有一定倾向又比较暧昧的学术立场及其形成原因、文化内涵和学术影响。

  

   中国古代评点渊源久远,到南宋已初具规模,至明清而极盛,形成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批评形式。明代中后期,评点开始受到批评。至清代,评点与反评点形成鲜明对立的不同立场。在民间与大批文人那里,评点拥有大量受众,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批评方式。然而,在一批志趣高古、反对时尚的批评家那里,评点之学却颇受攻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没有哪一种批评形式本身像评点之学这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以往文学批评史学者多注意到文人之间对于评点之学的不同观点,但忽略了官方的学术立场。《四库全书》的编纂与批评为我们考察清代官方文学与文化立场提供了特殊视角。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整理过程中,涉及到对于评点著作的评价与处理。代表当时官方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四库全书总目》①对于评点学这种流行文化的态度与立场是很重要的,了解这种官方的立场也是研究中国文学评点学史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②。

  

   一 论宋人读书法与评点

   《总目》对于评点学的研究与评价是通过对评点学史上一些史实与个案来进行的。《总目》对于评点之学的考察是从宋代著作开始的。旧本题“宋苏洵评”《苏评孟子》提要谓:“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轨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于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连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断非北宋人笔。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词意庸浅,不但非洵语,亦断非宋人语也。”(《总目》卷三十七)这段简短的提要实际上提出了评点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一、宋人评点与宋人读书方式关系密切。按:《朱子语类》记载了一些朱熹与其他宋代学者标抹读书法: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③

   尝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看道理,须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方是。④

   他们所用的已经是五色标抹读书法了。朱熹的标注读书法对于其门人乃至对南宋文学评点方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朱熹的门人黄幹(字勉斋),也有一套标注的方式。元人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卷二就引了“勉斋批点四书例”。黄幹的标注方式是对朱熹读书标志法的发展,而他的标注方式又被他的学生何基继承下来。据《宋史》四三八卷《何基传》载,何基“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这里的“标点”,就是“圈点”。何基的学生王柏(字鲁斋)也得此真传。这几位儒家学者的圈点之法,与朱熹的读书方式一脉相传。《总目》认为宋人评点学之形成与宋人读书法有直接关系的说法是有道理的⑤。二、《总目》认为宋人的抹法早于圈点,圈点是到了南宋末年才开始兴盛起来的。然《朱子语类》说:“某曾见大东莱之兄,他于《六经》、《三传》皆通,亲手点注,并用小圈点。《注》所不足者,并将《疏》楷书,用朱点。无点画草。某只见他《礼记》如此,他经皆如此。”⑥依此似乎圈点并不一定晚于抹法。这方面尚需根据文献进一步考定。三、《总目》认为《苏评孟子》以时文之法评点,不是宋人所为。换言之,以时文之法评点是后人所为,故此书可断为后人伪造之作。

   《总目》往往以宋人评点与明人评点作比较,并以此作为书籍真伪的判断根据。旧本题宋谢枋得《批点檀弓》提要:“书中圈点甚密,而评则但标章法、句法等字,似孙鑛等评书之法,不类宋人体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轨范》,依托为之。又题杨升庵附注,而与慎《檀弓丛训》复不相同。据齐伋序,称汇注疏、集注、集说诸书,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于简端,则齐伋之所加,非慎原注也。盖明季刊本,名实舛互,往往如斯矣。”(《总目》卷二十四)提要认为《批点檀弓》虽然题宋人所著,但“不类宋人体例”,这种说法只是推断⑦,但它提出宋代、明代评点的体例之差别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宋人体例”与“孙鑛等评书之法”的区别。而“孙鑛等评书之法”的特点就是圈点甚密,标出章法、句法等字。

   总体上,《总目》对于宋人评点著作持比较宽容、理解的态度,宋谢枋得编《文章轨范》提要谓:“各有批注圈点。其六卷《岳阳楼记》一篇、七卷《祭田横文》、《上梅直讲书》、《三槐堂铭》、《表忠观碑》、《后赤壁赋》、《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序》七篇皆有圈点而无批注。盖偶无独见,即不填缀以塞白,犹古人淳实之意。其《前出师表》、《归去来辞》,乃并圈点亦无之,则似有所寓意。其门人王渊济跋,谓汉丞相、晋处士之大义清节,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会也,前有王守仁序,称为当时举业而作。然凡所标举,动中窽会。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总目》卷一百八十七)四库馆臣认为:《文章轨范》各有批注圈点,其圈点运用非常重要,甚至是评点者“有所寓意”的。《总目》引用王守仁“凡所标举,动中窽会”的评语,应该是赞成其说而肯定该书评点的。吕祖谦《古文关键》一书提要谓:“此本为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郑凤翔序。又别一本,所刻旁有钩抹之处,而评论则同。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板之时,不知宋人读书于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总目》卷一百八十七)这里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宋人的“笔抹”与今人“圈点”不同,而后人“以为无用而删之”。这里实际上隐然包含有对宋人笔抹(有用)与今人圈点(无用)的一个价值评价在内。

   刘辰翁是当时的评点大家,评点著作很多,对后人尤其明人影响很大⑧。《总目》对他的批评比较多。如对宋罗椅、刘辰翁所选《放翁诗选》提要:“椅间有圈点而无评论,辰翁则句下及篇末颇有附批。大致与所评杜甫、王维、李贺诸集相似。明人刻辰翁评书九种,是编不在其中。盖偶未见此本。详其词意,确为须溪门径,非伪托也。”(《总目》卷一百六十)认为该书表现出一种“须溪门径”,故非伪托。何为“须溪门径”?在吴正子笺注,须溪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提要中说,“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王士祯顾极称之。好恶之偏,殆不可解。惟评贺诗,其宗派见解,乃颇相近,故所得较多。”(《总目》卷一百五十)可见“须溪门径”就是“以幽隽为宗”,“舍其大而求其细”,认为刘辰翁的评点开了明代竟陵派弊体的先河。《总目》在批评明人一些评点著作时,也认为它们受了刘辰翁的影响。

   《总目》对于宋代评点主要是做历史事实的叙述,除了对刘辰翁之外,总体上没有持明确的批评态度⑨,但是也没有热情的肯定。只是在与明代评点相比较时强调宋代标抹是出于表示读书体会的需要,而非无用的形式。

  

   二 论孙、钟评点与晚明文风

   《总目》对于明人评点批评甚多而激烈,明显比对待宋人苛刻,批判的锋芒集中在孙鑛与钟、谭评点之上。

   孙鑛(1542-1613)字文融,号月峰,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明代评点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所著的评点著作甚多。据《孙月峰先生批评札记》书首所载之《孙月峰先生评书》的目录所载,孙鑛评点了如下著作:《书经》、《诗经》、《礼记》、《周礼》、《左传》(杜林合注、释训)、《国语》、《国策》、《刘向校定战国策》(旧评)、《六子》(老、庄、列、王、荀、杨)、《韩非子》、《管韩合刻》、《吕览》、《淮南子》、《史记评林》(合新旧评。一评冯公巨区新评本、一评余公同麓旧评本)、《汉书》(合新旧评)、《后汉书》、《史汉异同》、《三国志》、《晋书》、《宋元纲鉴》(一评王宗沐编、一评薛方山编)、《文选》、《古文四体》、《选诗》、《李太白诗》、《杜拾遗诗》、《李杜绝句》、《五言绝律》、《七言绝律》、《杜律辨体》、《杜律单注》、《杜律虞赵注》、《手录杜律五七言》、《高岑王孟诗》、《韩昌黎集》、《柳河东集》、《六一集》、《苏东坡诗集》、《东坡绝句》、《今文选》、《周人舆》、《食饮琢》、《漱琼瑶》、《会心案》⑩,共四十三种,内容相当广泛,而且影响很大。

   王夫之对孙鑛已有尖锐批评:“孙月峰……批点《考工》、《檀弓》、《公》、《谷》,剔出异语以为奇陗,使学者目眩而心荧,则所损者大矣。万历中年杜撰娇涩之恶习,未必不缘此而起。”(《姜斋诗文集•外编》)指责他开启了晚明文坛的不良习气。四库馆臣评《孙月峰评经》(11)说:

   是编《诗经》四卷,《书经》六卷,《礼记》六卷,每经皆加圈点评语,《礼记》卷前载其所评书目,自经史以及诗集,凡四十三种。而此止三种,非其全书。然《诗经》前有慈溪冯元仲序,称其举《诗》、《书》、《礼》鼎足高峙。盖元仲所别刻者,以三经自为一类也。经本不可仅以文论,苏洵评《孟子》,本属伪书,谢枋得批点《檀弓》,亦非古义,鑛乃竟用评阅时文之式,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钟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总目》卷三十四)

   《总目》认为,“经本不可仅以文论”。孙鑛不但以文章之法论之,且“竟用评阅时文之式,一一标举其字句之法,词意纤仄”。以为“钟谭流派,此已兆其先声矣”,实沿用王夫之之说。《总目》除批评孙鑛之外,对类似以文章之法评点经书的著作也加以批评。如批评明凌濛初《言诗翼》“此编仍列《诗传》、《诗序》于每篇之前。又以《诗传》、《诗序》次序不同,复篆书《诗传》冠于篇端,而杂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钟惺、唐汝谔六家之评,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钟惺之本,加以圈点,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矣”(《总目》卷十七)。批评明程明哲《考工记纂注》“是书主于评点字句,于《经》义无所发明”(《总目》卷二十三)。评明林兆珂《檀弓述注》“惟《经》文加以评点,非先儒训诂之法”(《总目》卷二十四)。

   事实上,以文体说经并非始于孙鑛,也非始于明代。《总目》卷十五谈到唐代成伯玙的《毛诗指说》时说该书“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说经之余论也”(第121页)。俞樾(1821-1907)在《九九销夏录》卷二《以后世文法读经》一节中亦引申此说:

   唐成伯玙《毛诗指说》凡四篇,其四曰“文体”,凡诗中句法、字法、章法,皆评论之,似非诂经之体。有明一代,风尚纤佻,盛行此派。嘉靖间,戴君恩著《读风臆评》,取《国风》诸篇加以评语,于文章妙处用密圈、密点,则真以后世文法读之矣。……明凌濛初著《言诗翼》一书,采徐光启、陆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钟惺、唐汝谔六家之评,以句法、字法、章法论三百篇加以圈点,明季说《诗》陋习略见于此。明林兆珂有《考工述注》二卷,于记文皆旁加圈点,缀以评语。郭正域有《批点考工记》一卷,体例相同。孙鑛评经史以下四十二种,今所存者《诗》四卷、《书》六卷,《礼记》六卷,各有圈点评语。钟惺《周文归》二十卷,删节《三礼》、《三传》、《家语》、《国语》、《逸周书》、《楚辞》以时文法评点之。国朝王澍《大学》、《中庸》皆有圈点本,蒋家驹《尚书义疏》于经文亦有圈点,皆明以来陋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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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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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7年1期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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