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华 侯晓玉:终南捷径,帝王心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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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华   侯晓玉  

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为之专门设立了四库馆。四库修书的第五年,即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五月二十六日乾隆下旨告诫四库馆臣,不要借四库修书行终南捷径之事,要实心办事,恪尽职守,不得敷衍塞责。以帝王之尊,亲自下旨严禁,说明这个终南捷径已是四库修书中的常态。不过,这个终南捷径,其实还是乾隆一手缔造的。但到他下旨严禁时,面对既成事实,即使贵为君王,也只能徒自感慨,颇有心事不知向谁说的无奈。当然,终南捷径也并非就绝对是坏事。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以退为进,以隐求仕,欲擒故纵。此外,四库馆也并不全是这等现象。四库修书的主流是正能量的,终南捷径仅是四库修书的支流。


借四库修书行终南捷径的话出自乾隆,但终南捷径一词并非乾隆首创,而是唐朝道士司马承祯为卢藏用创造的。据《新唐书》记载,司马承祯与卢藏用一道被征召,但司马承祯无意仕途,最终选择回终南山。启程时,卢藏用去送行,指着终南山说,这是个风景好的地方,适合养生隐居。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嘲讽回应道“当官的捷径”,于是以隐入仕,便被谑称为“终南捷径”。


四库修书,对于士人而言,是崇高神圣的,对于普通大众,更是高山仰止,因此当时自上而下都对四库修书寄予厚望。加以乾隆的恩宠,自然而然就与终南捷径扯上关系了。当然,终南捷径只不过是四库修书的支流,四库修书的主流仍是勤勉工作,尽力修书。如总纂官纪昀一生未有大的著述,全部精力尽耗其中。有分纂稿提要传世的纂修官翁方纲,下班后还去琉璃厂等地寻访修书需要的书,对修书尽心尽力。以破格参与修书的戴震则是四库修书的殉职者。四库馆中有关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书的校订及提要撰写工作基本上都出自他手。繁重的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年仅五十五岁就以身殉职。


然而,在倾力修书之声中,也有不和谐之音,那就是四库修书偏偏和终南捷径扯上了关系。当馆内外学者论辩四库修书、讨论学术异同是非时,希望借四库修书之事,获得官位或升迁者不计其数。之所以如此,溯其根本,始作俑者还是乾隆,他急于看到四库修成,所以抛出利禄推动之。但是,乾隆具有两面性。他对自己的母亲克尽孝道,对自己的发妻及其叔伯,他也能以儒道待之,而面对可能的隐患,他往往采取雷霆手段,处置决绝。乾隆初年,对大臣中的结朋者如鄂尔泰、张廷玉,他就曾毫不留情地加以黜置。四库修书期间,曾任总校官、总纂官、副总裁的陆费墀之所以有逝于非命的结局,也完全系于乾隆欲防朋党于未然。


四库馆终南捷径盛行离不开乾隆的恩宠。四库修书,寄予了乾隆成就帝王大治的期许。号称“十全武功”的他,如再有文治,就可望比肩圣君。加以乾隆认为自己年纪大了,成就夙愿的心情很是迫切,生怕自己去世前看不到《四库全书》成书。对于四库修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既保证质量又高速完成。因此,他对四库诸馆臣寄予了厚望,始终关注他们的修书事宜。馆中诸事,无论大小,都亲自过问。为此,他恩威并施,直接肇始了终南捷径。


从修书的前期准备来讲,从全国各地征集大量书籍是四库修书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为使天下百姓踊跃献书,乾隆亲自向天下许诺,献书者无需担心书籍有否违碍。即使有违碍,也是罪书不罪人。除此之外,还制定了奖励政策。如奖书,对进献书籍五百种以上者,赏一部《古今图书集成》;进献书籍一百种以上者,赏一部《佩文韵府》。又如御制诗文题咏,进献书籍超过百部,质量精良者,乾隆亲自题诗。最后,《四库全书总目》标注版本时并非著录刻书者和刊刻时间、地点,而是以采进地方政府或献书者的名字代替,如纪昀家藏本,浙江巡抚采进本。这也激发了民间藏书家的献书热情。


到了修书时,四库馆不仅以军机大臣担任总裁,而且破格重用人才。破格者,如纪昀,破例从流放之地召回任总纂官,连进士都不是的举人戴震、杨昌霖等也被召入馆。而平民身份的丁杰经过朱筠、戴震、翁方纲三人共同延请,得以凭借私人资格助理校勘。总之,当时借助四库开馆而显耀者,不乏其人。而为全面保障修书工程迅速高效展开,乾隆更是精心安排了馆中人事。他派三个皇子入馆,并让其中的永瑢担纲总领全馆事务,还安排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阿桂、英廉、福隆安、和珅等一大堆显贵入館。他们的入馆保证了修书无任何后顾之忧,也历练了他想提拔大用的人。这一切,都是乾隆统治术的具体实践。


永瑢在诗、书、画等方面造诣颇深,又晓习天文知识,功底深厚,且为人质朴。他早已出继,实为皇子名为宗室。这样的身份,能很好扮演起乾隆和四库馆臣之间的缓冲角色。既然在宗室中脱颖而出,担当重任,必定是乾隆青睐有加,在四库馆行事就如同乾隆亲临,也就免了乾隆亲临的压力与钳制嫌疑。永瑢在四库馆中,也的确不负乾隆重托,很好地完成了乾隆的安排。他总领馆事,负责馆中人员奖惩、行事章程、人事安排等。馆中各类细务都被永瑢妥善处理,在他的精心调控与维系下,四库馆中各项工作得以有序开展。不过,四库馆对书籍处理的过失,永瑢也脱不了干系。


舒赫德是乾隆派给永瑢压阵的。自开馆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入四库馆任总裁,直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去世,为助永瑢以成四库大事,保证修书质量,费心耗力不少。纂修《四库全书》这样一个大工程,肯定也少不了乾隆亲信和珅的身影。他在乾隆四十二年入四库馆任职。这年,是馆内禁毁书籍最严厉的时候,也是舒赫德去世之年。和珅在这年入馆,乾隆历练和珅,加强对四库馆的控制意图是明显的。四库馆同时还是一些有罪臣子的起复之地。如王太岳因修书而复起,对乾隆感激涕零,而乾隆对臣子有利国事的期望也在王太岳身上得以圆满实现。


同时,为保证抄书人手,以及抄书质量,四库馆采取了在落第举子中选字画工整者抄缮的办法。乾隆关于办理《四库全书》并《荟要》所用誊录于京闱乡试落卷中择取的旨意,解决了这些落第举子的困顿,给予了他们机遇,也使四库馆成了他们的寄食之地。这些落第士子中不乏等待时机,蓄势而发的“卧龙”。他们如勤勉工作,成绩卓著,就有在顺天府应试的机会,而且议叙优秀者,还有升迁的希望。这就是他们的终南捷径。所以即使抄缮需要自备斧资,他们也愿意参加。如洪亮吉就是因为在四库馆抄缮,得以在顺天府参加乡试得中,进而参加会试,走上仕途的。这足可表明四库修书并非简单的文献整理活动,而是综合性的文化活动,会引起连锁反应。


由此可见,四库馆的各色人等,程度不一地获得了自己的期许,四库馆无疑是他们进身的好阶梯。连对总纂官纪昀来讲,也因此得益。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纪昀因涉两淮盐引案,而谪戍乌鲁木齐,但因四库修书,纪昀在乌鲁木齐仅待了十几个月,理想、斗志、情趣并没有似其他谪戍之人,因年年岁岁的无望守候而泯灭。他眼中的乌鲁木齐,是“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乌鲁木齐杂诗》)。所作诗作,是盛世之下,志士能人开疆拓土,报效朝廷的由衷抒发,大有盛唐之风。与为同一件事而被流放的卢见曾的《塞外接家书》中“料来狼狈原应尔,便说平安那当真”(转自《随园诗话》)的情境相比,立意甚异。所遇不同,自然流放观感迥异,当然立意也绝别。


而因四库修书,纪昀得到了乾隆非常大的关照,不仅多次得以陪同乾隆南巡,而且修书期间,虽被多次记过罚款,但并没有妨碍他不断升迁。纪昀在乾隆这里实现了士人的理想,为报知遇之恩,一生尽心竭力为四库修书。


然而,想走四库修书终南捷径者,并非都能如愿。首先,不是任何臣工都能入四库馆。即使入四库馆,馆中也有严格的奖惩制度。不过,在奖惩之外,还有更大的暗流涌动带来的四库修书诸人的宠辱不定,那就是如何防止因四库修书而结党。用全国之力修书,全国上下一片沸腾,京城人员流动频繁,臣工内部及臣民之间来往密切,向学氛围高涨,文化空前繁荣。面对这种局面,在开馆前,刘统勋所担心的结党等问题,势必引发乾隆的关注,激起乾隆的心事。


四庫修书在自己既定要求下有序展开,不久的未来可望实现,乾隆是非常高兴的。然而,从中滋生出的如终南捷径等弊端又令乾隆增添了不少心事。归而言之,乾隆心事有四:一是解决困扰自己的某些人敷衍塞责,而以修书为终南捷径等官修书籍积弊;二是如何保质保量修成旷古杰作,完成学术文化总结,获得圆满的文治,成就帝王大业;三是如何确立思想文化导向,解决本朝思想文化问题;四是防止因修书而结党。为此,乾隆亲自出马,全程督导,自觉担当起不是总裁的真正总裁之责。从书名、征书、编修体例、奖惩措施到人员安排、馆中事务等具体事宜,乾隆全都一一量身定制,全力以赴。他自始至终倾力于四库修书,确立了各项标准,安排了人事,尽力解决修书弊端,纠偏查偏。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馆内众人多次出现如漏写、丢书、拈轻怕重、徇私舞弊等渎职现象,加以馆内人员水平不一,又有乾隆对修书速度的要求,四库修书存在一定质量问题。官修书籍的这些积弊早已有之,非四库修书独有。乾隆本人也非常清楚,这样的积弊很难根治,只能通过警谕惩赏等减缓而已。为此,四库馆实行了奖惩制度。每三月以记过清单的形式,记录馆臣修书的过失。同时丰富奖励形式,对修书有功者进行多种形式奖赏。并且奖惩之间可以互抵,馆臣可用有功记录抵偿过失。通过设立明确的奖惩制度,任何人不得搞特权,“嗣后阿哥等校书错误亦应一体查核处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此把控馆臣人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书籍质量。同时,也鼓励馆臣间互相监督,这引起馆内告讦之风盛行。进书者之间、馆臣之间都有大义灭亲者。


至于结党,在四库修书全程中,乾隆一句都没有提到。因为早在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他解决张廷玉、鄂尔泰二人结党问题之后,就发出了已经解决困扰父祖多年的朋党问题,本朝再无朋党的自豪声音。“我朝圣圣相承,乾纲独揽,政柄从无旁落。如康熙年间之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雍正年间之李卫、田文镜等,其人皆非敢骫法干纪,如往代之比。不过私心未化,彼此各持门户之见。即联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亦未免故智未忘,今则并此而无之矣。”(《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不过,在四库修书时,与结党有关系者的著作多被抽出、销毁。连名臣张廷玉的作品《尤癯稿》也在禁毁之列,可见乾隆对结党问题的重视。凡稍有结党的迹象,都会令乾隆严阵以待。既然金口已向天下发出本朝没有结党问题的声音,那么他的朝代就不能再有结党问题存在。因此,他不顾刘统勋朋党再起危险的告诫而修书,自然会对这一问题严密防范,密切关注。于是陆费墀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眼帘。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0),陆费墀因遗失书籍底本,且拖延掩饰而被弹劾。乾隆大为生气,他虽认为“办理《四库全书》一事,卷帙浩繁,人员冗杂,瞻顾私情,自所难免。然以国家办此大事,岂能彻底澄清,毫无瞻徇”(《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但是陆费墀的徇私舞弊却出格了。陆费墀私附于敏中,这在清代前期中期都是大事。一手操纵四库馆的乾隆明了在心。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存在臣子结党问题,即位初的乾隆就有根治臣子结党的决心,并实行之。严处陆费墀可以说是乾隆对群臣的敲打,警醒有结党心思者。当然,修书接近尾声之时,惩办一二大臣也是乾隆统治术的具体体现。


修《四库全书》一事,与清代众多学者、臣民命运纠缠,不仅是修书,也是当时士人行止的一段书写。借修书而行终南捷径,只是四库修书伟业中的小小插曲,但从中也可见清代士人的情感、品性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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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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